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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俄羅斯獨特的區域地理環境、獨特東西文明交融而成的文化、獨特的國民性格和民族意識使之要求其社會轉型理論必須符合其獨特的國情，任何西化或東化的模式照搬都不適用它。俄羅斯的本土社會轉型理論在經過社會學家的苦苦探索之后，形成了三大發展階段和四大主要流派，但不成熟性仍制約著俄社會發展之路。

關鍵詞：俄羅斯；社會轉型理論；民族性

俄羅斯社會轉型理論的形成源自1986年召開的前蘇共二十七大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問題上的突破。之前蘇聯理論界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認識，長期存在著兩大禁區：一是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制程度，認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完全否定個體經濟和私有經濟的作用，急于把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二是把所有制問題簡單地歸結為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忽視了所有制內涵的豐富性，從而沒有研究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即生產資料的運用方式問題。蘇共二十七大時突破了個體經濟是私有制因而予以消滅的僵化觀點，開始從實際生活需要出發允許并支持個體經濟發揮補充作用，實際上是承認了個體、集體和全民所有制應長期共存、并在各自適合的部門發展的思想。之后蘇聯進入社會轉型階段，私有化作為社會轉型的一個突破口，在前蘇后期和東歐巨變、蘇聯解體之后被大規模實施，并且被理論界廣為論證，以至形成了俄羅斯現今獨特的社會轉型理論。

一、社會轉型理論要點及其特色

如前所述，俄羅斯社會轉型理論始于國家私有化的討論和實施，而俄羅斯學界對“私有化”概念的不同認識就預示著俄社會轉型理論觀點的各異。有學者認為，“私有化”在俄學界有三種不同含義的解釋。（A·拉迪金1995）第一種觀點認為私有化等同于非國有化，即把國有企業的資產全部或部分地出售（轉讓）給私人或法人所有；第二種觀點認為私有化等同于非國家化，即指國有企業管理模式的變形，如承包、租賃等；第三種觀點認為私有化是指初次私有化之后的所有權再分配過程。與私有化概念的界定相適應，俄羅斯的社會轉型理論大致也可分為三個階段，（潘大渭，2004：1）第一階段是20世紀80到90年代，其爭論焦點集中在是否應該改變現狀和如何打破現有社會體制；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其目標是獲得政權的自由民主勢力提出激進的改革方案，期望俄羅斯快速過渡到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是俄羅斯學界痛苦反思的階段。面對激進改革導致的生產急劇下滑、貧富嚴重分化、社會矛盾和沖突加深和國力急劇衰弱等現實俄學界對西方道路的可行性產生了巨大懷疑。對此，俄學界用三個詞匯來具體表述。第一階段用“改革”一詞意指對當時蘇聯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改造，使其獲得新生；第二階段用“過渡”一詞，意指社會的改革是向一個明確的目標過渡，即“從集權主義過渡到民主化，從行政命令的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反映了當時俄羅斯人急切希望跨入西方社會的期盼；第三階段用“轉型”一詞意指對俄追求的單一模式的否定和對前進道路目標的進一步探索。這三個詞匯同時又反映了俄學術界構建社會轉型理論的艱難歷程。

