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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開宗明義，當代中國政制是“人民民主專政”，乃“民主”政體之一種。然而，同以“民主”為旗，西方發達國家與我國的民主實踐卻有著極大反差。

在當今社會，幾乎每個國家都在標榜民主政治，沒有哪個國家會給自己戴上獨裁專制的帽子。我國古代有所謂“黥刑”，犯了罪或者違背了禮法的人經常被罰在臉上刻“偷”、“賤”等字眼，以令其在公眾面前低人一等。當然，是沒有哪個人會愿意在自家臉上刻上“淫徒”的字樣，滿世界的任人恥笑的。只不過很可惜，小偷就是小偷，他不會因“竊國者諸侯”而改變其獨夫民賊的本來身份。比如說薩達姆，他老人家手握大權時，驕橫專斷，自以為萬眾擁戴，硬生生地弄出個百分之百的支持率來向世界顯示其文治武功，殊不知老薩的專制獨裁便在這百分之百中活靈活現地演將開來。伊戰開打不到一個月，老薩便樹倒猢猻散，那威顯一時的巨大塑像被拉倒在地不說，又被聞風而來的伊拉克老百姓踩個稀巴爛，并以唾液禮“恭送”之，“百分百”就此成為歷史的笑柄。

現象學里面有個觀念叫做“存而不論”，就是把有爭議的、表面的許多東西“懸置”起來，暫且不去理它，而力求直達事物本身。咱們也就把那些民主理念的分歧“存疑”，不管它是真民主也好，假民主也罷，又或者真真假假，諸事雜糅，一切都束之高樓，暫且不去管它，而先來看看最樸素的民主究竟是什么。

事實上，提出這個問題我自己都感到可笑，民主本來就是西方語詞的產物，在中國屬于外來詞，即使有“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可那也和民主相差甚遠。其實，簡而化之，民主就是先天性的多數對少數的勝利。這也就是民主的最為樸素最為直接的表達方式。而這一點也正是真民主和假民主們都在理論上均無疑義的一點。

當然，我不好給民主孰真孰假下個什么樣的判斷，以我個人觀之，關鍵是看民主的背后是什么，統治者為什么要實行這樣的民主，這個民主的動機究竟是什么？而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民主是否能夠最大限度地保障老百姓的自由和根本利益？

其實，這樣說來，我就是個民主功利主義分子，又或者可以說我是個民主理論上的馬基亞維利主義分子了。因為無論什么制度，老百姓的福址才是最重要的。當然，這里的福址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而是物質與精神并重，甚至是在精神的引導下。之所以民主政治如今對公民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就在于民主制度雖不完美，但確實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在實踐中最“好”的制度設計。

但素樸的民主畢竟與民主政治是有差別的?，F代的民主政治制度與古希臘時期已有了巨大不同。一個重大表現就是蘇格拉底被他所愛的雅典公民民主投票處死，民主犯下了盲目性的錯誤，而蘇格拉底倘若在如今的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民主、共和并舉的美國，必可全身而退，而犯不著以理念殉身，因為此時理念已可保全民主在良性軌道里運行。我之所以提美國，是因為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者們認識到了民主的弊端，力圖避免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而體現了民主的后天原則：制衡。

那下一個我們就將視角從民主轉到民主政治。

所謂民主政治，通俗說來就是國家主要官員和民意機關代表必須實行任期制，選舉制是實現任期制的主要保證。在當代西方發達國家里，民主政治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它建構在選舉制度、代議制度和政黨政治共同組成的鐵三角之上。而實際上，我們平常所議論的美國民主，并不僅僅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權利之爭。美國民主更多的體現的是共和制，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民主制。其差別在于共和制以民選產生公職人員主掌政府，而民主制則由人民自己主掌政府。

按照較為素樸的民主觀念，盡量讓人民直接掌握權力，乃是防止政府侵犯人民自由的不二法門。但這種直接民主需要的是小的政治單位，也就是說直接民主需要小國寡民。美國憲政經典著《聯邦論》認為，在直接民主的體制里，由于幅員勢必狹隘，多數人容易集結起來，欺壓少數，派系利益也容易壓倒公共利益。

這里并不是說反對直接民主，而是要達到民主權利之于個人的最大化。所以分權制衡成為目前為止的大國民主最佳解決方案。從這一點而言，如果將選舉制度、代議制度和政黨政治這三個制度作個形象的描述的話，政黨政治就好比是大廈里進進出出、川流不息的人流，代議制度好比是大廈本身，選舉制度則是大廈的基礎。

