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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七年五月《寰宇通志》成，進右中允，授內豎書。天順元年（1457）正月，改尚寶司丞，三年轉侍講，主試應天。成化二年（1466）晉學士，主禮闈，成化三年八月進少詹事，十二月晉禮部右侍郎。成化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入閣預機務。成化十二年由禮部晉戶部尚書。成化十三年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代商輅為首輔，到成化二十三年七月，累官至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其次是劉珝，劉珝（1426—1490），山東壽光人，字叔溫，號古直，正統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正統十四年十二月授翰林院編修。景泰七年五月《寰宇通志》成，進修撰。天順元年進右中允，侍講東宮。五年任《大明一統志》纂修。明憲宗嗣位后，以珝為東宮舊臣，于天順八年六月，升其為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三年八月《英宗實錄》成，進太常寺卿兼侍讀，成化七年進侍讀學士。次年丁憂，服闋復任。成化十年升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日講。

成化十一年升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成化十三年升戶部尚書兼職如故。成化十四年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成化十八年《文華大訓》成，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成化二十一年九月，請致仕，遂歸家。資格最輕的是劉吉，劉吉（1427—1493），河北博野人，字佑之，號約庵。正統十三年進士，與劉珝同授編修。景泰元年充經筵講官。七年五月進修撰。天順八年六月任《英宗實錄》纂修，十月升侍讀。成化三年八月《英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兼經筵講官，尋升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成化十一年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與劉珝同入閣預機務。成化十三年四月進禮部尚書，成化十四年二月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成化十八年十二月修《文華大訓》成，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成化二十一年進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成化二十二年進少保兼太子太傅。這“紙糊三閣老”的出現，不是偶然，是和當時政局的變化息息相關的。

明憲宗成化皇帝朱見深，是個比較懦弱，而且偏于內向性格的人，他在位前期，由于有前朝留下的李賢、彭時、商輅等比較勤勉且富有政治經驗的老臣的竭力維持，還算是政治比較清明。但到了中后期，這些老臣死的死，老的老，一個個都離開政壇之后，原本低調沉默的憲宗身上所固有的一些缺點就一點點顯露出來，他寵愛著比他大十幾歲的萬貴妃和機靈能辦事的瑤族小太監汪直。只是好在這一時期的南倭和北虜都還沒成氣候，而已經走下坡路的明軍對付內地的小股流民起義倒是沒什么問題。一時間，愛玩樂的皇帝深居宮中寫詩作畫，外面有司禮監和內閣維持維持政局，小民倒也安生。正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說“：那時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時候。”明憲宗與在其之前的明朝諸帝有個最大的不同，就是不愛召見閣臣，開創了一個明朝皇帝不接見大臣的先例，這一特點極大地影響了明朝后期的歷史走向。正如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所指出的“：統計自憲宗成化至天啟，一百六十七年，其間延訪大臣不過弘治之末數年，其余皆廉遠堂高，君門萬里，無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但不見大臣歸不見大臣，皇帝統治天下的大權還是要牢牢地掌握在手中的。皇帝除了內閣，還有司禮監這個重要的抓手，在皇帝的眼里，這些家奴無論何時，都是最忠于自己的。有太監們和大臣們相互制衡，最終，權力還是集中到了皇帝手里。明憲宗和大臣們面是不見了，但皇帝還需要通過內閣輔臣來處理政務，成化皇帝與大臣閣臣便借助于一些中間環節來聯系，這些聯系方式主要有太監秘傳圣意與圣意批出。通過這些方式，皇帝基本做到了大權在握，乾綱獨攬。即使是一時囂張跋扈如太監汪直這樣威風顯赫的人物，也是只消皇帝下一道旨意，就馬上倒臺。

