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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陰遺址位于山西省夏縣尉郭鄉西陰村西北部一高地，俗稱“灰土嶺”的地方。北倚鳴條崗，南臨青龍河；西南距戰國時期的古魏國都城“安邑”即“禹王城”8公里，東北距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東下馮遺址”8公里。遺址范圍：南至西陰村南今“嫘祖廟”一帶，北至“灰土嶺”邊緣，東至村東一條南北向小路；東西長600米，南北寬500米，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其東南部被西陰村形成半環狀包圍和破壞。文化內涵；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廟底溝二期文化、河南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1926年，由李濟和袁復禮先生調查發現并首次發掘。1994年10月12日至11月28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西陰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1996年11月20日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值西陰遺址首次考古發掘80周年到來之際，追憶先賢，啟迪后人，是我們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不能忘懷的事。

1926年2月，時任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國學研究院人類學教師的李濟先生和中國地質調查所袁復禮先生，到山西晉南考察傳說中的“堯帝陵”、“舜帝陵”、“夏后氏陵”途中，于1926年2月22日路經夏縣西陰村時，李濟先生說：“出現了意想不到的事，當我們穿過西陰村后，突然間一大塊到處都是史前陶片的場所出現在眼前。第一個看到它的是袁先生。這個遺址占了好幾畝地，比我們在交頭河發現的遺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們隨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帶彩的。帶彩陶片中有7片有邊（3片帶卷邊，4片帶平邊）。主要圖案是三角形、直線和大圓點。幾種圖形通常結合使用。”

不久，他們即返回北京。嗣后，李濟因病耽擱了半年時間，當他覺得可以出門的時候，即與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畢士博先生商量發掘西陰遺址這件事。畢士博代表美國弗利爾藝術館同清華學校校長曹慶五商量了幾條合作意見，其主要內容為：1、考古團由清華研究院組織；2、考古團的經費由弗利爾藝術陳列館承擔；3、報告用中文英文兩份：英文歸弗利爾藝術陳列館出版，中文歸清華研究院出版；4、所得古物歸中國各處地方博物館，或暫存清華學校研究院，俟中國國立博物館成立后歸國立博物館永久保存。

于是，李濟和袁復禮再次返回山西，并于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對西陰遺址進行了發掘。此次發掘他們采用了“探方法”，即每個探方2×2米，共8個，另有4個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編號。在探方的處理上，李濟首創“三點記載法”和“層疊法”來逐件登記標本。前者以X—Y—Z來表明陶片的準確位置；后者用大寫英文字母表現以每米為單位的人工層位，同時還用小寫的英文字母來表示自然層位的深度。例如，B4c表示出自探方4、第二層、第三分層，從其記載簿上可查出其深度為1.17---1.25米。現收藏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有關標本，仍可看到當時的標記。發掘工作由李濟先生主持，袁復禮先生承擔具體發掘和測量兩項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畫圖的時間是斷斷續續的，因為我經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8小時計算，我總費了25天的功夫”發掘工作進行的很細致，以層位劃分為例，個別探方由表土層往下共劃了33個層次。發掘陶片共裝了60多箱，總數為18728塊。僅第4探方出土陶片總數即達17372塊，其中彩陶片有1356塊。遺跡有窖穴，另有石錘、石斧、石刀、石箭頭、石杵、石臼、石球；骨錐、骨簪、骨針、骨環和半個人工切割下來的蠶繭標本等，可謂收獲甚富。

1927年，清華學校研究院以叢書第三種出版了李濟先生的《西陰村史前遺存》一書。這是近代考古學史上中國學者發表的第一本考古報告，其學術意義可想而知。書中載有袁復禮先生所著的“圖說”和“山西西南部地形”兩篇附錄。“探坑地層剖面圖”和“掘后地形圖”也為袁復禮先生所繪。但袁氏付出最大心血的勞動成果——“西陰遺址地形圖”，卻限于當時的石印制版技術不佳而未能發表，確為憾事！

西陰遺址的發掘及考古報告的面世，證明中亞及近東的彩陶都很難比得上仰韶文化，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說法發生了動搖，李濟和袁復禮先生當初“尚不能斷定彩陶的確起源于西方”的研究結論，最終被今天的許多考古發現所證實。通過對西陰遺址發掘材料的研究，李濟認為：“中國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為固有文化”。1930年，中國的另一位考古學先驅梁思永先生，用英文發表了，他留美期間回國整理和研究西陰遺址出土陶片的成果——《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一書，該書在數以萬計的陶片中，統計了各類陶片在第4探方33個亞層和四大層的出土數量和百分比，并探討了彩陶與陶片的分布規律。在類型學的基礎上對其遺存的復雜性進行了分析，對于深化仰韶文化的認識起了關鍵性作用。

