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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本文通過比較分析,認為以溫特為代表的主流建構主義與英國學派之間在三個方面存在一致:本體論上的理念主義與“弱式物質主義”、國家中心論以及在結構—能動者關系中的整體論觀;二者的分歧有四點:一是價值取向的歐洲中心主義與價值中立,二是研究方法上的古典方法與科學方法,三是國際體系演變的不同認知,四是對權力和均勢原則的不同態(tài)度。

【關鍵詞】英國學派;建構主義;比較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國際關系理論新一輪的論爭中,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出現(xiàn)了社會學的轉向,以芝加哥大學教授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為代表的主流建構主義異軍突起,成為與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足鼎立的理論范式。①當人們仔細探究建構主義的理論,或者說這些建構主義學者在闡述他們的思想緣起時,幾乎不自覺地把建構主義與英國學派尤其是布爾的思想聯(lián)系起來,有些建構主義學者甚至聲稱布爾應該是他們時代之前的建構主義學者。蒂莫西·鄧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國學派是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先驅。②溫特在對國際關系理論定位的圖譜中,明確把英國學派和自己創(chuàng)立的“關于國際體系的建構主義理論”都劃歸到整體主義和理念主義的象限內(nèi),而且在他看來位于這個位置的理論可以統(tǒng)稱為“建構主義”。③那么,英國學派與溫特創(chuàng)建的溫和建構主義到底存在怎樣的關系?是簡單的歷史繼承,還是有所發(fā)展,本文擬對此做一比較分析。

一英國學派與建構主義的一致性

1.本體論上的“理念主義”與“弱式物質主義”

首先,英國學派與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都認為國際社會的本質是觀念而非物質的。英國學派認為,國際政治的本質結構是觀念的,這從英國學派對其核心概念“國際社會”(或國家的體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國學派最早提出“國際社會”概念的曼寧教授認為,國際社會不是一種經(jīng)驗的存在物,而是一種觀念的實體。④懷特使用的是“國家的體系”概念,他強調國家之間有可能因為共同的文化紐帶而彼此承認,并認同于它們所組成的整體,這與美國學者用的“國際體系論”———強調機械互動論,屬于純粹的物質層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爾的“國際社會”概念對前兩者有繼承、借鑒,同時也有具體修正。布爾認為,“如果一群國家意識到它們具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念,從而組成一個社會,也就是說,這些國家認為它們之間的關系受到一套共同規(guī)則的制約,而且它們一起構建共同制度,那么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就出現(xiàn)了。”①從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認同,共同國際規(guī)則的認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國際制度構成了國際社會的核心。這些規(guī)則、認同與制度本身是觀念性的形態(tài),構成了英國學派明顯的理念主義本體論。以溫特為代表的主流建構主義同樣也堅持理念主義本體論。建構主義否定了純粹的物質主義,重視共有觀念的作用。溫特承認物質性因素的客觀存在,但強調客觀性的物質因素只有通過行為體的共有觀念才能產(chǎn)生影響行為的意義,才具有實質內(nèi)容。建構主義的理念主義本體論集中體現(xiàn)在溫特對國際體系結構的定義中。溫特批判了新現(xiàn)實主義關于國際體系結構是物質能力分配的定義,提出國際體系結構最根本的因素是觀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識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識是指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行為體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溫特由此進一步把國際體系結構概化為國際政治文化。②

盡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異,英國學派的核心概念是“國際社會”,溫特的建構主義強調的是“國際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國際政治的本質是觀念的,本體論上的理念主義是他們的共同點。

其次,溫特盡管一再聲稱任何建構主義都應該堅持理念主義本體論,但實際上他并沒有成為一個激進的理念主義者,因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質性因素限制了國家和國際層面上的社會現(xiàn)象。根據(jù)溫特的觀點,這些限制主要來源是人性,這也就是溫特提出的“弱式物質主義”的人性理論。溫特認為人類存在五種基本的物質需要:生理需要、本體需要、社會交往需要(soci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溫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內(nèi)容”思想,而后者成為布爾在《無政府社會》中闡述的世界政治理論的基礎。④對于布爾來說,人類社會都是通過其規(guī)范,以滿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這些需要包括個人的物質生存和穩(wěn)定的社會關系,特別是財產(chǎn)權穩(wěn)定以及遵守承諾。即使溫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爾的“最小關心”,二者的相似性也還是明顯的。他們的社會理論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關于人性的前提假設之上。在國家層次上,溫特提出了生存、獨立、經(jīng)濟財富以及集體自尊是客觀的國家利益,這些利益限制了一個國家對外政策行為。⑤相應的,布爾也認為,從任何特定國家觀點來看,它都希望通過參與國際社會獲得其對外獨立權威的承認,特別是對其居民和領土的管轄。⑥

