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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綜述
從1851年法國率先成為人口老齡化國家開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相繼進入老齡化國家行列,老齡化問題引起了國際學者的高度關注。針對歐洲和日本的老齡化問題,各國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學術界關于老齡化問題對經濟社會各方面影響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投入生產時,影響經濟產出;另外,總需求理論強調社會總需求對經濟產出的影響。人口年齡結構既會影響人力資本的積累數量,又會通過消費結構的變化對社會總需求造成影響,因此人口年齡結構必然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長期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并不會對經濟總量產生顯著影響,Lindh和Malmberg對此提出質疑。他們通過對經濟合作與貿易組織(OECD)成員國在1950-1990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均經濟增長率具有顯著影響,老年人口數量的增長不利于經濟增長。Faruqee和Muhleisen強調了儲蓄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人口老齡化加劇將導致勞動力數量減少,從而降低儲蓄,進而對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大部分學者認為人口年齡結構逐步趨向老齡化,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會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這一點構成有關老齡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主流觀點。但是,少數學者經過研究后得出不同的結論。Fougere和Merette改進世代交疊模型,分析了7個OECD國家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發現老齡化會提高未來的人力資本投資動機,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在老齡化問題異常嚴重的日本,Futagami和Nakajima基于一般均衡模型在理論上論證了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并不構成必然的負面影響。相反,在模型中考慮養老制度時,他們發現推遲退休年齡,這一用來緩解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措施可能會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通過分析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生產結構的影響,Groezen等認為人口老齡化會降低經濟生產率,但同時他們也指出老齡化將提高資本積累數量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高速增長。
經濟學家在解釋這一現象時,關注到東亞人口結構的深刻變化。Bloom和Williamson將人口轉變分為3個階段,研究了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驗模型中融入人口年齡結構變量,他們分別對經濟活動人口(勞動人口)、15歲以下人口以及64歲以上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認為人口增長通過人口年齡結構變遷影響經濟增長,這種人口轉變對東亞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當然,他們也指出這種促進作用只有在適當的社會環境、經濟政策和政治制度條件下才會實現。通過對70個國家人口動態變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Bloom等強調人口變量與經濟增長的雙向因果關系,認為經濟增長反過來也會對人口壽命、出生率等人口變量造成影響,并實證檢驗了這種關系,使我們對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認識更加全面。隨著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對中國老齡化問題的研究也隨之增多。理論上,Tyers等認為中國勞動力的減少將不利于經濟的增長,李軍發現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式可以決定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平衡增長路徑起正、負或零不同的作用效應。基于“中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彭秀健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宏觀經濟后果進行量化分析,模型結果顯示,人口老齡化將通過勞動力的負增長以及物質資本的低增長減緩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對于中國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與歐洲和日本的情況相同,大部分學者認為人口老齡化會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這一觀點在經驗研究中得到了驗證。Bloom和Finlay基于東亞國家1990-2005年的樣本研究發現,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年齡人口份額減少將不利于今后東亞國家的經濟增長。利用中國1989-2004年的數據,Wei和Hao經過實證研究指出,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尤其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胡鞍鋼等在最近的研究中,從索洛經濟增長理論入手,將人口增長率考慮到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中,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造成負面影響。
二、概念、模型與數據
(一)概念的科學化定義老齡化問題的研究包括全體人口老齡化、勞動力老齡化和老年人口高齡化3個方面,這3個方面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近年來,學界對于老齡化問題的研究多集中在人口老齡化方面,而對于勞動力老齡化的研究還很有限,這里為了避免產生歧義,有必要對勞動力老齡化在概念上進行明確。從人口學的角度講,勞動力是一個群體概念,由勞動年齡人口組成,但勞動力不等同于勞動年齡人口。凡是有勞動能力的人,不論其年齡大小,都算作勞動力,即勞動力人口;凡在規定的勞動年齡之內的人口,不論其有無勞動能力,都稱作勞動年齡人口,簡稱勞動人口。勞動年齡界限劃分標準有兩種,一種是15-64歲,另一種是15-59歲,本文參考已有文獻以及為了獲取數據的方便,應用前者。全體人口由少年人口、勞動人口和老年人口3個部分構成。人口老齡化是指全體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同樣可以將勞動人口分成3個部分,分別為青年勞動人口、中年勞動人口和老年勞動人口。勞動力老齡化則是勞動年齡人口中老年勞動力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本文中所研究的勞動力老齡化并不是勞動力人口老齡化,而是勞動年齡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人口包括勞動年齡人口中的就業人口和非勞動年齡人口中的就業人口,具有很大的流動性,不易測算。與勞動力人口相比,勞動年齡人口較少受到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具有很大的穩定性。勞動力老齡化與人口老齡化既有內在聯系,又有本質區別。其聯系主要表現在:(1)二者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醫療衛生條件的不斷改善,人口結構出現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平均壽命不斷延長,此時必然導致勞動力老齡化和人口老齡化。