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社會科學轉型和社會科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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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為知識體系的西方社會科學正在出現一次全面而重大的轉型，建基于牛頓經典科學之上的現代社會科學架構的一些基本層面都在發生重大轉變。中國的社會科學在走向繁榮的過程中，應該重視和回應這種轉變趨勢，調整自己的發展基點，實現中國社會科學的中國化。一方面，力求生產出具有推進中華民族復興這一本土價值意義的學術成果；另一方面，全面參與全球化的學術生產，成為社會科學學術生產的大國和強國。
[關鍵詞]西方社會科學；轉型；中國社會科學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冷戰”格局的崩解、經濟全球化的迅猛推進，以及科學探索的長足進展，人類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深刻而全面的改變。建基于牛頓經典科學的社會科學體系的一些基本層面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社會科學理論思維的空間視野開始出現由“西方中心論”向“全球體系論”的位移；歷史進步模式出現了“革命”還是“演進”的爭論；歷史終極動力的追尋已經超越物質層面而直指人類文化深層世界；對人類行為價值歸屬的追問開始超越人本身的訴求，而訴諸整個生命現象；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開始出現與自然科學方法交叉與整合的趨勢。總之，社會科學一場深刻的轉型或者革命正在潛動。中國的社會科學應該調整自身的發展基點，以回應這種轉型。
全球化的推進首先觸發了社會科學理論探索空間視野的位移，即從“西方中心論”向“全球體系論”轉變。
近二百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的基本視野是“西方中心論”。“西方中心論”是源于西方的一種社會歷史觀。在這種觀點看來，人類文明的歷史產生于歐洲。歐洲人創造了世界歷史。歐洲人在地理大發現以后，憑借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開創了全球化時代，
開創了世界歷史。歐洲以外的人雖然也有歷史，但他們的歷史沒有世界歷史意義，他們只能沿著歐洲人開創的歷史道路前進，歐洲的今天就是他們的未來[1]（p16)。
誠如湯因比所言，一個民族在一定時期“自我中心的錯覺，這本是一種自然現象”[2]（p46)。猶太人曾自以為是上帝唯一的選民；大清乾隆皇帝于1793年寫給英王喬治三世的信中所言：“天朝德威遠披，萬國來王”，無疑體現了“中國中心”觀念。但是，只有歐洲人的“西方中心觀”最后發展成了一種系統的世界歷史觀。之所以如此，客觀上是因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自15世紀開始逐漸落后于西方，而主觀上看，“西方中心論”適合于殖民主義者的需求，是殖民主義者的世界模式。殖民主義者的強權決定了“西方中心論”的“話語霸權”。
近二百年來，“西方中心論”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的空間視野，有如宇宙觀支配自然科學一樣，構成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基礎結構，支配了幾乎所有社會科學領域。例如，政治學理論將西方式的“民主”視為人類民主的終極模式，以至于弗蘭西斯·福山宣布人類歷史已經終結；經濟學理論則基本上建立在亞當·斯密“經濟人”假設之上，而這一“經濟人”的理性特征分明是從西方人身上抽象出來的；馬克斯·韋伯社會學中的“理性”則是西方新教徒精神氣質的集中體現。
應該說，“西方中心論”自產生之日起就不斷受到一些思想家的質疑。例如，與19世紀“西方中心論”的主要代表人物黑格爾同時代的德國詩人、思想家歌德就曾批判當時歐洲流行的頌揚歐洲、貶斥中國的觀點。在他看來：“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3]到了20世紀，“西方中心論”開始受到系統的理論批判。湯因比曾剖了“西方中心論”的三個錯覺(自我中心錯覺、“東方不變論”錯覺、直線式進步錯覺)[2]；布勞特認為，建基于“歐洲中心論”的歷史是“隧道歷史”[4]。但是，他們并沒有建立起能夠取代這一視角的理論。真正對“西方中心論”發起震撼性攻擊的是近些年來出現的一股建基于“世界體系史觀”的理論思潮。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有力地論證，不是歐洲創造世界，而是世界創造歐洲，歐洲歷史只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4]。美國學者彭慕蘭在(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中則證明，歐洲在15世紀以前與東方沒有任何重大區別，歐洲的興起不是基于歐洲的民族優越、理性精神、產權制度等獨特性，而是因為成功地利用殖民體系實現了生態緩解，擺脫了資源約束[5]。
