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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政治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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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政治文化基礎

隨著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開展和深入,批判地繼承我國傳統的文化,剔除其糟粕,合理地吸收其精華,是建立和發展適應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新文化的一項重要任務。本文是我們在對中國傳統文化再認識過程中所作的初步探索。不當之處,望不吝賜教。

文化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對文化一詞從來就有各種各樣的解釋,總的看來,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解釋,把文化看作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全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解釋,將文化理解為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識,觀念的積淀。本文是從狹義的角度來討論文化的。所謂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和政治實踐中所形成的各種政治思想、理論、政治價值觀念等的總積淀。

至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應當是自我國進入文明社會直到新中國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但在實際上,在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以儒家為代表的封建的政治文化一直是我國政治文化的主體,至今仍有著深厚的影響.本文所謂傳統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文化。

一、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礎

人類總是按照不同的地域,組成一定的社會結構創造其文化的。一定的社會結構對一個民族文化的形成、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決定著它的特征。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除了具有封建社會的一般特征外,更具有自己的特點。只有揭示其具體的特點,才能認識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賴以存在的基礎,才能認識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特點。那么,中國封建社會有哪些獨特的特征呢?我們認為,基本上有以下幾點。

1.在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小農經濟

中國封建社會是由在沒有外族入侵的情況下,由奴隸社會逐步發展變化而來的。中國奴隸社會實行的是土地國有制度,國家的全部土地都屬于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有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稱(《詩經·小雅·北山》)。春秋以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原有的土地制度受到破壞,新興的封建勢力在奪取政權后,相繼實行變法改革,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許“民得買賣土地”。從這時起,土地私有制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

土地私有制度的產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時也必然導致土地兼并的現象,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況。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這些大土地所有者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地主階級,他們先是以隱戶奴役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制的形式剝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個體農民。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產資料的自耕農和依附于地主階級的佃農(其前身是隱戶農民)兩種人物構成的。但不論是哪種農民,都是一家一戶.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還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純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這既是因為中國奴隸社會土地國有制的傳統影響,也是因為戰國時期各國在變法中都是以國家名義確認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隸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則在封建社會得以繼承,并以新的形式與土地私有制度結合起來。在中國封建社會,國家對土地的最高所有權,不僅表現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如秦始皇在瑯琊石刻上所作的宣告:“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和自魏.晉、唐以國家名義推行的均田制;而且更主要地表現為歷代國家最高統治者所擁有的對國家地籍冊上的每一畝土地的最后處分權和戶籍冊上的每一個人口的直接課稅權。

這種建立在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礎上的小農經濟,一方面使個體農戶具有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農也是如此。他們除了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受國家權力的支配,這與西歐封建社會領主制的莊園經濟和農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這種在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特征,也是全部封建的政治、文化等上層建筑賴以建立和長期存在的深厚而堅實的基礎.

2、以專制王權為核心的龐大官僚系統

中國封建社會獨特的經濟結構對社會政治結構的最大影響,就是以專制王權為核心的龐大官僚系統的長期存在。

小農經濟本身缺乏社會的凝結力,要靠外在的行政力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對小農經濟的這一特點作過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小農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他們沒有“形成一個階級”,“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它階級的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693頁)因此,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只能是君主制度,而國家對土地享有的最高所有權則為君主的專制提供了根據;同時它又使國家的兵力來源和財政收人直接來自農民,因而也就使對農民的管理成為國家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這與西歐封建社會王權微弱,缺乏全國行政系統情況是很不相同的。中國封建社會專制王權和龐大的官僚系統的長期存在,固然有奴隸社會的傳統及其他多種原因,但在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小農經濟不能不是根本的原因。

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結構上的這—特點,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

3.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關系

以宗法關系作為維系社會的主要紐帶并以此作為專制王權的社會基礎,是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的又一主要的特征。

