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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楚國名士宋玉在《對楚王問》中說：“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這幾句名言是講古代楚國有初、中、高檔三個不同等級的音樂曲牌，在有人領唱時一起跟著唱的人數出現了多、少、寡三個不同的場面。這雖是一則反映大眾化的民間通俗音樂很受人民群眾歡迎的故事，但這里也道出了喜歡這種通俗音樂的人，主要是楚國臣民中的“巴人”。

又晉代史學家常璩在《華陽國志》中說：“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這里所講的“巴蜀之師”，當是巴、蜀兩國的軍事武裝，其中特別強調“巴師勇銳”，這無疑又是贊頌巴人武士，作戰勇猛。

前一則故事提到的巴人，是2000多年前戰國時期的巴人。后一則故事提到的“巴師”，則是3000多年前商末周初時期的巴人武士。其實還有比這更早的記載，如在我國最早的一部古籍《山海經》中，就有“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人”的記載。這太皞，一般認為就是伏羲氏。伏羲氏為傳說時代的一位部族首領，當在史前時期。很明顯，這古代巴人的起源時間非常早，歷史非常悠久，從史前時期一直到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都有巴人活動的史跡。特別是在西周初年，巴人的勢力十分強大，在我國歷史舞臺上，曾經是一個很旺盛很強悍的民族，要不然，她還怎么能夠去幫助周武王討伐商紂王呢！巴人的史跡不僅在我國古籍中記載很多，而且也留下了紀念他們在各地活動過的古地名，如巴東、巴中、巴山、巴水、巴河、巴峽、巴丘、巴陵乃至大巴山、大別山（“別”古音近“巴”）等等都是。所以有人考證古代巴人從南向北開拓發展早已遍布我國中原各地，而且對夏商都邑之建設曾起過重要作用，甚至說“無巴不成邑”。[1]尤其是我國西南的四川、重慶地區，一些歷史學家還早將古代巴人和蜀人的文化合稱為“巴蜀文化”，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盡管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事例來說明古代巴人確實相當出色，非同一般，然而這古代巴人或者說我國南方的古代巴人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民族？她起源于何時何地？最初的發展方向如何？后來的地域分布怎樣？與其他民族或國家的關系又如何？在我國歷史上究竟有多大的功績和影響？我們又如何去看待和評價？這許許多多的問題，可以說，以前都一直是些謎，無人回答得清楚。特別是其中的巴人起源之謎，過去史學界雖探索研究了幾十年，但也一直無法說清楚。

如有的說，巴人起源于鄂西古夷水旁的武落鐘離山；有的說，巴人起源于鄂渝交界區的巫山一帶；也有的說，巴人起源于陜南漢水的上游一帶；還有的說，巴人起源于湘北洞庭湖東面的岳陽地區。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可以說是眾說紛紜，無人作出最權威的論定。直到最近10余年來，我們在配合鄂西清江流域水電梯級開發建設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一處很獨特地名叫“香爐石”的古文化遺址，才最終揭開了我國古代巴人的起源之謎。

一、香爐石遺址的發現

香爐石遺址，位于宜昌市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漁峽口鎮東南0.5公里的清江北岸，東距長陽縣城97公里，地處清江中游，1983年發現。經調查，遺址東西長300米，南北寬100余米，總面積約3萬余平方米，但暴露遺物較多的中心地區則在一部分種有莊稼的崖陰溝槽之內，地勢東北高西南低，呈斜坡狀，西南面臨清江，下距清江河面約30余米，地理環境比較獨特，屬典型的河旁山塞型文化遺址。遺址中心區的東南和西北兩面緊靠陡峭山巖，東面矗立一座幾乎呈垂直狀的山石，因形似香爐而名曰“香爐石”。

為配合清江隔河巖大型水電工程建設，湖北省文化廳從省、市、州、縣文博部門抽調考古人員組成湖北省清江隔河巖考古隊，于1988、1989和1995年先后三次在該遺址的中心地區進行了考古發掘，共挖掘467平方米和兩處墓地，出土各種遺物多達萬余件。[2]

二、香爐石遺址出土的文化遺物

通過考古發掘，揭露出的文化堆積比較厚，最厚的達5米以上，分為7個自然堆積層。除第1、2層被擾亂外，余皆保存完好。經過測年研究，從第7層至第3層的年代分別是夏時期、早商時期、晚商時期、西周時期和東周時期。出土遺物的種類較多，有石器、骨器、陶器、銅器、甲骨、印章、貝幣和動物骨骼等多種，第3層還出有鐵器。其中最具有時代特征和民族風格的文化遺物是各種陶器。第7層出土的陶器有罐、釜、甕、缽、豆和紡輪等，第6層有釜、罐、盆、甕、缽、豆、杯、盤、紡輪和網墜等多種；第5層有釜、罐、缽、豆、杯、紡輪和網墜等；第4層有釜、罐、甕、罍、盆、缽、碗、盤、豆、杯、器蓋、紡輪和網墜等多種，第3層有釜、鬲、罐、甕、罍、盆、缽、碗、盤、豆、杯、紡輪和網墜等。各層出土的主要陶器中，都有明顯的巴文化特征，如陶缽、陶罐、陶釜、陶豆、陶尖底杯等等都是。