“全球體系論”尚未完全摧毀“西方中心論”的話語霸權，但是至少已經開始動搖其霸權的根基。一方面，伴隨殖民主義退出歷史舞臺，“西方中心論”勢必日漸式微，“全球體系論”是適應經濟全球化這一新的世界歷史時代的理論。另一方面，基于“全球體系論”的多中心空間視野開始影響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例如，在經濟學領域，阿馬蒂亞·森以其關于貧困、匱乏和福利的理論獲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這體現了經濟學領域對于非歐洲區域發展訴求的重視；在歷史學領域，反“西方中心論”而主張“多中心論”的《白銀資本》和《大分流》兩書在西方學術界均獲大獎并大行其道，在殖民地尋找歷史之風已經形成一股蔚為大觀的學術潮流[6]；在現代化理論領域．反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民族主義探索已經成為后發國家的主流。更為重要的是，基于“西方中心論”的理論的普遍性開始遭到懷疑。在西方國家和向西方模式轉軌的國家，基于西方經驗與理念的轉軌方案即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開始遭到普遍質疑。在社會主義世界，中國在創造性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無疑昭示著中國將進一步超越西方文本的社會主義，走上一條基于中國本土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二、革命還是演進：歷史進步模式的反思
如果說“全球體系論”以及“多中心論”的興起可能改變社會科學理論思維的空間模式，那么，歷史進步的模式是革命還是演進抑或二者并存的爭論則可能導致社會科學理論思維時間模式的傾覆。
盡管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將進化和演化引入了社會科學，深深地影響著社會科學的思維方式，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演化觀也成為社會科學的重要思維工具。但是，建基于牛頓科學體系之上的社會科學體系中占主流的歷史時間模式觀依舊是“革命”。
社會科學領域中崇尚“革命”的首推歷史學。在歷史學家看來，“革命”是突變，在一定程度上說是歷史的斷裂，即舊時代的結束，新時代的到來。20世紀上半葉以前，歷史學家主要用“革命”來解釋歷史的進步模式。例如，世界歷史解釋中占支配地位的觀點是，人類歷史的發展是由一系列革命推動的，包括農業革命、商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等；西方世界的興起也是由一系列革命推動的，包括以“文藝復興”為標志的文化革命，以蒸汽機為標志的產業革命，以資產階級掌權為標志的政治革命，以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進程為標志的經濟革命等。在20世紀世界體系的演變中，“革命”仍占據了支配地位——20世紀20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瓦解帝國主義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民族主義革命徹底瓦解了殖民主義體系，造成了一個兩極對立的世界；蘇聯解體因為終結了“冷戰”格局而被描述為一個革命性事件。又如，中國20世紀的歷史也是用“革命”來解釋的——辛亥革命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終結者；是中國從舊文化走向新文化的“文化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世紀末葉的經濟體制改革也被描述為“革命”。
“革命”范式不僅深刻影響了人們對客觀世界的看法，也影響著人們對于自身精神發展史的思維模式。例如，在經濟思想史中，充滿了各類革命性的事件，如邊際革命、凱恩斯革命、新古典主義革命等。更有甚者，則莫過于中國“”時期的所謂“靈魂深處鬧革命”了。
20世紀后半期以來，這種用“革命”來解釋人類客觀歷史發展與主觀歷史發展的時間模式開始受到挑戰。人們發現，“革命”一詞，從揭示歷史發展深刻性、全面性、艱巨性的角度看是可以接受的，如“改革是一場革命”的內涵指向就在于此。但是，“革命”難以解釋社會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與機理。不同領域的學者開始試圖從“演化”的角度來解釋歷史的時間模式，以淡化“革命”。在經濟學中，演化經濟學或演進經濟學開始興起。經濟學家開始拋棄新古典主義超越時間和動態演進的純理論分析范式，開始復興19世紀末期馬歇爾開創的傳統，注重引入時間的因素，從動態中考察經濟組織、經濟運行形態的演化過程。根據這種范式，人類的一切經濟組織、經濟行為與經濟運行形態，都是在逐漸演化中形成的。在歷史學中，一些學者發現，所謂工業革命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早在所謂“工業革命”之前，已經存在了“原始工業化”，所謂“工業革命”的革命性作用因此而淡化。在各個學科的制度分析中，強調演化的路徑依賴概念取得了占支配地位的話語權力。制度分析的路徑依賴視角表明，人類的一切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不是通過革命的手段來產生和變化的，而是在路徑依賴的總體設定中，人類理性選擇的結果。這種分析視角不僅在經濟學中得到運用，而且被引入政治學理論、社會學理論、管理學理論以及法學理論等領域中。
