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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現代主義思潮對歷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所強調的主觀性、不確定性等問題也存在于科學研究中，但這并不妨礙人們增加自己的智慧與知識。使用歷史研究的方法，了解后現代主義產生的時代背景，可以引出一些批判性的應對態度與措施。此外，人們還應大略了解具有主觀性的歷史研究的部分重要價值，歷史性的思維方式的突出的意義和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發展的某些具體助益。

【關鍵詞】歷史學;后現代主義;客觀性;主觀性;思維方式

有著豐富內涵的后現代主義對當代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這篇文章關注的主要是其“在文學理論和歷史學領域產生很大影響的思想運動”[1]“修訂第三版序言”，7的部分，它對歷史學有不容忽視的沖擊，尤其是質疑了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及還原過去的能力。國內歷史學界有不少關于后現代主義的論著，王晴佳教授的《后現代主義與中國史學的前景》較為全面地論述了后現代主義的淵源和它對歷史學的主要影響，并指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啟發了某些后現論家。[2]何平教授的《后現代主義歷史觀及其方法論》則提到，后現代主義思潮因其重視文化的政治作用和階級關系的文化唯物主義傾向，而在英國被稱為“文化馬克思主義”。[3]秦暉與金雁二位教授在《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異化理論，“顯然已觸及現代社會中自由異化、理性異化、科學異化等問題，因而在當代西方成為后現代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4]下文的主要目的是簡略地討論歷史學如何用自身的方法來批判性地應對后現代主義的沖擊。

一、在歷史學領域中的后現代主義，特別強調“歷史學家作為歷史著述和解釋者的角色的重要性”和“用于傳達歷史學家思想的語言的重要性。

它認為歷史學是“無法獨立于歷史學家而存在”的，“由此對歷史學能夠提供任何種類客觀真理的能力提出質疑”。[1]“修訂第三版序言”，7后現代主義者用以批判歷史學的一個基本的理論是，“具有高度主觀性的價值判斷和假設不僅存在于歷史資料中，而且存在于歷史學家用于表達他們思想的語言中。”[1]自然科學常被人們用作評價歷史學的參照物，然而，“大多數人有關科學知識的假設仍然是19世紀實證主義過時的殘留物；相比通常的假定而言，科學知識實際上是較少確定性和客觀性的。”[1]建立在過去的實證主義理論基礎上的“科學觀”雖然在外行人的認識中占有某種支配地位，對科學家的共同體而言卻不再具有那么大的說服力了，“歸納思維和被動觀察，不再被視為科學方法的標志。”[1]如下的共識已難以回避：“對自然和人類世界的所有觀察都具有選擇性，因此都以一種假設或理論為前提，不管它是如何的缺乏邏輯一致性。”[1]歷史研究與自然科學還有著其他或許更本質的相通之處，“自然科學本身的基礎是知覺、觀察和實驗，即，是歷史地確定了的事實；而知識的全部真實性所根據的‘感覺’除了采取確認的形式，即，當它們就是歷史以外，它們本身并不是知識。”[5]因此，基于將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對比，而從過度質疑人的感覺的可靠性和記錄的準確性的角度來否定歷史學的存在意義的歷史懷疑論，將不免陷入困境。那么，科學與歷史的研究的意義都將從此降低嗎？對于并非將科學當作現代神像來膜拜的人來說，若恰當地堅持在“假設和嘗試性反駁之間，或在創造性和批判性思維之間的對話”，[1]科學研究不會因為存在主觀性、不確定性而失色。而這種科學的精神與方法可以、也應該運用到歷史研究中，為增進人類的智慧與知識作出貢獻。