《聯邦論》更指出,任何憲政設計，都必須兼顧兩項最基本的政治價值：政府的權力必須完整強大，而人民的權利必須獲得最堅固的保障。

那再讓我們來回頭看一看我國的當前選舉和選舉制度。

馬克思主義關于選舉的民主理論有所謂四原則：即選舉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則。選舉是否民主，一般用這四原則來衡量。關于普遍，后中國共產黨宣布取消階級，就基本上實現了普選權；平等，建國后主要是農村與城市的代表的代表權不平等，現在縮小了不平等的差距，當然，不可否認，農民尚未最終實現和城市居民在代表權上的平等，依舊處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至于秘密投票的選舉現在也基本上做到了。現在爭議最大的應該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接選舉，這屬于制度不完善的方面，我們直接選舉的程度是非常低的，現在老百姓只能直選村長和鄉人大代表、縣人大代表。蔡定劍曾經指出：從世界范圍看，全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國家議會(有兩院制的下議院)不是直接選舉的大概不超過10個。二是在現有的制度下，實踐方面的問題，突出表現是正式候選人產生這一關鍵環節上，選舉被操控，未能體現民主的本意。

下面，讓我們來具體分析之。第一，關于候選人的產生。以前，《選舉法》曾規定，可以搞預選。這就是因為過去我們確定正式候選人是靠協商。很多地方就搞“貓膩”，暗箱操作，沒有民主程序?！哆x舉法》就規定要搞預選，預選得票多的人進入正式選舉。結果有的地方就將預選搞成等額，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后來法律上就干脆取消預選。

法律規定，國家機關領導人的選舉，副職一律都要搞差額，正職是可以搞差額，也可以搞等額。其實等額選舉類似于政治鬧劇，等額選舉甚至可以被認為是偽選舉。1979年前，各級人大代表的選舉全部采用等額選舉的方式，選舉實際上在候選人名單確定過程中已經完成。隨后的選舉，不過是履行一個手續罷了。人民的選舉權形同虛設?！兜胤浇M織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秘書長，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主席，人民政府正職領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一般應多于一人，進行差額選舉；如果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第二十五條還規定，在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補選上述職務及其副職人員時，“候選人數可以多于應選人數，也可以同應選人數相等?！倍@樣一規定，各地提名的正職基本上都是等額的，很少出現差額的情況。等額選舉容易使選民產生誤解，誤認為選舉過程是走過場，不利于選民積極行使權利。同時，沒有給選民提供選擇的余地，無法實現選舉制度的“擇優”功能。等額選舉還不利于增強候選人的競爭意識和政府官員的公仆意識，不能使候選人意識到自己是選民選舉產生的，政府的權力源于選民的授予。

在實踐中，有些地方的選舉組織機構雖然表面上實行差額選舉，但實際上仍無異于等額選舉。主要表現在對候選人的提名上，為了保證其認可的候選人當選，將其他候選人的宣傳介紹僅三言兩語略過，實際僅僅是“陪選”，潛江市竹根灘鎮董灘村原老上訪專業戶，現村委會主任、鎮人大代表曾祥均一語中的：“那是配菜！”；另外，選民直接提名的候選人往往被排除于正式候選人之外。這樣做實際上使差額選舉不具有競爭性，使選舉變為走過場。我們現在不少選舉領導機關都以候選人素質問題作為幌子來運做掉選民直接提名的候選人。而實際上，“素質”的標準卻由領導說了算，往往以聽不聽話作為衡量的標準，喊出的理由則是諸如文化素質、參政熱情之類的問題。但實際上，就農村而言，基本上每個村都會冒出一兩個鄉土型的當地“政治精英”，不僅參政熱情極高，而且善于學習有關法律，保護自己以及所代表選民的合法權益。筆者在做社會調查時，遇見過很多這樣的例子：他們不僅勤于學習《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選舉法》、《土地承包法》等，而且敢于就農村出現的許多問題與有關負責人據理力爭，依法維護自己以及村民的正當利益。而他們也是有極大的參政熱情的。在當地百姓心中，他們一般也具有較高的群眾威信。筆者以為，把他們納入到正式候選人行列，有助于目前部分干群關系緊張的地區形成一個溝通渠道，從根本上保護選民的利益，促進實質上的穩定。

