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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環境倫理環境整體主義和諧發展論環境正義觀

論文摘要：中國國內的環境倫理學界在移植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的同時，對其進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種新的生態倫理學——環境整體主義的道德哲學，它既涵蓋了整體主義的和諧發展論，又包括完整的環境正義觀。

西方的環境倫理學創立于2O世紀7O年代，在8O年代傳人我國，對我國的環境倫理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然的價值、自然的權利等西方環境倫理的重要范疇也相應地成為我國環境倫理中的主流話語，以至于有學者認為，我國學界“對激進的自然中心主義比較重視，幾乎是全面接受，相反對美國的環境正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理論討論和介紹的卻很少”。但是，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國內的環境倫理學界在移植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的同時，對其進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種新的生態倫理學——環境整體主義的道德哲學，它既涵蓋了整體主義的和諧發展論，又包括完整的環境正義觀。

西方環境倫理學誕生之初就出現了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兩大對立的派別，它們都具有關注自然的傾向。2O世紀7O年代以來，隨著正義運動的興起，對環境正義的研究也變得日益顯著，西方環境倫理學逐漸從對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的研究，轉向了對受人與自然關系影響的社會倫理(主要以正義為主題)的關注。

1、自然中心主義

圍繞著自然是否具有內在價值、人類是否對自然負有直接的道德義務等問題，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tL,主義(非人類中tL,主義)爭論不休，但自然中心主義借助民眾覺醒的環保意識而占據了優勢地位，成為直至7O年代為止的主流環境倫理主張。

自然中心主義認為，西方文化傳統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把人視為自然的主人，把自然排除在人的倫理視野之外，從而導致了對自然的掠奪，并引發了生態危機。所以，必須承認非人類存在物的內在價值和權利，承擔起對自然萬物的道德責任。然而，由于依據的核心概念不同，自然中心主義內部也出現了眾多派別。辛格的動物解放論、雷根的動物權利論以及史懷澤和泰勒的“生命中心論”都以傳統的西方道德理論(如功利主義、目的論等)作為原點，將傳統人際倫理中的“內在價值”、“權利”等范疇直接移植、延伸到動物和所有的生命身上，得出了關愛動物乃至所有生命個體的結論，因而屬于個體主義陣營。與此相對，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和納斯的“深生態學”則力圖擺脫傳統的束縛，以生態學為基礎賦予整個生態系統以內在價值，強調關愛物種和整個生態系統，以生態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作為道德評價的標準，甚至要求人類為了自然放棄發展，所以，屬于整體主義陣營。雖然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的理論起點不同，但它們共同致力于顛覆傳統的價值觀，力圖拓展人類道德關懷的范圍，因而帶有鮮明的激進主義色彩。

不可否認，西方的自然中心主義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反思，體現了人類為走出生態危機、生存困境的積極努力，在全球都有廣泛的價值意義。但必須看到，自然中心主義并非是一種普適的倫理，它是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針對西方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代表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此，自然中心主義對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抽象論證遮蔽了現實世界中不同國家、不同群體、不同地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或落后地區在環境利益上的差別，“對‘反增長哲學’的欣賞表明他們根本無視處于現代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以至使環境倫理可能陷入‘倫理的不倫理性’困境”。所以，環境問題的解決僅僅局限于人與自然的框架是無法給出答案的，而需要在人類社會關系內部探求合理的解答。

2、環境正義

事實上，隨著由環境因素引發的社會不公正問題逐漸凸顯，自然中心主義因缺乏對現實的細致關注而無力回應，環境正義論開始取而代之。環境正義論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的抽象論爭，認為生態破壞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學和世界觀方面的問題，而是源于存在著特權等級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會結構模式。正是社會關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義性，才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才塑成了一種試圖主宰自然的價值觀念。所以，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通過重建社會正義秩序來實現環境權利與環境責任在人類之間的公正分配。

從歷時態的角度看，社會正義秩序首先要解決代內正義的問題。這意味著現實生存著的當代人必須謹慎考慮正義的擴展性，當代人之間應當在環境利益和責任上公平分配。具體而言，代內正義表現為國內環境正義和國際環境正義兩個層面。國內環境正義關注同一國家內部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區域間在環境利益、責任分配上的公正性。因發達國家較早地遭遇了生態危機，國內環境正義問題首先在發達國家表現出來：富人的居住區和工作環境通常都是很環保的，而重污染工業企業一般都坐落或毗鄰窮人和少數民族的生活區，窮人和少數民族承受著不合理的環境負擔。但后來弱勢群體的抗議以及西方一些學者們的披露，迫使西方國家在法律的制定和環保機制的建立方面作出改善和調整，因而國內環境正義問題并未引發持續的理論紛爭。然而，在國際層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環境問題的成因及責任劃分上爭執不休。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的過度消費和浪費造成了全球性生態危機，要求發達國家為生態危機承擔主要責任并對發展中國家的生態侵害做出補償。但是，發達國家不僅利用有毒廢物輸出、不平等貿易等手段將垃圾運往發展中國家從而轉嫁生態危機，而且還指責發展中國家過多的人口導致了生態危機，他們才是受害者。翻例如，美國學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論就是無視公平的利己主義方案，“嚴重地侵害了分配正義的原則，完全忽視了發展中國家人民的人權”網。實際上，環境正義絕不僅僅是發達國家內部的正義，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全人類的正義。如果不能突破民族和國家的域限，人類只能因戰爭而毀滅，沒有“共同的未來”。

代際正義也是環境正義關注的重點，它強調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在環境利益和責任上的公正分配。雖然一些學者因未來人的不在場和不確定性否認對后代的責任和義務，但主流觀點認為，我們的理性能夠超越現在把握未來，能夠預知未來人的利益。人口的爆炸式增長和消費主義的盛行將使人類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為了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代人必須為后代人承擔責任和義務。羅爾斯的“正義的儲存原則”為解決代際正義問題提供了一個理論視角。他主張在人類的各代之間確定一個合理的儲存率，每一世代都按其進行財富的傳遞。雖然這只是單向的恩惠，當代人不可能從遙遠的后代人那里得到回報，但是，如果每一代都能貫徹正義儲存原則，從歷史過程來看，就實現了人類整體在代際間的公正。羅爾斯的正義儲存原則涉及的是經濟財富的代際傳遞，但可以把資源與環境的代際傳遞加入進來，這樣就可以作為代際環境正義的原則，指導人類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超級秘書網

環境正義不僅僅涉及代內正義和代際正義，西方的生態女性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理論還從性別和社會制度的視角揭示了環境正義的內涵。生態女性主義將環境退化與對女人的壓迫聯系起來，將環境正義歸結為男女正義，認為解放自然必須解放女性。生態社會主義則將批判的矛頭對準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認為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引發的整個資本主義文明的危機，要求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實現以社會主義為價值取向的社會變革，建立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在資源占有和利用上保持公正的生態社會。

環境正義諸理論看到了人類社會內部不同主體在環境問題上的差異性，表達了不同主體維護自身環境權利的要求。但是，環境正義論關注的焦點僅僅是人類的社會倫理，卻忽視了自然對人類社會環境正義問題所具有的先在性和決定性意義。實際上，環境正義不僅僅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公正，同時更應是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公正。因為，人與自然血肉相連，自然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中國的環境倫理學是在譯介西方環境倫理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學者們批判地采納了西方自然中心主義派別中的整體主義陣營之整體主義價值觀以及環境正義思想，將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與受人與自然關系影響的社會倫理關系聯系起來考察，建構了環境整體主義的道德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