二、要進一步解答歷史學如何在深受后現代主義影響的世界中自處這個復雜的問題，按照歷史研究的邏輯，應該從歷史地認識產生于特定時代與文化的后現代主義開始。

如其名所示，理解“后現代主義”要從理解“現代主義”開始，這里僅把與這篇文章相關的那部分“現代主義”歸納為“支撐了現代工業社會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期的演進”的核心信念，即“對進步的信念和對訓練有素、理性研究功效的信念”。[1]然而，理性與科學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卻造成了人的“異化”，“人們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為經典科學所描述的程序化的世界。人性在這龐大的自動機中被扭曲，‘規律崇拜’具有了一種新宿命論的色彩。”[4]“理性”也由人這個主體的一個部分，異化為奴役人的“抽象外在形式”和“凌駕于理智之上并奴役理智的權威”。[4]隨著“自由競爭高度發展帶來了工具理性背后的價值非理性，不擇手段的功利主義泯滅了對人生價值與終極關懷的追求，社會地位的劇烈動蕩產生人的失落感、彷徨感與孤獨感”，[4]世界大戰、生態危機、極權統治等“現代病”日益引發人們的憂慮。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便不得不反思現代文明及其思想基礎了，表達了一種“對新理念的追求和從前一代思想中解放出來的愿望”[1]的后現代主義也就應運而生了。必須特別注意，后現代主義是依附于現代主義之上的，它是一種“反抗性現象”，[1]一種“批判的理論”即“現代批判主義”，[4]一種“反抗理性異化的‘理性重構’運動”，[4]而非關于嶄新的時代的完整藍圖。以電腦程序來比喻的話，后現代主義是重要的更新補丁，但不是新一代操作系統，它的良好運作必須建立在現代主義的基本架構依然存在的基礎上。簡而言之，后現代主義是已被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所困擾的西方社會發出的“走出現代化”的呼聲，是對科學、理性、民主等現代文明的最高價值取向的修正。[4]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講，它并不是那么適合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充滿了宗法農民文化殘余的中國社會。[4]當今中國的歷史學者及其歷史研究，難免在社會文化的影響下，“缺乏維特根斯坦哲學中那精細分析與波普證偽主義中那種嚴格邏輯的基礎，而更多地與我們民族傳統的模糊思維、原邏輯思維的非理性特征混在一起”。[4]在現代主義影響下的追求獨立、客觀、中立、邏輯嚴密性的歷史研究思想和方法仍然不夠成熟的情況下，貿然于后現代的解構與叛逆的浪潮中隨波逐流，是很危險的。顯而易見，在沒有借助理性的拐杖站起來、沒有借助理性的燈火指引方向的狀態下，把理性貶低乃至拋棄，人們就依然是匍匐在黑暗中胡亂摸索的，自由的歷史研究不過是海市蜃樓。

三、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某些批判應該虛心應對，例如，它強調了在歷史研究中完全實現絕對的客觀是不可能的，“按照某些規則描繪世界意味著接受某些價值觀念而拒絕其他價值觀念。

此類認識有助于學者寬容地對待不同的思想理論，因為既然所有的理論都是人類思想的產物，那么就不應該簡單粗暴地按照貼上的標簽來處理了，這對于豐富歷史學的內涵是有極大好處的。同時，這種后現代觀念事實上也駁斥了那種要求歷史學者不關心理論以趨近客觀狀態的理論，因為既然主觀的思想在歷史研究領域中不能徹底排除，那么“‘摒棄思想’的做法實際就是摒棄‘思想的嚴肅性’，是狡猾地把價值給予最庸俗和矛盾的思想。”[5]這就提醒歷史學者們要時刻保持清醒與意識的獨立，用一種容易引人誤解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說法來描述的話，就是“歷史永遠應當嚴格地進行判斷，永遠應當力求主觀，而不被思想所參與的沖突或其所冒的危險所攪亂。因為只有思想本身才能越過自己的困難和危險。”[5]歷史學者不應該盲目畏懼研究中存在的主觀性，因為其中也有著可確定性。肯定主觀性的存在，并不意味著表達、理解、解釋的完全任意性。首先，一切文本都有其產生的時代與社會背景，“這意味著不僅要認真研究語言這種媒介，而且要確定作者的背景、文本產生的條件，預期的讀者，那時的文化觀以及作者和讀者所處的社會關系。”[1]其次，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生成的文本，“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基礎、概念范疇和用詞模式”，[1]它們不僅提供了表達意思的豐富的工具，而且使它們的使用者因為使用它們而受到了相應的限制，不得不遵從一定的規則，“學術研究的任務就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特殊性中確定這些規則，并在解釋資料時充分考慮這些規則。”[1]最后，最重要的是人性中存在的可延續的相通之處，這是人類交流的關鍵基礎。基于上述三點，人們可以確信，至少部分地理解某些帶有主觀性的歷史記錄是可能的。

四、帶有主觀性的歷史研究和文學有所區別，因為“歷史”不僅是具體的、可以質疑的知識，還是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

