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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造初期

國家制度的頂層設計中興公司主要由棗莊煤礦和陶莊煤礦組成。棗莊一帶解放后，中共山東分局派遣部隊保護了棗莊煤礦，鑒于棗莊總礦破壞嚴重，先恢復是一個制度較健全的股份公司，設在上海的中興總公司于是召集駐上海、平津一帶的中興公司的董事和股東，共同商討向人民政府申請發(fā)還礦場事宜。接著，中興公司的主要董事、股東召開了董事會，通過了《向華東礦務主管部門申請發(fā)還礦區(qū)繼續(xù)由本公司自行開采》的決議。從1949年7月開始，以黎紹基（黎元洪之子）為首，整理收集了采礦執(zhí)照、股東名冊等16種文件，先后分別呈送華東財辦工礦部、上海市財產接收管理委員會重工業(yè)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們又具文呈送政務院、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央燃料工業(yè)部和華東財政經濟委員會等機關，要求發(fā)還棗、陶二礦自營。根據政務院的《企業(yè)中公股確認及處理原則》，當時華東區(qū)財委依據中財委指示明確指出：棗、陶兩處煤礦，并非都是資方財產，其中有日本侵略者增添部分和解放后政府添置部分；政府對原屬中興私方財產發(fā)還中興，解放后政府投資興辦部分，仍歸政府；屬于日本侵略者財產者，由政府沒收，作為國有財產。這些指示打消了資本家們以自營模式借機侵占國有資產的企圖，但只靠他們自己又無力恢復生產。

二、改造中期

公私之間的博弈根據中興私方的提議，1952年7月，在中央燃料工業(yè)部的主持下，召開了關于公私合營問題的座談會。在會上，公私雙方在相互諒解氣氛中達成了《關于恢復發(fā)展棗、陶兩礦并組織合營機構的協(xié)議》。協(xié)議規(guī)定：合營范圍，以“中興煤礦公司原曾經營棗莊煤礦及政府接管陶莊煤礦為限”；合營資本，“暫以礦區(qū)已清估并經雙方同意確定之財產作為雙方已繳資本，其尚未確定之財產以及擬議中之現金或實物投資，待確定后再加作追加資本”；棗陶兩礦的關系，“今后應視為兩個生產單位，分別經營各計盈虧”；合營日期自1952年7月1日開始算起；在合營公司董監(jiān)事會未正式組成以前，暫設合營委員會負責辦理合營和恢復生產事宜；合營委員會對一切問題應“采取公私雙方協(xié)議方式解決”。根據《關于恢復發(fā)展棗、陶兩礦并組織合營機構的協(xié)議》，1952年9月13日，合營委員會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央燃料工業(yè)部和私營企業(yè)管理局、煤炭管理局提出公私雙方投資的原則是：“私方第一，公方第二，即首先根據私方可能，公方照顧需要”。經過雙方充分協(xié)商，通過了關于公私產權、合營組織機構及領導人員、煤礦恢復程序和合營機構的臨時費用等四項決議。決議確定：合營委員會定名為“棗陶煤礦公私合營委員會”，隸屬山東省財政經濟委員會，業(yè)務受山東省礦務局領導。會上確定了合營委員會的人選，并根據決議成立了“公私合營棗莊煤礦經理處”。委員10人，議定公方委員為宋竹庭、李華民、馬平，私方委員為李祖芬、周叔廉、吳克頤。宋竹庭為主任委員，李祖芬為副主任，經理由政府代表張擎擔任，副經理由資方代表李祖芬擔任。經理處下設工程計劃、材料、總務三組，各組均有公私雙方代表參加。對原中興公司職員20余人，量才錄用，做了妥善安排。1953年，我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確立后，為了對資本家進行總路線教育，提高他們的經營信心，并使他們自覺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于1953年6月至7月，召開了第四次全國統(tǒng)戰(zhàn)會議。李維漢在會上作了《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意見》的報告，闡明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進行改造的重要性，要求各級統(tǒng)戰(zhàn)部門應當在中央的統(tǒng)一領導下，把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結合起來，積極參加這一偉大的社會主義變革。黃炎培告誡資本家們：只要接受改造，風又平，浪又靜，平平安安到達黃鶴樓。1953年10月至11月全國工商聯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李維漢闡明了《公私合營會議記錄》公私合營檔案第33卷（1952年），棗莊礦業(yè)集團檔案處館藏中興公司檔案。參見關世雄等編《中國共產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并且對企業(yè)的利潤分配、加工訂貨、包銷收購等問題作了具體說明。資本家的情緒由原來的疑懼、害怕而轉變?yōu)殚_朗。