上面說的是代表產生的問題，而在代表產生以后，人代會選舉一府兩院負責人時，也有許多實際侵犯代表合法權利的行為。比如說為了保證組織意圖，有些地方選舉組織部門就不斷出新招：舉個例子，某縣人代會選舉副縣長，按規定有組織提名和代表提名兩種方式，那么在運作中，組織提名的就會提前就發給大家，醞釀協商。但代表提名的，往往就搞突然襲擊，明天選舉，今天傍晚才告訴大家說“請代表提名！”根本就沒有時間讓代表來醞釀聯合提名。如果代表要在不同的代表團聯合提名，有的地方就會給代表扣上“非法串聯”、“非組織活動”的帽子。

現行《選舉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將候選人提名權按選民，政黨，團體的次序排列，要求人大代表候選人應以選民或代表提名為主。但同一部法中，卻又將原來的3人聯名提名，擴大為10人聯名，加大了對選民或代表提名權的限制，間接縮小了選民或代表的提名權。實際上造成的后果是以政黨提名為主，甚至于政黨提名一統天下。

第二，關于選舉權的平等問題。1982年的《選舉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8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分配，省、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同一比例為5倍，自治州、縣、自治縣的同一比例為4倍。1995年，為了縮小城鄉代表比例差別，將各級大會的城鄉代表所代表人口數比例統一4：1。在真正民主的政體下，“一個人在一次選舉中所投的票應與另一個人所投的票同等重要”。這是普世公認的法則。違反這個法則的選舉，即是“不民主”的選舉。它帶來的后果是：一項公共政策雖然經過人大立法，但很可能大多數人根本不能接受。4：1的比例賦予中國農民二等國民的政治地位。官方列舉的原因主要是：（1）城市是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這樣規定體現了工人階級的領導。（2）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如果不規定不同比例，勢必導致各級人大代表中農村人口過多。（3）城市高素質人口相對集中，有利于代表素質的提高。但實際上這樣規定完全有悖于選舉權平等原則，其理由是不成立的。第一，工人階級的領導是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現的，國家權力機關的構成比例并不影響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相反，只有嚴格貫徹選舉權平等原則，才能使工農聯盟更加牢固，從而有利于工人階級的領導。其次，在法律上如此明確的將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區分對待，顯然有悖于憲法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農村中出現了許多高素質的專家和優秀人才，不能再用傳統的觀點看待農業人口。前面業已說過，筆者在農村做調查時，發現許多農村里面都有具有相當智慧的農村政治精英，而且，農民往往由于切身利益問題，對諸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行政訴訟法》、《選舉法》等有相當大興趣，他們的政治熱情較高，如果加以訓導，完全可以勝任代表工作。據此，在選舉中做到城鄉平等并不會降低人民代表的素質。

第三，選舉組織被操縱的問題。在缺少制衡的機制下，選舉是很容易被不公正的選舉組織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主持選舉的組織是實施公正選舉的首要環節，世界各國對選舉組織的構成和運作都有一套成形的制度。例如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是專司選舉的常設機構，其成員必須經總統、參議院委派，工作程序嚴格遵循法律規定。然而，在我國，選舉組織都是臨時性的。按現行《選舉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地方各級選舉也由本級人大常委會主持。這些臨時班子執掌著選舉組織的全權：分配應選代表名額，確定代表候選人名單，確定投票時間，組織代表投票，計票，確認并宣布選舉結果等等。所有與選舉相關的職權，全由它們把持。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同樣由本級人大常委會任命，其享有廣泛權力的主席一律由本級黨委一、二把手兼職，其成員的人數、任職資格也沒有法律規定。就是說，只要人大常委會認為合適的，聽話的，都可以選為成員，不合意的，則隨時可令其下課。各級人大代表的選舉工作，最應該享有權利的選民根本無法過問。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人民并沒有獨立地行使自己的意志的機會。