(2)二者都會受到人口遷移的影響。若遷移人口大多是青年人口,就會提高遷出國老年人口和老年勞動力的比重,相反則會降低遷入國老年人口和老年勞動力的比重。勞動力老齡化和人口老齡化的區別主要體現在:(1)老齡化的直接原因不同。人口老齡化及其老齡化程度直接受到少年人口和勞動人口比重變化的影響,而勞動力老齡化及其老齡化程度是受到青年勞動人口和中年勞動人口比重變化的影響,與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沒有直接關系。(2)老齡化的程度不同。一般情況下,先形成人口老齡化,后出現勞動力老齡化。因為少年人口比重下降之后的前15年,只能影響勞動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的變化,而不能直接引起勞動人口內部各組成部分比重的變化。(3)老齡化的因果關系不同。老年人口增長加快,比重迅速上升,只能使少年人口和勞動人口比重下降。相反,老年勞動人口比重上升,將會一年接一年地使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因此,與其說勞動力老齡化是人口老齡化的結果,不如說勞動力老齡化是人口老齡化的原因。
(二)模型概念明確后,我們通過構建包含勞動年齡人口份額與勞動力老齡化因素的經濟增長模型,在理論層面上認識勞動年齡人口份額及勞動力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此基礎上,根據理論模型,建立計量分析模型。1.理論模型我們用P(t)表示在時間t的總人口,L(t)表示在時間t的單位勞動力總量,即總的單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本文重點關注老年勞動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所以我們暫時忽略青年勞動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假設老年勞動人口占總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為λ。老年勞動力由于身體機能降低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我們用θ表示老年勞動力生產率與中年勞動力生產率的比值,顯然0<θ<1。勞動年齡人口份額為η,那么一個經濟的單位勞動力總量為:2.計量模型在理論上分析勞動年齡人口份額與勞動力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后,下面我們使用中國9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對勞動年齡人口份額及勞動力老齡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在式(11)的模型中,下標i表示省份,t表示時間,被解釋變量是人均GDP,pcgdpit表示省份i在時間t的人均產出。由于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滯后效應,我們在解釋變量中包含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值,這樣,方程式(11)就是一個典型的動態面板模型。在解釋變量中,wfratioit為勞動年齡人口份額,即省市i在時間t的15-64歲的人口數量與總人口的比值。我們用labfit表示與勞動力老齡化相關的一些人口結構變量,在這里主要有3個變量。第一個變量是老年勞動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比例(λ),我們用awfratioit表示,直接反應勞動力的年齡結構變化。第二個變量是單位勞動力比例,即1-λ+λθ,我們用uwfratioit表示,當老年勞動力與中年勞動力的勞動效率比值不變時,勞動力老齡化越嚴重,單位勞動力比例越小,說明以中年勞動力勞動效率度量的實際勞動力數量隨著勞動力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變得越來越少。第三個變量是反映勞動人口負擔的一個指標,用depratioit表示,即人口撫養比①,它包括少年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顯然,人口撫養比越大,對經濟增長越不利,所以,該變量前面的系數應該為負。我們用poprateit表示理論模型中的δ+n+g。由于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給定的,我們沿用羅默等人的假設,令技術進步率等于5%。另外,綜合以往的文獻,資本折舊率處于5%到17%不等,在本文中資本折舊率取值10%。除了勞動力外,影響經濟增長的要素還有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我們用rcapit表示實物資本存量,實物資本存量越高,越有助于經濟的增長,本文中用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值表示實物資本存量。hcapit表示人力資本存量,在本文中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來反映人力資本存量。根據理論模型的推導,實物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存量前面的系數都應該為正。
(三)數據本文收集和使用1995-2010年中國9個省市①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在數據收集過程中,老年勞動力比例的計算數據缺失較大,一方面限制了樣本的數量,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現有的9個省市中,數據也有所缺失。因此本文中使用的數據為非平衡面板數據。如果沒有特別說明,文中所有的數據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和9個省市統計年鑒計算整理得到。有關人口年齡結構的數據,2000年和2010年為中國人口普查數據,其余年份為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在分析勞動力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我們提出了單位勞動力比例的概念,用1-λ+λθ表示。單位勞動力是以中年勞動力的勞動效率為基礎,在考慮老年勞動力勞動效率有所下降的情況下,將一個經濟中的勞動力標準化,以方便考察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及勞動力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簡單來說,如果一個經濟中所有勞動力都為中年勞動力,則該經濟的單位勞動力比例為1,由于本文中勞動力包括中年勞動力和老年勞動力,在考慮老年勞動力時,用兩者的勞動效率比值θ對單位勞動力比例進行調整,調整后即可得到考慮老年勞動力的單位勞動力比例。有研究表明,45歲以上勞動力的勞動效率明顯下降,50歲以后的勞動效率每年以1%~2%的速度下降,根據這一發現,本文設定θ的取值為80%,以此來計算單位勞動力比例。人力資本存量用9個省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有關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計算,根據9個省市6歲及以上各種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數,利用附錄中的方法計算得到。其余變量依據對模型的解釋即可一一計算得到,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三、估計結果與分析