一般而論，俄羅斯的社會轉型理論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個過程和四大流派。三個過程主要是以俄社會變遷的歷程來劃分的，即20世紀80—90年代的社會主體理論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后進現代化理論階段和當代的多元反思階段。社會主體理論的立足點是社會發展的目標設定，在前蘇和俄羅斯社會轉型初期俄整個社會急切期盼的是用一種新的體制代替原有的舊體制，是盡快地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從中央集權向民主的市民社會體制過渡，然而隨著改革引發的負面效應的逐漸顯現，社會學家們開始反思單純的體制替代是否合理，轉而關注社會主體對社會變遷的反應和社會主體在社會變遷過程中所起的積極或消極作用。正是由于俄羅斯不成功社會轉型所形成的困境局面和產生的社會不滿情緒迫使學界將目光重新投向那些承擔了改革代價而獲益甚少的民眾。也即這一過程是在俄社會迷亂中尋求社會支撐點的社會轉型理論。第二過程主要是探討適合俄羅斯國情的社會發展模式的選擇，以俄女社會學家納烏莫娃的后進現代化理論為代表。她認為，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各個國家的發展有先后之分，發展滯后的國家總是在“追趕”發展超前的國家，后進國家正是通過這種不斷的“追趕”來實現自己的現代化。這實然是西方現代化理論的翻版。她認為，各國的現代化只有一個模式，因此后進國家不是選擇什么發展模式，而是如何朝這一模式發展的問題。但同時她又認為，在后進現代化社會要解決的不是純“工藝”問題，即制度和文化的簡單移入，而是所移入的制度和文化與發展的關系問題，因此她主張后進國家主要應該討論人是如何有意識和積極地創建自己的內心世界，人是如何認知和評價社會過程、自己在社會過程中的地位和在有意識選擇自我生存模式時如何調整和構筑自己的價值觀。（納烏莫娃，1999）納烏莫娃的這個思想為俄羅斯多元社會轉型理論的提出創立了良好基礎，雖然她未能完全回答俄社會現實的需求，也未能為俄羅斯的社會轉型指出一個切合實際的方向?！岸砹_斯多元社會轉型理論”是在納烏莫娃的啟示下形成的，以一些俄社會學界的資深人物如扎斯拉夫斯卡婭、亞多夫和阿希耶澤爾等人為代表。由于后文還將細論，此處只作總體評價。他們的共同點是對20世紀80-90年代俄改革結果的失望，同時又對俄社會發展前景缺乏明確和樂觀的判斷。他們共同認為，僅僅依靠少數精英自上而下的推動、以往試圖割斷歷史和盲目照搬西方模式而忽視社會內在積極性的生成是導致俄社會轉型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元理論的提出表明俄社會已形成一種共識，即由權力精英實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與社會基礎層面為謀求生存而發生的自發性改革相互交織、相互作用，這已成為俄社會變革的一種范式。（潘大渭，2004：1）

所謂“四大流派”是指俄社會學界對俄社會轉型的四種主要的不同認識及提出的不同方案，它們是納烏莫娃的后進現代化理論、扎斯拉夫斯卡婭的“社會行動者理論”、亞多夫的“西化理論”和阿希耶澤爾的“文化分裂”理論。納烏莫娃的后進現代化理論前文已有所述。扎斯拉夫斯卡婭是俄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她的理論分為二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她強調社會精英的創導性活動，認為參與轉型過程的多元主體包括社會精英有目的的活動和社會民眾的適應性反應活動，認為民眾只是消極地適應精英領導的活動。在俄社會轉型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她對自己的理論作了修正，認為俄社會轉型艱難的原因在于缺乏社會內部生成的動力，同時也表露出對俄現有“精英”的失望。她認為社會轉型是多層次和多維度的，它涉及社會體制的三個方面：即權力機構等作為社會外殼的社會制度、社會里層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內核的社會文化。改革活動最先涉及的對象是社會制度，特別是決定社會的制度社會類型的那些社會制度：權力制度、所有制、市民社會和人權。社會體制中比較深層和比較難以控制的層面是社會結構，對其不可能直接實施改革，只能通過相關制度的變革來實現預設的變化，社會結構是衡量和評價社會轉型的社會指標。變革最基礎的戰略目標是社會文化，它包括社會價值觀結構、需求結構、社會動機及其趨勢、日常生活活動的規范和方式等，社會文化是衡量社會變革前進或倒退的重要標志。而決定和影響這些變化的社會機制主要是“社會行動者”的相互作用。（T·扎斯拉夫斯卡婭，2002）在這里她幾乎完全接受了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理論。亞多夫認為，當代社會發展理論的出發點應該在肯定社會變化合乎常規的同時，不應該有任何預先設立的綜合評定標準，社會理論中除“實證知識”外，還應有人的價值舍取。他指出，研究社會轉型的第一要點是必須認識到社會轉型不僅僅是制度的變遷，更重要是社會行動者的作用。而社會認同是社會轉型研究的第二要點。就俄羅斯而言，它是不屬于歐洲文明的“另一個歐洲”，西方社會的穩定是依靠橫向相互作用的公民社會結構，而俄羅斯的社會體系是縱向相互作用為基礎的金字塔。他認為，俄羅斯的文化特點決定了俄社會認同的分裂，這決定俄社會轉型趨勢將是一些大城市成為西歐類型社會發展的“前哨”，而在這些城市的周圍是一些保留了相當多俄羅斯傳統秩序、甚至蘇聯時期傳統秩序的“停滯”地區。（B·亞多夫，2002）其實亞多夫的觀點并不新，在這里我們似乎又看到了19世紀中葉和20世紀初俄理論家索洛維耶夫、別爾嘉耶夫、弗蘭克等民粹派思想的復活。阿希耶澤爾認為，俄羅斯社會處于東西兩種文明之間，是兼有兩種文明的文化和社會關系成分的一種特有的中間文明，這種文明缺乏本質聯系，容易產生悲劇式的事件，從而使破壞性再生產占有主導地位，正因如此，社會無法克服文化與社會關系間的矛盾，所以他認為俄社會是一個分裂的社會。他又指出，分裂是社會價值觀念的表象，當對立的價值觀念出現分裂時，社會與國家之間、民眾與權力精英之間、民眾與思想精英之間、精英與精英之間就會產生混亂，俄羅斯目前就是處在這樣的狀態之中，這也是俄多次無法實現順利轉型的根源所在。（A·阿希耶澤爾，1995）