中國奴隸社會一開始就是建立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之上。到西周時,奴隸主階級還根據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族制系統把人分為不同等級,確立了分封制與等級制。從此,這種根據族制來區別人們等級地位和決定財產與權力繼承的宗法關系就成為維系社會的紐帶的主要社會基礎。在這種宗法關系為基礎的等級社會中,家、族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財產與政權,而且家、族與國家結合成為一體,家被看作是國的基礎,國被看作是家的擴大;國王不僅是政治上的統治者,還是全國最高的家長。這樣,維系這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關系便成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進入封建社會以后,雖然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代替了分封的君主制,政治權力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除王室外,取消了家、族的世襲權力,但是宗法關條仍然作為維系社會的紐帶被繼承下來,并得到鞏固發揚。這首先是由于奴隸社會長期存在的宗法關系的傳統已深深刻印在人們的意識中,仍像一種巨大的慣性力一樣起作用;二是由于新興的地主階級也是舊制度下,享有某種特權的宗族的后裔,宗法關系的繼承是符合他們利益的.三是由于小農經濟的出現為宗法關系的存在發展提供了新的物質條件,缺乏凝結力的小農經濟需要宗法關系來維系,而一家一戶長期在一小塊土地經營的生產方式對家族的存在起到了巨大的穩固作用。由此,宗法關系不僅得到繼承鞏固發揚,而且以綱常倫理原則賦予了“天理”、神意的權威,并受到“國法”、“家規”的保護。反過來,它又象一個巨大的網一樣,束縛著人們,對維護封建的社會秩序、維護專制王權起到巨大的作用。

以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小農經濟為基礎,外靠以專制王權為核心的行政力量,內靠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關系,這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社會結構基本特點,是我們認識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礎和鎖匙。

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特征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一直實行的是君主專制制度,這決定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在本質上是以維護王權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對此,學者們已多有論作,這里不再贅述。然而,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的問題,卻有種種見解,尚有進一步討論之必要。我們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在其表現形式上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1、務實的政治文化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務實的,這是一個很突出的特征。具體表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注重人事,與人的實踐緊密結合。在中西傳統政治文化的比較中,有的論者提出,西方是理性的思維,中國則無理性。這種論點未免失于偏頗。實際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并不乏理性思維。如在人性、天人關系、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均表現出很強的哲理性,并不比西方遜色。不同的是:西方的傳統政治文化注重于對事務本身的認識,追求理論上的完整,如在國家問題上,總是注重對國家自身的認識。通過國家的起源、本質、作用、分類等一系列理論論證,達到對國家完整的認識。因此,西方傳統政治文化表現出較為濃厚的思辯色彩,表現出求“真”求知、追求“科學”的傾向。古代希臘著名的哲學家、政治思想家亞里斯多德有一段話,對西方傳統政治文化的這一特點作了十分精辟的表述。他說:“既然人們為了擺脫無知而開始探討哲理,那么顯而易見,人們為理解(事物)而開始追求知識,不再是為了實用”(《形而上學》卷,卷二,982B)。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雖不乏理性思維,但并不注重事物本身,而在于人事,在于論證人事的原則,集中表現為人的行為的道德準則和為政、從政的方法。因此,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表現出與人的政治行為緊密結合和追求實用的傾向。

第二,注重治國之道,而不注重制度的研究。對治國方法的研究,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十分重要的內容。從歷史的橫斷上看,各家各派都十分關心治國方法的問題。司馬談對諸子百家的分析是對這一點很好的說明:“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也”(《六家要旨》)。這就是說,諸子百家雖然觀點不同,但目的都在于提出一套治國安邦的方策。從歷史的縱向上看,治國的方法問題也是各朝各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這不僅通過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人治與法治、德治與禮治,君道無為與君道有為、王道與霸道等問題的爭論得到表現,而且更深刻地反映在對于“政治”含義的理解上。中國古代就把政治理解為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如“政者事也”,“治者理也。”“教不善則政治”(《國語·齊語》)。到了近代,盡管政治的實際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關于政治這一古老的觀念仍沒有改變,政治仍被解釋為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如孫中山所說的:“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便是政治。”(《孫中山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頁)。

