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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紀的西方文學(xué)作品中，中國不再指導(dǎo)別人而是接受指導(dǎo)，它不再被視作典范卻成為批評的對象，它不再是西方國家向往的烏托邦的理想國度，用來拯救西方文明的強有力的武器，而變成了遭到蔑視和嘲笑的對象。在這一時期描寫中國人的作品中“，野蠻”、“非人道”、“獸性”，這些形容詞通常被人們用來總結(jié)對中國人的看法。中國文化形象在西方經(jīng)歷了一個從典范到野蠻的變化過程。最典型的是阿瑟•史密斯，他在著名的《中國人的性格》中宣稱“必須教化中國”，認為中國人“缺少的是骨氣和良知”“：中國需要的許多東西可以概括成這惟一一種迫切的需要。只有依靠基督教文明的長期感化才能使這種需要得到完全的滿足?！盵1]殖民行為由此得到了辯護，甚至頌揚，中國早已被假想為一個墮落、腐朽，亟待所謂的西方文明拯救的異國。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是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英國著名漢學(xué)家，曾被譽為英國漢學(xué)三大星座之一。他在中國生活了30年，曾于1876年在中國汕頭的領(lǐng)事館任職，1879年6月又升任廈門領(lǐng)事館領(lǐng)事官。他終生都在為廣泛傳播中國語言、文學(xué)和文化而努力。他勤于著述，研究范圍遍及中國文學(xué)、歷史、宗教、哲學(xué)、繪畫等諸多領(lǐng)域，同時還出版了不少語言教材。他曾翻譯《莊子》、《聊齋志異》等中國古典作品?！读凝S志異》被認為是清朝末年用文言文撰寫的最具影響力短篇小說集。1880年翟理斯翻譯的《聊齋志異選》(StrangeStoriesfromaChineseStudio)在倫敦出版,其中包含了164則故事。隨后,翟氏又進行了仔細的修訂,1908年由上海的別發(fā)洋行(Kelly&Walsh,Limit-ed)出版第二版。翟理斯所翻譯的《聊齋志異選》是《聊齋志異》向西方傳播過程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至今仍是最全的一個英文譯本。翟斯里在序言中宣稱：“《聊齋志異》在中國是最受歡迎的、最完美的傳統(tǒng)文學(xué)，通過它西方讀者可以加深對中國的文化、習俗、信仰和社會生活的了解?！盵2]對文化、習俗和信仰的強調(diào)，無疑是他翻譯該小說的原動力，也是我們關(guān)注該譯本的原因所在。翻譯作為兩種異質(zhì)文化交流和協(xié)商的媒介，反映了彼此之間在意識形態(tài)和文學(xué)傳統(tǒng)上的沖突和碰撞。同時，翻譯也被作為一種維持不同文化之間的不平等權(quán)利的有效的工具。當翻譯東方文本進入西方世界時，為了譯本的可接受性，翟斯里精心地挑選文本，從他對故事的選擇和翻譯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本文對翟理思的《聊齋志異》英譯本中人物形象進行分類，深入分析了譯者為再現(xiàn)東方形象而采取的翻譯策略背后所隱藏的意識形態(tài)的深層原因。在翟斯里所翻譯的《聊齋志異》中，人物形象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東方烏托邦中的神秘的迷人東方形象；一類是落后、腐朽、專制、無能的形象。有時這些形象具有雙重的效應(yīng)。

一、吊詭的東方形象

《聊齋志異》主要通過講述人類與鬼怪之間的故事建構(gòu)了一個獨特的女性世界，并刻畫了一系列慷慨、勇敢、睿智、獨立、忠貞的女性人物形象。翟斯里所選取的短篇故事再現(xiàn)了獨特而典型的東方美人特質(zhì)，女性形象在此具有了雙重的意義。一方面鞏固了西方讀者對東方女性的幻想；另一方面作為西方文明自我反思和重新書寫自我的最好的佐證。以下以具體的例證去闡釋譯者所迎合的西方讀者所期待的對東方女性美的特征的總體認識。

如：TherewasthenacallforChih-ch’eng,uponwhichayoungwaiting-maidcameforwardandstoodquiteclosetoMr.Lin’shead.Herstockingswerethecolouroftheking-fisher’swing,andherfeetencasedintinypurpleshoes,nobiggerthanone’sfinger（TheYoungLadyOftheTung-T’ingLake,167）.