社會科學思維范式中“革命”范式的興盛與式微都具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所謂“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自然科學與生產技術的“革命性”變化促成的。這一時期自然科學的重大發現，諸如解釋宇宙形成的“大爆炸”理論，物理學中的核聚變理論與原子聚變裂變裝置的實踐，無一不引發人們對“劇變”、“創世紀”等“革命”行為的崇尚。自然科學的“革命”范式深刻影響社會科學家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在“冷戰”中形成的兩極對立，使世界形成兩種力量尖銳對立的極端格局，解決兩種勢均力敵力量對立與沖突的辦法，首選是“革命”。
20世紀80年代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依然展現著“革命”的魅力，“核聚變”依然在發生，最近發現的“新星”訴說著一百多萬年前某次宇宙“大爆炸”的宏大場面。但是，社會科學開始淡化“革命”。“冷戰”格局的解體消解并改變了兩極尖銳對立沖突的極端格局。至少在當代，傳統的“革命”已經失去其解決世界沖突的工具意義。而弗蘭西斯．福山發現，人類已經找到自由民主制度這種終極性的治理方式與意識形態，歷史已經終結，通向這一制度與意識形態的一切革命都已經過去，接下來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式將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演化與完善。在中國，“”不僅結束了一場“文化革命”，而且結束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時代。改革雖然以其深刻性、全面性和艱巨性而被認為是一場革命，但具有“革命”意義的改革終究具有演進的性質，與此相應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也主要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進與完善。而且，中國帶有演化性質的“漸進式”改革與前蘇聯帶有革命性的“休克療法”所出現的不同后果，促使人們進一步相信演進的優勢。
演化的歷史時間模式觀不可能取代“革命”的歷史時間模式觀，但畢竟開始取得社會科學領域的話語權力。在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上，都可以看到這種“演化論”的影響。例如，“路徑依賴”范式不僅在經濟學廣泛運用，而且開始進入歷史學、政治學領域；而旨在探尋事物內在演進動力、機制與過程的“田野考察”方法，也已從人類學領域走向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領域。可以說，社會科學關于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時間模式在變化，而且與前面所述的空間模式的轉變相呼應。
三、“物本”還是“人本”：社會科學整體視角的轉換
社會發展與歷史演進的終極動力是什么?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主導著社會科學的視角。誠如自然科學致力于揭示和描述宇宙終極動力及其力學結構體系一樣，社會科學必須建基于對社會發展和歷史演進動力體系的探索。世紀之交，伴隨人們關于歷史空間模式和時間模式認識的轉變，人們對歷史動力結構的認識也開始發生變化。無論是西方學術界還是中國學術界，都通過不同的路徑，開始不約而同地超越傳統的強調經濟等物化因素的視野，肯定和提升文化因素在社會發展與歷史發展動力結構中的地位及作用。這種認識，全面而深刻地促成了社會科學視角的轉換，即從“物本”視角轉變為“人本”視角。
本來，自然科學是關于自然的科學，社會科學是關于人以及所組成的社會的科學，“以人為本”是社會科學的題中之義。但是，社會科學建制化以后，就出現了“物本”的傾向。一方面，社會科學關注的主要是作為物質過程的人類生活，關注人類生活物質層面的發展，如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物質的富裕、技術的發展、國力的增強、駕馭與控制自然能力的提高等，而將文化層面留給所謂人文科學；另一方面，社會科學的工具也是物質化的，即采用自然科學分析物質世界的方法和手段，由此忽視了人文世界中精神層面的分析和挖掘。
