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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加強黨內基層民主建設，對于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近些年來，四川省黨內基層民主建設在全國居于領先的地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本文試圖以四川省黨內民主建設實踐中的制度創新為視角，較為系統地回顧和總結近十多年來四川省黨內基層民主建設的實踐歷程，通過研究，著重對四川省黨內基層民主建設中的制度創新經驗加以總結和概括，進而探討其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并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提出一些對策性的意見和建議。關鍵詞：黨內民主制度創新制度完善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帶動和示范作用。要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基礎，以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和黨的委員會制度為重點，從改革體制機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黨員和黨組織意愿的黨內民主制度”。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特別是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的制度創新，對于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如何從嚴治黨，把我們的黨建設好，這是我們在新的世紀面臨的最重大的課題。而發展黨內民主，“以完備的制度保障黨內民主”，則是加強黨的建設的重中之重，關鍵之關鍵。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村民自治在我國農村普遍興起和推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發展很快，這些都促使黨內民主建設產生了飛躍性的發展，并且取得到了可喜的進步。近些年來，四川省在推進基層民主建設方面，尤其是黨內基層民主建設方面，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不久前，香港《大公報》發表文章指出：“近年以來特別是去年十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在四川激活的一連串黨內改革試點，比如黨代會常任制、黨委書記直選、黨委全委會票決干部、減少黨委副書記職數等，使四川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了中共黨內改革的‘試驗田’”（1）。隨后，《南方周末》也發表長篇文章，詳細回顧了1990年代以來，四川省在黨內基層民主建設方面的一系列重大舉措，認為“四川的政改步伐一直比別人‘快半拍’”，“其緩進型風格使整個政治框架更為牢固地嵌入社會。”（2）雖然“試驗田”的說法難以印證，但是，從近年四川常常成為中組部一些調研課題的第一站，以及幾次重要會議屢作經驗發言的情況來看，四川擴大黨內民主的很多思路已經得到了高層的肯定。這表明，四川省黨內基層民主建設在全國居于領先的地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此，本文試圖以四川省黨內民主建設實踐中的制度創新為視角，較為系統地回顧和總結近十多年來四川省黨內基層民主建設的實踐歷程，通過研究，著重對四川省黨內基層民主建設中的制度創新經驗加以總結和概括，進而探討其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并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提出一些對策性的意見和建議。一、四川省農村黨內基層民主建設的興起近些年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社會的深度轉型，必然會產生不同的利益階層的分化，而隨著市場經濟中人的主體意識的日益覺醒，導致了市場經濟對政治民主的訴求增加，迫切要求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從而促使黨內基層民主建設產生了飛躍性的發展。黨的十六大及四中全會及時地提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和主要任務，這為地方黨委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和改革創新的動力，也拓寬了改革的空間和范圍，有力地推動了黨內基層民主建設的蓬勃發展。四川省是我國的農村大省。早在改革初期，四川省就走在改革前頭，率先廢除體制。1990年代以來，隨著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推進，四川省的農村村民自治進展很快。