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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辨的、直觀的和科學的實踐觀把實踐納入哲學并使之成為核心概念，不是馬克思的創造。在馬克思以前，康德、費希特，以至青年黑格爾派的契?？挤蛩够?、赫斯等，都已這樣做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樣，他們所講的實踐和馬克思講的并不是一回事。說到底，他們都在精神范圍建構實踐，把實踐歸結為意志的活動。這種唯心主義實踐觀，已為大家所熟知。但是，還有一種實踐觀，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卻似乎也很難歸入唯心主義實踐觀一類。比如費爾巴哈，他把實踐理解為純功利的行為，是瑣碎的生活和利己活動，其典型形式，就是“卑污的猶太人的賺錢活動”。費爾巴哈的實踐觀，實際上是一種直觀的實踐觀。他把當下的實踐形式，即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具體實踐，視為實踐的總體。因此，他認為實踐在本質上是排斥理論的。為了維護理論的權威，更為了其人道主義理想，費爾巴哈斷然把實踐排除在哲學的視野之外。他的這種理論失誤，人們通常只將其歸結為對實踐的偏見，即對實踐作了價值上的否定判斷；而對他的直觀的實踐觀本身則并不注意。這樣，當此種實踐觀改換面目出現時，就甚至可能會大受歡迎。大多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方法論上是實證論的，其對實踐的見解也就必然是直觀而偏狹的。他們的一切經濟分析都是以現實的實踐，即工業、市場和商品交換為前提的。因此，他們似乎有權責備馬克思的實踐過于抽象，因為后者把超越這一前提作為自己哲學的立足點，亦即“社會化的人類或人類社會”。這樣，馬克思好像陷入了夾縫中：對于抽象的實踐觀來說，他是現實的具體的實踐觀；而對于直觀的實證的實踐觀來說，他似乎又成了“抽象的”實踐觀。如果說上述分析還只具學理意義的話，那么當人們完全忘記了馬克思的實踐觀和直觀的實踐觀的區別，并因而用直觀實踐觀指導當前實踐時，重申兩者的區別就具有了重大的現實意義。概言之，馬克思的實踐觀內含著對于理論的渴求，因而是自覺的，以一定社會目標為方向的；內含著現實普遍利益即人民大眾利益的價值導向，因而是革命的，批判的；內含著把個人有限生命溶入偉大的人類解放事業并從中獲得生命意義的人生導向，因而是積極的、向上的。相反，直觀的經驗的實踐觀，由于把實踐視為自發的、利己的、個體的，因而其實踐從根本上是排斥理論的，是個人利益和純粹自我的領地。由此而引發了關于社會發展的兩種根本對立的觀點。從直觀的實踐觀出發，社會活動本質上是個人的自發活動。每個人都是從自己出發，為實現個人利益而進入社會。正是在自發的個人利益的尖銳沖突中，人們逐漸地摸索出日漸完善的行政、法、道德等社會規范，其作用在于保護人們的自由競爭，其目的在于實現個人利益。因此，所謂“社會”不過是“抽象的游戲規則”的同義語。這就是西方自由主義關于國家、法、歷史進步以及社會公正的基本分析。用哈耶克的話說，這是一種“自發式擴展型人類秩序”，其中所體現的人類理性不是以建構某種特定的社會目標為特征的所謂“構成論理性主義”，而是在自發活動中不斷糾錯的所謂“進化論理性主義”。應該說，這是資本主義幾百年發展道路的真實寫照。問題在于這是不是唯一可能的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努力，包括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其實就在于要打破這一迷信。我們能不能有這樣一種選擇，即立足于“現實的普遍利益”（社會整體利益），通過較為自覺的利益協調，減少社會沖突，加速社會發展，從而不僅使落后的民族能夠獲得平等的發展權利，而且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所造成的種種社會弊害？答案應當是肯定的。當代中國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已經初步將這一選擇變成了現實，而我們堅持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目的也在于沿著這一已經開辟的道路繼續走下去。二、人類實踐的最高形式是無產階級實踐以“現實的普遍利益”為立足點，這決不是思辨的虛構。大家知道，馬克思曾追隨費爾巴哈，用抽象的“類本質”否定資本主義的殘酷現實，并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之辯護的實踐形式，將其稱之為“異化的活動”。但是，當馬克思越來越認識到這種批判的軟弱無力時，他轉向了實踐的觀點。他摒棄了費爾巴哈強加在現實實踐活動上的偏見，不再把工業及世界市場看作“非人的活動”，而是看作有著歷史必然性的人類實踐活動形式；他同時也克服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套在市場經濟上的光環，不把它當作人類唯一的實踐形式，而只看作具體的歷史實踐形式之一。馬克思之所以能采取這一獨特而又科學的態度，關鍵在于他發現了“無產階級實踐”這一嶄新的實踐形式。