與中國不同,西方傳統政治文化注重對制度問題的研究。當然,西方并不是在各個時期都是如此。但從總體上看,對制度的研究是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一般來說,西方各個歷史時期的思想家都是通過對國家一般理論的討論,而達到對理想政治制度的認識。翻開任何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造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務實性的原因,論者們曾提出各種理由,有的認為是因為中國古代工商業不發達,因而沒有西方那樣發展的自然哲學,也有的認為是因為西方歷史上存在過各種各樣的政體形式,而中國則2000多年一直是君主制度,不存在政體問題。這些解釋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沒有觸及到根本。我們認為根本原因必須從中國封建社會社會結構對政治文化的深刻影響中去尋找。中國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和血緣、宗法關系不僅造成了君主制度的長期存在,而且使君主集天地君親師各項權力于一身,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都達到極為專制的程度。以君為師,以吏為師確認了權力對認識的最高裁決權。各種思想都只有為王權和封建秩序服務,并為統治者首肯才有存在的價值。這種情況造成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對行政權力的嚴重依附性,因此,中國古代不存在獨立的認識主體不能不是造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根本原因。2、重民的政治文化

對待“民”的問題,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早在周代就提出”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周書,無逸》的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形成時期和它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對待“民”的問題更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現了“富民”,“養民”、“牧民”以及“民為邦本”,“民貴君輕”“吏為民役”等各種有關“民”的思想。對此,有的學者提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民本主義”的文化,也有的認為是“人本主義”的文化。我們認為,這些都不足說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特征。

因為“人本主義”是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觀念,其中“人”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指社會上一的切人。作為一種思想理論,是為反對神權政治和君主專制制度而提出的,其前提是反對將神作為目的,提倡人是目的,反對封建的等級不平等。提倡人的平等,人格的獨立和尊嚴。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民”、“人”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概念,是指處于社會最低等級的人。而有關“民”的思想都是針對君民關系而言的,其前提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它承認封建的等級不平等。

至于“民本主義”也是不貼切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就君民關系而言從來就是君本而不是民本,民在任何時候都是被憐憫的對象,只有君才是目的。上述種種關于“民”的思想,都不過是維護王權統治的一種手段。荀子有一段話講得很請楚:“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民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君道》)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特點應是“重民”的政治文化。上述各種關于民的思想,盡管是作為君主維護統治的手段而提出的,但卻反映出歷代統治者對民的重視。

為什么歷代統治者要“重民”呢?原因就在于這種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是專制王權建立的基礎,是國家兵力和財政的直接來源,沒有民的支配,任何一個政權都無法維持。對此,中國歷代的統治者都是非常清楚的。孟子“得其民斯得天下”(《離婁上》)的“政在得民”的思想和唐甄提出的“封疆,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奈何見政不見民也!”(《明鑒》)的思想,很清楚地說明了封建統治者重視民的原因。

3、倫常的政治文化

道德作為維系社會正常生活的紐帶是任何社會所不可缺少的。因此,道德問題和政治問題總是聯系在一起,成為政治文化的主要內容,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但就道德與政治關系的表現形式來看,中國與西方又有很大的不同。其一,西方傳統政治文化盡管有道德的內容,但從總體上看,道德與政治已作為獨立的認識客體相互分開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道德與政治則始終是聯系在一起的。其二,西方傳統政治文化中的道德總是和理想的社會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一般表現為善、正義等一些抽象的道德范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道德則總是和人的行為聯系起來。集中表現為“三綱五常”的倫常原則。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不管主張如何變化,倫常問題都始終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內容。孔子時雖還未成系統,但“為政以德”成為其思想主干。“忠”、“恕”、“孝”、“悌”都成為重要命題。戰國時期,特別是儒家,不論是講性善、倫常“根于心”的孟子,還是主性惡,其“善者偽也”,即禮義皆系人為的荀子,都無不論證了倫常問題。至于以后,雖然出現了主張“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的董仲舒的神學、主張“名教本于自然”的玄學以及主張“孝悌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的理學之間的區別,也都不過是采取不同形式,論證了綱常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一種倫常的政治文化。這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很突出的一個特點。就其具體內容來說,有如下兩點:

第一、倫常是人的行為的最高準則。

在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倫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質,孔子把禮看作是區別人與動物的標志;荀子把“有辨”看作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而“辨”即“別”,是禮的核心和本質。程頤把“天理”看作是人的本質,“人只有個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遺書》卷二十四)。所謂天理,不過是神化的三綱五常。既然倫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質,因此,人的行為的最高準則就是實現道德,而實現的途徑則是按照倫常的規范要求修身養性。這樣倫常作為人的行為的最高準則便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思想基礎。

