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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的物質養老與精神養老不協調

1.農村的養老尚處低階的物質養老階段

除了父母對子女生活工作壓力的體諒，在中西部一些經濟發展滯后地區的農村，物質養老都陷入“捉襟見肘”困局中。農村地區大多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經濟發展模式，而確有一些農村地區因資源匱乏、交通發展滯后、經濟機遇錯失、勞動力流失等導致“整體的貧困”，暫不說對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滿足，就連家庭最為起碼的生存都難易維系，靠著政府微薄的救濟金度日，養老行動對于這些農村地區而言，還是應從物質層面逐步做起。

2.農村物質消費需求受到老齡化的抑制

從思想觀念層面來看，老年人出于遺贈動機和預防性儲蓄動機，且在中國式父母“舍己為兒”個性心理指導下，較少考慮自身物質精神需求，而唯子女事業發展、家庭穩定、身體健康是從，這會抑制消費的支出，且由于對子女的情感寄托成為壓制一切需求的原因，更忽視了精神養老乃是老年人合理合法的權利。陳沖基于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說理論，通過動態規劃建立了人口老齡化對居民消費產生直接影響的理論模型，然后利用1996-2011年我國29個省級轄區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農村老齡化水平與其消費率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老齡化水平對農村居民的消費率具有較為顯著的負影響。從消費行為來看，老年人最看重的是商品的實用價值，不同于年輕人喜歡花錢買時尚的是，老年人更傾向于花錢買實用。大多數老年人都有念舊的心理，遵循著幾十年來形成的固有消費方式過生活，對新的消費及生活方式難以學習和接受，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老年人對物質生活的需求。而就中國農村的現實狀況來看，農村居民大多是留守老人，這使得農村居民需求拉動農村經濟增長的政策措施效果打折。在老年人收入水平受限的情況下，老年人口的消費水平難以有大幅度的提升。因此，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如何促進老年產業的發展，轉變農村老人“舍己為兒”的傳統理念，釋放其消費需求，讓老年人消費需求助力拉動農村經濟增長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議題。

3.農村精神養老在觀念上未能與物質消費形成緊密關聯

精神養老屬于養老行為的高級階段，是在保障老年人物質生活基礎上，對老年人精神領域的積極介入和健康引導。對于很多在農村的老年人而言，所謂的養老，就是子女在不耽誤自身事業發展的前提下，贈予些生活財務以保障生活。所以農村物質養老和精神養老步調的不一致，很大程度上還是思想觀念尚未完全轉變，精神養老未成為基層農村的共識，故精神養老發展也一直在農村地區停滯不前，農村的老年人的精神養老尚未與物質消費形成緊密關聯，而是更多的體現在對子女事業的支持上。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大力發展老齡服務事業和產業，這是黨中央針對日益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精神養老除了需要親人及社會的情感慰藉外，還需以一定的物質消費行為作為支撐。老年人也與年輕人一樣，需要通過某些物質消費來提升生活品質，比如與家人外出旅行、參加老年宮活動等。由于老年人消費具有補償性的特征，即通過補償性消費來彌補過去消費中的遺憾和不足，老年人會進行一些年輕一代的消費行為，來滿足補償性的心理消費，使年輕時的遺憾得到彌補。所以只有使精神養老觀念與物質消費行為緊密聯系起來，才能為老年人精神養老提供支撐、拓寬渠道，多元化農村老人精神老齡途徑、豐富農村留守老人精神及物質生活，提升生活質量。

二、公共政策對農村消費及精神養老的影響

1.計劃生育政策對農村消費及精神養老的影響

當前國家制定實施的獨生子女二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轉變農村家庭結構及消費模式，但卻弱化了農村精神養老意識的提升，造成許多農村留守老人“老無所依”。子女數量的減少大大削減了農村老人得到的精神慰藉。當馬克思所言“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的論斷逐漸明晰的時候，一個問題也浮出水面———作為計劃生育的副產品，精神生活如何從已破碎化的農村文化中得以拾起，愈來愈多“空巢”、“喪獨”、“獨子”老年人的精神依托應如何尋找到歸宿。究其原因：第一，經濟收入低，家庭經濟收入狀況直接決定著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的養老保障水平，由于農村經濟落后，年輕一輩選擇外出務工增加經濟收入以改善家庭生活狀況；第二，自我養老的資金儲備不占優勢。調查結果顯示,已經為自己存養老錢的只占15.2%,而沒有準備養老錢的卻占84.8%；第三，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比例低，目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發展狀況并不盡如人意,不僅籌集資金少,農民參保水平也比較低；第四，生活費用和醫療費用來源于子女資助的比例低，計劃生育的實施使得農村計劃生育家庭子女數銳減，農村老人從子女處獲取的經濟支持也大為減少；第五，得到子女照料和精神慰藉的比例低，在農村子女外出務工的情況下，精神養老和物質養老雙重缺失，留守老人得到的精神慰藉更顯薄弱。