三、香爐石文化即早期巴文化

鑒于香爐石遺址出土文化遺物的豐富，且又有明顯的巴文化特征，加之地層關系又比較清楚，所以發掘后，很快引起了各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經過考古學家們的認真整理和對比研究，發現這里出土的大口平底或圜底夾砂罐，敞口、鼓腹夾砂圜底釜，圓唇、斂口、平底缽和尖唇侈口、鼓腹內斂尖底杯等一群為代表的陶器，既不同于清江流域及其附近長江三峽地區一些史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又不同于北方黃河流域夏、商文化的類型，故將這一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古代文化另立一種文化名稱，命名為“香爐石文化”。[3]這一文化的時限，上接新石器時代末期，下至西周時期，即距今4000多年到3000年之間。這一文化，在長江三峽一帶常被人們稱為“商周時期一種新的文化類型”，其實就是與“香爐石文化”相類似的文化遺存，只是都沒有香爐石遺址出土的那么多，那么典型，那么自成體系的陶器群體。這說明香爐石遺址的文化遺存，既有它的獨特性，又有它廣泛的代表性。尤其是這里出土的大批商周時期的甲骨和商末周初時期的我國最早陶印章，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我國南方各省、區都沒有過的重要發現。[4]

再結合歷史文獻來考察香爐石文化，情況就更加清楚了。據《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音審）、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鐘離山。其中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悉沉，唯務相獨浮。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余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在這段重要記載中，清楚地說明了“武落鐘離山”是巴人最早的穴居所在地，那時“未有君長，俱事鬼神”，說明當時的巴人尚未建國，還處在信奉巫師的原始氏族社會時期。“約能中者，奉以為君”，“約能浮者，當以為君”，說明在原始部落內部，最高領導者的產生是用比武的方式。巴務相在比武中獲勝，成為最高首領，號稱“廩君”。后來他帶領大家告別穴居，向外開拓，“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同鹽水神女部落打了一仗，擴大了勢力，又繼續前行到達一處新的地點，“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說明巴人不僅在這新的地方建城，而且開始組建最初的國家，廩君便是這孕育巴國的最早首領人物。“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說明巴人崇虎的圖騰信仰由此而產生，也說明巴人在建立第一座夷城以后便開始進入了階級壓迫和人祭人殉的奴隸制社會。

巴人首領廩君所建的夷城，其地貌特征在許多古籍中都有記載。如北宋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載：“夷城山石曲，其水亦曲，廩君望之而嘆，山崖為崩，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四姓臣之。后死，精魄化白虎也”。經過實地考察，香爐石遺址附近的地形地貌與上述記載完全吻合，而且在該遺址北面1公里處有一名為“白虎壟”的地名及其歷史傳說。很明顯，香爐石遺址就是巴人首領廩君所建之夷城，考古發掘的中心地點就是城內巴人首領所居之地，如在巴人墓地發掘的第6號人骨長176厘米，體形高大魁梧，身旁隨葬長42厘米的大型卜骨和長26.6厘米的大型精致骨匕，就是象征身份最高的首領人物。

根據以上考古材料結合歷史文獻記載所進行的研究說明，香爐石遺址既是我國早期巴人所建的第一座夷城，那么這里所發現的具有巴文化特征的香爐石文化，無疑應是早期巴文化。[5]

四、巴人起源在考古發現中成功揭秘

如前所說，有關巴人的起源探討中，有起源于夷水旁的武落鐘離山一說。夷水的地望，學術界一般都知道，即今鄂西清江。古籍記載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那也就是從清江至鹽陽。據《晉書》記載，廩君在鹽陽射殺鹽水神女后有“復乘土船，下及夷城”的字句，可見鹽陽在夷城香爐石的西邊無疑。恰巧香爐石遺址西邊20公里處的清江北岸有一名曰“鹽池溫泉”的地方，這里自古以來就是鹽產地，直到新中國建立后才停止熬鹽。[6]