總的而論，俄社會轉型理論都是基于俄羅斯社會現實及歷史文化的痛苦反思，各具特色。但一個共同的問題是無法回答俄羅斯的現實所需，對俄的未來發展趨勢及改制方案未能給予準確的回答，因此還不能說是成熟的理論，同時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俄理論界的迷茫及俄社會轉型的實質性艱難。二、俄社會轉型理論立論的經濟基礎

任何一種理論的提出都是源自當時經濟基礎的理性回答，俄社會轉型理論也不例外，可以這樣認為，俄社會轉型理論的階段性變化就是俄社會轉型時期經濟狀況的理論腳注。

如前所述，俄社會轉型始于前蘇共二十七大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問題上的突破，當時的蘇聯處于高度的計劃經濟和集權的官僚體制控制之下。據統計，1985年國有經濟成分在就業人數、產值、固定生產基金中的比重分別占全國的81.4%、86.6%、88.1%，而1990年其比重分別為76.7%、82.7%、88.9%。（年鑒1990：51）也就是說實際的社會轉型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十分有限。真正的俄社會轉型應該起始于1992年的俄羅斯私有化改革，將俄的整個經濟體制從過去的計劃經濟主導轉移到以市場為中心的軌道上來是當時俄政府的主要目標。俄私有化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證券私有化”階段（1992—1994年），通過發給公民私有化證券無償地轉讓國有資產；“貨幣私有化”階段（1994—1996年），通過出售企業股票有償地轉讓國有資產；“個案私有化”階段（1997—2000年），停止大規模私有化，轉為按“點狀方案”有選擇地個別地進行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但轉型后的后果卻令人擔心，正是在轉型期內俄羅斯的經濟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衰退，從歷史比較的角度看，這次衰退所造成的損失超過了1929—1933年大危機時代的美國或1941—1945年的衛國戰爭。1991—1998年，俄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43.3%，工業生產總值下降達56%，而衛國戰爭時期國內生產總值只下降了24%。（陳兼，2004）俄就業狀況也不樂觀，1998年21—25歲的人失業率為2%，再就業率為15%，而41—45歲的勞動力失業率高達41%，再就業率也只有27%。（E·卡列諾娃，1999）尤為可惜的是俄“喪失了自己曾經有過的作為一個擁有知識力量的大國的地位”，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俄科學家的數目從340萬下降到130萬，俄國家對于科學和學術發展的投資則在90年代中后期下降到了只有80年代末的1/12。（陳兼，2004）