突破這種“物本”視角，首先是從歷史學和哲學開始的。近代以來，西方學術界對于歷史動力的認識經歷了兩次“轉向”，即從神意走向理性，再從理性走向文化。中世紀神學史觀將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力量歸結為“神意”這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英雄史觀則歸結為少數超人的作用。18世紀啟蒙思想家則將歷史的發展歸結為人類理性的發展。孔多塞認為，歷史不是神意的創造和英雄人物的業績，而是人類理性覺醒的產物。歷史乃是人類理性不斷解放的過程，歷史進步的階段對應于人類理性的發展階段。這種理性主義不僅推動了哲學上以笛卡兒為起點、以康德為終點的“認識論轉向”，而且，理性主義精神浸潤了各門社會科學。例如，亞當．斯密以來的主流經濟理論體系實際上是以“經濟人”理性的展開為邏輯起點和主線的。但是，隨著自然科學與技術的發展，理性精神被賦予強烈的自然主義和工具主義的色彩。社會科學開始偏離價值判斷，在方法論上開始陷入純粹技術主義和“唯科學主義”的窠臼。19世紀下半葉以來，歐洲大陸人文主義思潮開始拒斥這種近代西方學術界固執的自然主義理性原則，廣泛借鑒當代人文研究的成果，緊緊圍繞人與文化或者歷史的關聯來重新思考人類及其歷史的本性。
到20世紀末期，這種重視文化的思潮帶領幾乎所有社會科學進入文化這一核心地帶。例如，在歷史學中，斯賓格勒認為，歷史是各種文化的歷史傳記，歷史是文化組成的。湯因比認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這三個文明社會的歷史剖面中，作為精神活動之集中體現的文化是文明社會的精髓和核心。到20世紀末期，歷史學一方面在追尋國富國窮奧秘的過程中，超越土地、勞動、資本等物質要素的視野，進入知識、制度、精神、習俗等文化領域，發現文化乃是決定一個國家興衰的深層原因；另一方面，開始打破“西方中心論”的視角，試圖到不同國家的文化語境中去發現歷史。在經濟學中，一方面，體現在基礎理論領域，一本出版于2003年的學術幻想小說《拯救亞當·斯密》[7]試圖拯救長期以來被誤解的亞當·斯密，表明物質高度發達而文化與道德滑落的西方，人們開始意識到，亞當·斯密所主張的“經濟人”首先是“道德人”和“文化人”；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理論經歷了一條由“物”到“人”、由外生增長到內生增長的演進過程，超越了片面強調物質資本的視野，確立了重視技術進步、強調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的文化視角。在法學領域，法文化學日漸興盛，以致于一些學者將法看成一種文化現象。在人類學領域，學者們通過開展民俗文化的“田野考察”與文化接軌。總之，世紀之交，文化開始成為西方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基點，一切社會現象都可以被歸結為文化現象，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分析框架與概念都可以“公約”于文化
分析的框架與概念。
20世紀后期以來，中國的社會科學界也經歷了一個類似的視角轉換。首先，從動態上看，文化潮流主導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術發展潮流。在思想界和學術界，以人文文化為內容的學術熱一浪接一浪地出現——20世紀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的“美學熱”，80年代中晚期的“文化熱”，90年代初期的“國學熱”，90年代中晚期以來的“西學熱”。這些文化熱潮與國際上的“文化熱”相呼應，構成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從啟蒙到謀求與國際學術接軌的過程。其次，從宏觀上看，伴隨“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的提出以及“人的全面發展”理念的形成，人本理念開始整體滲透到社會科學各個學科，人文關懷成為各個學科的價值導向。例如，政治學探索以人為本的新政治發展觀，經濟學探索以人為本的新經濟發展觀，文化理論則探索以人為本的新文化發展觀。再次，從微觀上看，各門社會科學關注文化，特別是各種子文化與亞文化研究。例如，歷史學致力于顯現資政育人的文化功能；經濟學關注入力資源開發和制度文化建設；管理學開始擺脫單純科學管理的窠臼，在“管理是文化的產兒”、“管理是人性的調節”等理念的引導下，進入人本管理的境界，構建管理文化和企業文化新的研究視角等。如果說西方學術界的學術視角從自然主義和技術主義的物質層面向人文的文化層面的轉向，一方面在社會科學學科建構意義上體現了西方社會科學擺脫自然科學視野和方法約束的愿望，另一方面在學科價值意義上凸現了文化在人類社會發展動力結構中的基礎性作用的話，那么，中國學術視野向文化的轉向則一方面在學科建構意義上標志著中國學術界試圖超越純粹從上層建筑的角度觀察文化的視角，將文化更多地看成是社會發展抑或社會科學發展的基礎結構，另一方面，在學科價值上試圖將社會科學建基于人本這一宏觀的文化理念，將“物本”的社會科學轉變為“人本”的社會科學，同時，通過中國的“人本”社會科學的發展，樹立中國在國際上的文化形象，既要在物質層面復興中華民族，又要在世界文化譜系中復興中華文化的應有地位。
四、以人為本還是以生命為本：人類行為價值歸屬的追問
確立社會科學的價值歸屬是以人為本，將社會科學視野引向人的文化價值，是社會科學視角的重大轉向。但是，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客體的人類行為的價值歸屬是什么?這是社會科學學科視角轉向中必須重新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世紀之交，人類行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向社會科學工作者尖銳地提出：什么是以人為本?人類行為能否僅僅以人為本?