2.社會保障政策對農村消費及精神養老的影響

老年人是社會的邊緣群體，處于社會初次分配的末梢，社會資源財富較少流向在體能智能都不占任何優勢的老年人群體上，因而社會保障作為二次分配手段對農村消費及與此相關的物質養老和精神養老有著重要影響。于建華和魏欣芝運用新農保正式試點前后共6年的面板數據，借助消費函數從制度試點、參保繳費人數、待遇領取人數三個角度建立PanelData線性模型，實證分析了新農保對農民消費水平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參保繳費人數和待遇領取人數與農民消費水平有正相關關系。因此，社會保障政策必須起到其調節社會公平的應有功效。但是社會保障卻是非常模糊的概念，以國際三大權威數據庫所劃分的社會保障項目為例，OECD社會支出數據庫(SOCX)中家庭保障是九大內容之一，而卻不在國際勞工組織社會保障調查數據庫(SSI)所定義的社會保障范疇當中，但歐盟社會保護統計數據庫(ES－SPROS)又將家庭保障和兒童津貼歸為社會八大津貼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才能保證農村老人享受最基本的物質養老，轉變消費觀念，通過適當的消費行為提升精神養老質量。而農村老人精神養老不僅需要精神上的慰藉，還需一定的物質消費為支撐，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轉變農村老人消費觀念，為農村老年人拓寬收入來源渠道，才能鼓勵老年人的消費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拉動農村經濟增長。

3.城鄉二元民生政策對農村消費及精神養老的影響

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生不僅有著深刻的經濟歷史原因，建國初期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政權鞏固的需要，還有著現實的體制問題，諸如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都形成了斷裂非常顯著的二元格局。農村老年人精神養老領域出現的問題也可歸咎于此，在民生政策上，因為政府對農村一直實施的“剪刀差”、課征農業稅、吸取農村儲蓄等手段，以剝奪農村經濟發展契機、傷及農村民生改善潛質的方式，來促進城市與工業的發展，可以說國民經濟在數十年時間內實現跨越式發展，除了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外，農村和農民的犧牲是功不可沒的。農村精神養老的缺位，根源仍是與時代越發脫節的城鄉二元民生政策。城鄉二元體制幾十年來的發展愈發成為完善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阻力，特別是成為了推廣與發展社會養老保險的體制性障礙之一。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農村老人的消費行為，不利于農村消費結構的優化和農村老人基本生活的保障，也無法為農村老人的精神養老提供基本的保障和支撐。

三、精神養老的公共政策

學術界存在著將精神養老作為老年人權益保障的部分納入法律法規的呼聲，認為只有以法律強制力作為準繩才能真正實現和保障老年人的精神訴求，而事實上這一呼聲具有創新性、建設性，但初級階段“人民還不富裕”殘酷現實仍擺在民眾面前，當前首當其沖是徹底解決物質養老和社會保障困境。因此一是應從政策、法律和道德兩個角度推進農村老年人精神層面的養老問題的改善，增強農村家庭的精神養老意識，讓老齡人口得以安享晚年。二從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財富，以物質養老為本促精神養老之葉。

1.轉型計劃生育政策提升農村精神養老意識

計劃生育政策應當考慮“如何通過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宏觀層面政策去影響生育動機和原因”，計劃生育政策應當順勢利導，緊密結合經濟社會發展實際，與其他宏觀政策形成聯動機制。另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要實現行政處罰和福利保障的統一。從“超生罰款”到“計劃外生育費”，再到“社會撫養費”，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將面臨著諸多處罰，其中高額經濟處罰給農村家庭帶來極大的經濟負擔，而在社會保障方面卻相對缺位，擁護支持計劃生育政策享受到的福利性對待可謂是少之又少，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卻無法享受應有的社會福利，所以計劃生育政策轉型的重要一點，便是將計劃生育真正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中，增強農村家庭養老的物質保障，助力于精神養老的提升，因此除了“懲前毖后”，更加需要“福利獎賞”的計劃生育姿態。

