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性別概念設計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內容提要】基于主流理論界對肥皂劇的蔑視態度和肥皂劇女性觀眾對肥皂劇的喜愛之情，文章重點論述了女性主義在肥皂劇研究上對性別概念的解構和重建。

【摘要題】學術平臺

【關鍵詞】性別/女性主義/肥皂劇研究

【正文】

在社會學中，男性及其相關主題受到特別的偏重，婦女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常常被遺漏或未予表現。社會學的范疇、模式和方法都是以男性經驗作為標準，而婦女的經驗則被無視和曲解。這種“無視”和“曲解”在肥皂劇的研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一、肥皂劇遭遇的偏見

肥皂劇是美國人的一大發明，是一種以家庭和日常生活為主要題材的廣播或電視劇。從20世紀30年代出現至今，一直長盛不衰。然而傳統學術界卻對肥皂劇大加諷刺，這種尖刻的蔑視主要同觀眾的構成有關系。節目制作人、廣告商以及與肥皂劇制作相關的人都認為這些觀眾主要是女性。因為肥皂劇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帶薪工作之外的各種關系領域，而這個領域傳統上被視為婦女的活動范圍。也正因為如此，西方社會學術界和輿論界一度認為它是低級的電視節目，是社會層次和文化層次不高的觀眾群體的一種簡單消遣類型，特別針對婦女而言。他們認為，生育常常使得婦女離開工作崗位，轉而成為家庭主婦和保姆，這樣婦女在家庭中需要面對的頭等大事就是克服生活中的寂寞。無論是廣播肥皂劇還是電視肥皂劇憑借著沒完沒了的故事情節、復雜多變的感情世界、節奏拖沓的戲劇沖突，極大的滿足了大多數家庭婦女的好奇心，排遣了她們的寂寞感，幫助她們和劇中人物一起去實現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實現的種種夢想。

所以，“歷史上，因為露骨的商業因素（作為廣播電視節目制作出來就為了吸引女性消費者）、過于關注個人生活細節、情節劇的節目形式、相當低廉的制作費用和以女性為主的觀眾群，使得肥皂劇一直遭到詆毀。”[1]

時至今日，肥皂劇仍處于飽受批評的境地，盡管西方已經有不少學者一本正經地來研究它，甚至在美國的大學里開設了研究肥皂劇的相關課程。但許多專業理論家仍端著精英文化的架子，對肥皂劇一類的文化形式進行高屋建瓴的斥責或姿態高雅的保持距離。部分主流學術思想似乎總是歪曲肥皂劇的真實意識，他們認為觀眾僅僅是情節與情感的被動接受者，而忽略了婦女觀眾作為受眾主體對電視節目的主動理解與互動。有人下結論說：“大眾消費藝術，一般來講，它非但不能構成對現存文化的反思、批判和重建，事實上往往起著維護現存文化、助長消費享樂主義的虛假意識形態，強化大眾商業社會文化霸權的功用……能在現代文化史上占據一席之地的只能是高雅文化產品，而大眾消費文化之作不過是過眼煙云。”[2]但倘若高雅文化的美學標準及其評論內容艱深到只能由少數人享用，那這種審美標準和價值取向也只能是“曲高和寡”，難以達到“眾樂”的目的了。

二、女性主義肥皂劇研究對性別概念的解構

在20世紀中葉，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以異軍突起之勢，成為一種風靡歐美批評界全新的批評理論，致力于用性別、種族、階級等多重分析角度來突破傳統批評的范圍。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研究的全新批評方法出現后，影響力不僅體現在對千百年來習以為常的性別問題和性別觀念的變革，而且促成了一種全新看待歷史、社會、文化甚至知識傳統的性別視野的出現，成為西方思想界、文化界一股不敢小覷的力量。這種研究方法以當代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為社會政治基礎，同時植根于西方反主流文化的土壤。早期研究內容主要涉及婦女受壓迫的狀況以及性別不平等的根源分析，隨后關注的主題不再局限于婦女問題或性別問題，而是轉向對西方整個學術傳統和知識模式進行重新審視，進而試圖建立女性主義自己的知識模式和學術傳統。