2.行為主體上的國家中心論

布爾的無政府社會實際上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國家社會也是英國學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單位。根據(jù)布爾的觀點,國際關系存在的前提是國家的存在,現(xiàn)代國家起始于歐洲,是擁有政府、主權以及具有一定數(shù)量人口的獨立政治共同體,不同于歷史上的其他獨立政治共同體。現(xiàn)代國家不管存在什么樣的分歧,它們都被團結在一種信念之下,即認為它們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為體和權利與義務的主要承受者。⑦布爾的觀點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英國學派在這一問題上的論點。溫特創(chuàng)建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也堅持“國家中心論”。溫特認為,“國家是一種政治權威結構,具有合法使用有組織的暴力的壟斷權,因此,要考慮國際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時候,最終要控制的正是國家……國家是研究全球范圍內(nèi)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單位。”⑧由于國家對有組織暴力合法控制的獨特功能,溫特最后得出,“國家是最主要的中介體,通過這個中介體,其他行為體對于控制暴力的影響得以輸入世界體系。”⑨另外,從理論創(chuàng)建的角度看,由于溫特是要發(fā)展一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而不是全球體系的社會學,因此對于他來說不可避免地要把國家作為主要行為體。

總之,溫特和英國學派都相信人類社會按照國家劃分是有益的,他們面臨的共同問題是:怎樣提高國家間和平的預期、怎樣合法使用有組織暴力以及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如何共存?

3.結構———能動者關系

溫特的主流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是,國家是由國際社會建構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的存在完全取決于國際社會的建構,溫特本人也承認國家存在國內(nèi)社會的建構。溫特理論的真正含義是,國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現(xiàn)存國際體系的某些特征建構的。特別是,國家是否承認相對于對方自己是敵人、對手和朋友,是由他們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無政府文化建構的。相對來說,英國學派的學者在強調國際社會的制度的彈性(resilient)程度足夠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國家社會化時,也注意到國際社會對國家的影響。①

如上所述,英國學派理解的國際社會是由國家組成的社會,主要關注的是國際社會對國家屬性和國家行為的影響。因此,英國學派就其本體論取向看,“他們明確擁護整體論,把影響國家行為和國家屬性的‘國際社會’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爾強調國際規(guī)范不僅可以在國際政治中產(chǎn)生約束作用,而且可以產(chǎn)生構成作用。對布爾來說,“國際制度———從國際法到權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認同和維護國家作為國際舞臺上的合法行為體,并強調國際社會作為世界政治的最高層次的規(guī)范性原則”。③從布爾的研究路徑也可看出國際社會學派的整體論取向。溫特的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具有明顯整體論特征。在溫特構建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中,他接受了現(xiàn)實主義的假定,承認國家是國際關系的主導行為體,國際體系結構,或者說國際體系文化不僅可以制約國家的行為,而且可以建構國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議程是研究體系層次上的國際政治文化對單位層次上國家的建構作用,體現(xiàn)了建構主義的整體論觀。④

二建構主義與英國學派的分歧

對建構主義和英國學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強調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對兩者的分歧相對沒有引起更多關注。筆者認為,英國學派與建構主義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幾方面可以值得關注。

1.價值取向上:歐洲中心主義與價值中立

英國學派具有明顯的價值取向,而建構主義基本上保持價值中立。英國學派的基本價值涉及諸如秩序———社會秩序、國際秩序和世界秩序、正義———交換正義和分配正義、國家主權和人類的權利等等。盡管有些價值由于已經(jīng)內(nèi)化為國際社會共有知識,如主權原則,今天已經(jīng)難以辨認出其價值取向,但仍然擺脫不了其西方中心論和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瑪莎·費麗莫認為,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內(nèi)容來自于西歐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則,伴隨著西方的擴張,這些原則逐漸國際化。⑤中國學者王逸舟也認為,英國學派比西方國際政治學內(nèi)的任何其他學派都明確凸現(xiàn)了“歐洲中心主義”或“白人中心主義”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認為,“就其源頭,歐洲各國組成的‘社會’,是一種(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員的俱樂部,它最早出現(xiàn)的形態(tài)是針對穆斯林的、‘異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贊也指出:“今天的國際社會實際上是個‘混血兒’。它部分產(chǎn)生于文化同質的國際社會,這種社會是由現(xiàn)代歐洲發(fā)展、在其全盛時期向外擴張形成的;它還部分反映出同一體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動過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過程。”⑥

