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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在一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形成許多流派，每一流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和方法論，可以說是五花八門。但不管是哪一學派，其理論都不是空中樓閣，而都是建立在大量的人類學材料基礎上。人類學的材料主要不是來自現成的書本，也不是取自官方的文件，也不像某些自然科學學科得益于實驗，它的基本來源只有一個———人類學實地調查。在人類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出現之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田野工作”。被稱為西方人類學“先驅著作”的，是“地理大發現”之后涌入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的航海家、冒險家、旅行家、殖民者、傳教士們留下的傳記、見聞、通訊、日記等。德國最早的進化學派人類學家巴斯蒂安在旅行中度過生命的近三分之一，著有《民族學研究和資料的收集》。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被塞內卡部落氏族接納為養子，長期生活在該部落中，發表了被譽為世界上關于印第安人第一部科學著作的《易洛魁聯盟》。強調造就訓練有素的人類學調查者是美國歷史學派創始人鮑亞士的一個重要主張。從19世紀起，他開始對美國北部進行科學考察旅行。1897-1902年，他組織和領導了大型的北太平洋沿岸科學考察隊的工作。他的兩個女弟子本尼迪克特和米德在人類學實地調查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19世紀后幾十年和20世紀初，隨著實地調查的深入，人類學迅速發展起來，田野調查研究和出版物不僅數量劇增，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馬林諾夫斯基革命性地開創了“參與觀察”式的田野工作新局面，強調深入、長期地同被觀察者住在一起，觀察他們的生活，使參與觀察成為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因而在一些場合下田野工作又被稱為“參與觀察”。由此我們看到，隨著人類學的發展，田野工作已逐漸成為人類學最具特色的方法和學科的生命力所在，以“參與觀察”為中心的田野工作成為人類學有別于其他學科的一大傳統。

一、社會學研究方法與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不同

現代社會學作為一門同先前的社會哲學有著迥然之別的學科，其最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所具備的經驗研究的品質。這一品質要求社會學家必須利用第一手的經驗資料論證假設、建構理論，而不能單憑抽象的思辨活動對社會作形而上學的推演。現代社會學這一品質的形成，或者說理論社會學和經驗研究的結合并不始于這一學科的初創時期。我們知道，盡管孔德和斯賓塞都提出了用實證手段來研究社會的設想，但他們本人并沒有進行過任何現代意義上的經驗研究。孔德的社會學思想直接導源于實證主義哲學理論與方法論原則，斯賓塞的社會學著作也是純理論（含方法論）的探討，并無經驗研究材料的支撐。近代社會學家齊美爾、韋伯、帕累托的社會學（只有迪爾凱姆例外）也只涉及一般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而并沒有實地研究。理論社會學與經驗研究的正式“聯姻”是由迪爾凱姆開始的，而經驗研究的制度化則更是在社會學從歐洲傳統向美國傳統轉變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的。社會學的研究中心從歐洲轉向美國，芝加哥學派對本土社會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實地研究，社會學的實地研究開始大量出現。20世紀30年代特別是二戰以后，社會學理論和經驗研究的方法已由過去傳統的方式（如參與觀察、個案研究、文獻資料法、訪談法等定性分析）逐漸轉變為利用現代數理統計方法和電子計算機等先進技術手段進行定量的、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經驗研究的定量化、模型化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經70年代、80年代至今，已經在美國社會學界成為一種風氣。從著名社會學家布勞和鄧肯開始，相續有霍曼斯、科林斯、西蒙、蘭德等人用數理方法進行社會學經驗研究并取得相當可觀的成就。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美國社會學界，從各級學術刊物、出版社發表和出版的所有論文、專著到博士、碩士等學位論文，幾乎無一不包括量化、模型化分析的內容。有的社會學家甚至提出，不僅在社會學經驗研究的方法方面，而且在理論的構造方面，都要實現定量化、模型化。可見，統計調查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逐漸在社會學的研究中占據主要地位，問卷法也隨之成為社會學的一種主要收集方法。美國社會學家艾爾•巴比稱“問卷是社會調查的支柱”，而英國社會學家莫澤則說“十項社會調查中就有九項是采用問卷進行的”。[2]可見社會學研究者對問卷法評價之高。