在傳統“物本”視角下，對上述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回答都是片面的。在“物本”的視野中，作為“本”的人是當代的人，而且是少數擁有話語權力的人，而不是整體的人；是作為生物進化最高層次從而主宰自然的人，而不是作為“類”的人，不是生命體系中的人。在實踐上，人類行為的價值歸屬是人的物質發展，即滿足人的物質需求，所以，既便被認為是“人本”的發展實際上也是“物本”發展，“以人為本”被片面理解為“以物為本”。
世紀之交，人類行為與實踐中的一系列問題凸顯出來，提示人們要完整把握以人為本的內涵。首先，全球性能源短缺的爆發標志著不能僅僅以當代人為本，而必須從人類的延續中把握以人為本。羅馬俱樂部學者們預測人類將在五十年內耗盡地球上全部礦物能源的預測可能過于悲觀，但是，未來人類擁有和支配的不可再生的礦物能源越來越短缺是不爭的事實。“以人為本”不是以“我們”這代人為本。其次，世界范圍內貧富差距的拉大與這種差距的剛性標志著“以人為本”不是以一部分“先富”的人為本，而必須是以全人類為本。思想界與社會科學界如果不能合理地回應上述問題，只能繼續聽任這一代人剝奪后代的生存空間，繼續聽任由于“先富”和“先發展”而掌握話語權力的少數西方國家來詮釋“以人為本”。
同樣，世紀之交的諸多事件也提醒人們要超越“以人為本”的觀念，確立以生命為本的理念。首先。全球生態環境赤字的加大標志著以人為本不僅意味著要關注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關注人的生存環境。現存的“人是自然的主宰”、“一切為我所用”的觀念與行為模式，只能惡化人類生存的生態環境，與“以人為本”背道而馳。其次，“非典”與“禽流感”流行及其對人類的損害則提示人們超越以人為本的視野，將價值觀照普照到整個生命現象。人只是宇宙生命的一種形式，只是大自然生物鏈條中的一個環節。20世紀80年代，美國流行病學家卡爾文·施瓦布說過，世界上只有一種醫學，即人類醫療和動物醫療相結合的“社會醫療”。一些最容易奪取人類生命的病毒來自動物，常見的人獸共患疾病已經達到八十九種。人與動物的健康和疾病問題其實是一體的，將人與動物分開的觀念已經過時。可見，單純從人的立場出發是難以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的，只有敬畏和尊重一切生命形式，才可能真正做到敬畏和尊重人的生命與生存。
因此，人類必須一方面在上述人的代際關聯、不同種群的人的關聯中完整把握以人為本的內涵，另一方面要在人與生態的關聯、人與其他生命形式的關聯中更深層地審視人類行為的價值歸屬，超越以人為本，確立以生命為本的理念。或者說，以人為本是人類精神層面的追求，而在物質層面，必須做到以生命為本。
應該說，思想界和社會科學界已經在探索向以生命為本的轉向，一些重要的思想資源被發掘和重新引起重視。最近，德國倫理學者施韋澤的敬畏生命倫理學風行于中西倫理學界。這一理論強調“敬畏生命”，強調“善是保存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價值。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則”[8]。施韋澤所說的“生命”，包括人、動物和植物在內的一切生命現象。敬畏生命，不僅意味著敬畏人的生命，而且還要敬畏動物和植物的生命。敬畏生命的倫理否認高級和低級、富有價值和缺少價值的生命之間的區分。人應該盡量擺脫以其他生命為代價保存自己的必然性。與此相應地，中國古代“天人合一”觀念的思想價值開始獲得國際學術界的普遍重視。思想界開始為人類設計新的生活方式。德國學者赫伯特說過，20世紀人類思想最大的進步并非來自于原子彈的制造或者登陸月球，而是來自于對史前社會的了解，經過對史前的研究，我們才發現“采集—狩獵”的生活方式，是人與自然真正和平共處的好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對這種生活方式的向往，不是枉發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神往田園牧歌，而是滲透到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發展走向中。在倫理學中，善與惡的標準、對人類行為的評價標準開始發生變化，即以整個生命現象而不是僅僅以人為參照來確定善惡。在經濟學中，經濟學家的深層理念開始發生一個重大變化，即從傳統的認為地球是一個物質富裕的開放系統的“牧童經濟”理念向地球是一個資源有限的封閉系統的“飛船人經濟”理念轉變，基于此，經濟學開始出現一場“綠色革命”——一方面，出現了一系列“綠色”概念與分析框架，包括綠色GDP、生態包袱、生態損失、生態足跡、循環經濟等[9]（P20）；另一方面，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如效率標準、公平標準、發展標準也開始建基于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培育。歷史學也在積極參與這一轉向，美國學者彭慕蘭的《大分流》有力地證明，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之所以崛起，是因為他們利用殖民地體系轉嫁了“生態包袱”，換句話說，西方的崛起是以剝奪他國的生態資源從而透支全球的生態資本為前提的，因此，保護整個地球的生態，是西方國家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全球化理論開始超越單純的生產、技術、市場的維度，關注生態問題的全球化。