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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藝術設計的發展中，民族性與當代性的關系是普遍關注的問題，尤其對我們這樣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實際上，民族性與當代性的問題在歷史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深刻地存在著。對于其中有無規律性的東西及其對當代有些什么啟示，首先提出兩點基本認識。第一，藝術設計中的民族性，即民族工藝文化從來是隨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的，總是在不斷注入新的內容，不斷產生著與時代同步的新的面貌，也就是說它具有與時俱進的明顯特征。第二，民族工藝文化隨時展的動力，一是人類對物質生活的需求，即人類要求不斷改變自身的生存環境和生活質量的需求，這種需求促使人們去發明和創造，去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其結果必然使新的工藝文化出現；二是人類對精神文化的需求，即一個民族的傳統工藝文化必定承載著這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特征，也必定反映出這個民族在某一時代與精神文化有關的各方面特征，如社會政治特點、文化藝術內涵、宗教信仰傾向、行為道德規范、民俗民風時尚等。這些精神文化的需求對一個民族來說既有一脈相承的延續性，又隨時展注入新的內容和形式，其結果也必然促使新的工藝文化出現。

在一個民族發展過程中，經常會與其他民族的文化相遇并發生碰撞，這時雙方的民族文化都會對另一方產生很大影響，這種影響使雙方都受益匪淺，但總是科學技術具有優勢、精神文化優秀的一方起著主導作用并可以影響和改變弱勢的一方。在我國歷史上就多次出現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如兩晉、南北朝時期我國首次和其他民族大規模交往，主要表現在絲綢之路的暢通和佛教的廣為傳播上。根據歷史記載，漢代時西域和外國商人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還局限在敦煌以西的地區，而到南北朝的北魏時貿易的終點已達都城洛陽，洛陽成為西域和外國商人的會集之地，甚至有專供西方商人僑居做生意的街巷，洛陽至今還有白象坊和獅子坊等地名，是北魏時專為犍陀羅國王和波斯國王送來的大象和獅子建造的。可以想見當時絲綢之路上繁忙的景象。佛教在這時也借絲綢之路得到迅速傳播。敦煌、云崗、龍門等著名石窟均開鑿于此時，南北各地廣建寺院。印度傳來的佛傳、佛本生圖充滿了各地的洞窟，寺廟宗教壁畫藝術大大豐富了我國傳統壁畫和圖案藝術，造像的盛行推動了建筑藝術和雕塑藝術的發展，許多大型紀念性雕塑和陪葬用陶塑等均出現新的時代面貌，如南朝帝王墓前的石獸、石避邪等改變了傳統的用虎為原型的塑造而采用西方傳入的更有風采的獅子形象。許多其他西方藝術形式也在這時傳入中國，如雜技、百戲、舞蹈、樂曲和樂器，還包括多種珍稀動植物品種。而中國優秀的民族工藝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則更深刻地影響著西方各國。

其中最突出的是絲綢技術和工藝，試想西方人當時穿著的笨重粗糙的皮革、葛麻制品與輕柔、光滑、亮麗的中國絲綢之間的巨大差異，就不難清楚絲綢對于西方各國意味著什么。相傳當古羅馬皇帝身著中國的錦袍出現在王公大臣的面前時引起了難以平息的轟動，西方人在長達數百年中一直無法抵御絲綢的魅力而競相購買。除絲綢外，中國古代造紙術、火藥、指南針以及冶鐵技術、漆器等均在此時傳入西方，使他們享受到東方先進的物質文明。唐代與世界各國的交流更加頻繁，由于在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兩方面都處于優勢地位，大大促進了當時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和融合。唐三彩中有許多穿著唐服的外國人形象，其中包括遠在地中海沿岸高鼻深目的歐洲人和黑人，他們的身份或為唐朝達官貴人的保鏢和牽馬人，或為游歷各方的商人和藝人。在主要是西方和周邊國家向唐朝學習的背景下，唐人在學習和吸收外來工藝文化上表現出非常開放的態度，在生活的各方面只要是不同于本民族的東西，都愿意拿來用一用，嘗試一下，我們從唐代工藝品中可以看到這些外來文化的影響，如唐代青瓷器“鳳首龍柄壺”除鳳首和龍柄外其造型和裝飾幾乎全部為波斯風格，唐代銅鏡中有不少“海獸葡萄紋”鏡，其紋樣海獸和葡萄均為當時從國外傳入，唐代婦女用胭脂化妝的習慣也來自波斯，唐詩中“笑入胡姬酒肆中”及有關唐人學用刀叉吃飯的記載均反映出當時對外交往的程度，這使后人在總結唐代工藝文化特征時常用到一個近代的名詞“洋”。