第四，關于競選缺席的問題。筆者曾經自費在湖北省潛江市進行鄉鎮人大換屆選舉調查，當地因以另選人即“非正式候選人”資格當選的市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出現，極大推動了當地基層民主的發展，潛江市也被民政部賀小寧女士點名褒獎“走在全國前列”，媒體將之命名為“潛江模式”。姚立法代表自1987年至1998年歷時十二年，四次參加競選，在承擔許多挫折、打擊和嘲笑之后，終于在1998年11月28日以1706票，得票數排名超過兩位正式候選人而當選為潛江市第四屆人大代表。在以這種競選方式當選為人大代表之后，他立即按照對選民的承諾，著手進行了幾項在當地轟動一時的工作，如為教師追討一億元欠薪、捅破鄉村選舉的公正假象等，這也展現了“競選式代表”的在法律范疇下的個人魅力。這也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法治的進步。

但是，這畢竟是鳳毛麟角。姚代表告訴筆者，1998年，以另選人方式當選為縣市一級的人大代表在全國也只有三例。事實上，筆者在對潛江市2002年進行鄉鎮人大換屆選舉的八鄉鎮的調查中發現，正式候選人的出臺被層層操控，而且基本上不存在競選現象。

實際上，不搞競選，也就意味著代表不需對選民承擔政治責任，因代表并沒有對選民進行承諾。在任何一國的真正民主的選舉中，競選都是選舉的高潮和最重要組成部分。候選人通過競選宣傳自己，努力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告知選民，向選民作出一定的承諾，在取得選民信任的同時，也等于是宣布自愿承擔相應的社會政治和個人道德責任。選民則通過競選尋找、挑選自己利益的忠實代言人。如果選舉中沒有競選這個至關重要的環節，也就失去了選舉的大部分意義。候選人不存在自我介紹的義務，根本無須與自己的選民見面。選民有挑選候選人的權利，但這種挑選不與自己利益相關，而變相為對候選人職務、社會地位、公眾形象、社會影響等等的選擇。候選人一旦當選，沒有為選民據理力爭、主持正義的義務，卻可享受附著在民意代表稱號上的職務利益和社會榮譽。沒有競選的選舉，對廣大選民而言，不過是被愚弄和受欺騙了一場。有學者甚至指出：沒有不同政治主張的碰撞，嚴格說來不應叫作政治選舉，充其量只應稱作一場“模擬選舉的游戲”。

失去競選的自然淘汰機制，無異于給平庸的官員和代表們打開了綠燈。失去競選的機會，對身處底層的才俊之士，等于是被堵塞了通過競選獲得政治角色的機遇。而那些另選人即使競選，也會由于未被列為正式候選人進而喪失許多機會選票。

第五，關于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多級間接選舉使民主成為“官主”。在西方發達國家，間接選舉往往被設計來限制某些公職人員取得公眾支持，消弱其權力基礎，達到制衡的目的。而在中國，間接選舉卻被用來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產生的主要方式。除縣鄉兩級人大實行直接選舉外，縣級以上的各級人大代表均由下級人大會議選舉產生，而政府主職官員全由同級人大會議或其常委會間接選舉，國家級政權機關的權力基礎起碼是三級間接選舉的產物，代表或主席的選舉在表面上基本都是代表的意愿（實際上代表的意愿往往被操控或者誘導），而不是選民的意愿。

我不是在苛責間接選舉，美國也搞間接選舉，關鍵是組成間接選舉的代表并不是選民意志的體現。這才是最大的悲哀。我們不論選舉法是否應當改進，僅就現行法律而言，代表的產生在實際操作中少有不違反現行法律的，從這一意義上說，我們直選出來的縣鄉兩級人大代表存在非法化的可能，而國大代表、省大代表和市大代表又由縣人大代表逐級產生，一個令人震驚的說法是：首先是我國基層政權非法化現象嚴重，再往下深挖，我國政權合法性受到質疑。

第六，關于監督的問題。允許公職人員當選人大代表，實際上是在鼓勵自己監督自己，監督也就形同皇帝的新裝。按《憲法》對民意機關的授權，各級人大代表會議負有監督同級和下級人大和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職責?，F行選舉制度允許行政領導當人大代表，造成行政領導在各級人大代表中占據相當比例，并且實際上擁有比一般代表更多更大的發言權。這種體制至少在客觀上造成了自己監督自己的狀況，使人大的相當一部分監督權成為空中樓閣。