特別是以村民自治為起點，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不斷擴展，黨內民主建設不斷進步，并在制度創新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進展，因而得到了新聞界、學術界乃至黨內高層領導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正如不久前香港《大公報》撰文所述，在中國基層民主建設的歷史上，四川是最值得記錄的一個省份。早在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不久，其他省份還剛掀起村委會主任“海選”熱潮的時候，四川巴中市就開始了直選村支書的實踐。四川省委當年就在巴中召開了現場會，在總結推廣直選村干部經驗的同時，鼓勵試點公推公選鄉鎮黨政領導，在全國率先將公推公選工作推進到鄉長、鄉黨委書記的層面。1990年代末期國內類似的零星試點不少，但是，沒有哪個地方像四川一樣如此大面積地悄然試驗。1998年底那段時間，四川選出了413名鄉鎮領導。而到2001年底鄉鎮換屆選舉時，全省除三個少數民族自治州外的3871個鄉鎮，有近一半的鄉鎮“公推公選”出5447名鄉鎮領導，其中三分之一是黨政一把手———787名鄉鎮黨委書記和942名鄉鎮長。而在試點地巴中、瀘州、雅安這幾個市的所有鄉鎮黨委書記則全部是通過公推公選產生的。十六大以來，四川省在黨內基層民主建設方面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索。在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取得了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四川省進一步在改革基層黨政領導干部選任制度、保障黨員民主權利制度，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和黨委會工作制度，以及擴大基層黨內民主等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在黨內基層民主建設和制度創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如四川雅安市雨城區和滎經縣的黨代會常任制試點，巴中地區嘗試推行鄉鎮黨委書記在黨員群體中的直選制，成都新都區全區299個村差額直選村黨支書和11個鎮公推直選鎮黨委書記等等，在全國都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些都可以說是黨內基層民主建設在制度創新方面的一些突破，為我們推進黨內基層民主建設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實踐經驗。國內很多政治學專家也一直對此甚為關注。一直關注四川改革的中央黨校王長江教授認為：“四川的基層民主走得比較早，對很多問題有相當思考，因此，后來的各項改革都較成系統，制度化水平也比較高。”“在整個政治體制中，組織這一塊是核心，”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最贊賞群眾提名權的做法，“四川的改革很成系統，同時又‘刀刀見血’，特別是群眾提名權的做法，還有黨代表直選，把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結合起來，確實加強了黨的執政能力。”（3）四川省黨內基層民主建設之所以在1990年代后期能夠迅猛發展，是由于隨著村民自治在全省農村的普遍推行，農民群眾民主意識的不斷增強，特別是多年來實行村委會主任民主選舉的成功經驗，為公推直選村黨支書提供了實踐基礎。為適應來自于基層民主建設發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99年2月頒發了《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這又為探索新的農村黨組織負責人的選任方式提供了理論依據。正是由于實踐需求和理論支持兩方面條件的具備，同時加之四川省主要領導的鼎力支持以及職能部門的銳意改革，和四川各地一大批基層領導干部“講究實際，不唯上也不唯理論”的大膽創新精神，于是，四川省黨內基層民主建設很快得到了蓬勃發展。而這一時期農村改革的深化和農村基層黨組織負責人選任制度面臨的挑戰又為推進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提供了時代契機。因而，準確把握住這一機遇,大膽變革原有的基層黨組織負責人選任機制,是有著充分的現實和理論根據,也有著深厚的群眾和實踐基礎的。（4）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分析：第一，農村基層黨組織負責人選任制度面臨的挑戰，為改革村黨支部書記選任方式提供了現實基礎。從總體上看,大多數村黨支部書記的素質和能力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村黨支部書記隊伍年齡大、文化低、能力弱,思想觀念和工作方法不適應領導新時期農村工作需要等問題在相當多的地方還較為普遍地存在。這是影響農村基層黨組織戰斗力的癥結所在。從制度創新入手,用公開、公平、公正競爭的機制去拓寬選人視野,暢通選人渠道，采用科學的選任機制去吸引農村優秀人才,挑選農村優秀人才,深度開發農村人才資源,從根本上解決村黨支部書記隊伍存在的問題,建設堅強有力的村黨支部;用強用力的村黨支部去貫徹黨領導農村工作的原則,是農村工作的總抓手和源頭工程。