在《聊齋志異•織成》的譯文中，西方讀者如愿地看到了一個東方美人，她符合西方人對東方女性形象最典型的美的評判標準?！發(fā)otusfeetinthreeinches”(三寸金蓮)，thecolouroftheking-fisher’swing”（翠襪紫舄），“tinypurpleshoes,nobiggerthanone’sfinger（細瘦如指），正如李明所說：“當看到中國女性眼睛低垂，微微地斜著頭，妖嬈地走在街上時，我們便會想起修女或?qū)ι系圩铗\的信奉者?！?/p>

Quitepleasedatthis,heapproachedtheyoungladyandbegantotalk,she,meanwhile,in-quiringofhimwherehelived,andifaloneorotherwise.Heassuredherhewasquitebyhim-self;andthenshesaid,“Well,Iwillcomeandseeyou,butyoumustn’tletanyoneknow.”TheYoungGentlemanWhoCouldn’tSpell（TheYoungGentlemanWhoCouldn’tSpell,201）.

在《聊齋志異•嘉平公子》中，作者蒲松齡所描繪的是一個掙脫了封建倫理的束縛，勇敢追求的女子，這是中國古典文學(xué)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女性形象，宣稱解放女性，呼喚人性的回歸是這部小說最具創(chuàng)新性的主旨。在19世紀初期，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國小女人是“吟唱垂柳和桃花”、“三寸金蓮”，生活在莊嚴宏偉的宮殿。這樣的女性形象反復(fù)出現(xiàn)在西方人的游記與小說中，西方作者正是通過這些游記與小說宣泄了自己對西方社會的強烈不滿，喚醒西方對東方的濃厚興趣。由于缺乏文化常識以及對東方女性的同情之心，西方讀者對《聊齋志異》的閱讀并不能從批判封建社會對女性的摧殘和女性解放的角度去理解。由此，西方開始了對中國女性美的無休止的期待與幻想，對中國這一神秘國度無限的憧憬，進而對武力征服中國的向往。

另一種是神秘莫測的民間藝人形象。在《聊齋志異》的譯本中，譯者通過翻譯描繪了中國獨特的曲藝藝術(shù)的短篇故事，使西方對中國烏托邦的想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xiàn)與強化。whenhewasatthecapitalhesawamaninthestreetwhogavethefollowingperformance:ineachofwhichwasafrog;andwheneverhetappedanyoneofthesefrogsontheheadwithatinywand,thefrogsotouchedwouldimmediatelybegintosing.whereupontheyallsangtogether,withtheirDo,Ré,Mi,Fa,inperfecttimeandhar-mony（TheSingingFrog.135）.《聊齋志異•蛙曲》講述的是中國的民間藝人訓(xùn)練蛙進行音樂表演的故事，展示了中國傳統(tǒng)民間技藝的奇妙。這類故事能強烈地刺激西方人對中國奇異性的無限想象。但這類故事向西方人展示了東方人的機巧的同時，也從另一個方面讓他們對中國人產(chǎn)生了警覺。總而言之，西方充滿著熱情，通過向讀者講述東方無盡的浪漫新奇，竭盡所能地給異域的中國貼上了只屬于他者的文化標簽?！皼]有一個民族能在法制和倫理道德上超越中國，更別提超越中國的藝術(shù)和智慧的多樣性了。”[4]《聊齋志異》的譯本正好反映了譯者在翻譯時文化心理的一種潛在的訴求，他所譯的文學(xué)作品必須迎合西方對中國龍的固有的烏托邦的想象模式。