在計量模型式(11)中,解釋變量中包含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值,當滯后被解釋變量被用來作解釋變量時,模型的內生性問題不可避免。內生性問題會導致模型的參數估計有偏且不一致,此時,我們必須用工具變量法來克服模型的內生性問題。為了得出一致的參數估計值,選擇合適的工具變量是十分重要而艱難的。工具變量的選擇應該考慮如下兩個條件:其一是相關性,工具變量需要與所替代的內生解釋變量高度相關,但與模型中其他解釋變量不相關,以避免出現多重共線性;其二是外生性,即相對整個模型而言,它是由模型之外其他因素所決定的。另外,工具變量的數量至少要與解釋變量的數量相同。在本文中為了解決動態面板模型中由滯后被解釋變量作為解釋變量所帶來的模型內生性問題,我們應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進行模型的參數估計,其基本思想是使用動態面板數據的一階差分變化剔除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個體效應,再利用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與誤差項之間的不相關性得到一些額外的工具變量從而進行模型的參數估計,該方法實質上是一步GMM估計。作為對照,我們給出了面板數據的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OLS)的估計結果,實證結果見表2。表2中參數估計結果與前面理論推理的結果基本相符。模型1、模型2在沒有考慮勞動力老齡化的條件下,估計了勞動年齡人口份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引入勞動力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其中在模型3、模型4中反應勞動力老齡化的解釋變量是老年勞動力比例,用lnawfratio表示。這一變量直接反映了勞動力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老年勞動力比例對經濟增長具有負面影響,老年勞動力比例越大,越不利于經濟增長。在模型5、模型6中用單位勞動力比例反應勞動力老齡化,即lnuw-fratio,可以發現單位勞動力比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正向的。當老年勞動力比例提高時,單位勞動力比例將下降,勞動力老齡化與單位勞動力比例呈負相關關系,單位勞動力比例對經濟增長產生正面影響意味著勞動力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估計結果從正反兩方面證實了勞動力老齡化會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與理論模型的推理結果一致。在表2的6個模型中,勞動年齡人口份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正向的,而且均能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值得注意的是,反應勞動力老齡化的兩個解釋變量,老年勞動力比例和單位勞動力比例,雖然與理論推理結果一致,但是并不具備統計上的顯著性。這一結果不難理解,第一,我國2000年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僅僅經過1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遷,到2010年我國勞動力老齡化程度并不明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自然不會顯著;第二,雖然我國出現人口老齡化及其伴隨而來的勞動力老齡化現象,但是當前我國勞動力供給依然充足,每年有大量新增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加上失業人員、下崗人員的再安置以及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使得我國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短期內還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勞動人口的充分供給一方面印證了勞動年齡人口份額對經濟增長顯著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卻削弱了勞動力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使勞動力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但是,我國勞動力正在趨向老齡化的事實不容忽視,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逐步變遷,勞動力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將愈發凸顯,對此我們應該有著清醒地認識。文中另一個重要的解釋變量是反映勞動人口負擔的變量(lndepratio),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人口撫養比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與理論推理結果相符,會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而且在所有模型中均能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反映人口增長率、資本折舊率和技術進步率之和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變量(lnpoprate)的估計結果與理論推理結果基本相符,其對經濟增長具有負向作用,并且能夠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在模型2、模型4、模型6中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作用,但并不能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締造了“中國奇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我國人口結構的變遷,即勞動年齡人口份額不斷增加,人口撫養比持續下降以及人口增長率的不斷下降。198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份額為61.5%,到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份額高達74.5%。與此同時,我國人口撫養比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1982年和2010年我國人口撫養比分別為62.6%和34.2%,其中少年人口撫養比持續下降,老年人口撫養比緩慢上升,1982年中國少年人口撫養比和老年人口撫養比分別為54.6%和8.0%,2010年分別為22.3%和11.9%,中國少年人口撫養比的持續下降減輕了勞動人口的撫養負擔,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上世紀70年代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人口增長率隨之下降,在30年的時間里,我國人口增長率下降7個百分點。30多年的時間中,由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份額不斷上升,人口負擔持續下降,中國出現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形,從而滿足了改革開放期間我國經濟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國內外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勞動年齡人口份額的不斷提高和人口撫養比的持續下降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之一,本文的估計結果與這一觀點相符。但是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推進,我國勞動力必然面臨老齡化的挑戰,勞動人口減少,人口撫養比逐漸提高,這些都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如何應對老齡化問題對經濟增長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是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政府決策者和學術界面臨的重要任務。許多文獻研究結果表明實物資本積累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23-24],本文的實證結果支持了這一點。在表2的估計結果中,實物資本積累(lnrcap)的系數為正,而且均能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與理論推理結果相符,說明實物資本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在理論模型的推導中,我們已經知道人力資本積累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影響,實證結果很好地證實了這一點。