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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缺少關于他人的完全信息時，我們就會求助于定型化。”定型化的不可避免，除了不掌握所有認知對象的所有信息之外，另一個原因是我們能更快地處理那些與定型化一致的信息，而不是與定型化不一致的信息。特別是對于決策者，由于時間壓力、做出決策的壓力，面對認知效能的要求，更增加了定型化的可能性。如認為女大學生不如男大學生，則一個對女大學生的信息有限的雇主，在女大學生和男大學生之間進行選擇時，很可能無意識地假定女大學生都不如男大學生，由此在聘用時選擇了男性，造成了對女性的歧視。另一種典型的由定型化引發的歧視是地域歧視。如近年來，河南人和云南鎮雄人成了地域歧視的受害者。由于河南人和鎮雄人中的極少數人為非作歹，人們便無意識的把極少數人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歸結為整個群體的特征，出現了諸如“防火、防盜、防河南人”等歧視性的說法，傳出了鎮雄人“打砸搶拿、坑蒙拐騙”的壞名聲。

類型化是一個重要的認知過程和認知的重要手段。社會學家袁方先生認為:類型化是人們在認識新事物時，進行比較，尋找相似性、差異性，并進行歸類的過程。社會心理學家認為人們會自動根據明顯的、臆測或者細微的特征，把認知對象劃分為不同類別。甚至還有心理學家認為，人類的思維必須借助類型化才能進行思考。因為人們要認識、理解的事物是復雜的，類型化能夠幫助我們減少認識世界的難度。當遇到新事物時，人們總會把認知對象與已經認識的事物進行比較，尋找彼此之間的形似性和差異性。比較的結果有幾種:一是沒有相似性，有差異性。二是有相似性，也有差異性，進而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相似性多，差異性少。另一種是相似性少，差異性多。人們在類型化的過程中，把相似性與差異性都普遍化了。如果我們已經過A點把他人類型化成與我們相似的內群體與外群體，那么我們會推斷內群體成員與我們在特點B、c、D等上也相似，而外群體成員與我們在特點B、C、D等上也不同。結果是我們在各個特點上都系統地低估了內群體的差異，夸大了外群體的差異，即在面對外群體時，往往夸大了與外群體之間的差異，而忽視了與內群體之間的差異。美國社會學家薩姆科根據群體成員對待群體的立場和態度，把群體劃分為內群體和外群體。成員對群體有強烈的歸屬感，就是內群體，與內群體相對應的是外群體，又稱他群體。在社會互動過程中，自動地偏愛內群體。當然，對內群體的積極評價，并不意味著對外群體就存在反感或存有敵意。在資源的配置過程中，我們給內群體成員更多正面、積極的評價，進而對內群體成員表示出信任、友善、尊重和合作等積極屬性。而不自主地更多偏愛內群體使內群體在資源配置中處于優勢，而使外群體處于相對劣勢，結果是通過更偏愛內群體而不是通過對外群體存有敵意而引起歧視。在筆者的家鄉建水，保姆市場的從業人員由本地人和外地人共同構成，就業渠道則主要是通過中介和熟人介紹。據對雇用過保姆的人員的調查，就本地保姆和外地保姆做何選擇時，絕大多數的人還是更愿意選擇本地保姆。問及原因，回答多是本地保姆因家在本地，不會做有損雇主的事情，比較安全，同時也更易于交流。在這里，雇主把外地保姆視為外群體，而視本地保姆為內群體。對本地保姆表現出更多的偏愛，感到更安全，結果無意識地形成了對外地保姆的歧視，即主要是通過對本地保姆的偏愛而不是對外地保姆的反感或敵意來引起歧視。

一、歧視的社會根源

社會行為總是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人無法離開社會而存在，人類的全部社會行為都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進行的。因此，人類的社會行為從根本上說都會受到整個社會環境的影響和制約。社會環境包括政治制度、經濟狀況、社會規范等即人們通常所說的社會存在，以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構成了人類行為的客觀制約因素，直接或間接塑造、影響、調節或引導人的行為。歧視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和現象，是一個社會中經濟、政治、文化、歷史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而形成的結果，這些因素決定著歧視的形式和結果。討論歧視問題，不能僅從某個方面去進行，而應該進行多視角、多維度地分析。而目前對歧視的分析，主要是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因此，筆者嘗試著把歧視問題放到廣義的社會環境中加以剖析，以便加深對歧視現象的理解和認識。