現代社會學大多采用發放問卷、收集資料然后進行統計分析的方式進行研究。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人類學和社會學都重經驗研究，都以調查為基本手段。但仔細比較，兩者的側重有所不同，人類學以定性調查為主，注重“參與觀察”；而社會學以定量調查為主，注重“問卷調查”。人類學與社會學調查的對象都是“群體”，人類學的定性方法是通過個體去反映群體。這種調查是面對面的，也就是說人類學調查者必須直面調查對象。人類學的調查由于面對調查對象，因而調查者的切身感受、體驗更具體、更生動、更強烈，這是人類學的優勢所在。社會學的量化調查，并不是必須面對每一個調查對象。但社會學由于面對的是總體，因而社會學家能從整體對象中選取一部分作為代表進行分析，由此推斷出整體的情況。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認為：“與社會學家不同，人類學家通常不借助于預先制訂好的調查表，這些調查表只能趨向于發現他們想要發現的東西。相反，人類學家堅持盡可能開放思想，并因而發現許多預想不到的事。這并不是說，人類學家從不運用問題調查表，有時也用它。一般說來，它們被用作補充方法來說明別的方法取得的資料。”[3]人類學由于一直注重研究人類文化的獨特性和多樣性，在方法上多采用田野方法、跨文化比較法，并把參與觀察作為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偏向定性分析。而社會學由于其產生的特殊背景，社會學家們目睹自然科學巨大的威力和能量，從而產生了借用自然科學的那一套方法去認識自己生于斯長于斯而又認識不清的社會的雄心。孔德第一個明確提出了這樣的觀點。雖然社會學在孔德的時代并沒有奠立量化研究的基礎，但他的觀點對后世的社會學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他們的努力下，以統計調查為主，以問卷法為收集資料的主要方法的特色，偏向定量分析，注重社會的共性研究，已經成為當代社會學學科的顯著特點。

二、人類學與社會學在研究方法上的聯系

人類學和社會學在研究方法上的區別其實不是絕對的，并不是說人類學中沒有定量研究、沒有問卷調查；或者社會學中沒有定性研究、沒有參與觀察。

（一）定量方法在人類學研究中的運用

在人類學的早期研究中，就已經有一些學者開始運用社會學問卷調查，運用定量研究方法來研究人類文化。如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摩爾根，為了研究親屬制度，他不僅研究了印第安人的親屬制度和社會結構，對印第安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也作了廣泛的考察。而且他還精心設計了詳細的調查問卷，通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國使館、傳教士等對當地民族進行調查。經過長達10年的努力，掌握了世界民族近200種親屬制度資料，于1865年完成了《人類家族的血親和姻親制度》。在人類學的發展歷史上，引入定量方法的研究，以默多克的跨文化比較研究最為經典。默多克應用定量方法從事的跨文化比較研究，主要體現在他1949年出版的《社會結構》一書。該書以全世界250個社會的民族志資料為基礎，做了有關親屬制度的跨文化比較研究。默多克在這本書中，從250個樣本社會中抽出居住形式、繼嗣規則和婚姻形態等要素，采用定量的統計分析方法，對這些要素間的相關關系進行分析，列出了87個相關關系表。默多克在該書中主要采用了交互分類、Q相關系數和X2檢驗的統計分析方法。比如，他計算了外婚制母系繼嗣與親屬稱謂這兩個變量和Q相關系數和X2檢定值，以此來驗證他所提出的與外婚制母系繼嗣制度相聯系的有關親屬稱謂的一個假設。[4]社會學定量方法在人類學研究中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重視，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趨勢。明確地說，“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這些人類學最具個性的研究方法，正面臨著挑戰。筆者認為，這些挑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講經濟、講效益的時代，人類學傳統的田野研究方法是否經濟？傳統的人類學調查方法一般要求：田野調查時間越長越好，最好是經歷一個年度周期（春夏秋冬四季）；調查內容越細越好、越全面越好，最好全面調查整個社區方方面面的情況，經濟、社會組織、宗教、教育……等等，不能有所遺漏；不能帶有任何主觀設想，必須老老實實地觀察和記錄；以參與觀察、入戶訪談為主，采用問卷調查和知識輔助的調查手段等等。在當前講經濟和效率的時代，這一傳統的人類學調查方法受到了質疑。經濟學家曾這樣質疑人類學家：“人類學家在搞農村調查時，有必要挨家挨戶一一調查嗎？同村各家各戶的同質性很強，這種調查太不經濟了。”[5]