山東省統(tǒng)戰(zhàn)部和工商聯在全省開展對資產階級全面調查活動，定期組織他們學路線，一屆全國人大召開以后，又組織他們學習新憲法。為了妥善慎重的處理涉及公私、勞資、各地各行業(yè)各方面復雜關系，同時也維護資產階級的合法權益，1954年7月政務院頒布了《公私合營工業(yè)企業(yè)暫行條例》。條例規(guī)定了公私合營的原則，公私雙方的地位、企業(yè)的經營管理，以及盈余分配等。這個條例的公布和實施，使國家對資本主義改造的方針和公私合營政策的原則，通過法律形式更加明確和完備起來，有力地促進了資本家接受國家資本主義、實行公私合營的積極性，加快了社會主義改造步伐。通過學習憲法與《公私合營工業(yè)企業(yè)暫行條例》，中興公司的資本家感覺到社會主義改造是大勢所趨，應該順應時勢。為了解決中興公司的投資等具體問題，公私合營委員會于1954年5月29日在濟南召開會議。會議一開始，中興公司私方并不十分配合，他們實行軟對抗的策略，把資金缺乏，無法完成投資與還債的任務這個大難題拋到了桌面上。他們宣稱發(fā)展工業(yè)是重要，但中興公司因為貧弱，實在是力所難及了。如果堅持搞公私合營，那國家就要加大投入。公方代表一方面針對資方的態(tài)度表現，進行了說理疏導，同時采用個別接觸等辦法，深入了解資本家的想法，宣傳黨的總路線的意義，宣傳資本家自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和積極致力于發(fā)展經濟事業(yè)的光明前途，反復進行說服教育，解除他們的思想顧慮。經過公方代表的一番努力，資方的表現才有所好轉，在投資問題上終于表示：鐵道部撥來的五萬多元，保證投資；電廠作為煤礦的一部分，不再堅持轉讓。同時公方在投資問題上也對他們作了一定程度的讓步，準許用南大井的舊設備折價21萬元投資。中興公司的資本家在這次會議上既受到了嚴肅的斗爭和教育，也感覺到了國家的實際幫助，他們對國家顧全大局所作出的一些讓步非常感激。正如山東省內1954年以前公私合營的其他企業(yè)一樣，由于合營較早，對合營方針政策不甚明確，各企業(yè)在生產管理制度上普遍采取了國營企業(yè)的經營管理方法，對私股的合法權益尊重不夠。原私營企業(yè)生產無計劃，管理無人負責，財產也比較混亂。鑒于以上情況，1955年，在擴展公私合營的同時，對已有的公私合營企業(yè)進行了整頓鞏固工作。根據中央“鞏固陣地、重點擴展、作出榜樣、加強準備”的方針和華東局“缺什么補什么，缺多少補多少”的指示精神，中興公司公私合營委員會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做法：明確公私合營企業(yè)必須在國營經濟領導下，按照國家計劃，結合供產銷情況，貫徹“改革經營管理，節(jié)約原材料，提高質量，降低成本”的方針；從制定生產計劃入手，建立初步的生產定額，以及為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責任制度；初步建立財務管理制度，每一筆收支都由公私雙方代表共同監(jiān)督蓋章有效；按照依靠工人階級，實行民主管理的要求，建立了有職工代表參加的煤礦管理委員會；對資方人員安排不當或分工不明的進行調整；建立健全煤礦各級黨、工會、青年團組織，以黨組織為核心，加強對資方人員的改造，以內部各項制度的完善，完成其向公有經濟的轉變。

三、改造后期

注重制度建設隨著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到來，1956年7月24日，棗莊煤礦公私合營委員會又召開會議，協(xié)商對中興公司的改造問題。當時，人民政府根據全國工商業(yè)均已進入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新形勢，確定將合營企業(yè)中的分紅辦法改為給資方支付定息的辦法。最后公私雙方達成了如下協(xié)議：

（一）關于定息問題

確定私股股息為年息五厘五毫，自1956年1月1日起計息，超過了全國平均五厘的定息。1953年至1955年私方新投資及清估設備已被利用者，均按當年銀行利息分別計息，作為增加私方投資。