1.現實原因

“部分農民工在城市隨意建窩棚、以街為廚、隨處大小便、砍樹折花、涂污建筑物、損壞公共設施、不遵守交通規則等……據有關方面統計，農民工進城無照經營的占到40%以上，更為嚴重的是制造大量的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農民工的這些負面形象使其聲譽受損，降低了其在市民心中的認可度，由此導致對農民工的歧視。對艾滋病的歧視除了恐懼、羞恥、厭惡等原因外，還有一個現實原因就是艾滋病患者犯罪等違法行為。曾有報道南方某城市艾滋病扒竊團伙猖狂，六年內竟查出百余艾滋病扒手。有的地方艾滋病患者則專門以替人打架、要帳來收取報酬，更有艾滋病患者拿著注射器威脅路人索要財物的惡性事件。這些艾滋病患者利用公眾對艾滋病的恐懼心理，以艾滋病為有利的工具，，趁火打劫，為非作歹，這種不道德的行為加劇了社會公眾對艾滋病的歧視。

2.經濟原因

歧視的再一個原因是經濟原因。如健康就業歧視，用人單位把健康明文寫入招聘條件。企業有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權利，非健康者的進入會增加企業的運作和管理成本，特別是傳染病患者則會帶來醫療成本、病情轉化的休假成本，以及傳染他人的風險成本，企業為了避免這些成本，只聘用健康者。盡管社會中的每個個體或群體都有自身的合法權利，但是在一個具體、特定的場所或互動事件中，人們的合法權利并不都是相容的，一旦沖突就會傾向于選擇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在企業自主選擇權和非健康應聘者的平等勞動權沖突，從我國有關法規的規定來看，用人單位自主權并未受到實質性的限制，故而企業的用人自主權會被無限擴大，由此引發的自主選擇權與平等勞動權的沖突將更普遍。再如女大學生就業歧視問題，如前所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用人單位特別是企業出于勞動力成本的考慮。源于女性生理特征的高勞動成本，約束了用人單位對女大學生的聘用。農村對老年人的歧視，主要表現為不贍養老人。目前，我國農村生產力水平較低，生存方式以農業生產為主，需要體力作為支撐。隨著老年人體力的衰竭，其在家庭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也隨之下降。同時隨著社會知識的迅速更新，老年人的生產經驗不再像傳統社會那么重要，老年人所具有的價值不為社會所重視。老年人在經濟生活中地位的下降，是其被歧視的經濟原因。

3.歧視的文化原因

地域歧視指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歧視，包括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歧視。地域歧視包括單向歧視和雙向歧視，其中有經濟原因導致的地域歧視，即經濟發達地區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歧視是單向歧視。而經濟原因無法解釋地區之間的雙向歧視，如北京人總愛指責上海人小氣，上海人則看不慣北京人的官僚做派;西部人覺得沿海人奸詐，沿海人認為西部人頑愚;上海人常稱外地人為“農民”，揚州人對于外地人的看法更是直接，把北方來的稱為“挎子”，南方來的稱為“蠻子”，只佩服蘇南人和浙江人。顯然，上述地域歧視不完全是由經濟原因導致的，我們認為雙向的地域歧視的主要原因是文化認同感的差異。因為不同區域之間由于種種原因存在著差異，從生活方式、生產方式、風俗習慣到思想意識、價值觀念，既有發達程度的不同，也有內容的不同。其中，物質文化作為評比性文化有明顯的優劣之分，易比較，但行為習慣、思想意識、習俗等作為非評比性文化在文化比較中沒有明顯的優劣、高下之分。如果以自己的文化作為中心和標準評價其他文化，就會導致雙向的地域歧視。雙向地域歧視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人們相互區別的一套集體思維模式和彼此之間文化的不認同。