（2）隨著人類學傳統研究對象本身的變化，人類學傳統的田野研究方法是否能繼續行之有效？在當前對農村的調查中，人類學傳統的田野研究方法遇到了新的問題。李彬在《社會文化變遷對田野調查的挑戰：龍井農村調查記事》一文中陳述了在調查中所遇到的一些情況，如進入方式問題、鄉村干部的“后院”禁忌問題、農民的“不歡迎”問題、被調查者對調查的利用問題和同吃同住遇到的新問題等等，這些都反映了社會文化變遷對田野工作構成的某些挑戰。[6]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市場經濟轉型開始之后，中國的農村發生了很大的社會變遷。地方利益得到突顯，農民的個人意識和個人選擇得到加強。調查所面對的農村已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農村，調查所面對的農民也不再是五六十年代的農民。研究者的調查已不再被地方和當地農民看成一項硬性的政治任務。他們可能不愿意讓調查者到某些地方去看，甚至可能根本不歡迎調查者，這些都是被研究者本身的變化對田野調查提出的挑戰。

（3）人類學研究范圍發生變化所帶來的挑戰。19世紀60年代，都市人類學的形成被喻為文化人類學發展的“第三次革命”，引起人類學者對傳統的理論、概念、研究方法等諸多方面的思考。人類學家有專注邊緣群體和異文化的學術傳統，而都市研究便是對這一傳統的超越和對其他學科領域的“滲透”。在某種意義上，都市村莊的研究、對都市“村民”的關注，似乎只是傳統人類學研究的延伸，因為它顯示的仍是對都市社會中社會關系維系模式的關注，與傳統的對鄉民社會初級社會關系網絡的研究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但是，都市社會畢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質，因此，都市研究必然會促使我們審視在都市背景下人類學傳統方法的效度及其所面臨的挑戰，從而敦促人類學者為學科的發展尋找新的支點。如何既不失人類學研究的本色，又能在不同的時代里實現人類學對世人的許諾，讓這個學科無論是在農業社會、工業社會還是信息社會都有存在的意義，這應該是當代人類學家在田野工作實踐中必須深入思考、做出解釋的命題。當年馬林諾夫斯基稱《江村經濟》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今天，人類學研究更呼喚里程碑式的著作。不過，這種深刻變化不再是從異域轉向本土，而是從本土的鄉民社會轉向都市社會。孫慶忠博士在《人類學都市研究的實踐與反思———重訪學術名村南景》一文中對自己調查經歷的描述，深刻地反映了人類學都市研究中所面臨的新的挑戰。南景村地處珠江三角洲北緣，本名為鷺江村。