大家知道，在馬克思那個時代，無論是唯物論或唯心論都把能夠超越個人狹隘性的力量歸結為理性。只是前者為避免使理性成為純粹的精神現象，又往往對其冠之以“普遍利益”的稱謂。然而，普遍利益如果沒有從“市民社會”中獲得自己的存在方式，它就始終只是一種思想原則和信念。但是，如果僅立足于經驗或直觀，又確實很難發現現實的普遍利益。馬克思依賴下述發現，才奠立了普遍利益的現實根據：其一，歷史，尤其是法國大革命史表明，任何一個試圖領導革命的階級，其階級利益必然這樣那樣地和人類的普遍利益相吻合。馬克思寫道，充當解放者角色的“這個階級和整個社會親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認為是社會的普遍代表；在這瞬間，這個階級本身的要求和權利真正成了社會本身的權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會理性和社會的心臟?！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4頁）其二，無產階級能夠持久地代表人類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夠沖破資本主義狹隘個人關系的社會力量。馬克思關于這點的全部論證歸結到一點，就在于無產階級是一個“非市民社會的市民社會階級”。說其是“市民社會階級”，乃因為它是不斷壯大的經濟地位相同的現實社會力量；說其是“非市民社會階級”，乃因為它并非傳統意義上（受特定生產資料占有關系束縛）的階級，毋寧說，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著階級的消亡趨勢和現存社會的解體。馬克思還特別強調，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被剝削階級。這不僅因為它是首次掌握了文化和教育手段（這是資產階級所被迫賦予的）的勞動階級，還因為它是真正掌握了自我批評武器的革命階級，所以它能最終擺脫雇傭勞動關系的束縛，站到“人類解放”的歷史高度上。可見，正是因為無產階級自覺地把自己看作人，因而才能避免被“神化”的命運。馬克思并沒有將無產階級神化。如果說，階級斗爭并不是馬克思的發現，他的獨特貢獻僅在于論證了階級斗爭的歷史根源，歷史暫時性以及階級消滅的現實道路，指明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的話，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把實踐引入哲學并使之成為核心概念并非馬克思的首創，他的獨特貢獻在于發現了無產階級實踐這一嶄新的社會實踐形式，從而揭示了實踐的直接現實性和普遍性雙重品格相統一的內在機制。毫無疑義，實踐的形式是多樣的。有自發的、盲目的，也有自覺的、高度組織化的；有生產的、經濟的、日常生活的，也有政治的、軍事的，以至科學教育的；有個人的、小團體的、地域性的，也有階級的、民族的，乃至全民全球性的。但是，從趨勢上、從當今時展的高度上看，自覺的、有著廣泛群眾基礎的實踐活動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用馬克思的話說，即“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經可以不再聽憑個人利益的盲目爭斗而自發地形成一些規范、規則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可以依靠社會的自覺力量，通盤協調各種利益，努力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做到人民較為滿意。無產階級實踐的巨大力量，首先在于它能造就越來越多目光遠大，富于犧牲精神并富有個性的新人，從而為社會的健康發展奠立基礎。這樣，把握馬克思的實踐觀就有兩個基本點：其一是直接現實性。凡可稱之為實踐的，一定是對獨立的對象性存在進行有效改造的活動，因而同一切唯心的實踐觀相區別。因此，盡管實踐的范圍極其寬泛，每一種實踐形式都有其存在的根據，而根本制約它們的，不是意志活動，是客觀的物質活動條件。其二是普遍性。實踐決不像人們所直觀的那樣凌亂，那樣狹隘，事實上，它是人類進步趨勢的堅實基礎，具有普遍性統一性的品格。生產的進步，科技的進步，人類交往的擴大，不斷地表明了這一趨勢。雖然在相當長時期內，這一趨勢被掩蓋在盲目性、自發性和偶然性中，但實踐的普遍性品格還是倔強地日益顯露出來。努力揭示人類實踐的大趨勢，自覺地將個別實踐提升到人類實踐的高度，求得人自身更健康的發展，正是馬克思實踐觀的深刻內涵，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的發軔。兩個基本點的有機統一，使得馬克思的實踐觀真正做到了科學與價值，現實與未來的統一。而割裂這兩個基本點，必然把馬克思的實踐觀不是思辨化，就是實證化。歷史不斷地提供了這兩種極端的例證，其中在馬克思主義史上最為典型的當數伯恩施坦和“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伯恩施坦的實踐觀說到底是實證的實踐觀，因而他把實踐歸結為個人的經驗積累，把實踐過程歸結為個人根據經驗事實進行摸索的過程。