二、負面的形象

在蒲松齡的筆下，這幾類人物主要以負面的人物形象出現(xiàn)，從六根不凈的道士和尚，迂腐的文人，墮落的官吏和自私貪婪的商賈。翟理斯翻譯了與中國的道教和佛教密切相關(guān)的14個故事，由于缺乏對原著創(chuàng)作背景的基本介紹，因此，佛、道教導(dǎo)人向善，遠離世俗欲望，尋求心靈平靜的根本教義不復(fù)存在。

Acertainpoorman,namedChang,wholivedatI,fellinonedaywithaTaoistpriest.Thelat-terwashighlyskilledinthescienceofphysiogno-my;[1]and,afterlookingatChang’sfeatures,saidtohim,“Youwouldmakeyourfortuneasadoc-tor.”“Alas!”repliedChang,“Icanbarelyreadandwrite;howthencouldIfollowsuchacallingasthat?”“Andwhere,yousimplefellow,”askedthepriest,“isthenecessityforadoctortobeascholar?Youjusttry,that’sall(TheDoctor.430)Andoncethisrelative,meetingwithaBud-dhistpriestfromtheT’ien-fotemple,addictedlikehimselftotheviceofgambling(TheGambler’sTalesman.257).

在《聊齋志異•醫(yī)術(shù)》和《聊齋志異•賭符》的譯文中，翟理斯向西方讀者分別傳遞了奸詐的道士和好賭的和尚形象，重申了只有通過基督教文明的傳播，西方才能為中國的倫理道德注入新的血液的論調(diào)[5]。在他們的眼中，中國的宗教是陰暗的，無生命的，更是無希望的系統(tǒng)。擁有傳教士和外交家雙重身份的翟理斯著重渲染了中國道教和佛教中所謂的道德敗壞的形象，向西方讀者暗示了中國宗教所謂的墮落和亟待拯救的社會現(xiàn)實。企圖以宗教為借口，把西方對中國進行的非正義的殖民入侵美化為上帝所賦予西方的挽救中國的神圣使命，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尋找一個合理而合法的依據(jù)。在現(xiàn)代社會，基督教對中國的拯救與西方對中國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征服的實質(zhì)剛好一致。對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描述是《聊齋志異》一個極其重要的主題。蒲松齡為求取功名，曾多次參加科舉考試，卻屢戰(zhàn)屢敗，對于科舉他有深刻體驗。他指出，中國的科舉考試推崇八股文，歷朝歷代考的內(nèi)容都是經(jīng)史子集，千篇一律毫無新意，其最大的弊病在于埋沒了人才。諷刺了歷代想通過參加科舉考試進入封建社會官場的文人。在《聊齋志異•王子安》中，蒲松齡按時間順序的線索生動形象地描繪了儒生王子安在科舉考試過程中的心理活動以及考試奪魁后卻憤而棄之的行為，反映了中國文人對封建官場的黑暗與墮落深惡痛絕的心理。

ChronicleroftheTalescomments:“Bachelorsofletterswhogointotheexaminationcellshavesevensemblances.Whentheyfirstgoin,barefootandcarryingtheirbaskets,theyresemblebeggars.Atrollcall,whenmonitorsshoutandlectorscurse,theyresembleprisoners.Goingtotheirownnumberedcells,theyresemblesluggishwaspsattheendofautumninthewaytheirheadspokeoutoftheopeningsandtheirfeetstickoutfrommtherooms.Whentheycomeoutofthearena,wearingeveryimaginablesortofdispiritedexpres-sion,theyresembleailingbirdsjustreleasedfromacage.Then,astheyarewaitingfornewsoftheirresults,theystartatshapestheyseeinharassandtreesk,andtheirdaydreamsbecomefull-blownfantasies（ScholarWangZi-An,.329）.