第七，代表罷免程序直接造成代表身份臨時化，間接造成代表權能虛弱化?！哆x舉法》規定，中國的選民代表或選舉單位對自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及國家機關組成人員擁有監督權和罷免權。在這種情況下，選舉單位或者說代表所在單位及其上級掌控著代表的政治命運。一旦哪個代表不聽話，擅自行使獨立意志，便有可能被選區單位罷免，而不是選民。為了把代表們的政治生命牢牢捏在手心，《選舉法》把罷免權不是交付全體代表大會，而是“由大會主席團會議審議后，提請全體會議表決，或由主席團提議經全體會議決定”，這實際上是將罷免權交給了主席團，對合意的，即使有某些妨礙其任職的問題，也可通過主席團不提起而保護之，對不合意的，則可提前定性。也就是說，各級人大代表的政治生命事實上控制在由各級黨委把持的人大常委會手上。

第八，代表人數過多，造成代表職權有名無實。普通代表不可能選上人大常委，全年有效議事時間一般只有10-20天，縣鄉兩級直選代表有效議事時間更短，不可能對各項工作進行深入細致的討論、爭辯，通常只能在一知半解的情形下，在“對黨和政府領導充分信任”的假定下，盲目行使表決權。而這種情形下是無法真正行使代表職權的。目前，全國人大及地方各級人大代表人數過多，1998年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多達2979人，每人發言10分鐘，需要496個多小時才能來一個循環，按8小時工作制，必須持續62天不休假。基層人大代表同樣人滿為患?！耙粋€50萬人口的中等縣，代表名額可達220人，縣級人大最高名額可達450人”，超過歐洲一個中上等強國的議會規模。“省級人大代表更可達1000人”，是俄羅斯、印度等人口大國國家議會的一倍。代表人數過多帶來的壞處是明顯的：一是人越多耗費越大，而效率反而越低，每年各地的人大會議，哪次哪里不是耗費百萬千萬？真正在人大會議上得到公平合理解決的又有多少問題？二是每個代表的發言權表決權隨著會議總人數增長而下降，人大代表人數越多，單個代表的意志就越不重要，而主持會議的領導們便越重要。

第九，選區的劃分方法值得商榷?，F行的選區劃分辦法方便了官員當選。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地域代表制，選區按地域劃分。候選人不一定需要是當地居民，這就極大的方便了各級官員當選為代表。同時也使得代表的“代表”資格顯得更加可疑。在選區的具體劃分方法上，規定可以按居住狀況劃分，也可以按生產單位，事業單位，工作單位劃分。這種選區劃分辦法，加上候選人身份無限制，無異于給農村中的宗派強者和各單位的頭頭腦腦們的順利當選大開綠燈。當然，這并不是說他們不該當選，只不過一旦這種現象過于泛濫，反而就不正常了。

第十，選舉經費由財政包辦甚至是各選區內的單位承擔欠妥當。美國貴為經濟第一大國，但其候選人的選舉經費卻不由納稅人負擔。而中國經濟發展層次不齊，人均收入居世界低水平線，選舉經費反而由各級財政包攬，間接轉嫁到老百姓頭上。代表們獲取政治地位不需付出任何成本，得來容易，丟了也不可惜。選舉中沒有政治收益的選民，反要付出代價，顯然有失公道。

綜上所述，我們看似擁有選舉，但通過上述諸多環節上的偷偷減減，偷梁換柱，此選舉已遠非彼選舉可言。憲法和法律的精神在實踐中遭到了褻瀆。人民看似享受了廣泛的選舉權利，實際上無論選舉權，還是被選舉權，都被限制在一個極為狹窄的空間。在這種選舉制度下，有幸被選舉出來的，哪怕是政治精英，其作用也相當有限。

因而，根據實際情況，建議現階段從以下幾個方面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

（1）擴大直接選舉范圍，提高直接民主程度。比如將與選民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鄉鎮一級政府官員甚至縣級主要官員進行直接選舉。在現階段下，可以在少數地區先進行試點，待成熟后再進行推廣。目前，應該說老百姓和政府都較為接受的是鄉鎮政府主要官員的直選，在某些地區的試點如四川步云鄉，湖北京山縣的楊集鎮都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老百姓滿意，當選的官員也有了一種神圣感。