在剛剛結束的“地球觀測峰會”上，來自四十四個國家和二十六個國際團體的代表一致決定，在2014年以前建立全球環境監測體系。從2004年開始，歐盟開始實施動物福利標準，要求自2013年開始擴大養雞場雞籠的規格，采取放養方式養豬，以讓雞和豬有更為舒適的活動空間。美國一家名為“善待動物協會”的民間組織指控肯德基違背“雞道主義”，為了降低成本，公司所用的雞生存在狹小、污穢的空間，缺乏應有的動物福利，迫于壓力，肯德基不得不要求供貨的養殖場改善雞的生存環境。此外，政治學開始強調國家的“生態國力”和“生態安全”；法學開始基于環境保護調整法律規范的基點；現代化理論則開始將生態指標納入現代化的標準。五、整合還是分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走向
把人看成是一種生命現象，是自然的組成部分，必然深刻影響到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走向。構成這一走向的基本特征，就是社會科學方法論與自然科學方法論的整合。
當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在方法論方面客觀上存在著整合與分野兩種趨勢。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一種生命，研究人與社會的社會科學和研究自然的自然科學在研究對象直至方法論上有著根本性的統一性，因此，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必然出現整合的趨勢；另一方面，人的“文化人”、“道德人”、“社會人”、“政治人”特征要求以人及其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不能照搬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社會科學要擺脫唯科學主義的窠臼，開辟獨特的方法論路徑，即構建社會科學特有的人文關懷精神。
與自然科學方法的整合與分野，是當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走向所面臨的一組矛盾。然而，這種看似矛盾的走向如果從深層次看卻是統一的。因為從長遠看，整合是最終的趨勢和結果，是主流；而分野是過程和手段，是支流。只有當人真正回歸“自然狀態”，即達到全面發展，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對象與方法論上才能真正統一，形成自然關懷與人文關懷的統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最終整合成為一門具有統一價值及方法論的科學；在目前階段，人及其社會相對獨立于自然世界的情況下，社會科學必須是相對獨立的，必須有自己獨特的學科建制和學科方法，以支撐社會科學的人文關懷。從歷史上看。社會科學的產生和形成是與現代化過程緊密相連的，現代化的異質性和復雜性，決定了現代社會科學的經驗性和主觀性的研究路徑。在強調社會科學獨立性的同時，在不同的學術方法和范式之間保持豐富的想象力，是后現代話語背景下現代社會科學的新概念，也是創新社會科學的路徑。
但是，社會科學構建特有的學科建制和學科方法，并不意味著拒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的人文關懷所拒斥的是唯科學主義，即幻想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世間一切問題，抹殺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人文特性和忽略社會科學的人文關懷，以及對自然科學范式的照搬照抄。在堅持人文關懷的前提下，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自然科學的結論，往往有助于增強社會科學知識的實證性和科學性，使之更具說明力、解釋力和分析力。
世紀之交，伴隨人文危機的激化，西方社會科學在借鑒自然科學方法方面出現兩大變化：一是傳統的過度“科學化”的學科出現人文轉向的趨勢。例如，經濟學開始注重發展價值及其內涵的研究，開始注重經濟發展文化背景的研究；政治學開始注重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及其整合。二是隨著科學的發展，在倫理學、心理學等傳統人文學科領域開始大量引入生物學和醫學的研究方法與成果。例如，人類的道德是如何產生的，是源于休謨所說的“直覺”還是源于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關系?長期以來是倫理學界困惑的問題。神經學家通過MRI方法分析人腦神經網絡的運動，發現人類道德形成的直接生理基礎是人腦中一個產生情感直覺的神經網絡。又如，未來的人類是趨向“利他”還是“利己”?生物進化研究和動物行為研究證明，無論是在動物界還是在人類，“利他”的基因與“利己”基因相比更具有遺傳優勢，因此，人類行為會逐漸增強“利他”的傾向。