同時也應當看到,由上級黨組織任命村黨支部書記或上級黨組織確定候選人、再由黨員選舉村黨支部書記的方法,是適應計劃經濟需要的選任方法。而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行和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代之以與市場經濟的特點和需要相適應的充分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競爭精神的公推直選新機制。第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為改革村黨支部書記選任方式提供了理論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理論,尤其是基層民主建設理論有了質的飛躍。在對民主的本質和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關系的認識上,已由民主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一個表現而發展為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并且將民主的重要地位提高到了社會主義的旗幟和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高度。與此同時,在民主的地位、功能、形式、內容的認識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擴大基層民主,保證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會主義民主最廣泛的實踐。”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擴大和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并把“四個民主”作為村級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內容。1998年11月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村級“四個民主”的實施辦法作了具體規定,并將民主建設延伸到村民小組。1999年2月頒發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明確規定,村黨支部“領導和推進村級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開展自治”。為切實履行領導村級民主的職責,要求村黨支部尤其是黨支部書記必須增強民主意識,懂得民主的原因和技能,學會民主的程序和方法,提高民主的綜合性素質。這就為改革村黨支部書記選任方式提供了理論基礎。第三，農村社會結構的調整和農民群眾民主意識的增強,為改革村黨支部書記選任方式提供了群眾基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農村勞動力出現了富余。戶籍管理制度的松動,為富余勞動力的流動提供了可能。而勞動力的富余和富余勞動力的流動,則促使農村社會逐步由封閉走向開放,社會結構急劇調整。據統計,僅1998年四川省轉移農村勞動力就多達400萬,其中進入城市的310．3萬,占77．5%,到異地農村就業的89．6萬,占22．5%。與勞動力富余相伴的是產品和資金富余;與承包經營自主權相伴的是富余產品和資金的自決權;與農民外出流動日趨增加相伴的是農村社會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文化交流、信息交流與農民自身觀念的變革進一步增強。隨著農村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那種傳統的單純的行政命令或任命式的管理關系將被契約關系所取代,絕對服從的臣民意識和心理將被自主、自立、自愛的公民意識和心理所代替,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將成為現代農民。村黨支部書記的選任如果缺乏民主,就很難得到廣大黨員、群眾的認同和認可;村黨支部尤其是黨支部書記如果缺乏群眾基礎和民主法制意識,也就很難將農民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上級黨委的要求上來。因此，村黨支部書記的產生及其工作的開展,只有充分尊重和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充分考慮農民的意見和要求,主動接受農民的經常監督,才能具備領導農民的資格,也才能在政治上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通過村黨支部書記的選任方式的現代化,促進村黨支部建設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的村黨支部繼續推進農民的現代化進程,以促進農業和農村現代化,這是一個難得歷史機遇。第四，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經驗探索和村民自治的普遍推行，為變革村黨支部書記選任方式提供了實踐基礎。