這樣，實踐的直接現實性，在他那里就成了個人的唯一實在性，并因而成了否定包括階級實踐在內的群眾實踐形式的王牌；實踐對于理論的檢驗，也就成了從根本上排斥理論，崇拜自發性的借口；實踐對于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則更成了否定革命飛躍，美化進化改良的根據。從崇拜自發性、個體性實踐，到根本排斥和背叛馬克思主義，這就是伯恩施坦給我們敲響的警鐘。應當看到，辯證法和實踐是根本一致的，排斥辯證法和理論思維就是排斥實踐精神。所謂從政治上看問題，表現在實踐觀上，就是要善于把握實踐的總體。崇拜自發實踐的人，不可能成為戰略家。發端于青年盧卡奇、葛蘭西思想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走的是另一個極端。從實踐觀上看，它的最大失誤在于割裂實踐的革命批判本性和直接現實性，將個體經驗的“客觀性”視為資產階級的思想原則，視為工人階級缺乏革命積極性的根源。它在正確地看到停留于日常經驗中的人們（包括工人）無法擺脫資產階級的思想控制的同時，卻把日常生活這一最大量、最普遍的實踐活動從實踐中清除了出去。這樣，它勢必夸大實踐的自覺性、變革性和獨創性方面，并進而夸大理論以至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從強調“無產階級實踐”經由“階級意識”而向理論中心主義和思辨哲學復歸，這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悲劇。連盧卡奇自己在晚年也承認，其早期（《歷史和階級意識》時）的實踐觀，其實是一種烏托邦主義。應當看到，實踐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感性活動，直接現實性是其基本品格。排斥經驗和日常生產生活就是脫離群眾，當然也就談不上什么實踐精神了。依靠群眾，尊重他們的實際經驗并從中獲取營養，這是實踐精神的基本要求?？傊挥辛⒆阌跓o產階級革命實踐，才能對現實保持革命的批判的態度，才能給分散的、瑣碎的日常生活實踐注入凝聚力，才有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事業。但是，這并不等于把這一實踐看作唯一的實踐形式，更不等于把實踐作泛政治化的解釋。事實上，生產生活總是各種實踐形式最深厚的基礎，這是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本末倒置的。三、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精神走向21世紀根據上述分析，馬克思的實踐觀本身就是科學性和革命性、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統一。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作完整的把握，在我們今天有著特別重大的意義。經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實踐第一的觀點已經深入人心。正因為如此，雖然我們仍然不能放松對于本本主義的警惕，然而無論何種形態的錯誤思潮，都可能主要通過實踐觀形式表現出來。突出實踐已經成為現今我國各種實際上很不相同觀點的共同點，實踐觀已經成為當前思想斗爭的一個焦點。目前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是直觀的、實證的實踐觀有蔓延的趨勢。崇拜自發的、個體的實踐，缺乏激情和理想，可以說是一種“時代病”。本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逐漸支配了西方國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從表面上看，現代主義思潮似乎是資本主義的。它從資本主義的合理化主義，即人物化，科層化，職業化，走向了反文化，反理性，反傳統，用一種否定現存一切的激進主義來恢復和表現自我的存在。然而事實上，它卻是資本主義傳統的產物?！百Y本主義過程合理化了行為和觀念，由于它這樣做，它從我們心中趕走了形而上學的信仰，也趕走了各式各樣神秘的和浪漫的觀念。這樣，它不僅改造了我們達到目的的方法，也改造了最終目的本身。”因此，資本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反英雄主義和立足于個人主義的，自我的膨脹和中心地位是其合乎邏輯的結果。（熊彼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第159—161頁）丹尼爾·貝爾則更明白地指出：“‘不受束縛的自我’［untrammeledself］，正如我早些時候所指出的那樣，是一味美化猖獗的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產物?！薄拔幕F代主義，雖然仍舊標榜自己的顛覆性質，卻在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大致找到了歸宿。資本主義社會由于缺乏一種來自空洞信仰和干枯宗教的文化，便反過來把要求‘解放’的文化大眾的生活方式當做自己的規范，然而，這種文化對所有實際經驗都無法給予確定的道德或文化指導。”