而唐代科學技術和工藝文化對世界各國的影響則更為深遠，尤其是對日本、朝鮮等周邊鄰國的強勢影響至今仍清晰可見。同時我們看到在這種對外的交往中有許多外來因素可以改造發展成地地道道的民族文化形式，這正是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特征的威力所在，就以前面提到的“獅子”文化為例，直至今日中國特色的獅子石雕遍布南北，形態各異，各地民間工藝中都有以獅子為題材的，尤其在中國的傳統民族佳節時活躍在祖國各地及海外各華人社區的舞獅更明白無誤地顯示出中國的特色，誰都知道獅子這種動物從來不是產自中國的，但這并不妨礙舞獅成為我們民族文化的一個標志。從歷史發展的軌跡中，我們認識到先進科學技術和優秀精神文化在推動工藝文化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認識到它們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優勢地位，這種認識對正確處理當前藝術設計中民族性和當代性的關系是極其有益的。

20年前中國結束了長期封閉和保守的狀態，當我們再次打開國門時最深的感受就是在科學技術和物質生活方面和世界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這使我們堅定地采取了開放的態度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并在很短的時間內大大縮小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我們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經驗時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西方精神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在藝術設計領域表現得更為突出，它更多的是以商品面目出現。外國人要在中國推銷商品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中國人習慣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隨著眾多世界名牌產品進入中國尋常百姓家，從日常用品、生活設施到兒童食品、婦女化妝品等等，無不傳遞著西方文化的精神、價值觀念以及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并以其強烈的現代感和大眾化的色彩，加上傳媒的力量構成一種空前的文化強勢，影響著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審美和消費時尚。隨著人們的生活質量一天天向世界先進水平靠近，不難發現原來那些熟悉的傳統文化不知不覺中正一天天離我們遠去，民族文化確實被淡化有些甚至被取代了。當前深深困擾著國人的正是自己相對落后的科學技術和一向引為自豪的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矛盾，或者說是學習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和抵制與我們民族精神相抵觸的不那么優秀的外來文化的矛盾。

面對這樣的形勢，有人提出了克服“科學主義”迷信的問題，也有人提出反對文化霸權和后殖民主義的問題，這些確實需要我們認真面對。但我們在應對時必須保持一種良好的健康的心態，因為我們絕不會幼稚到馬上又回到閉關自守的老路上去，拒絕包括先進科學技術在內的一切外來文化；我們也應該有足夠的自信，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絕非脆弱到一擊就垮的地步。在這時特別需要用客觀的理性的認識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民族傳統文化和外來的西方文化。首先，對待我們的民族傳統要重在繼承和發揚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內在實質。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形式和式樣當然也應當繼承，但不是所有以前的傳統文化形式都要原封不動地搬到當代來，這種繼承應當是有分析的。有些文化形式和式樣代表著民族文化的精華又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將會永遠地保存下去；有些文化形式和式樣需要注入新的內容以新的面貌出現；有些代表落后民族意識的內容和形式則要批判地吸收，而最為重要的是創造出新的既符合時代要求又具有民族精神的工藝文化來。在對待外來的西方文化上也應有一種客觀的理性分析。

我們要抵制的是與民族精神相抵觸的不健康的外來文化，但并非所有外來文化都是不健康的，西方文化中也有不少優秀的成分代表著人類共同向上的精神，完全可以大膽地借鑒和吸收。而對于某些西方的文化習俗和外在形式可能談不上好與壞，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念的地域性差別在逐漸縮小，不同民族的文化習俗也在互相影響趨于一致，對此應當持較為寬容的心態，因為寬容本身也是一種自信的表現。舉一個與藝術設計不直接相關的例子，不久前某年輕乒乓國手上臺領獎，當國歌奏起時采用西方人表達忠誠的習慣將右手按在左胸上，這引起許多外國記者的關注；在稍后不久的國際足球賽上，當國歌奏起時幾位五十歲上下的教練也齊刷刷地將右手按在了左胸上，我想這種表達忠誠的習俗顯然被西方全球化了，對此我們很難也沒有必要去加以制止。前面提到了民族傳統文化被淡化的現狀，對此應當用一種發展的眼光去看待。

由于我國長期處在對外封閉狀態，開放以后西方文化一下子涌進來并以其科技的優勢和鮮明的現代感形成一種強勢，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間段里民族文化的發展會表現出某種遲緩和滯后的現象。以江南農村某些地區的民居為例，九十年代中期雨后春筍般蓋起的三、四層歐式尖頂小洋樓越來越成為視覺中的主要景色，而曾經那樣熟悉的粉墻黛瓦式傳統民居以及江南特有的水鄉風景成為要苦心追尋的懷舊目標。這種現象在藝術設計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存在，這是因為一下子富裕起來的農民迫切需要改變原來的生活面貌，而這時我們的民族文化又一下子拿不出適應時代需要的新的民族形式來，于是農民就去模仿現成的國外的形式。應當堅信這種民族文化在特殊時間段的遲緩期不會太長，再過若干年江南大地上必定會有既體現當代特征又富有民族精神的新民居出現。在對待藝術設計中民族性與當代性的問題上我們更應該有一種向前看的眼光，在世界新一輪的發展中，中國將完全可能不再處在學習和引進別人先進經驗的地位，而是站在世界前列與世界先進水平共同面向未來，共同設計未來。到那時，中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必將得到最充分的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