如果說西方社會科學因為缺乏人文精神而調整社會科學方法和自然科學方法的關系，當代中國則是因為科學精神的淡漠而開始強調自然科學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運用。2003年，英國學者斯諾的《兩種文化》新中譯本面世，再度引發中國學術界對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是否沖突的思考。其實，兩種文化之間并無必然沖突，而是相輔相成的。如果說人文文化是確立致善的標準，科學文化則是通向致善的手段。尋求兩者的融合是當代思想界的重大使命。四十多年前，斯諾認為科學在美國處于被人文輕視的年代，科學技術被認為是類似于工匠們擺弄的玩意兒。斯諾要為科學爭名分和地位，要求讓科學與人文平起平坐。而在當代中國，歷史的鐘擺處在另一個端點，社會科學要爭取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名分。長期以來，中國的社會科學過分強調其意識形態特征，將指導思想的單一性等同于方法論的單一性，在具體方法上主要采用概念、原理、規律的邏輯演繹范式，因此，中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實證性、應用性及其分析力、解釋力與說明力是有限的。中國的社會科學要真正獲得與自然科學平起平坐的地位，首先需要在方法論上增強科學性的成分，需要更多的科學精神。如今，這種趨勢已經出現。例如，案例研究、田野考察、計量模型等具有實證色彩的科學研究方法已經開始在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廣泛運用。歷史學家借助天文學的方法和結論研究中國上古史——席澤宗院士關于馬王堆帛書《五星占》及彗星圖的解讀，關于甘德肉眼觀察到的木星衛星的推測，關于敦煌歷書和星經的分析等，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10]。
六、全球化還是中國化：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基點
揭示和解決時代問題是每個時代社會科學的根本使命。時代問題決定社會科學理論思維的主題。在民族國家背景下，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社會科學主題，往往是這個國家或民族的興衰、世界歷史地位與命運的問題。法國的重農學派、德國的歷史學派、英國的自由貿易理論、美國的新自由主義都是如此。在一個國家內部，如果社會科學理論不是以解決本國問題為己任，是難以在國內獲得主流地位的。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雖然是科學理論，產生在德國，但是德國學術界認為它不能解決德國的問題，未能在德國獲得主流的地位。同樣，盡管英國古典經濟學家試圖推廣自由貿易理論，但是，德國經濟學家認為這一理論不符合德國國情，因此構建歷史學派予以抵制。
當代中國的時代問題無疑是通過現代化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題應該圍繞這一時代問題而展開。探索中華民族復興之路，是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價值所在，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必須體現這種價值要求、價值理想和價值標準。這也正是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地位提升的時代背景和時代意義。
當代中國的發展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振興，因此，中華民族的復興無疑是中國參與和融入全球化的過程；同時，這種復興又是恢復中華民族在世
界歷史上曾經擁有過的歷史地位的過程，因此，這種復興又必然是一個在地化即本土化的過程。實際上，全球化是多向交融而成的，不單是從西方流向東方，也是從東方流向西方，是標準化與差異化、全球化與在地化并存的過程。
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實現中國社會科學的在地化，必須樹立社會科學中國化的旗幟。中國化，應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基點。馬克思指出：“一個大民族，只要還沒有民族獨立，歷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較嚴肅地討論任何內政問題。”[11]（p427)但要嚴肅地討論自己的內政問題，僅有政治獨立還是不夠的，至少還需要學術文化的獨立。中國的學術文化獨立，還是一個尚未完成的過程。在經歷了幾次“西學東漸”以后，中國的社會科學呈現出明顯的域外社會科學影響的痕跡，在國際社會科學生產體系中處于“依附性”的外圍層次。在國際學術交往中，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術文化存在著巨大“逆差”。這種“逆差”一方面是本土社會科學知識生產能力不足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會進一步扭曲中國社會科學學術生產的價值、方式與結構。