與英國學派相比,建構主義的價值取向不明顯,基本保持價值中立。溫特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盡管把國際政治文化概化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這些文化的區(qū)分基本上不是從意識形態(tài)、宗教或者西方與非西方的關系出發(fā)的,而是從行為體主要是國家之間的角色身份出發(fā)進行劃分的,即相互視為敵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視為對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視為朋友的康德文化。國際政治文化的演進是從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國際社會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這些不同類型的政治文化是國家在互動過程中造就的,關鍵取決于國家之間的互動行為,與國家的類型、屬性、尤其是價值觀沒有必然聯(lián)系。建構主義國際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觀念分配、是共有知識,而不是觀念和知識本身。這里明顯體現(xiàn)了建構主義價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與科學方法

布爾認為國際理論是一種古典方法(classical)的運用,而溫特的國際政治社會理論運用的是科學方法。布爾把“古典”方法概括為“起源于哲學、歷史和法律,具有明顯依靠運用判斷的特征”。①在國際關系傳統(tǒng)主義和行為主義的爭論中,布爾明顯站在傳統(tǒng)主義的一邊。他拒絕承認國際關系理論是一門價值中立的、可以運用一些模式和假定進行檢驗的科學,反對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論。而溫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時,堅持科學實在論的原則,強調可以建立嚴格的科學研究議程,提出能夠證偽的科學假設,獲得關于國際政治現(xiàn)象的客觀知識。

作為古典方法的具體應用,歷史分析方法是英國學派的特色。布爾對歷史的關注構成了他國際社會獨特性觀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詳細的歷史分析并非當代建構主義學派的主要方面。而布爾認為國際社會必須進行歷史研究。如果國家和其他行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過歷史互動過程構成的,那么就可以通過持續(xù)的、詳細的歷史研究來說明。

布爾也承認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無論怎樣抽象,國際關系都必須置于特定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下,正是這樣的文化和歷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時期的社會意識、共同價值觀和共同的目標觀念。②根據(jù)阿爾德森和胡塞爾的觀點,布爾強調國際政治古典理論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論分析,無論是規(guī)范的還是經(jīng)驗的,都不能脫離它賴以產(chǎn)生的歷史環(huán)境,“歷史研究是理論研究的同伴,不僅因為它提供經(jīng)驗概括需要檢驗的案例,而且理論本身也有歷史,理解理論家的歷史位置,對于對它的批評很重要。”③布爾對國際社會的歷史觀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識:當代問題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國際體系誕生于歐洲的國家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涉及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無政府和共同體問題、法律和道德問題。

溫特創(chuàng)立的建構主義理論運用的是科學方法。溫特在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時,堅持科學實在論的原則,強調可以建立嚴格的科學研究議程,提出能夠證偽的科學假設,獲得關于國際政治現(xiàn)象的客觀知識。盡管溫特本人在建立理論體系時并沒有進行大量的實證分析,但他堅持科學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說溫特的溫和建構主義是從“反思主義”陣營里“脫穎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超越于反思學派,認為人本身可以和認識自然界一樣,認識人處于其中的社會世界,和認識自然界一樣,科學的方法同樣也可以有助于人類社會解釋、預測社會世界的發(fā)展規(guī)律。對于國際政治理論工作來說,就是認識國際體系發(fā)生、演變規(guī)律以及在國際體系中的國家的行為規(guī)則。