俄社會轉型給俄經濟衰退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而比經濟數據更具有負面性沖擊作用的是給普通人民帶來的種種苦難，由蘇聯解體而產生的巨大震撼還僅在眼前，俄羅斯幾乎在轉瞬之間又被帶到經濟與社會崩潰的臨界點。1999年俄消費價格上漲6168倍，居民實際貨幣收入下降60%，同年“恩格爾系數”達到52..0%，同時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據推算，2000年俄富人階層占總人口的1.5%、中間階層占20%、窮人階層則占70%，基尼系數1999年達到0.394。（俄統計局，2001：106）農村更陷入困苦之中，1998年,46.7%的農村人擁有的可支配資金低于最低生活費標準。1999年農業中的平均勞動報酬為整個經濟部門的39%，同年農村勞動力失業率也達到20%。（喬木森2001）工農生產品的價格剪刀差進一步拉大，如1995年與1991年相比，工業品和服務價格上漲了2299倍，能源價格上漲了5399倍，而農產品的價格只上漲了769倍，這使農村人遭受的損失達183億盧布。（薛君度等，1997：249）巨大的落差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犯罪現象不斷加大。如1996年農業企業中共發生犯罪案件2000多件，占經濟領域全部犯罪數量的1/4，造成物資損失5800億盧布，有學者估計，大約50%—95%的隱型犯罪并未被揭露，受賄、盜竊、貪污是主要犯罪形式，農業企業中的30—50%的收入用于賄賂和與犯罪團伙的聯系，40%的經營者和2/3的商業組織涉嫌貪污，而且犯罪雙方有長期合作的趨勢。（D·利沃夫，1999：463）

俄羅斯的社會學家就是在這樣一種經濟發展背景下苦苦地探索著俄社會轉型理論，復興俄羅斯的強烈欲望和造福人民的責任意識促使俄社會學家在立足本國經濟發展狀況的基礎上廣泛吸取世界各國的制度模式，但俄羅斯固有的威權治理傳統、東西文明交融而成的文化矛盾性格及“均貧富”的村社精神不僅制約著俄社會學家的理論視野，同時又規制著其社會轉型理論深度和廣度上的修正。三、俄社會轉型理論立論的文化、社會基礎

對于俄羅斯十余年的社會轉型結果美國社會學家伯拉沃依這樣評價，俄國經濟非但沒有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化，從本質上看俄經濟實際上是一種“內卷性”的向下走的過程。他認為，這一過程的基本特征是，盡管俄國經濟表面上實現了由國有化向私有化的轉變，但卻并未產生出具有更高生產力的機制與組織，而恰恰相反，表面上的轉型在完全摧垮舊有生產機制與組織的同時根本沒有建立起有效率的新的機制與組織，因而造成了俄國經濟的大衰退，這是一種“雖有轉型，卻無改造”的內卷化過程。（伯拉沃依，2001；陳兼，2004）伯拉沃依的評價看到了俄社會轉型理論的指導缺位，但他未能看到俄社會轉型矛盾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基礎，正是這個基礎導致了俄理論指導的混亂?，F分別析論之。

從俄羅斯的歷史發展看。俄國是由斯拉夫人建立，斯拉夫人分為東、西、南三支，6世紀以前東斯拉夫人還處在氏族社會階段，但住在南邊的東斯拉夫人開始稱為羅斯人。羅斯國家形成于882年，由諾夫哥羅德王公奧列格完成。他沿德涅伯河南下征服基輔和鄰近各公國，以基輔為中心，統治著德涅伯河到伊耳緬之間的土地，號稱羅斯大公，這個國家也被稱為基輔羅斯。在經過拜占庭文明的光輝洗禮后，從11世紀中葉起基輔羅斯國家開始解體，各公國的分裂和蒙古的入侵使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發展停滯，一直到14世紀俄羅斯才逐步從外族侵略中得到恢復，之后東侵西奪成為橫跨歐亞兩個大陸、連接東西兩大文明的龐大帝國。這種獨特的地域和發展歷史使俄羅斯在飽吸東西文明精華的同時，又使其社會發展呈現出一種畸形狀態，一方面社會出現“間斷性”發展，忽盛忽衰；另一方面國策上忽東忽西，從長時段來看處于一種漂泊不定的狀態。這使得俄社會轉型理論的確立很難有明確的定位基礎，導致了理論界的思想混亂。