4.歧視的制度原因

目前，我國遭受制度歧視最嚴重的群體是農村居民，城鄉二元體制是使農村居民遭受歧視的最主要的原因。戶籍制度的主要功能是控制社會資源的配置，把一部分人排斥在分享優質社會資源之外。我國以往城鄉制度的設計上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形成了城鄉分割的兩種制度:城鄉不公正的公民身份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公共財政制度等等。這些制度基本導向都是向城市傾斜，過分側重和保護城市、工業和城市居民，存在著重城市輕農村，重工業輕農業，重市民輕農民的問題。美國社會學家帕金認為:任何社會都會建立一套程序或規范體系，使得資源和機會為社會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其他人，這種程序規范通常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集體排他，把某些社會群體整體排斥在資源之外;另一種是個體排他。盡管上述限制農民的政策和體制有其存在的歷史性和合理性，但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其局限性，這是一種以犧牲農民利益為前提的不平等的做法。城鄉不平等的二元體制具有以地域和戶籍為標準的集體排他性，把廣大農民禁錮在農村，享受不到與城市居民平等的權利和待遇，失去了與城市居民平等參與競爭的機會，蘊含著嚴重的不公正的價值觀念，對農村居民一直帶有集體排他性的歧視與偏見。

二、歧視的危害

(一)歧視與個人

同志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在很多方面努力，其中堅持并實現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之一，同時也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而歧視作為最大的不公正，不僅與和諧社會相悖，而且有礙和諧社會的建設。從個體來看，歧視使被歧視對象(被歧視的個體和群體)由于被歧視而產生悲觀失望，對生活失去信心，損害了部分社會成員的人格尊嚴，損害了社會成員應有的平等、自由的基本權利。歧視背離了公正原則，剝奪了一部分社會成員的資源，限制甚至阻礙了這些社會成員的向上流動。既損害了被歧視對象的合法權益，又腐蝕了歧視者的思想，使歧視者的偏見和錯誤觀念加深。我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社會發展。從根本上說，社會發展取決于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取決于良性的競爭和合作，取決于社會向心力與凝聚力的增強。這些都需要以社會公正作為基礎和保障，而歧視違背公平競爭的原則，動搖了合作的基礎。

(二)歧視與社會運行

從社會學意義上說，社會的運行和發展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二是中性運行和模糊發展;三是惡性運行和畸形發展。所謂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是指特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系統之間以及各系統內不同部分、不同層次之間的相互促進，而社會失調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圍之內。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而歧視是現實中客觀存在的制約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因素。一個現代化國家的社會秩序，應該建立在最基本的社會公正的基礎上，如果連最基本的社會公正都不存在，而是采用不為人們所認可的不合理、不公正即歧視的手段使社會秩序得以維持，結果將不利于社會穩定。社會穩定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保障，同時也是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社會風險最易在社會承受力最弱的弱勢群體中爆發，從而嚴重影響我國社會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不管是社會層面的歧視，還是制度層面的歧視，都是對被歧視者及群體的不合理、不公正的行為，使其處于弱勢地位，從而削弱了對社會的認同，甚至導致其對主流社會的排斥和一些反社會行為的發生。

(三)歧視與社會流動

社會流動是社會成員實現發展的重要途徑，其重要功能就在于可以為社會地位較低的弱勢群體成員處境的改善提供平等的機會。歧視使強勢地位的階層和群體人為地設置障礙，排斥其他階層和群體的成員進入本階層。歧視性制度和政策造成社會水平流動的相對封閉性或提高了社會流動的成本，不利于健全、平等和開放的社會水平流動機制的形成。社會互動是個人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是社會發展的手段，良性的社會互動是和諧社會的基礎，而良性的社會互動是以公正為基礎的，歧視不利于良性互動的形成。對某人來說，不遵從社會規則意味著將被驅趕出所屬群體，當歧視行為成為一種主流行為時，即當歧視在社會上形成了一種習俗、傳統或不成文的規范時，對某一群體的歧視成了一種普遍的做法時，非歧視行為反而成了一種違背社會潛規則的表現，那么歧視不僅會促使有偏見的人采取歧視行為，甚至會迫使本來不愿意歧視他人的群體采取歧視行為，最后導致歧視現象的不斷蔓延。

作者：鐘鳳梅單位：云南開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