正是堅持了這樣的認識論、方法論原則,溫特建構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爾茲新現(xiàn)實主義的理論體系,即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他把無政府狀態(tài)概化為由國際社會主要國家之間觀念分配構成的國際政治文化,把單一性的國家作為分析范疇,通過大量理論演繹,主要是社會學方法的借鑒,得出的結論是國際政治文化建構了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據(jù)國家身份和利益確定的國家政策行為又可以建構無政府的國際政治文化,并且推動國際政治文化在體系層面的演變。在溫特的理論體系里,幾個關鍵變量———體系層次的國際政治文化、單位層次的國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們之間的關系也是明確的,體現(xiàn)了科學方法的明顯特征。當然,在溫特的理論分析中,歷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對歷史方法的偏好,英國學派學者對他們研究主題的歷史領域方面非常有興趣,并且積累了大量的關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功能和演化的各種知識。這與溫特關于國際政治文化演變的非歷史理論形成鮮明對照。例如,他們并不進行類似于溫特所做的國家之間從無政府狀態(tài)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開始進行理論的實驗,相反,他們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傳統(tǒng)下的現(xiàn)代國家體系的歷史起源,同時也注意不同于現(xiàn)代國家體系的其他國家體系的特征。布爾在討論現(xiàn)代國家體系中國際法的地位就是一個好的例證。④另一個案例是,所有國家體系,包括在歐洲起源的現(xiàn)代國家體系,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爾在對國際秩序進行理論化研究時就注意到這點。但是,溫特在討論霍布斯文化的敵人、洛克文化的對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時,忽略了這點。他認為國家之間的互動,按照“符號互動論”的邏輯,好像雙方在權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權力分配不會影響國際體系的演化過程。而在這方面,英國學派的亞當·沃森就非常關注權力的不平等性。他通過考察大量歷史材料,竭力得出國家體系演化的結論。①

3.國際體系的演變:從合作如何成為可能到如何解釋合作

溫特在其《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七章討論了國家之間如何進行合作導致了集體身份的形成,從而導致國際體系從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進。溫特提出了四個主變量作為集體身份形成的機制: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和自我約束。但在英國學派的著作中,我們并沒有發(fā)現(xiàn)比較系統(tǒng)的理論努力研究國際體系的政治文化演變,蘇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對于溫特來說,國際政治文化的演變是個重要問題,因為他的初始假定“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家間第一次遇到必將導致霍布斯文化產(chǎn)生”,然后必須解釋國際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合作怎樣才是可能”成為溫特的重要問題。但是,無政府狀態(tài)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國學派學者的問題,因為他們的假定是:即使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家間也存在相當大程度的合作。②他們的目標在于怎樣解釋這一現(xiàn)象。③二者差異的背后實際上隱含了英美學者對無政府狀態(tài)本質認知的差異。美國學者多數(shù)認為,無政府狀態(tài)是混亂的根源,是災難、無序的禍首;但在英國學派看來,缺少政府的無政府狀態(tài)并不一定意味著無序或者混亂。因此,英國學派的學者并不熱衷于研究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合作如何開始的問題。

第二,英國學派盡管承認合作是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家間關系的特征,但他們似乎更關心如何保持現(xiàn)有體系的穩(wěn)定性,特別是他們更熱衷于討論在威斯特伐利亞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現(xiàn)有的體系向更高層次的秩序和正義推進。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夠引起英國學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國學派總體上趨向于對特定地區(qū)國家關系的演變不感興趣。但是,正如溫特承認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說有可能出現(xiàn)在某些核心國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國學派更關心的是結構、功能和作為整體的國際社會的歷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們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轉變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現(xiàn)象。

4.對權力和均勢原則的不同態(tài)度

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結構主要是觀念結構,物質性權力只有通過觀念才具有意義。英國學派包含了理念主義的本體論,但同時權力和權力政治也構成了布爾理論的核心。這也構成了布爾理論的內(nèi)在緊張和矛盾性一面:物質性權力和共有的觀念同時在布爾理論中得到強調。特別難以費解的是,布爾把均勢和戰(zhàn)爭作為其確保國際規(guī)則運行的國際制度的一部分,帶有明顯的現(xiàn)實主義色彩。布爾尤其反對集體安全的理論與實踐,認為集體安全與均勢原則相抵觸。這與建構主義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體安全制度明顯不同。

通過以上的比較認為,建構主義是英國學派在美國國際關系理論中的邏輯發(fā)展。建構主義是在美國冷戰(zhàn)后國際關系理論的論爭中成長起來的,特別是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爭論中脫穎而出,英國學派的理論營養(yǎng)的確為建構主義所吸取,而正是建構主義在美國的崛起使英國學派煥發(fā)出新的活力。

從知識再生產(chǎn)角度看,二戰(zhàn)后國際關系理論的陣地轉移到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很大程度取決于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學派爭論,歐洲的或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國際關系理論對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貢獻”不明顯,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呈現(xiàn)明顯的“美國化”傾向。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與英國學派這樣的繼承與改造、發(fā)展的關系,或許意味著歐洲古典的、強調歷史、哲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國際關系理論與美國科學的、強調實證研究的國際關系理論開始了某種融合。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論爭開始走出美國學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真正成為“西方的”而非“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