四川省自1953年以來，共集中整頓農村的后進村5次,而每次整頓的后進村之所以后進的主要原因，都是村黨支部書記的素質和能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引起的。特別是在1994—1997年的三年集中整頓中,一方面確有一批農村優秀人才走上村黨支部書記崗位,促使后進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這還不到全省總村數的1/5;另一方面是,占全省總村數一半以上的中間狀態村,雖然年年喊“帶動”,但有相當一部分工作起色不大。究其根本原因，從干部角度講,多數也是由于村黨支部書記的素質和能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引起的。這些問題已成為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為打破這種局面,為改革村黨支部書記的產生局限于本村、本鄉,由少數人協商,“矮子里面選將軍”的現象,近年來,不少地方采取公開招錄等方式,從操作層面上對村黨支部書記的選任方式進行了實踐探索,為公推直選村黨支部書記積累了經驗。同時，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的十年中,一些地方大力推行民主選舉,一改過去“上面定名單,下面畫圈圈”的做法,村主任和村委會其他成員由村民直選產生,其直選的成功及其直選班子的工作能力和出色業績,不但得到上級黨政和上下方方面面的肯定,而且為上級黨組織在村黨支部書記的選任機制的改革，提供了具體思路和操作方式上的啟發和借鑒。而農村“四個民主”的推行,特別是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的執行,則為黨員群眾全面了解村干部特別是村黨支部書記,正確評判和選擇村黨支部書記提供了前提。1998年初至1999年2月,在四川省委的領導和決策下,開始大膽引入公開、公平、公正競爭的新機制,在全面直選村主任的基礎上,公推直選村黨支部書記33139人,占村支書總數的60．2%。實踐證明,公推直選村黨支部書記,既是解決當前農村許多問題的一個有效突破口,又不失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個長遠之策,對深化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提高黨的執政水平,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二、四川省黨內基層民主建設的實踐歷程及其制度創新1、村民自治的橫向擴展：公推直選村黨支部書記如上所述，1990年代以來，隨著村民自治在四川省的全面推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得到了進一步貫徹落實，村委會成員特別是村主任通過公開、平等、競爭方式產生的面在不斷擴大，從而增強了廣大農民的民主意識，提高了他們民主參與的能力，民主的要求和呼聲日漸高漲。這就導致了同樣是直接面對農民群眾的村黨支部書記的產生方式提出了挑戰。因此，黨支部書記的產生方式也必須跟上時代的前進步伐，進行相應的改革。同時，四川是農業大省，農村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核心是人,基礎則是農村基層干部,首先是村干部,特別是村黨支部書記。而抓住制約村黨支部書記素質提高的“瓶頸”問題,從“入口”抓起,以公開、公平、公正競爭機制作保證,讓群眾公推、黨員直選村黨支部書記,這是提高村黨支部書記素質,從根本上解決農村長遠發展問題的有效途徑。公推直選，最早就是從村黨支部書記開始的。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行，四川省委當年3月在巴中召開現場會，提出全省農村黨組織負責人特別是黨支部書記選舉要普遍實行公推公選、公推直選，并要求把“群眾參與、民主推薦、競爭上崗、承諾就職”等公推公選村干部的做法擴大到選拔鄉鎮領導上來。“巴中會議，在我省黨內基層民主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省委組織部一位負責人這樣評價。（5）作為四川省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試點之一，新都區在2004年就率先完成了全區所有村黨支部書記的公推直選，全區299個村的黨支部書記全部由黨員公推直選產生，結束了全區范圍內村黨支部書記委任制的歷史。就在這一年,結合村(居)黨支部換屆工作,四川省開始全面推行村(居)黨組織書記公推直選,全省有41387個村黨組織書記(占總數的74%)通過公推直選方式產生。2005年8月25日,省委組織部在成都市新都區召開全省推進黨內基層民主深化先進性教育長效機制建設座談會,確定除民族地區外,鄉(鎮)、村和街道、社區黨組織負責人的產生,原則上要實行公推直選。近些年來，四川省在全省大面積進行了公推直選村黨支書的工作，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效果：首先使基層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得到了明顯提高，同時調動了廣大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并且密切了黨群關系和干群關系，切實保障了黨員的民主權利。