作為女性主義研究基礎的性別分析方法，主要來自女性主義關于性別問題的一個基本理念：即性別（Gender）是一種文化構造和社會建制，它與純粹生理意義上的性別（sex）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關聯。性別文化代表著父權制的意識形態，因而滲透在所有的觀念、制度和行為之中，成為構成西方文明和知識大廈的一個基點。因此性別分析成為社會研究一個不可或缺的新視角[3]。

隨著大眾傳播學理論在全球學術領域的拓展，女性主義與其他學科的融合已漸成氣候，從中建立了許多跨學科的研究議題。其中，用女性主義視野來審視大眾媒介，或者說，女性主義研究涉足傳媒領域似乎成為了當時的一種學術新動向。

20世紀80年代，隨著電視研究的覺醒和成熟，對肥皂劇的研究開始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大西洋沿岸的一大批女性電影學者開始研究電視領域中的女性表達方式。同時美國在形形色色的電影節目制作方面，將注意力轉向了對電視的評價。研究生們創作了一些最初的有趣的作品。其他學科的青年學者，特別是文學專業的，也開始運用他們的批評方法來闡釋諸如肥皂劇之類的各種流行婦女節目。[4]女性主義學者慢慢發現在對肥皂劇及其觀眾反感的背后，隱藏的是某種價值偏見，昭示了一種以男性為中心的性別定勢論。“常見的日間肥皂劇具有一種或隱或顯的政治議程，我確信，他在協力‘教誨’著男性的支配地位（MaleDominance）”。[5]

這種來自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ic）的價值取向力量是巨大的，以至于許多早期的女性主義批評家也簡單地認為肥皂劇貶低了女性觀眾和劇中女主人公的地位。美國學者貝弗麗·豪斯頓（BHouston）在她1984年發表于美國《電視研究季刊》夏季號上《看電影：無休止消費的心理之學》一文中認為電影是男性化的富有創造性的文化形式，同時她也認為電視如果進行性別化的本體定位的話，那它則是女子氣的文化形式。她把創造性、能動性和注意力集中等“男性的”標準同電影聯系起來，而把消費性、模式化、被動性和注意力分散等“女性的”標準同電視聯系起來。[6]顯然，豪斯頓所說的“女子氣”并不單指電視節目都是準備給女性看的，更強調電視這種文本形式、觀看形式與電影相比較生成的特征，特別就其心理本質方面而言。用女子氣來形容電視的種種特征是有性別歧視的嫌疑在里面的，無疑豪斯頓沿用了男性主義的話語來進行了歸納，沒有刻意尋找電影、電視接受上的性別差異。事實上從電視中獲得樂趣的不僅僅是女性，造成瑣碎、不集中、拖沓的根源也不全在女性觀眾的需求，男性觀眾看電視同樣存在如此的特點。

還好這種態度很快得到了改變。“女性主義研究者們開始更多的關注女性喜愛的流行文化形式，更仔細的探討女性從喜愛的節目中得到的樂趣。像克里斯蒂拉·杰瑞提（ChristineGeraghty）這些理論家的作品有助于發現通過仔細考察節目最基本的類型來驗證肥皂劇這種電視類型的復雜性，調查相對開放的特殊文本和允許觀眾自由地生成和肥皂劇相關的理論。”[7]

女性主義認為，男性和女性雖然生活在同一個物質世界中，但他們所生活的社會世界是截然不同的。社會對男性和女性的要求和男性和女性對生活的感受都各不相同。社會勞動分工制度將男女職業隔離開來，家庭生活也給男女安排了不同的角色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男性和女性并非是這個社會的平等參與者，因為社會性別作為一個重要變量起了關鍵的調節作用，而社會科學往往忽視這一點，把針對男性樣本的研究發現等同于對男女全體的研究，漠視女性切身的領域與議題。[8]女性主義強調政治、現實主義和經驗主義，因此聚焦婦女個人經驗的肥皂劇提供了大量豐富的原材料和素材，來供女性主義分析與評價。這也成為女性主義者用來喚醒并“提高女性危機意識”，攻擊男性至上主義和父權主義的最有力武器。

