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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時期周桂笙對西方文學翻譯的重要貢獻

從現有的歷史文獻來看，周桂笙對我國近代翻譯領域的重要貢獻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1.堅持翻譯救國的理念

翻譯了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自涉足西方文學作品翻譯以來，周桂笙翻譯的西方外國文學作品甚多。與其他所謂的“正宗”文學家相比，周桂笙所翻譯的文學作品主要以翻譯童話、科幻小說、偵探小說為主，這似乎與近代社會愛國文學作品如潮的歷史背景不太相符，這也是周桂笙后來一直不被文學界和翻譯界認可的重要原因。但從現有的文獻來考量，周桂笙的西方文學作品翻譯卻有一定的愛國成分。周桂笙平生對中外小說喜愛有加，至于為何會翻譯西方文學作品，他自己曾如此描述了翻譯的宗旨“：覺世庸民之作，堪備開智啟慧之功。洋洋乎盛矣，不可謂非翻譯者之與有其功也。”不難看出，周桂笙認為，翻譯的目的在于開啟國人之智慧，警醒世上的普通百姓。在周桂笙的《譯書交通公會序》中，也對自己翻譯的宗旨做了說明。他指出，翻譯的目的在于“圖新棄舊”，這在本質上表達了他期望通過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介紹西方先進之文化，以實現救亡圖存的目的。據此分析，周桂笙走上翻譯之路是具有一定的愛國成分的。因此，有的學者認為他從事翻譯工作只是基于個人的興趣與愛好的觀點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腳跟。從體裁上來看，周桂笙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有寓言、民間故事、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等等，體裁頗為豐富，其中童話故事集中在《新庵諧譯》一書中，小說主要有《左右敵》、《海底沉珠》、《失舟得舟》、《含冤花》、《妒婦謀夫案》、《福爾摩斯再生案》等。由此可以看出，周桂笙所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較多，其中以偵探小說為主。在中國本土偵探小說極為缺乏的清末時期，周桂笙能夠翻譯大量的偵探小說，給當時的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生命力。

2.在翻譯過程中將西方小說的表現手法以新的理念引入中國

清末時期，大部分文學家在評價我國傳統小說時，都認為我國傳統小說與西方小說具有明顯的區別，我國傳統小說一般都先定宗旨，閱讀時，只要讀其精華，明其宗旨，便能預料全書所述事跡。但西方小說不同，其情節曲折，在閱讀過程中，很容易讓讀者摸不到頭腦，直到全文閱讀結束之后，才能知曉結局。對此，周桂笙曾經說道“：讀中國小說，如游西式花園，一入門，則園中全景，盡在目前矣；讀外國小說，如游中國名園，非逼歷其境，不能領略個中況味也。”在周桂笙看來，本土文學與西方小說在創作手法上基本上是相悖的，這對于中國文學家和翻譯家來說，要翻譯西方作品，難度可想而知，因此清末的很多文學家和翻譯家都不愿意涉足西方文學作品翻譯。而周桂笙在翻譯西方文學作品時，不是簡單地以中國文學作品的表現手法對西方文學作品進行改造，而是以欣賞的態度對其進行客觀的譯介。這種做法，將西方小說文體中的新理念引入了中國，為中國的文學形態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在翻譯偵探小說《毒蛇圈》時，周桂笙在譯文中描述道“：起筆處即就父女問答之辭，憑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從天外飛來。雖然，此亦歐西小說家之常態耳！爰照譯之，以介紹于吾國小說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譏之！”基于此，周桂笙在翻譯西方偵探小說的過程中，對其敘事方式極為贊賞，這對我國傳統小說中以平鋪直敘為主的敘事方式帶來了極大的沖擊，以至于后來吳趼人在創作小說《九命奇冤》時，就大膽借鑒周桂笙在譯文中的敘事手法，使他在當時的文學表現手法上別具心裁。后來清末民初的很多小說家，在創作時也常常借鑒周桂笙譯文中所提及的突兀起筆和悲劇結尾，增強了文學藝術的表現力，也推動了中國小說文體的發展。

3.開創白話翻譯之先河

清末時期，由于“西學”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和受到有識之士的歡迎，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熱潮。在此背景之下，當時很多并不懂外文的文學愛好者為了迎合社會潮流，依靠與別人的合作進行西方文學作品翻譯，雖然也產生了少許佳作，但周桂笙卻認為此舉是對西方文學作品的褻瀆。他指出，讓不精通外文的人從事外文翻譯，難以做到忠實于原文。由于早年的求學經歷，周桂笙的外語功底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因此周桂笙對譯文忠實于原文的程度要求很高。但既要忠實于原文，又要讓中國的讀者能夠讀懂，如何化解中西方文學作品中語言表達的矛盾，成為了一時困擾周桂笙的重大難題。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周桂笙認為，利用白話文的風格來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就可以化解中西語言表達差異的問題。因此，在翻譯《毒蛇圈》時，他便開創了白話文的翻譯形式和翻譯風格。比如在《毒蛇圈》中就有這樣一段譯文“：暖，那是什么話兒呀，你可要好好地記著，你爹爹沒有答應，你是不能嫁的呀。”從這段簡短的譯文可以看出，在語言風格上，與中國的白話文并無差別，這極大地方便了中國讀者對原著內容的理解。

二、對清末時期周桂笙翻譯貢獻的客觀評價

從周桂笙的翻譯作品來看，與當時的翻譯名家嚴復、林紓、辜鴻銘相比，周桂笙最大的特點就是翻譯題材以小說為主，且大部分是偵探類小說。在中國傳統文學界看來，偵探小說難以在清末文學界占據主流，這決定了周桂笙在翻譯領域的貢獻難以與嚴復、林紓、辜鴻銘相提并論。但我們并不能由此否認周桂笙在翻譯界的一系列貢獻，特別是他以白話文的形式翻譯西方文學作品，直接開辟了新的譯文形式，正如楊世驥所評價的那樣“：中國最早用白話介紹西洋文學的人，恐怕要算周桂笙了。”不僅如此，雖然偵探小說在清末時期并不為文學界所歡迎，但在翻譯過程中將西方小說表現手法以新的理念引入中國，致力于將西方文明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讓西方的偵探小說走進中國本土，開辟了中西文學交流的新路徑。因此，從這些方面來看，周桂笙的地位和貢獻舉足輕重。本文認為，以史為據，周桂笙與嚴復、林紓同樣為我國翻譯歷史上的先驅人物，無可厚非，我們不應該也不能因只重“正宗”而使周桂笙及其地位和貢獻長久地湮滅在歷史長河之中。

作者：周曉娟李道順單位：武昌理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