毫無疑問，譯者受到自身的文化傾向和主觀認知等非語言因素的影響，必然會選擇在目標語文本中再現(xiàn)其特定的固有的意識形態(tài)。由于翟理斯不了解蒲松齡在原著中對科舉制度的批判，同時譯文中又缺乏對原作者蒲松齡的生平介紹和原著核心思想的概括，而西方讀者又沒有相應(yīng)的中國文化知識的背景，以及對中國古典文學(xué)思想精髓的研讀，因此翟理斯翻譯的《聊齋志異•王子安》的譯文，卻正好印證了這樣的觀點：由于缺乏科學(xué)技術(shù)，從而導(dǎo)致了東方文明停滯、落后，從而迎合了西方讀者對中國形象意識形態(tài)的想象模式。中國商人形象是很有意思的。與現(xiàn)在人們崇尚賺錢不同，中國人曾一直認為無商不奸，因此，商人基本上是一個貶義詞，蒲松齡自然也是這樣認為的。

ATChin-lingtherelivedasellerofspirits,whowasinthehabitofadulteratinghisliquorwithwaterandacertaindrug,theeffectofwhichwasthatevenafewcupswouldmakethestrongest-headedmanasdrunkasajelly-fish.2Thushisshopacquiredareputationforhavingagoodarticleonsale,andbydegreeshebecamearichman（Adulteration[1]Punished.452）.Note1：Innocountryintheworldisadulter-ationmoreextensivelypracticedthaninChina,theonlyformalcheckuponitbeingareligiousone—thedreadofpunishmentintheworldbelow.

奸詐、貪婪的商人形象在《聊齋志異•金陵乙》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描繪。從翟理斯給出的注釋中，我們可以窺見他對中國民族的偏見———中國人天生就具有懦弱、虛偽和不誠實的低劣品質(zhì)[6]，原因自然應(yīng)該是宗教信仰的缺失。他翻譯的《聊齋志異•賭符》（“TheGambler’sTalisman”）、《聊齋志異•姊妹易嫁》（“SistersSwitchPlaces”）、《云翠仙》（“YunCuiIXian”）等一系列故事，進一步講述了中國人的背信棄義、貪婪和不忠，無疑加深了西方讀者對中華民族的刻板印象。Acertainmagistratecausedapettyoil-ven-dor,whowasbroughtbeforehimforsometriflingmisdemeanour,andwhosestatementswereveryconfused,tobebambooedtodeath（CrueltyAvenged.418）.在《聊齋志異•拆樓人》中,蒲松齡刻畫讀書人十年寒窗苦讀，期望憑借科舉考試，掙得一官半職的形象。翟理斯選擇這些描述中國官員墮落腐敗的文本翻譯，確實部分地反映了衰落中中國的現(xiàn)實，這樣的人物形象強化了西方讀者對中國吏治的看法：因為科舉考試的官員選拔制度，中國官員腐敗、野蠻、殘忍、愚蠢、無能，而這也將導(dǎo)致中華帝國最終走向滅亡。總之，由翟斯里的翻譯我們可以看到，翻譯并不是意義或符號的簡單重置。所有的譯本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譯者從目標語文化的角度對源語文本有目的的操控，同時也是優(yōu)勢文化對劣勢文化施加的暴力入侵[7]。

三、結(jié)語

在《聊齋志異選》中，翟理斯選擇性地翻譯中國不同形象的故事，以迎合西方讀者關(guān)于中華帝國固有的想象模式。在西方的想象中，東方作為一個整體呈現(xiàn)了兩個截然對立的他者形象，肯定的為富饒、智慧、奇幻、民主和有道德修養(yǎng)的烏托邦的形象；否定的為神秘、淫蕩、邪惡、墮落、專制、兇殘和停滯的意識形態(tài)的形象。因此，中國不可顛覆的他者形象，是西方異國體驗的心理認知模式，在西方讀者根深蒂固的原形框架中不停地發(fā)生轉(zhuǎn)變，是為了滿足西方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時期想象東方的必然產(chǎn)物。

作者：董艷胡勤單位：貴州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