社會學建立的所謂“中立”原則及其“普遍性”標準，都是把男人的關懷與經驗當作真實知識的基礎，女人的關懷及經驗則被視為主觀的、不真實的。而女性主義肥皂劇研究一直致力于幫助觀看肥皂劇的女性觀眾獲得和觀看所謂“嚴肅節目”（如新聞節目）的男性觀眾一樣的尊重和權利。就知識獲得方法的再認識而言，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在肥皂劇研究實踐中，形成了共識，“即科學與技術也應從婦女的生活出發重新進行概念化”。[9]這一共識是與對傳統學科的主題與結構進行解構，對傳統知識自我標榜的“客觀”和“真理”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倡導經驗與理論的結合的知識取向——同知識獲得的方法的再認識密不可分的。

80年代運用女性主義進行肥皂劇研究，首先要提到的是美國評論家塔尼婭·莫德斯基（TaniaModleski）的《從今日肥皂劇中探索明天》（TheSearchForTomorrowInToday’sSoapOpera）。莫德斯基深入到女性的家庭生活中進行參與性訪談，認為肥皂劇是為女性而做的，它提供了一種特別的女性敘述樂趣，而這種樂趣“完全適應家庭婦女生活的節奏”。一方面肥皂劇從來沒有結局，因為每一集都使劇情進一步復雜化。拖延了問題的解決并引出新的問題。結局僅僅導致更進一步的緊張和痛苦。另一方面，肥皂劇的敘述在欲望與滿足之間放置了更多的復雜的障礙，使得期待自身成為結局。因此肥皂劇給婦女生活的核心環境注入了一種微妙的女性敘事樂趣。[10]這種樂趣既能適應女性“為他人打擾的需求”（她必須接聽電話，跟鄰居說話，接收郵件，照料孩子，熨衣，準備食物，等等），又在宣揚“離開中心的藝術”[11]的說教中獲得樂趣。

莫德斯基的研究代表了肥皂劇研究中的一種普遍性看法，即肥皂劇的種種敘事體現了女性觀看世界、處理問題、關照自身的獨特方式，也提供了一種女性話語的言說空間。肥皂劇用一種泛家庭的烏托邦幻景同女性觀眾密切聯系起來，為女性觀眾構筑了一個符合她們愿望的虛擬空間，在這樣一個空間里，女性觀眾可以暫時逃離父權制社會對她們的要求。

三、女性主義肥皂劇研究對性別概念的重建

女性主義肥皂劇研究的文化宗旨就是對傳統的肥皂劇性別意識進行清理，揭示其文化塑造的秘訣，在重新認識差異的基礎上，建立祛除了父法魔力和權力之爭的性別意識。由此看來，在理論和批評中引入并確立性別范疇，無論如何都是一項顛覆與建構并重的任務。那么肥皂劇研究中，“性別”一旦凸現，首先就會使人發現其中標準的父權邏輯，就會使人反思女性觀眾被輕視、被排斥的歷史。

女性主義肥皂劇研究對傳統肥皂劇理論話語的變革，一開始是出于質疑父權制的目的，因為，她們認為鄙夷肥皂劇的傳統話語者正是父權文化的代言人，積淀著父權意識形態，為了發表女性主義的意見必須對這種話語方式進行突破。從電視中女性形象的歪曲、負面解釋，語言運用中的性歧視含量，到展示男性劇作家創作的文本中長期以來被忽視的厭女癥（Misogyny）話語，抨擊不公正的性別權力關系，再到用女性主義觀點重新解讀和評價男女角色的電視形象喚醒廣大婦女的女性意識。20世紀80年代開端的女性主義肥皂劇研究帶來了一次觀劇和批評的革命，幫助作為觀眾的女性解除傳統經驗中的父權規范，由順從型觀眾轉變為抗拒型觀眾，促使原有的大眾傳媒標準發生松動，原有的大眾傳媒格局開始變化。然而，對父權意識的抨擊無論多么激烈或深入，都只能為女性帶來負面的、否定性的經驗，要塑造女性（無論是作為傳者、受眾，還是作為文本形象）在傳媒史上的積極、正面形象，必須去尋找女性的主體表達需要和女性主義批評理論自身的完善，也要求女性主義批評理論找到適用于女性寫作的文本——肥皂劇，其立足點建立于性別差異的辨析和認同。