自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階層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存在著一種簡單認識，即將西方社會科學視為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相同的東西，只注意其一般性，忽視其特殊性，自覺不自覺地予以簡單搬用。不僅康梁維新、孫中山革命，就連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設計，都有這種方法論的色彩。直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以后，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上取得了重大進展，基本解決了社會科學上層結構的在地化問題。但是，在社會科學的基礎結構即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層面，依然存在著搬用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中國化的任務顯得任重而道遠。
可喜的是，國際社會科學的上述幾個層面的轉型為中國社會科學的中國化發展提供了契機。社會科學空間視野的位移必將凸現中國社會科學學術資源的全球意義，為中國社會科學爭取國際社會科學界的話語權力創造條件。社會科學思維時間模式從“革命”向“演進”的變化則與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社會轉型的實際相吻合。中國決策層已經確立經濟、社會、生態與人的和諧發展觀，開始選擇“以人為本”的發展模式，這為社會科學實現從“物本”向“人本”，從“以人為本”向“以生命為本”轉變提供了現實基礎。通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融合，必將一方面強化中國社會科學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提升中國社會科學的科學素質。
要做到學術文化的獨立和中國化發展，首先要實現社會科學價值標準的中國化，即用能否體現中華民族歷史復興的價值要求、價值理想和價值標準來衡量一切社會科學學科建構和學術成果的價值意義，使社會科學具有中國的本土價值。其次，要實現問題的中國化，即在提問方式上要站在當代中國和當代中國人的立場上，真正提出中國問題，研究真正的中國問題，而不是站在“他國”和“他者”的立場上評判中國，或者站在國外社會科學范式的基礎上運用國際流行的范式來套中國的問題，為國際流行的理論尋找在中國的依據或實證材料。再次，實現社會科學方法的中國化，即用基于中國實踐抽象出來的概念、命題和范式而不是海外舶來的概念、命題和范式來研究中國本土問題。最后，實現學術資源的中國化，挖掘和復興中國的學術文化。一些人用西方學術范式觀照中國傳統學術，認為中國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哲學社會科學，這是應該擯棄的“西方中心論”視野。實際上，中國有自己的學術范式，有自己豐富的、值得挖掘和光大的學術資源積累，這是國際學術界已經開始認可的。
總之，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基點，是實現中國社會科學的中國化，即在挖掘中國的傳統學術資源的基礎上，借鑒和運用國際上先進的學術生產方式與方法，一方面生產出具有推進中華民族復興這一本土價值意義的學術成果，另一方面，全面參與全球化的學術生產，擺脫在國際學術市場體系中的依附地位，成為社會科學學術生產的大國和強國。[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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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ansferofWesternContemporarySocialSciencesand
ChineseCharacteristicsofChineseSocialSciences
Abstract:Inthe1990sthefirstimportanttransferofWesternsocialsciencesasknowledgesystemap-peared.Inthecourseofprosperityanddevelopment,China''''ssocialsciencesshouldattachimportancetoandhaveresponsestoitinordertoadjustitsbasicpointandhaveChinesecharacteristics.Ontheonehand,academicfruitsthatcanpushChinaforwardshouldbevalued,andontheotherhand,Chi-nashouldparticipateintheglobalproductionandbecomeabigandstrongcountryofsocialsciences.
KeyWords:Westernsocialsciences;transfer;China''''ssocial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