（《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195—196頁）連布熱津斯基也看到，“美國顯然需要花一段時間，在哲學上進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在這一時期內必須認真地認識到：以相對主義的享樂至上作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構不成任何堅實社會支柱的；一個社會沒有共同遵守的絕對確定的原則，相反卻助長個人的自我滿足，那么，這個社會就有解體的危險?！保ā妒タ刂疲?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第12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7月版）然而事實表明，以自我為中心去滌蕩形而上學的信仰，其結果必定使個人喪失精神家園，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文化漂泊者。當代這種全球性的精神危機，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找不到出路的。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遇到了同樣的挑戰。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日益泛濫，向我們敲響了建設精神家園的警鐘。應當說，社會主義制度使得我們在這方面具有優勢。我們的制度決定了我們不把個人利益和個人意志擺在壓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上，而是以人民的利益和廣大群眾的意志為轉移。因此，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是為人民服務，并因而奠立了理想、情操和精神生活的基礎。社會主義并不簡單地排斥功利主義，但提倡的是革命功利主義；社會主義更沒有取消一切理想和信仰，而是樹立了革命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旗幟。可以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正因為如此，在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的不同解釋中，就不僅包含著政治制度上的選擇，也包含了精神文化上的選擇?，F在大家都在思考把一個什么樣的中國帶入二十一世紀的問題。我們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的責任就在于盡可能科學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為我國人民提供科學的理論裝備。因此，關于馬克思主義實踐觀點的討論，就不僅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而且具有現實的實踐意義。從根本上說，它關系到我國發展道路，尤其是精神文化發展戰略的選擇。“信仰危機”問題在我國已提出多年。國家主導意識形態的削弱，不同社會價值體系并存，以及“官方語言”同“日常語言”的分裂等，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問題在于如何看待它。一種觀點是把它看作歷史的某種必然趨勢，因而這樣那樣地去順應它。這種觀點的潛臺詞，是把建國以來我們曾經有過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視為既無必要亦無可能去加以修復的“昔日黃花”。另一種觀點則把它看作歷史的暫時現象，因而這樣那樣地力圖去克服和扭轉它。這種觀點的用意很明白，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所闡明的那種社會主義理想和價值，結合新的歷史條件，使之重新成為我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這里不僅關系到如何克服“信仰危機”的不同選擇，更關系到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主導作用。不客氣地說，前一種觀點的最終結果（不管持此種觀點者的主觀愿望如何）只能是取消馬克思主義現實影響。布熱津斯基對此看得很清楚，他把“官方語言”和“日常語言”的分裂現象稱為“后共產主義”，并斷言這是馬克思主義最終消亡的前奏（《大失敗》中譯本第298—305頁）。問題的關鍵在于兩種觀點的立足點不同。前一種觀點的立足點是個人的實踐，亦即馬克思所稱的“市民社會”，其理論表現是直觀或思辨的人性論和實踐觀；而后一種觀點的立足點是無產階級的、人民大眾的實踐，亦即馬克思所稱的“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其理論表現則是作為無產階級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其實踐觀。因此，真正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出發，就會既不輕視日常生活，又不沉溺于日常生活；既不命令群眾，又不討好群眾；既不逃避現實，又不投機媚俗。