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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歷史唯物主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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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歷史唯物主義發展

【正文】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獨創,是研究人類歷史的唯一科學的觀點和方法。鄧小平準確地把握了這一科學的觀點和方法,創造性地將其運用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在許多方面豐富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

一、創造性地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的理論

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而生產力的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鄧小平始終抓住這條規律,將其應用于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并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這條規律。

首先,鄧小平將解放、發展生產力納入到社會主義本質體系中,并把生產力標準作為判斷各方面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80年代以后,隨著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這一歷史課題認識的不斷深化,鄧小平恢復并堅持了生產力決定作用的觀點,開始將解放生產力納入到社會主義本質范疇中去思考。他指出,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后來,鄧小平進一步用生產力標準從宏觀上、從整體上來考察社會主義。他在一次談話中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3—64頁。)1992年的南巡講話,是鄧小平把解放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本質來認識的最集中的論述。在這里,鄧小平提到的三個“是否有利于”標準也是對生產力標準的具體闡發和擴展。

其次,鄧小平解決了“如何發展生產力”這一難題,找到了生產力自身發展的動力。

第一,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是人和自然的矛盾運動。科學技術及其發展對于這一矛盾的解決起著關鍵的作用,在生產力諸要素中,無不滲透著科學技術這一因素。

鄧小平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對馬克思主義上述理論的深化、豐富和發展,這一新論斷揭示了科學技術對當代生產力發展的巨大作用,更明確地指出了科學技術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生產力發展的外部機制是一個協調、合適的生產關系體系,為了保證這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必須進行改革。鄧小平指出,改革是解放生產力,也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不僅認識到改革極其重要的作用,而且還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改革的首要目標,使改革真正有效地發揮杠桿作用。

二、準確地、創造性地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觀和階級分析方法

首先,鄧小平深刻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我國階級關系的深刻變化。他說:“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我國的社會階級狀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工人階級的地位已經大大地加強,我國的農民已經是有二十多年歷史的集體農民……,我國的知識分子,包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覺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我國的資本家階級原來占有的生產資料早已轉到國家手中,……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后,不會再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6、168頁。)

其次,鄧小平深刻而準確地分析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階級斗爭已不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國內國際因素的影響,它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他指出,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并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同他們的斗爭不同于過去歷史上的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但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9頁。)

第三,鄧小平準確地處理了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能搞階級斗爭熄滅論,同時也不能搞階級斗爭擴大化。鄧小平準確地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將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放在了非常恰當的位置上。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一再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提高警惕,防止和平演變;要“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等等。他承認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階級斗爭,對此,我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有效的斗爭,但他也從來沒有忘記強調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階級斗爭服務于經濟建設。承認階級斗爭,運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打擊少數敵對分子最根本的目的是為經濟建設創造一個穩定的內部環境,決不能因為階級斗爭而沖擊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三、創造性地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觀

首先,鄧小平始終把人民群眾作為歷史實踐主體來考察。“一切依靠人民”,尊重群眾的實踐,主張要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了解群眾實踐的具體歷史條件和群眾的意見,從群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早在60年代初,他在對待農村包產到戶的問題時,就曾經說過,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頁。)“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由群眾在實踐中提出來的,報告中講我的成績,一定要放在集體領導范圍內,絕不是一個人的腦筋就可以鉆出什么新東西來,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我的功勞是把這些新事物概括起來,加以提倡。”(注:《偉大的實踐光輝的篇章》,人民日報1992年10月24日。)

其次,特別強調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鄧小平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除了重視人民群眾的實踐作用外,還強調重視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他認為:“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6頁。)在鄧小平看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不僅有政治利益,而且有物質利益,二者比較起來,物質利益是更基礎更根本的東西。因此,鄧小平思考問題的落腳點,更自然地向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一方傾斜——讓廣大人民群眾盡快地富裕起來。鄧小平說,搞社會主義建設干什么?就是讓廣大人民群眾都富裕起來。他強調,經濟建設是今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的主要政治任務。離開這個主要的內容,政治就要變成空頭政治,就離開了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動搖。他說:“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到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28頁。)在鄧小平看來,在現階段,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就是盡快使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生活。

強調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讓人民群眾富裕起來,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鄧小平準確地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這一觀點,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將人民群眾看作是歷史實踐的主體與歷史價值的統一,而且這個統一是在物質基礎上的現實的統一。

第三,正確地對待群眾運動。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活動的主體。人民群眾的歷史活動,特別是變革社會的革命活動,發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階段,常常以群眾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鄧小平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總結了我們黨利用群眾運動搞建設的經驗教訓,對群眾運動進行了準確的分析,為歷史唯物主義群眾觀增添了新的思想內容。

在一個制度確立之后,在一個社會制度處于相對穩定的時期,在以發展經濟為主要任務的時期,一般不宜搞群眾運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我國確立之后,我黨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是發展生產力。經濟建設是一項艱難的事情,有其內在的客觀規律,需要做長期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靠幾次群眾運動就可以解決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更加明確地提出,我們搞現代化建設,要從實際出發,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不搞政治運動。他說:“人民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對大規模的運動厭煩了。……經常搞運動,實際上就安不下心來搞建設。”(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9頁。)當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特別是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還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如黨風問題、經濟犯罪問題、官僚主義問題乃至腐敗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發動廣大群眾參與,都需要發動廣大群眾來解決。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宜搞群眾運動。在鄧小平看來,這些問題,還是要通過深化改革和加強制度建設來逐步解決。

同時,搞社會主義建設,也不是一概不能搞運動。搞社會主義建設,是否就一概不能搞運動了呢?也不是,鄧小平所以講現在不宜搞群眾運動,一是基于經濟建設的特點,不宜大搞群眾運動;二是由于我們過去運動搞得太多了,群眾厭煩了。鄧小平說:“我們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工作方面。那末,還要不要發揮青年突擊隊作用?青年突擊隊作用還是存在的。可不可以提?可以提。當然,是不是經常那么提,也不必。比如一個工廠,為了完成一件‘急、難、新’的事情,組織一個青年突擊班,帶頭突擊,我也贊成。我們過去從來沒有否定過這一點,并且認為這是一種發揮青年作用的有效形式。在農業方面,為了解決某一個困難的問題,組織一個青年突擊組去攻關,好不好?好。這是好形式,不是壞形式,還是可以運用的。問題是怎么個用法,不是什么事都要普遍那么搞,而是真正按照需要去搞。”(注:《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89頁。)總之,要不要搞群眾運動,什么時候、在什么范圍內適合搞群眾運動,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鄧小平對群眾運動的正確分析和認識,是認真總結了社會主義時期搞群眾運動的經驗教訓的結果,他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群眾運動問題放在了更加科學更加現實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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