從俄羅斯民族性格來看。有人認為俄羅斯的民族性格是“極端性”和“無中間性”，（李立永等，2004）此話不無道理。美社會學家英克爾斯在考察了二戰后滯留在西方的2119名蘇聯公民后也曾總結說，在俄國性格中一般都有下列傾向：需要依附、需要強有力的外在權威，與此相關的是行為的極端矛盾性，如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信仰與絕望、積極與消極等。導致俄羅斯這種民族性格的原因主要有三種：其一，宗教因素的影響。宗教既是俄羅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深深影響其民族性格的形成。自公元十世紀第聶伯河的集體洗禮后，拜占庭文明的光輝普照著俄羅斯廣袤的大地，東正教宣揚的善良、友愛、溫順、忍耐、虔誠等深深影響著俄羅斯民族性格的形成，宗教信仰的執著與“十月革命”后對待的態度截然相異。“十月革命”后在無神論的影響下，俄羅斯人大肆進行反宗教宣傳，破壞神殿、驅逐僧侶、殘害教士等行為強化了其極端性性格特征；其二，自然環境因素。俄羅斯的大部分地區處在寒溫帶，這種氣候使得俄羅斯農業生產的時間特別短，而收成卻不得不用來保證一年的消耗，這一方面使俄羅斯人擁有了極度的忍耐力，使他們具有在極短的時間內積蓄自身全部的物資和精神力量完成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農業生產造成精神的一張一弛，使得俄羅斯人好走極端；其三，地域環境因素。俄羅斯橫跨歐亞、地理廣闊，這種地域環境一方面使俄羅斯人具有內心的廣闊性，同時又導致不善于控制自己的隨意性。另一方面使其文化顯示出兩面性：歐洲和亞洲、官員與百姓、世俗與精神、集體與個人截然對立，激化了文化本身內部的沖突性，形成了俄羅斯文化的“雙重”獨特性，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述，一方面是社會上一部分最高文化階層的歐洲化，另一方面是亞洲生產方式的深化和東方獨裁專制的強化。（弗蘭克，1999：214）于俄社會轉型而言，接受給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休克療法”式的極端藥方就不難理解了。

從國民意識來看。扎根于俄羅斯主體居民的文化中最有影響的要屬村社制度和村社精神。所謂村社制度是指從13世紀開始出現并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農民共耕社。它是俄羅斯農民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自發形成的自我保護的一種協調機制。在村社制度下，農民利用家庭成員的勞動力以求達到收支平衡，不以獲利為目的，靠村社的平均機制抵擋商品貨幣關系的猛烈沖擊。在村社制度下，土地重分制度保證了農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幫助和互助傳統化解了單個農民面臨的困境，村社的民主原則和集體主義精神造就了農民的傳統道德和傳統行為規范。（張廣翔，2004）村社制度構成了俄羅斯社會制度的基礎，以至形成了以平均主義為核心內容的村社意識，從某種程度來說它又是俄羅斯的國民意識。在村社意識中，不平均就是不公正和不平等，社會的不滿和騷動在很多情況下也是因為人民感覺到不公平。同時村社中自給、自足和自利的習俗養成了俄羅斯民族獨立發展的習性，有明顯的封閉排他性。（董曉陽，2002）“十月革命”后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其實就是建立在村社基礎之上，這種村社意識已經深入到俄普通公民的習俗中，任何與之相反的挑戰都將激起他們的不滿。俄社會轉型以私有化為開端，在短時間內加劇貧富懸殊，違背了俄的國民意識，同時加重了俄社會轉型的復雜性和曲折性。

誠然，對俄羅斯社會轉型理論不能僅僅從上述幾個方面展開析論，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的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精神境界問題。事實上自彼得一世改革以來，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以民粹主義的宗教殉道士精神肩負著在東西文明的交融中尋求俄羅斯獨特發展之路的重擔，限于篇幅，本文未能展開論述?？傊?，本文的目的是在尋求俄社會轉型理論立論的合理性基礎，為解析俄羅斯的社會發展之路探求一個新的解釋。俄羅斯社會轉型已經經歷了十余年，它一直吸引著國際社會學界的關注。俄羅斯本土的社會轉型理論能否經受考驗、能否導引俄社會走出暗礁群、能否實質性提高俄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拭目以待。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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