50年前，它只是廣州近郊一個普通的鄉村聚落，但卻因華裔美國社會學家楊慶先生的著作而在海外中國研究中成了頗具影響的學術名村。1948年-1951年楊先生在嶺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期間，對南景進行了安營扎寨式的研究，極具人類學田野作業的精神和特色。1999年12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做博士后研究的孫慶忠博士為了回應前輩半個世紀前的研究，記錄名村的又一段歷程，對南景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然而他發現，“印念中‘熟識’的南景已經變得非常陌生。在廣州市建成區面積的高速擴展中，‘天、園、廬、墓’的自然景觀，已變成老人們坐在自家獨樓里追憶鄉村生活的圖景。只有依稀可辨的幾間祠堂成了‘遙想當年’的重要參照。在穿街巷、畫草圖，進行半個月的環境探察后，研究者陷入了困境。都市浸染下的南景，已為傳統的研究方法設置了一道屏障。由于外來人口的增多，與出租房相關問題的社會問題的叢生，原本守望相助的居住格局已經徹底改變，多道封閉的防盜門為村民創設了安全的家居空間，但同時也在客觀上加大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多數村民拒絕來訪，入戶訪問的幾率縮小，訪談的效度面臨著挑戰。”[7]傳統的人類學研究方法主要適用于同質性較強的小規模社會，研究內容多是不易量化的社會文化現象，這就限制了定量方法在人類學研究中的應用。然而今天，人類學的研究范圍和研究對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種完全封閉的、不受外界影響的社會已經不復存在，人類學研究對象的個體差異逐漸變大，研究內容也趨于多樣化。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人類學領域中關注定量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多，并有更多的學者開始在自己的研究中應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定量是定性的精確化，人們只有在認識質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把握事物的量，才能獲得對事物較清楚的認識。人類學已越來越注重定量研究，譬如許多學校的人類學系開設了計算機、統計學、高等數學等課程。不難看到，人類學和社會學在研究方法上自始便存在著互動。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人類學的傳統研究方法正受到日益嚴峻的挑戰。可以預見，今后人類學和社會學在方法上的互動會越來越大，統計方法、問卷調查等社會學研究方法在人類學研究中將會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

（二）定性研究與社會學

在社會學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方法發展十分迅速。比較而言，定性研究方式由于來自與定量研究不同的哲學傳統，具有不同的假設，因而所受重視程度遠不及定量研究。不過，盡管定量研究在社會學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社會學方法論中卻一直存在著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兩種不同的取向。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可以說分別代表了這兩種方法論取向，也就是說，定性研究在社會學中自有其地位。實證研究者受到自然科學量化研究范式的影響，認為只有客觀的、實證的和定量的研究才符合科學的要求，才具有價值。“只有當社會世界能夠用數學語言來表示時，它的各個部分之間的確切關系才能得到證實。只有當資料可以通過可信的計量工具用數量來加以表示時，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結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較。沒有量化，社會學只能停留在印象主義的臆想和未經證實的見解這樣一種水平上。因而也就無法進行重復研究，確立因果關系和提供證實的通則”。[8]他們往往希望借助經驗研究的幫助，證偽或者暫時證明有限的假設。然而，社會研究的客觀性和確定性比自然科學差得多，因為它不僅研究可觀察的現實（客觀事件），而且研究主觀現實。事實上，由于受到特定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的制約，加上實證研究范式本身所具有的缺陷，研究者不可能完全依賴定量研究范式來達到對社會的全面理解。因此，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社會學者們開始對這一范式所存在的缺陷進行批判和反思，并逐漸發展出具有濃重人文主義色彩的解釋范式。今天，在經驗社會學研究出現數理化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是社會研究過程中可以同時采用的兩條途徑。它們所能提供的是兩種不同的圖畫。在研究方式上，定量研究強調研究程序的標準化、系統化和操作化；定性研究則更加強調研究程序、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上的靈活性、特殊性。在研究的邏輯過程中，定量研究往往強調客觀事實，強調變量之間的因果聯系；定量研究則更加注重現象與背景之間的關系，更加注重現象的變化過程，注重現象和行為對于行為主體所具有的意義。定性研究的主要目標是深入地“理解”社會現象。比如，社會學的問卷調查可以涵蓋幾千人、幾萬人，有了這樣的調查規模和樣本量，我們就可以使用社會統計方法來分析變量之間的規律性。但是，這種調查又存在以下一些問題：如在時間與經費上存在限制，問卷內容有限，回答需要符合一定的標準，編碼比較死板等等，這使得研究者無法了解被訪者的許多具體細微的情況。而人類學的深入訪談以及民族志的系統調查在這方面顯示出很大的優勢。通過對近幾十年社會學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的系統考察，有學者認為，方法論、研究方法和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聯系。隨著實證主義方法論和西方主流社會學的衰落，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和調查方法更為多樣化、社會學方法論更具綜合性。這種綜合性表現在：（1）對實證科學的重新理解；（2）對社會規律的重新認識；（3）各種對立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微觀與宏觀、客觀與主觀、定性與定量等研究方法的綜合與相互補充。[9]