女性主義意義上的性別范疇的進入，為肥皂劇研究拓展出大片學術領域。“性別范疇的確立既是女性主義的文化歸宿，同時也具有方法論上的變革意義，尤其是80—9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的社會運動漸趨平和，性別卻漸漸成為學理上的三大差異范疇之一。女性意識一旦穩固了自己在文化中的位置而不再畫地為牢之時，也就是它向性別敞開、確立性別范疇、進行性別研究的時候。”[12]如果說性別意識最初的產生是女性主義土壤滋養的結果，是文化思想、理論演化中的西方形態和西方事件。那么女性主義肥皂劇研究則進一步發展了性別意識，性別意識作為批評方法和理論意識，已漸漸獲得了更寬泛的意義。不僅如此，在肥皂劇研究上通過重建性別意識，可以使女性在“私人領域”獲得自己獨特的知識和權利。

由于社會行動被劃分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并且前者被界定為男性的活動范圍，后者被界定為女性的活動范圍，因此社會科學對與男性相聯系的公共領域的研究為正統，忽略了社會生活中與女性相聯系的所謂私人領域的研究。社會學家強調官方的、公共的行動者和行動，將同樣重要的私人的、支持性的、非正式的社會結構和行動研究排除在外，而這些往往是女人參與最頻繁的領域。“結果，在社會科學中，我們不僅未能充分考察女人的活動，甚至歪曲了女人的活動，而且不能理解社會系統實際上是如何運行的，因為我們沒有將其最基本的進程之一，即存在于非正式的、解釋性的框架與正式的、官方的社會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一因素考慮在內。”[13]

瑪麗·艾琳·布朗的《知識和權力：肥皂劇觀眾的民俗志》文章中，把肥皂劇知識分為口頭文化和書面文化，只有學會這兩套知識的來源和體系才能解讀肥皂劇。肥皂劇知識的口頭文化包括肥皂劇迷之間對肥皂劇的探討，整合他們對肥皂劇制作過程、肥皂劇演員、肥皂劇公司等方面的知識，并以此作為推測和推論的參數。書面知識是指肥皂劇迷們擁有肥皂劇和其他電視、印刷媒介來源的“跨文本知識”。這些指示代碼使得觀眾能夠使用和理解肥皂劇文本傳遞的人物、情節、主題和價值觀。肥皂劇迷們掌握的肥皂劇知識使得在她們的私人領域中建立了一個有關肥皂劇的閑聊網絡，這種閑聊網絡似乎成為了女肥皂劇迷們的無窮的歡樂之源。這種閑聊網絡建立了一條邊界，一邊是擁有肥皂劇知識的電視迷，一邊是不看、不關心、也不理解肥皂劇的其他人。[14]同時是否擁有肥皂劇知識，也能表示出兩種不同文化的運作。在占優勢的公共文化里，肥皂劇知識是沒有什么價值的，即便在私下的女性文化里，肥皂劇知識也可能像在公共領域里那樣被拋棄，但是觀眾們——尤其是女性觀眾——一直很關心那些知識。于是被公眾貶低的肥皂劇知識，在肥皂劇迷們的私人領域里被分享，得到了理解、共鳴。其作用不僅是快樂的源泉，也是一種參與的權力。

布朗的研究表明，平時女性只能接受男性話語陣勢強加的價值觀：當她們用自己獲得的肥皂劇知識建立獨特的價值系統時，就處于占有知識的地位，構筑了一套“共享的私人話語”。這一話語使得她們能夠證明自己在主流文化和肥皂劇文化中具有的資質，從而既提供了愉悅又賦予了權力。談論肥皂劇提供給婦女們一種方式：她們暢所欲言發表自己觀后的感想，和其他女性觀眾分享相同或相似的觀點，仔細推敲劇情未來的發展、人物間的關系，從這種共享的知識中獲得快樂，使她們的愉悅可以暫時超越主流控制。