第二、倫常是重要的統治工具。

倫常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礎,而政治文化又是以倫常來為君主專制制度服務。它的突出表現是“德政”的思想。

德政作為封建統治者維護統治的一種重要手段,其實質是要求統治者通過自身的道德修養以感化百姓,并通過“三綱五常”的道德觀念以教化百姓。中國儒家歷史所宣揚的“正者蓋所以正人之不正”,“躬行其實,以民為先”(《朱子語類二、三》)“以德為教”,“明人倫之教”都是對中國傳統德政思想的極好注解。

在德禮政刑四種方法中,德政歷來被置于首要的位置。關于這點孔子有一段話說得極為清楚:“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語·刑政》)。這就是說最好的統治方法是用倫常的思想進行教育,其次才是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從,危害了社會,最后就要使用刑罰了。

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關系和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倫常的政治文化,對于維護專制王權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就格外受到統治階級的推崇,而被置于至高的地位。

三、總評

以上,我們提出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幾個基本特征。雖然,它并不一定反映出全貌,但我們也不難看出中國政治文化在建立自己的觀念形態與實際措施中,注意于從實際的過程中去提煉出思想。中國政治文化強調了為政者要以身作則,要考察民心,注重民意。中國政治文化在政治統治理論上,重視社會關系的調節以及人際關系上的和諧。從這些看來,無論在過去還是在今天仍有合理性的方面。因此對于中國政治文化不應采取簡單地否定態度,而必須看到其中的合理成分,并在現實中,不斷地挖掘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優秀成分,使我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合理東西得到更大的發展。

與任何文化一樣,政治文化是處于一定的歷史條件的基礎上,因此它必定具有時代烙印,帶有時代的局限與不足,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亦是如此。如中國政治文化的務實性只求于適應現實,適應于封建宗法關系,使得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缺乏創新性和開放性,從而使人的思想凝固于封建關系這個模式中。中國政治文化重“民”。但“民”不是權力的主體而是客體,是被動的受治者。這種重民思想只能是培育對“官”與“皇權”的肯定。中國古代政治文化重視倫常,“移孝作忠”,“親貴和一”,其根本所建立正是一種以君主為最高主宰的君主專制的官僚體系。而將上述三方面進一步概括的話則是個人的自主性喪失,而君父權力的無限擴大。在這方面我主要談一下中國的個人與整體的關系。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個人是處于宗法關系網包圍中的人,每個社會成員由于生來是這種血緣宗法關系中的人,從而都不能象近代社會那樣,或像西方古代希臘國家中的人那樣獨立出來,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現。因此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個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體意識的人。而家庭整體與封建專制國家則對個人有決定性的作用。盡管說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強調人格獨立,主張“克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但這種人格獨立往往表現出是在克制自己的個性與欲望.服務于宗法關系中來實現的。

從政治上說,中國古代社會的整體并非如西方是作為個人聯合體而存在的。它無論表現為國家還是村落或家族,最終都表現為排除了任何個人因素的“一”。所謂—即君,即父。“君,國之隆也,父,家之隆也”。“一國則受命于君”。因此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的整體是以“君”、“父”為代表的。換句話說,“君”、“父”就是整體。由此來看,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所體現的個人與整體關系,實際上是個人隸屬于“君”、“父”,隸屬于各級的“父母”官的關系。這點是同西方不同的。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所表現出的這種關系在封建小農經濟條件下是必要的,因為它可以集中社會力量,維護社會的存在和民族的發展。但也正是這種“隆君”而湮滅了個人。而在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條件下,又是一支可惡的勢力。因此中國政治文化必須要拋棄這種封建主義的糟粕,使中國政治文化中合理的優良的東西得到正確發揮。

中國政治文化是在中國這個具體的歷史環境條件基礎上產生的,有其特殊性。但是中國政治文化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中的整個政治文化中的一個部分,中國政治文化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應該走向世界。從世界上所存在的先進政治文化因素中汲取有益的科學的東西,使中國政治文化在保留優秀成份的基礎上不斷地吸取有益成份去壯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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