要初步認識這種歷史性的思維的特殊性，可以從考察人們對時間的理解開始。歷史上，人們理解時間的方式不是單一不變的。以歐洲中世紀的“神圣的共同體”為例，其中的人們之間通行著一種“同時性”的概念——“把時間看成很接近本雅明所說的‘彌賽亞時間’，一種過去和未來匯聚于瞬息即逝的現在的同時性”，標示它的多是帶有神圣性質的“預兆與成就”。[7]而人們在現代社會中則共享著另外一種“同質的、空洞的時間”的觀念——“同時性是橫向的，與時間交錯的”，標示它的是“由時鐘與日歷所測量的，時間上的一致。”[7]人們理解時間的方式存在差異及可變性的觀點，可以幫助闡明以下的事實，即與對時間的理解密切相關的歷史性的思維方式是可變的，因此它也是特殊的，其存在需要以某種方式進行維護；另一方面，把歷史看作是一條由時間串聯起來的“無盡的因果鎖鏈”[7]，是歷史性的思維的一項基本的特征。[1]上述的基本的歷史性的思維方式可以分為兩個要點——在認識和實踐上把人與社會看作是“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連續統一體的假設”[1]和“一種對理性的實質性地運用，它的基礎是因果關系模式。”[1]不論事實是否如這種思維所設想的那樣，現代社會的運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這種思維方式之上的，“如果了解過去的抱負被完全放棄，那么，我們就絕不可能確定現實是如何形成的。”[1]歷史性的思維方式與社會生活的融合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可以說幾乎所有的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歷史學家’”。[1]人類在生活中的各個不同方面極大地依賴歷史性的經驗——“作為一種確認我們身份的手段，作為了解我們潛能的線索，作為我們對他人印象的基礎，以及作為未來可能性的一些啟示。”[1]不僅對于個人是這樣，對社會集體來說也是如此。失去這類經驗——亦即是歷史地形成并保有的知識，否定它們的價值，就像失憶一樣。舉例來說，人們可以不相信某些受政治影響的記述，但如果否定整個歷史思維產品的價值亦即同時否定了這種思維方式，那么也得否定公司的票據、報告存在的大部分意義。毫無疑問，經濟活動中使用的報告、票據也是歷史記錄，即便滿是數字的票據，也可能有造假、失真；而且，數字與公式的意義、關系仍要由語言文字來說明。簡而言之，專業歷史著作無法回避的問題，當下的經濟文件之類的記錄一樣也逃不掉。進一步來說，記憶也是一種歷史著作，歷史著作也是一種記憶，對待記憶的方式可以使如何對待歷史著作的問題得到參考，怎么對待歷史著作也會影響到怎么對待記憶，因為它們共享著同一種思維方式。具體地考察歷史性的思維方式的話，會發現其中有著豐富的內涵，這里略為辨析兩點：一是，歷史作為一種分享經驗的手段，為人們提供了關于不熟悉的事物的“記憶儲存庫”和“文化資源”；這其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無法通過親歷而直接獲得的，但是這并不足以阻止人們了解異國的特色，如同不能讓人們放棄知曉鄰居親戚的信息一樣。[1]二是，認為歷史不會照原樣重復因而借鑒意義不大的看法，并無多少價值——“歷史學是有關各種可能性的一個清單”，[1]具體的事例中的某些思想或許具有跨時空的相通性；人們在利用經驗的時候，通常也不是照搬，而是在理解和運用中對其進行拆分、組合、再加工。歷史研究的思維方式及其成果，就是這些思想和供使用者組合、改裝的經驗的零部件的重要來源。總而言之，“歷史”不僅是具體的知識，還是一種幾乎充滿著現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思維方式。歷史學就是這種思維方式的集中體現，一方面，它是其產物；另一方面，它也會影響人們的歷史性思維。歷史學的存在和意義，是歷史性的思維方式的一種保證。下面的一種說法頗有啟發意義：“歷史學家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挑戰由社會因素促成的對歷史的錯誤陳述。這種行為就像專門祛除白內障的眼科醫生。”[1]“錯誤的陳述”不僅指具體的解釋，還可以包括用來得出答案的思維方式，“白內障”則是妨礙人們合理地運用歷史性的思維的障礙。缺乏實際操作——歷史研究——的話，歷史性的思維方式中存在的相對的規則是難以理解的，其中的問題也得不到充分的檢驗和修正；長此以往，人們不僅難以治愈“白內障”，甚至連自己生了病也不容易察覺到。如果歷史學的追求事實的可能性，以及用時間與因果的鏈條認識世界并指導實踐的思維方式——而非僅僅是應用這種方式得到的某些具體的結果——被否定，那么現有的社會大概就會崩塌，然后形成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形態。

五、在對歷史學進行批判的同時，后現代主義還直接為這門學科的發展注入了頗具活力的新因素。

例如，“認識到語言強加給使用者的結構性限制”，引導歷史學家去發掘表面的歷史文獻背后的社會文化、潛在的意識。[1]此外，后現代主義既然指出歷史敘事中存在大量文學因素，一些歷史學家就受此啟發，“將歷史編纂視為一種文學形式并樂于進行試驗性創作”。[1]后現代主義還幫助歷史學開拓了一些發展前景廣闊的新研究領域——它“將話語解構為一種形式的文化權力”，使人們明白“歷史編撰本身是一種文化霸權的表現”，刺激人們關注在過去的主流研究之外的對象，如女性、“落后”的社會及文化等。[1]總的來說，歷史學者應該用歷史學的眼光去審視后現代主義，用批判吸收的態度去面對后現代主義，在不可避免的主觀中更加嚴格地分析材料與完成作品，在不斷的實踐中修正和鞏固建立在時間、因果關系之上的歷史思維，并且勇于在新的領域中進行開拓及鍛煉。這樣一來，即便失去了一些具體的“科學性”，卻保持住了一種更為重要的科學的研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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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承雨 單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