（三）社會學的實地調查與人類學的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是人類學最具特色的方法之一和學科的生命力所在。馬林諾夫斯基開創的“參與觀察”式的田野工作，強調深入、長期地和被觀察者住在一起，觀察他們的生活，成為田野工作的主要方法。自馬林諾夫斯基之后，幾乎所有的人類學家都意識到要在自己的田野工作基礎上撰寫民族志、構建相關理論。而想進入人類學界的新手，必須到某個地方進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然后回到學校撰寫博士學位論文，通過答辯獲得學位，取得資格認證。當年M.米德之所以迫切地要去薩摩亞，是因為當時美國的人類學家都有各自的田野（field），要想在學術界立足，就必須有自己的田野。她曾有意去調查那伐鶴（Navaho）印第安人，但遭到博厄斯的反對，博厄斯的理由是：那是賴卡德（G.Reichard）和戈達德（P.Goddard）的地盤（Mead，1975）！在馬林諾夫斯基和R•布朗的帶領下，英國人類學家如馬林諾夫斯基的第一批弟子E-普里查德（E.Pritchard）、弗思（Firth）、鮑德梅克爾（Powdermake）r等以自己的實踐建立了現代人類學的學科規范。美國人類學家則在博厄斯的指引下，通過克魯伯（A.Kreobe）r、薩皮爾（E.Sapi）r、本尼迪克特（R.Benedic）t、米德等人的努力將美國的人類學帶入現代人類學，并與英國社會人類學會通。英美人類學的現代人類學模式對其他國家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方式的改進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如法國的列維—斯特勞斯、中國的吳文藻等人都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歷史變革，迅速跟進，各有成就。現在，幾乎所有人類學家的研究都離不開田野工作。實地研究是社會學的四大研究方式之一，它是一種深入研究對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參與觀察和非結構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并通過對這些資料的定性分析來理解和解釋現象的社會研究方式。這種研究方式主要用觀察和訪談來收集資料，包括非正式的、隨生活環境和事件自然進行的各種觀察、旁聽和閑談，也包括正式的采訪、座談和參觀等。[10]在社會學研究史上，曾有許多運用實地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例子。如美國社會學家W.F.懷特的《街角社會》、利博的《塔利的角落》、斯太克的《都是我們的親戚》、林德夫婦的《中鎮》等等。在《街角社會》的研究中，懷特與一個幫伙中的頭頭結為朋友，他經常同幫伙的青年人聚在一起，玩滾木球、打棒球、玩紙牌，也經常同他們談論賭博、賽馬、性以及其他的事情。他在科納威里生活了三年多，其中有一年半時間同一個意大利家庭住在一起，并學會了說意大利語。在長期的觀察中，懷特收集了豐富生動的資料，得出了關于群體結構與個體表現之間關系的一系列結論。

那么，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和社會學的實地研究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美國社會學家D.K.貝利在他的《現代社會研究方法》一書中，專立一章論述《民族學方法論》。他指出：“民族學方法論收集資料的主要手段是觀察，社會學采用的民族學方法主要是實地調查法。”由此看出，社會學的實地研究來源于人類學家用于研究非本族文化和相對原始的部落群體的田野工作方法。早期的實地研究大多被西方社會學家用于研究城市下層階級居住地的生活，或用于研究城市的流浪漢、貧民、黑人等下層群體。現在研究者們則采用這種方式研究社會中的各種個人、群體、組織或社區。從嚴格定義上來講，田野工作和實地研究并沒有太大的本質區別。人類學家把自己的實地工作稱為“田野工作”，也許是為了強調自己的研究范圍，因為人類學家更向往那些偏遠的地方。不過，從實際運用來看，筆者認為：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更強調細致、深入、持久的調查，在方法的具體運用中，仍有許多值得社會學學習的地方。

作者：石金群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