人力資本存量(lnhcap)前面的系數為正,并能夠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不同于實物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短期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沒有實物資本投資迅速,但是人力資本的投入將有助于長期經濟增長,而且當實物資本投資明顯高于人力資本投資時,實物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會變得越來越弱。近年來我國大力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努力實現我國由人口大國到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已經取得一定的效果。這一點從表2的實證結果中得到了驗證,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明顯大于實物資本存量,表明我國正在逐步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改變以往主要依靠實物資本投入促進經濟增長的局面,逐步形成主要依靠人力資本投入、科技創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在9個省市中,北京的情況較特殊。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在各方面具有比一般省市更加優越的發展條件,例如,1995年北京的實物資本存量為55.81%,明顯高于其他省市,而到2010年,北京的實物資本存量卻只有38.92%,沒有增長,反而降低。所以我們有必要在剔除北京的樣本后對模型進行重新估計,以得到更加穩健的實證結果,其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3的實證結果可以看出,當剔除北京的數據后,勞動年齡人口份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仍然為正,只是在顯著性水平上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均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老年勞動力比例對經濟增長仍然產生負面影響,單位勞動力比例前面的系數仍然為正,并且依舊不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他解釋變量基本與理論模型推導結果相符:人口撫養比前面的系數為負,而且能夠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仍然為負,在模型2、模型4、模型6中系數為正,但不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實物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依然具有顯著地正向促進作用。在樣本中剔除北京后的實證結果與表2基本相同,再次證實了勞動力及其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隨著老齡化進程加速推進,勞動力老齡化將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造成不利影響。
四、結論與建議
作為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群體,勞動人口數量及其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具有比人口老齡化更為直接和突出的影響。本文試圖通過對勞動力年齡結構的分析,明確勞動人口及其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此,本文利用曼昆、羅默和韋爾考慮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經濟增長模型,融入勞動力老齡化因素,通過單位勞動力比例,先從理論上分析勞動年齡人口份額與勞動力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理論分析表明,勞動年齡人口份額將會促進經濟增長,而勞動力老齡化會降低單位勞動力比例,進而對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本文構建勞動力及其老齡化影響經濟增長的計量分析模型,并收集中國9個省市1995-2010年的面板數據對理論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實證結果證實了理論模型的推理結果,勞動力老齡化將會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另外,通過本文的分析,我們還發現,人口撫養比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實物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地正向促進作用。人口老齡化以及隨后出現的勞動力老齡化將會減少勞動人口數量,影響我國未來經濟增長潛力。結合本文的研究結論,我們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高勞動力資源的競爭優勢。數量龐大和素質相對較高的人力資源是中國最大的競爭優勢,也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源泉和不竭動力。本文的研究結論顯示,人力資本對于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那么,在勞動力數量無法增長的情況下,要保持中國勞動力資源的競爭優勢,勞動力素質的改進就顯得至為重要。因此,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大力開發人力資源應該成為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戰略舉措。第二,統籌城鄉勞動力市場,大力促進勞動力市場發育。當前我國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諸多障礙,降低了勞動力的配置效率,不利于經濟乃至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戶籍制度,已經成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桎梏。促進勞動力市場發育,打破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行業之間的流動障礙,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將有利于我國城鄉之間統籌發展,同時可以提高我國勞動力的配置效率,緩解勞動力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問題。第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老齡化浪潮的沖擊下,我們應該正視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和“人口紅利”消失的現實,根據勞動力年齡結構調整現有產業結構,減少勞動密集型產業,增加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同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拉動,促進社會全面發展,在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的形勢下不斷提升我國產業的綜合競爭力。雖然現在我國勞動力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并不顯著,但是隨著老年人口高峰期的到來,我國勞動力很快將面臨老齡化的沖擊。在強調人口老齡化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勞動力老齡化的趨勢,并做好相應的政策預案,以更好、更加有效的方式應對勞動力短缺問題,實現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目標。
作者:鄭君君勝關之燁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