女性主義肥皂劇研究對社會學的推動意義表現在：

第一，女性主義肥皂劇研究進一步強化了社會性別這個重要變量，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經驗。主流社會學中以男性為主體的研究者對女性的忽略、排斥和歧視，是男性霸權的一個重要表現，因此需要通過現有肥皂劇研究來加強社會性別因素，納入女性及與女性相關的議題，將女性觀劇經驗作為重要的研究內容，以消除性別偏見，更全面、更真實地揭示社會的全貌。

第二，女性主義肥皂劇研究關注意義與權力之間的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主流社會學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傾向，對主流社會學的這種不關心政治（Apolitical）的保守主義現象進行了批判，認為傳統的主流社會學采用的是還原主義方法，排除作為內在偏見的社會情境及個體間的結構和權力關系的影響；堅持“價值中立”的觀點實際上就是在維持西方文化與科學中的厭女主義、種族主義及其他主義的現狀。女性主義肥皂劇研究關注意義與權力之間的關系，認為所有的關于社會性別的研究均是政治的，旨在促進兩性的平等與發展，不管采用哪種研究方法，均被看作是一種政治變化的工具。她們關注研究關系中的權力與表征的問題：在研究中誰擁有權力？權力是如何被利用的？表征誰的現實？誰又能從研究中獲得什么？誰擁有研究結果？這種對意義、權力與話語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主流社會學的保守主義傾向，使之更貼近社會，貼近現實。

通過對肥皂劇文本、肥皂劇觀眾群、觀眾和電視之間的互動等問題的考察，特別是有些女性主義學者結合了親身觀看肥皂劇的長期體驗，用一種女性體驗的全新視角，真實全面的探究女性觀眾解讀肥皂劇的復雜體驗；用辯證而樂觀的姿態肯定了肥皂劇的正面效用，為女性觀眾的樂趣辯護；用批判精英主義意識形態，弘揚大眾文化意識形態之特立獨行，倡導女性在傳播領域里的天賦人權。

四、反思

通過對性別概念的解構和重建，女性主義在肥皂劇研究上做出的貢獻毋庸置疑，但暴露出來的問題也著實發人深思。在“消解中心”的電視機制上，有必要對女性觀眾加以特別的定位嗎？有必要給女性觀眾不同的對待嗎？在這里，肥皂劇研究也可能蘊含著另一種可能：即包括肥皂劇在內的電視機制所建構并不是什么男性視野、父權制、意識形態，而是具有涵蓋不同性別含義的一種宏大視野。這意味著，電視本身在運作模式上，多半沒有性別之分。因為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可以根據電視節目進行多元化解讀。認為肥皂劇、犯罪系列劇、新聞節目、音樂電視表現了不同的男性和女性視角，這些都是女性主義者的想象罷了。

此外，女性主義者還常常認為女性體驗的肥皂劇知識更具有“精確性”，但是什么是“精確”的知識？其標準是什么？女性主義者對此沒有給出明確的解答。顯然，這里又涉及到知識的“客觀性”問題，而該問題是貫穿了整個人類學術史的一個哲學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也不會有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當然，大多數女性主義者表示她們做肥皂劇研究，就是“為了女性”的有“價值導向”的研究，而不是價值中立的研究，因此她們不怕有人指責其不討論“客觀性”問題。盡管如此“客觀性”問題仍然存在，不能回避。

女性主義到底應該為誰思考？是否應該從二元思維方式——男人和女人，男性和女性的平等中解放出來？是否應該學會不同的思維方式？若只把女性主義放在關于性別的話語里，無論是學院的研究，婦女雜志的談論，還是其他大眾媒體的探討，其成功是有限的。在女權運動時期，女性主義的“真我”也許是一個必要的神話，女性主義政治化過程也許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過于強調這種政治化的過程，就會產生事與愿違的效果。不僅僅會對女性主義在政治和社會發展上產生強烈和不利的反應，而且也是由于其他年輕女性（比如黑人女性）對于女性主義者對她們的描述感到不安，要求擺脫女性主義者對她們描述。于是政治性和新的身份在這種“擺脫”當中產生了。此時的問題是，如果這些女性不是女性主義者所描繪的，那么她們到底是什么？所以，女性主義的活力應該在于它能夠不約束與某種特定的身份或一個本質化的“真正自我”，在于它能夠不斷“調整疆域和界限”[15]。其實，何止女性主義，任何一種理論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都必須做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