綜上所述，巴人起源于武落鐘離山一說，已得到香爐石遺址出土大批早期巴文化遺物的印證，還有附近地區出土殷商時期的青銅器（如大型青銅特罄等）。而長江三峽巫山說湘北岳陽說，直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相應的出土文物作印證。至于陜南漢水上游說，雖在城（固）洋（縣）一帶發現有商代中晚期的早期巴文化的青銅器材料，但經研究，其時代沒有鄂西的早，它是從鄂西經渝東和川東傳播過去的，[7]而不能作為起源地看待。大家知道，像這樣關于巴人起源的千古之謎，如果沒有最早的重要考古材料作支撐，那是很難說服人的。因此，從目前已有的考古證據來看，歷史文獻記載巴人的發祥地是在靠近夷水的武落鐘離山應是可信的。因香爐石遺址也恰好在古夷水旁，在現今的清江長陽，這完全印證了古代夷水一帶，確是我國早期巴人活動的地區。所以歷史考古學家以歷史文獻的記載為依據，并緊密結合地下出土的歷史文物和當地的民間傳說，以及有關地形地貌的考察，斷定鄂西清江長陽為我國遠古巴人的故鄉，應是符合歷史事實的。[8]至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關于巴人的起源已在考古發現中成功揭秘。

不是嗎？當考古發現的這一成果，于10年前最先由《中國文物報》以一整版的篇幅作了報道后，[9]中國民族學學會副會長、《土家族通史》主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著名民族學家李紹明教授及時致信說：“清江考古獲重大發現，改變了原有許多模糊認識。我們將把你們的研究成果寫入土家族通史”。[10]

1997年，當《中國早期巴文化·長陽香爐石遺址發掘與研究》的小冊子出版后，各方面的反響越來越大，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考古專家柴煥波教授在來信中說：“香爐石遺址的豐富與單純性，給我極深的印象，作為一個單純民族的標尺，是順理成章的，將其命名為‘香爐石文化’是合理的”。

去年，當《考古發現與早期巴人揭秘》一書出版后，在學術界影響更大，不少專家紛紛發表講話，如從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學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年高八旬的著名考古學家王家祐教授在來信中稱：“昔日讀潘光旦老師《土家研究》（四期）是文獻里程碑，今讀閣下《巴人揭秘》可稱第二里程碑，可喜可賀，……大有解秘之功”。

特別是今年我們在各級領導和科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將要出版《清江考古》、《清江考古掠影及出土文物圖錄》和《清江流域古動物遺存研究》等三部考古專著時，在學術界振動很大。首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劉慶柱教授（博導）在為中科院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院士生前題寫書名的《清江考古》一書寫的序言中，就對香爐石文化的提出、確認及其學術意義作出了很高評價：“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清江流域是我國巴人的發祥地。恰好在長陽香爐石遺址，考古工作者發現了早期巴文化的遺存。這些遺存較以往其他地區發現的早期巴文化而言，顯得考古資料更為豐富，更具有典型性，對探討、解決早期巴文化的時代起源等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以香爐石遺址命名的‘香爐石文化’，為早期巴文化確立了一個科學的標尺，它也將使巴文化考古學研究更加深入”。超級秘書網

今年10月18日“清江考古文獻”首發儀式大會在考古發掘地區的鄂西長陽舉行時，到會的除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的一些主要負責同志外，還有來自首都北京和省城武漢的代表以及新華社、湖北日報、楚天都市報、長江日報、湖北電視臺、宜昌日報、三峽晚報、三峽商報、三峽電視臺和長陽電視臺等10余家新聞媒體的記者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博物館等單位都發來賀電賀信表示熱烈祝賀！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賀電中說：“《清江考古》等三部著作，不僅較全面、系統、科學地向歷史考古學界提供了新穎而豐富的第一手實物研究資料，而且也為我國民族學界關于土家族的先祖巴人的老家在清江長陽的論證，提供了可靠而科學的證據。”會上各方面的代表在發言中都一致肯定《清江考古》等三部考古文獻的出版是我國歷史考古學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其意義深遠。如中國科學出版集團董事長、科學出版社社長汪繼祥研究員在講話中說：“這三部著作的出版，使長陽地區史前時代考古學和歷史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清晰地展出在人們的面前，是一套全面系統、科學的‘長陽歷史’專著，也是研究巴人起源及早期巴文化的重要學術成果”。

現在，受到人們重視的香爐石遺址，不僅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且也正在申報國保單位，以加強保護。這里，不久將成為全國800萬土家族兒女尋根問祖的圣殿，同時也是國內外人們參觀考察的旅游勝地。

【參考文獻】

[1]張良皋．巴師八國考[J].江漢考古，1996,(1).

[2]王善才．早期巴人的典型遺址——香爐石遺址[J].文物天地，2001(1).

[3]王善才．香爐石文化的命名[N].中國文物報，1994—12—18.

[4]王善才．香爐石遺址的早期甲骨和陶印章[N].中國文物報，1994—12—18.

[5]王善才．香爐石遺址與香爐石文化[J].四川文物，2001,(2).

[6]陳慷．廩君鹽水神女[A].考古發現與早期巴人揭秘[C].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7]西北大學文博學院考古系（趙叢蒼）．城固寶山[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8]王善才．鄂西清江長陽遠古巴人故鄉[J].土家學刊，2002,(1).

[9]中共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委、縣政府．長陽香爐石遺址揭示出古代巴人早期文化類型等一組文章[N].中國文物報，1994—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