2.完善社會保障政策才能切實保障農村實現精神養老

農村老年人精神養老乃是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保障制度的題中之義，將對和諧社會建設產生深遠影響，具體主要體現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養老保險重心從城鎮向農村的轉移。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賦予因年老喪失勞動能力的公民依法享有或者經濟補償和物質幫助的基本權利，農村養老保險在2003年后才逐漸建立起來，所以建立在起點低、需求大、風險高的農村養老保險必須依托強大的政策傾斜。因此不斷完善我國農村地區養老保險制度，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加大國家財政投入，直面精神養老解決前無法回避的物質養老難題，是全面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村消費結構，助力于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環節；第二，社會救濟從恩賜思想向法律意識的轉移。與以往扶貧救困、救死扶傷、慈善恩賜的救濟觀念或行為不一樣，社會救濟更加體現為法律制度下的公民權訴求，是社會公意的直接體現。絕大多數農村老年人因經濟貧困而遭遇生存威脅，國家政府有承擔起維持其最基本生活水平的直接責任，因而政府也應當加大社會救濟制度建設，可通過購買養老服務的方式，推進養老社會化的實現，不能簡單將之視為“遮丑”、“遮羞”行為，而應當把它看作是服務型社會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第三，社會福利從權力向責任的轉移。這一提法源自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理論，認為社會福利不應該僅僅理解為向窮人營造一張“安全網”或富人的保護傘，而應該是面向全體公眾的，且提出“無責任即無權利”這一口號。因而政府在進行社會福利制度的重構過程中，應當把對農村老年人的社會福利分配看作是對其年輕時對社會貢獻的肯定與回饋，站在尊重保障老年人人格尊嚴基礎上，對處于生活精神極度貧困的老年人進行福利救助，才能實現物質與精神的雙軌福利保障。

3.統籌和兼顧城鄉二元民生政策為農村消費和精神養老提供政策支持

本文認為要突破精神養老層面政策關懷不夠、支持力度不強、落實程度不一等窘境，就必須打破現如今的城鄉二元制度結構，實現城市和農村的協調統籌發展：第一，惠民———加大對三農問題的投入。現階段農村所有問題的癥結所在還是農民增收、農業增長和農村穩定，是居住地域、所屬行業及角色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而歸根到底是農民能否享受到與城市別無二致的改革開放成果，所以政府應該加大對三農問題的投入，如對農村給予適當的良種補貼、機械補貼、技術支持、小額貸款等扶助，政府有關部門應建立健全公共財政制度,加大農村養老保障投入,盡快建立農村居民普遍共享的非繳費型養老金制度。這項制度的實施能提高居民現實消費力,減少老年人及其家庭的貧困,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讓農民在經濟利益上獲實惠才是讓農民幸福感提升的關鍵，也只有在物質保障完全健全的情況下，老年人才不為生存憂惱而有閑暇專注精神生活。第二，助民———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發展比城市落后最直觀反映是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嚴重滯后，盡管近年來加強“村村通路”、“村村通電”、“村村通電話”等助民舉措，但離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標準仍有較大差距，尤其是在農村文化娛樂設施上更是空白，各地方政府應該以中央關于城鄉一體化的統一部署為指導，結合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給予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更多的政策傾斜和財政扶助，以建立起農村老年人在精神養老上的物質載體和平臺依托，如普及農村網絡設施建設，輔之以更大財政補貼力度的家電下鄉政策，提高農村電腦使用普及率，幫助農村留守老人借助互聯網增強與家人及外界的聯系，了解國家大事，開拓眼界，通過學會使用電子產品，不僅可以提升農村留守老人自信度，增加精神慰藉，還能夠通過網上購物平臺提升老年人口的消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促進GDP的增長。第三，智民———增強老年人的終身教育。

農村老年人精神上的困惑或疾病，大多是因智能發展受到農村落后教育資源影響，所以嘗試在農村構建起類似城市的博物館、文化宮、老年人大學等文化教育場所，近些年在部分農村嘗試的農村書屋、鄉村電影院、老年人戲劇團等深受基層農村的歡迎，因而各地政府嘗試建立起老年人的終身教育機制，以文化力量完善或重塑老年人晚年精神生活是大有裨益的，通過對家事國事天下事的了解，特別是新潮事物的了解，拉近與下一代的距離，減少農村老人的孤獨感，提升老年人口文化素養，更能助力于城鄉一體化的精神文化建設。第四，健民———完善農村老人健康保障。“老無所養”和“病無所醫”是農村老年人當前亟需解決的困境，政府不斷完善農村老年人健康保障，落實諸如新農村合作醫療、五保孤寡老人生活扶助、農村老年人社會津貼補助等，讓農村老年人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擁有健康的精神。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將會增加農村居民疾病和養老風險，最終抑制農村居民消費意愿，減少消費需求。相反，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有利于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和改善未來收入支出預期，擴大消費需求。因此，建議加快完善包括“新農保”、“新農合”、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失地農民和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消除農村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擴大消費需求。

作者：彭忠益高琦單位：中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