當然，在這一實踐過程中也還存在一些需要研究和解決的新問題：一是在公推直選中如何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二是如何把大膽創新的精神與按章依法辦事的原則結合起來，防止宗族、宗教、地方惡勢力和非法組織的干擾破壞。三是如何把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結合起來，保證公選出來的干部既能與上級黨組織保持一致，又能樹立牢固的群眾觀念。四是公推公選村支書與直選村委會主任的銜接等。2、黨內基層民主的縱向延伸：公推公（直）選鄉鎮黨委書記隨著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不斷推進，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的普遍推行，村黨支書記和村委會主任的公推公（直）選逐步推開，農民群眾的民主意識逐步增強，民主參與的愿望日趨迫切。因而，要求進一步提升黨內選舉層次的民主訴求日益凸現和強烈。而大面積實行公推直選村黨支書工作的經驗積累和實踐探索，也為公推直選鄉鎮黨委書記提供了現實條件。于是，在公推直選村黨支書的實踐基礎上，四川省又開始了對鄉鎮黨委書記選任制度的改革，先后在達縣、南充、巴中、遂寧、眉山等地的部分鄉鎮進行了公選鄉鎮黨委書記的試點工作。經過多年的探索試點和總結推廣，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從而為大面積推行這項工作創造了條件。正如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王川所說：“一系列的試點探索和總結推廣，使我們在公選鄉鎮領導干部的組織領導、操作程序、工作方法等方面積累了許多好的經驗。更為重要的是，選人用人必須堅持群眾公認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同時，公選干部以出色的工作業績和較高的群眾公認度、支持度，增強了省委進一步深化干部選任制度改革的信心。”（6）到2001年底，四川省委決定結合鄉鎮換屆選舉，在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鄉鎮公推公選鄉鎮領導干部。全省除三個少數民族自治州外的3871個鄉鎮，有1792個實行了公推公選，占總數的44.6%，共公選產生鄉鎮領導干部5447名，占全省鄉鎮領導干部的17.5%，其中鄉鎮黨委書記787名，占總數的17.5%。瀘洲、雅安、巴中等市的所有鄉鎮領導干部全部由公推公選產生。從2004年開始，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直選的試點面又進一步擴大。四川省進一步在成都、德陽、遂寧、宜賓、綿陽、廣元、達州、攀枝花、涼山等10個市州的30個縣（市、區）開展了試點工作，直接選舉產生鄉鎮黨委書記45名。就在這一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逐步擴大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直接選舉范圍”。四川省委很快作出了關于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完善黨內選舉制度，擴大鄉（鎮）黨委負責人公推直選范圍，全面推行農村、社區黨組織負責人直選，提倡事業單位黨組織負責人直選。（7）而作為試點單位的成都市新都區在2004年底就完成了全區所屬11個鎮的黨委書記公推直選。并且，值得關注的是，在制度設計上，新都區還賦予了當選鎮黨委書記提名鎮黨政領導班子人選的權力。3月9日新當選的石板灘鎮黨委書記鄧志發說：“這和以前不同，變化主要體現在用人權的變化上。以前，鎮長、副書記、副鎮長的人選也是由上級任命的，現在改由我提名。”這個提名并非走過場。事實上，新都區11個鎮當選的鎮黨委書記提名“組閣”人選都獲得了區委組織部的認可和通過。黨建專家李永忠認為，這是擴大基層黨內民主中最具實質性突破的一項內容。“這不僅僅是減少了班子的內耗，更明確了權力對誰負責、權力如何監督的問題。被提名的鎮班子成員必須要對鎮黨委書記負責，而鎮黨委書記則要對選舉他的黨員和公推他的全鎮百姓負責，老百姓則是對權力最后實現監督的人。因為按照選舉辦法選舉出來的鎮黨委書記的權利。這其實是‘權力回歸了權力’”。（8）四川省委組織部2005年8月又宣布，將公推直選鄉（鎮）黨委書記的試點工作，擴大到全省18個市（州）和30個縣（市、區）全面推開。“這在我國的基層民主建設進程中，絕對是一個大突破。”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教授嚴強這樣評價。（9）來自省委組織部的調查顯示，公推直選的黨員領導干部，85%以上被組織和群眾評價為“好”。（10）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魏宏認為，選舉權是一個綜合的民主權利，既體現對重要事務發表意見，又體現充分的參與決策，同時還體現先監督和制約黨的領導干部的權利。不少專家學者認為，對縣一級和縣以下基層黨組織來說，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絕大多數都與推進黨內基層民主不夠有關。比如從源頭上防范和治理腐敗問題，就特別需要形成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又比如解決領導機關和干部脫離群眾問題，就需要拓展和暢通黨內民主渠道，使群眾的意見得到反映;又如解決目前干部任用工作的一些突出問題和腐敗行為，也需要把干部提名權、選舉權、交給群眾。