當我國考古學步入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后，現代考古學家是這樣評價李濟先生當年在西陰遺址發掘過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與他們首創的“三點記載法”和“層疊法”的：西陰村發掘“是我國近代考古學開始的標志”，“這個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細致和精密的多”“‘三點記載法’和‘層疊法’至今仍在考古發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據土色及每次所動土的容積定分層的薄厚，的確是現代考古學中地層學的精髓”。當年，清華研究院與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成功合作，美籍華人、著名考古學者張光直這樣評價李濟先生：“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當時條件下還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濟先生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眼光并沒有使他在愛國、在維護國家權益上任何的讓步”。西陰村的實踐為中國考古學對外合作樹立了一個榜樣。西陰遺址的發掘成果除了它在學術界產生的整體效應外，另一個值得世人矚目的就是：“半個人工切割下來的蠶繭標本”。李濟在《西陰村史前遺存》中寫道：“我們最有趣的發現是一個半割的，絲似的，半個繭殼。用顯微鏡考察，這繭殼已經腐壞了一半，但是仍舊發光；那割的部分是極平直。清華學校生物學教授劉崇樂先生替我看過好幾次，他說：他雖不敢斷定這就是蠶繭，然而也沒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蠶繭的證據。與那西陰村現在所養的蠶繭比較，它比那最小的還要小一點。這繭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會是后來的侵入，因為那一方的土色沒有受擾的痕跡；也不會是野蟲偶爾吐的，因為它是經過人工的割裂。”李濟先生后來又講：“在西陰村的彩陶文化遺址里，我個人曾經發掘出來半個人工切割下來的蠶繭，1928年，我把它帶到華盛頓去檢查過，證明這是家蠶（Bombyxmori）的老祖先。蠶絲文化是中國發明及發展的東西，這是一件不移的事實”。對于這一蠶繭標本，世界上許多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學者都予以關注。日本學者布朗順目曾于1968年按西陰發掘的半個繭殼照片（由臺灣故宮博物院提供）按圖樣用絲線進行過仿制復原，得知該繭長1.52、繭寬（幅）0.71厘米，繭殼割去的部分占全繭的17％。超級秘書網

關于西陰遺址出土的蠶繭標本，已故現代考古學家夏鼐先生認為“大概是后世混入的東西”。對此，筆者曾專門進行過研究，根據周邊地區的有關蠶絲資料的考古發現，比如：夏縣東下馮夏文化遺址中發掘的繭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遺址出土的陶蠶蛹；襄汾陶寺龍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倉形器”（實為操絲工具“榬”）；河北正定南楊莊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蠶蛹；河南滎陽城東青臺村仰韶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炭化絲織物；甘肅臨洮馮家坪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二連罐上所繪的群蠶圖等。結論為：“我國的養蠶文化基本上是從黃河中下游和沿長江中下游兩條干線發展起來的。雖然起始時代有所差異，但南北人民都是獨立地創造了各自的養蠶文化”“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縣西陰仰韶文化晚期遺址所出土的半個人工割裂的蠶繭標本與七十年代在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類遺址發現的繭形窖穴和《詩經》中所反映的情況聯系在一起考慮的話，問題就會更清楚一些，這不是某種巧合。毫無疑義，這是人們長期養蠶，對蠶繭的形狀功能有了足夠的認識，并加以仿照運用的實際表現。它說明，早在夏代以前，晉南廣大地區已經開始人工養蠶是比較可靠的，同時作為我國北方人工養蠶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較可信的。從而再次為西陰遺址所出土的蠶繭標本屬家蠶之繭提供了例證。”

現在西陰遺址發掘出土的半個人工切割的蠶繭標本，已被確認為中國絲綢紡織史上最重要的實物證據，被寫進多種史學著作。

時間離西陰遺址首次發掘已經過去了近80年，但首次發掘西陰遺址的中國考古學先驅李濟、袁復禮先生，他們追求真理、獻身科學的偉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學者的身上發揚光大。西陰遺址是由中國學者獨立發掘的一處史前遺址，“是國人從事考古發掘工作的第一次”，從此結束了中國田野考古發掘由外國人主持的歷史，對于中國近代考古學來說，它是一座標志碑，是一段值得記念的歷史。

參考文獻：

1、李濟：《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查》《考古》1983年8期。

2、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清華學校研究院叢書第三種，1927年北京。

3袁復禮：《西陰村史前的遺存·附錄一圖說》。

4、梁思永：《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梁思永考古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59年。

5、嚴文明：《西陰村史前遺存分析》、《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6、楊富斗：《對西陰村再次發掘的思考》《三晉考古》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

7、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后記》文物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