這里有一個問題，取這樣一種立場，是否隱含著某種“文化精英”的意識？換句話說，怎樣才算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毫無疑問，群眾是現實的，他們總是從實實在在的利益中去認識和判斷事物；然而群眾又是富于理想的，由于他們是一切社會災難的實際承擔者，因而對于消除社會不公正、不平等有著強烈的愿望和要求。因此，聽憑個人利益的自發沖突和自發調整，吃虧的終究是群眾，崇拜這種自發性的并不真正代表群眾。只有站在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上，以消滅階級差別的共同富裕為目標，自覺協調現實中的利益矛盾，才是真正和群眾站在一起。這種自覺的協調，本身就包含了思想上的積極引導，包含著對群眾日?；顒拥哪撤N“提升”。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的“大眾文化”其實并不大眾，且不說它的商業文化性質使得其必然具有敵視人的特性，單就其“唯我獨尊”文化底蘊而言，就很難散發出“大眾”的氣息。唯有精神上的升華，方能打破狹小封閉的自我，鑄造健全豐滿的人格。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不應去順應眼下的“多元化”和“大眾化”，而要發揚馬克思主義實踐精神的革命本性，為重塑社會主義新人作出貢獻。寫到這里，有一個思想疙瘩似乎還需要解一下，即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的統一問題。經過“”浩劫，人們對于學術的泛政治化所造成的嚴重惡果至今心有余悸，為學術而學術似乎成了一種時髦。然而當我們冷靜下來作理性思考時便不難發現，回避政治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無異于紙上談兵。作為無產階級解放條件學說的馬克思主義，同無產階級政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因此，問題不在于是否服務于政治，而在于服務于何種政治和如何服務。過去那種政策圖解式的學術當然不應再有，但是服務于社會主義的學術則不但要有，而且要加強。從一般的意義上說，任何社會秩序的維持，都不僅依靠于經濟、政治、法律等制度系統，也依靠于哲學、倫理、宗教等意義系統。誠如丹尼爾·貝爾所言：“每個社會都設法建立一個意義系統，人們通過它們來顯示自己與世界的聯系。這些意義規定了一套目的，它們或像神話和儀式那樣，解釋了共同經驗的特點，或通過人的魔法或技術力量來改造自然?！薄霸谶@些領域里喪失意義就造成一種茫然困惑的局面。這種局面令人無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們盡快地去追求新的意義，以免剩下的一切都變成一種虛無主義或空虛感?！保ā顿Y本主義文化矛盾》第197頁）在不同的社會，會有不同的意義系統凸現，然而意義系統崩潰的社會肯定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因此，任何還有生命力的社會制度，必定擁有強有力的意義系統。特殊地說，在今天，為社會主義的存在作辯護，這決不是一件鸚鵡學舌般的易事，而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如果說，我們在過去通過引證經典著作就可以取得共識的話，那么在今天，不要說政治說教行不通，就連任何稍稍缺乏獨創性論證的意識形態作品也難以產生影響。如果說，在過去的某些時候，發揮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批判功能批判現實需要勇氣的話，那么在今天，發揮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功能為現實辯護同樣需要勇氣。事實上，批判功能和辯護功能是密不可分的，關鍵在你為誰辯護。當我們弘揚革命傳統、努力認同實踐中的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時，無疑是對現在流行的一些時尚的勇敢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批判精神，是一種科學的超越資產階級狹隘眼界的實踐精神，既非否定一切的“虛無”，亦非束縛于一己私利中的“務實”。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從自己的想象中超越現存不難，聽任自發性的擺布認同現實更不難，難的是真正地超越現存。唯物主義和理想主義、科學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有機統一，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精髓，也是馬克思所開辟的、唯一能夠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這一偉大的開創性事業的每一步都需要開創性的工作，我們應當為此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