“過去是領導提名字，黨員劃圈圈。現在是先過群眾關，再過黨員關。”一位曾經參與選舉的黨員這樣講述區別。（11）四川省在這方面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經驗。四川省公推公（直）選鄉鎮黨委書記的實踐探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第一，激活了農村人才資源，為農村各類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創造了新機遇，這對鞏固黨在農村執政的社會基礎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第二，激活了干部動力資源，形成了正確的用人導向，提高了鄉鎮黨委工作能力和運轉效率。第三，激活了基層民主政治資源，為進一步推動和擴大黨內民主，帶動和示范人民民主提供了實踐經驗。但在實踐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新的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一是需要盡快建立公推直選的統一規則，減少民主的成本;二是完善公推直選的配套制度，保證候選人公平地參與競爭;三是完善公推直選的程序設計，使其更加科學和完善;四是疏通公推直選的渠道，改革現有干部人事管理制度造成的體制障礙。（12）3、黨內基層民主的縱深推進：擴大黨代會常任制試點全面推進村民自治，加強基層民主建設，必須以發展黨內民主為先導，這在客觀上又促進了黨內民主的新發展。近些年來，廣大黨員干部群眾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愿望很迫切，發展黨內民主的呼聲漸高，參與民主的能力也在逐步增強。2002年以來，雅安市雨城區和滎經縣又進行了黨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在理順黨內權力授受關系、加強分權制衡方面，進行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探索。試點工作在程序上也進行一系列創新：首先設計了“自愿報名”和“競爭承諾”兩個必經環節，通過黨內民主選舉，產生代表黨員行使權力的黨代表。而黨代表每年將要接受黨員的信任投票，未獲信任者將被罷免黨代表資格。另外，黨代會專門設置了監督委員會，對黨委、紀委的工作進行監督。在雅安市進行的黨代會常任制試點取得經驗后，四川省決定把試點工作擴大到眉山市、自貢市大安區等17個市（縣、區），探索多種切實可行的模式。（13）黨代會常任制是充分保障黨員民主權利，反映黨員意愿的一種制度安排。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要擴大在市、縣進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的試點。根據中共十六大提出的要求，就是要通過試點，逐步使市、縣黨代會成為充分有效的同級黨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市、縣黨委每年必須向它報告工作。這不僅有利于廣大黨員代表充分行使其黨內民主權利，為他們對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實施監督提供了可靠的制度途徑和有利條件，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地方黨委進行重大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和權威性，提高其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浙江等地過去進行過零星的實驗，而這種大規模的試點工作也在四川得到了順利開展。雅安市完成的試點工作以直接選舉黨代表而受人矚目。四川省黨代會常任制試點之所以搞得比較順利，這與近些年四川省大規模實行村黨支書書記、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直選的成功實踐是分不開的。四川省委組織部在認真總結雅安及省外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出臺了黨代會常任制的《試行意見》，以指導各地的試點工作，確保黨代會代表在5年的任期內可以充分行使選舉權、審議權、評議權、監督權和建議權。《試行意見》規定，黨代表大會可以每年召開一次，也可以根據實際需要不定期舉行，黨代表的職責是審議當地黨委、紀委的年度工作報告，在換屆期間選舉當地黨委委員、候補委員和紀委委員，選舉出席上級黨的代表大會或黨員代表會議的代表，聽取上一次黨的代表大會決議事項的落實情況以及黨代表提出的提案、意見、建議的辦理情況。實行常任制的黨代會代表可對本地的重要工作、重要項目和企業進行視察。對黨員群眾關注或者反映強烈的問題，10名以上的黨代會代表聯名，就可向當地黨委以及轄區內的各級黨組織提出提案或質詢。上級黨委的組織部門每年可以組織黨代表對當地黨委班子及主要成員進行測評，以此作為考察班子和干部的重要依據，當地黨委也應組織黨代表對重要部門和問題比較突出的單位進行評議和測評。四川今年將大范圍試行黨代表常任制，希望積累五種模式的經驗，即市縣鄉三級聯動型、縣鄉二級聯動型、單一的縣級常任型、單一的鄉鎮級常任型和企業黨代表常任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