當然，要注意的是，筆者不贊同大范圍的直選。只能夠一個層次一個層次的推進。

（2）將競爭機制引入人大代表選舉過程，實行競選。建議改革現有代表候選人提名辦法，實行初步代表候選人自愿申報登記制；通過選民預選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初步代表候選人和正式代表候選人均有權根據法律在規定的時間進行各種形式的合法競選活動。這就是變“要我當代表”為“我要當代表”。投票完畢采取公開計票，允許選民監督，增加透明度，保證計票公正，計票完畢當場公布選舉結果和代表候選人各自得票多少，以杜絕可能的作弊行為。應對委托投票的方式加以改革，外地選民可郵寄缺席選票，規定日期內投寄有效，而委托票應加記號，并由委托人雙方簽名蓋章（按手?。樽C。我們應該改變中學教材里所宣揚的競選乃“互相拆臺”的論調，而應該認識到競選只是一種選舉手段，本身并沒有什么特殊的階級性，更無姓資姓社之分。

（3）實行地區選舉和界別選舉混合制。作為過渡辦法，建議在保持現有地區選舉方式的同時，擴大界別選舉的范圍。這樣既可以保證代表的廣泛性，又能夠保障和促進選舉過程的民主化，避免過去那種為片面追求代表結構比例而采取硬性指選、派選的不民主做法。

（4）合理減少代表數量，增加代表資格規定，提高人大代表素質，提倡立法設立專職代表。中國目前各級人大代表太多，造成一系列問題，客觀上影響人大正常發揮職能作用。建議根據國情，參照國際慣例，大大壓縮各級人大代表名額并規定行政、審判、檢察機關工作人員不能兼任人大代表。為保證人大代表具備必要的任職素質，提倡人大代表任職年輕化、專門化，提倡實行專職人大代表制度，以更好的發揮代表的職能。這次十屆全國人大設立了十九位專職人大代表，是一個進步，也是一個信號。

（5）改革選舉委員會組成方式。建議設立憲法法院和選舉專門法院，規范選舉的組織，監督和訴訟糾紛的處理。這有利于選舉在法律軌道里運行，而促使我國部分地區的基層政權合法化。

（6）完善代表監督與罷免辦法，在一定原則下指定實施細則標準。建議規定人大代表必須定期走訪選民，定期對選民進行述職報告。代表應接受選民投訴，真正充當選民利益的代言人。允許一定數量（3-10人）的選民提議，選民到場達到全體全民50%以上，即可以簡單多數罷免不稱職的代表職務資格，另行補選新的選區人大代表。

至于縣級以上（不含縣級）人大代表，首先應由下一級人大代表對他們進行監督并行使罷免權，比如縣一級人大代表十人聯名即可提出罷免市大代表或者單列縣級市的省大代表。國大、省大以及市大代表也應定期向選民匯報工作，國庫應對此項工作專門撥款，可在大眾媒體上運做、公示，各級人大代表也應固定一定時間接待選民的詢問。

后記：寫完這些之后，我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沉重。百年中國，行憲之歷程，曲折而漫長。清末康梁力推立憲而敗，但立憲的滾滾洪流滿清政府卻無法阻擋，1906年9月，也就是光緒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并于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只不過此時革命已然來臨，二百多年的滿清王朝正搖搖欲墜，頃刻便坍塌在武昌城的槍聲中了。

孫中山先生又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倡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學說，以《臨時約法》始建中華政制之新格局，民主之象，隱隱其中。然而袁世凱逆潮流而動，廢《臨時約法》，頒《天壇憲草》，實反民主而為復辟造勢。1923年，《中華民國憲法》出臺，此憲法被認為是中國史上第一部正式憲法，同時也是一部成熟的憲法，但卻因曹琨賄選而使憲法有其名而無其實。

主政中國時期，先后通過三部憲法（含草案），其中1946年通過的新的《中華民國憲法》最為引人注目。只不過此憲法于內戰前夜所頒布，不具全民共識之基礎，終至于有法而無法。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33年中四易憲法，直到1982年方鞏固下來。而八二憲法至今，也已四次修憲，以使與時俱進。我們需要思考的是：中國憲法史已百年，為何憲政仍步履蹣跚？

憲政的背后實乃法治。法治也是通向民主的必由之路。有法治而無民主，專制社會，有民主而無法治，此民主即偽民主，亦淪為強權社會。

要想實現民主，要想實現法治，要想真正實現憲政，作為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必須被我們放在顯微鏡下仔細斟酌。選舉制度直接關系到代表的組成，并連帶關系到一府兩院各級官員的組成，實在是民主法治在實踐中的命脈之所系。

當然，時代是在進步的，趨勢是難以阻擋的。我們所希望的不過是進步的步子再大一點，再實在一點。那么，中國的選民們才能真正踏入公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