（二）關于中興煤礦總公司的歸口問題和人員安排問題

對私方中興煤礦總公司的在職人員采取“包下來的政策”，分別量才錄用，合理安排。

（三）撤銷公私合營委員會

成立董事會。董事會組成人員不超過30名，私方15名，公方名額報請山東人民委員會審批。

（四）關于私方債權債務清理問題

由私方提出債權債務項目，公私雙方代表于會后具體協(xié)商處理。會后，中興公司根據會議決議成立了董事會。1956年9月28日，經濟南煤管局同意，撤銷棗莊煤礦公私合營委員會，成立了公私合營棗莊煤礦董事會，董事長為朱啟鈴（私方代表），副董事長由申法端（公方）、黎紹基（私方）、劉建太（公方）擔任。公方董事有：張延明、魏興、徐進等。私方董事有：黃師讓、李祖芬、周叔廉、張淑誠等13人。從名單上看，國家按照“包下來”的政策，不僅安排了私方原來的實職人員，還安排了不任實職的股東做董事，了卻了他們的后顧之憂。這年8月還發(fā)放了上半年股息，11月又發(fā)放了第三季度股息，以后按季付息。比如，張學良自從入股中興公司后，一直享有股息分配權利。1957年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曾領取到1957年第一季度股息（扣除應繳費用）311.58元。后來根據國家形勢和省政府文件，中興公司名義撤銷；上海辦事處機構保留，每月由煤礦供給辦事處13人的工資及董監(jiān)人員公費房租水電費。至此，國家對于中興公司的社會主義改造改造基本完成。

四、余論

1949—1956年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轉型期，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根據蘇聯經驗探索建立了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結構。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我國開始獨立自主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而經濟制度建設尤為重要，制定適合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實際需要的各項規(guī)章制度，亦成為亟需之務。而在轉折時期，各種探索和制度的確立，又是十分復雜的，因為每個方面的制度都和其他方面有著必要的關聯，前一個階段的制度又要為后一個階段的制度作鋪墊。對中興公司的社會主義改造進程，表明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復雜性。通過對中興公司社會主義改造進程的考察，我們不難得出如下認識：

第一，黨和政府在整個社會主義改造中，高度重視戰(zhàn)略設計，十分注意制度建設。如何將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yōu)樯鐣髁x集體或國家所有制，是當時黨中央面臨的一大難題。革命有暴力與和平兩種方式，按所說，“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這種“和平的方法”，就是社會主義改造。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和政府擔負了極其重要的領導職責，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會轉型的領導力量。從經濟布局上看，這一時期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從利用到限制、再到改造，制度建設是連續(xù)進行的，改造前對私營企業(yè)實行加工訂貨、統(tǒng)購包銷等形式，逐漸使其納入計劃經濟的軌道，加大了私營企業(yè)對公有經濟的依存度。改造過程中從個別企業(yè)公私合營到全行業(yè)公私合營，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guī)和制度，涉及企業(yè)運營、勞資關系、利潤分配、內部民主管理等方面，比較充分地保障了民族資本家的經濟利益。

第二，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我們黨充分發(fā)揮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作用。社會主義改造雖然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但過程卻是艱難曲折的。如何讓資本家主動配合社會主義改造，是當時的一大難題。對此我們黨充分發(fā)揮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作用，對資方人員進行思想教育，引導他們參加學習實踐，使他們從思想上和行動上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對于積極接受改造的民族資本家，各級政府吸納他們進入管理議事機構，使其充分享受主人翁地位。

第三，善于從失誤中總結經驗，是成功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原因。從制度建設上來說，社會主義改造是一種制度的轉變，而且這種轉變沒有現成經驗可循，具有探索性質，難免出現一些曲折或失誤。比如說，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對私營工商業(yè)限制過死，打擊過于嚴重，特別是“三反”、“五反”運動開始后更為明顯，致使私營工商業(yè)的積極性不能充分發(fā)揮，許多企業(yè)消極怠工，勞資關系、公私關系緊張，不少資本家因為改造步伐過大，難以適應等。關鍵是如何認識對待這些失誤和不足。從中興公司的改造過程中，可以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態(tài)度是積極主動的。對于改造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時采取措施補救、完善，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結合后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實際，從宏觀上來講，包括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在內的社會主義改造，使我國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從私有制社會到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的轉變，實現了我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從而也為各種經濟要素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作者：梁義單位：棗莊科技職業(yè)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