從皇帝對大臣的尊重來說，在成化之前的正統至天順時，經筵畢，皇帝必曰“先生吃酒飯”，而到了成化，這個傳統就中斷了“，先生之稱不復聞”。但盡管如此，由于皇帝的性格等因素所致，皇帝盡管在表面上對大臣不是不尊重了，但和以前對比，對大臣的肆意凌辱也少多了，明憲宗是明朝第一個對大臣不施廷杖等刑法的皇帝，更不用說會對大臣殺頭掉腦袋了，閣老們只要不鬧出什么天翻地覆的糟糕局面，就可以一直保住這份俸祿。皇帝不尊重大臣，大臣也就不會把名譽當回事，皇帝不折辱大臣，大臣也就不會把夙夜在公、戰戰兢兢地努力辦事當回事了，尸位素餐的思想在大臣們的思維里逐漸占了上風，尤其是內閣輔臣們更是如此。雖說有明一代，內閣輔臣們的職權是在緩慢地向前代的宰相過渡，但直到最后，除了像張居正之類的特殊時期的特殊人物，他們都是空有宰相之名，而實無宰相之權，閣臣把國事辦理好了，不見得會有什么特別的升賞，要是不辦事，也不見得會有什么損失，反正也沒有執政所需要的大權，無權也就無責。上有皇帝乾綱獨斷，中有司禮監的太監口含天憲，下有六部等具體辦事的部門，無為而治倒是落得個清閑，干事不干事，作為不作為，都是那么些俸祿，都是一樣的聲譽，何不樂得無事一身輕呢。成化十八年，明憲宗終于對年少輕狂的御馬監太監汪直感到厭倦了，科道官們瞅準了時機，紛紛上疏要求罷西廠，但憲宗這時候還沒有最后拿定主意，躊躇未決，善于觀察形勢的萬安這次看準汪直已經失勢，西廠必罷無疑，自己早就看不慣汪直這個招搖過市、狐假虎威的小太監，便邀請劉珝一道上疏，但劉珝卻慮不及此，再加之一向和萬安不和，便以私廢公，沒有署名，于是萬安心安理得地以個人名義上疏。明憲宗雖然對劉珝仗著曾經身為宮僚，遇事喜爭這些脾氣不太喜歡，但內心知道劉珝是個忠心為國的直臣，沒想到這次彈劾汪直，卻沒有劉珝，覺得非常奇怪。劉珝鑄成這一錯，反而給了萬安彈劾自己的借口，萬安邀劉珝，也有仗膽和交好之意，沒想到劉珝拒不買賬，萬安在心里在為自己獨享美名而竊喜的同時，也對劉珝的不識抬舉感到窩火，正好找到了這一次良機，他便暗中指使人彈劾劉珝與汪直有牽連。雖說這是構陷，但從事實上看，也不能說一點證據都沒有，劉珝與武將王越交好，王越又是汪直的死黨之一，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明憲宗對此也早有耳聞，既然劉珝和汪直有了這種間接的關系。萬安彈劾汪直，劉珝作為同官而又不署名，其中的隱情就令人不用深思也想出一二了。

如果僅靠這一件隱晦不明的事情，萬安還不足以扳倒劉珝。但屋漏偏逢連夜雨，劉珝又不慎被萬安找到了另外一個更有力的把柄，劉珝有個嬌慣的兒子，名叫劉茲，他可是個花花公子，是花樓柳巷的常客，邀妓狎飲，花天酒地，胡作非為。有人就根據他的劣跡戲作了一首《劉公子曲》，增飾穢語，并夾在教坊司的奏本中遞進了宮中，恰好明憲宗對時下流行的戲曲頗為愛好，他見到教坊司有新的曲子，自然很感興趣，但出他意料的是，這首污言穢語幾乎不堪入耳的《劉公子曲》中的主人公竟然是當朝大學士劉珝的愛子。這叫明憲宗情何以堪！惱怒之下，他馬上于成化二十一年九月一日傍晚讓太監覃昌傳旨意召大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同在文淵閣的劉珝也想同往，卻被覃昌派來的內使攔住，其含義不言自明。萬安、劉吉來到奉天門左側的西角門，覃昌將一個紙札交給萬安，紙札上有一朱紅“封”字，顯然是憲宗手書，萬安等人展開札子一看，內容是有人匿名揭發劉珝，說他嗜酒貪財好色，與太監某人認親，縱子奸宿樂婦，收受除名都御使王越的賄賂，圖謀為其恢復咸寧侯的爵位，最后說“朝廷若不去珝，必壞大事”。萬安終于得到了他早就想得到的東西，回去之后，他和劉吉一左一右勸說劉吉致仕，這時的劉珝就算再笨，也看出來了形勢不妙，除了走人，別無他法。于是，劉珝連夜就草就了乞休養親的奏疏，奏疏一上，馬上就得到了批準，他就這么不明不白地告別了政壇。劉珝致仕后，萬安將與自己關系密切的彭華、尹直引入了內閣，形成了自己的羽翼。這時放眼整個內閣，幾乎都是萬安的一派人馬了。后世對萬安有許多惡評，但是萬安畢竟也做了一些正事，和后來的焦芳之流，不可同日而語，劉珝更不用說，即使是騎墻派的劉吉，一直到后來的弘治年間，也是對孝宗進行了好幾次的直言勸諫。顯而易見，所謂的“紙糊三閣老”并不完全是庸碌無能之輩，其實也是有些治國之才的，但不幸的是，遭遇明憲這么個垂拱而不問事的皇帝在上，加上制度的限度，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有勁使不出，只好與世沉浮了。

自宣德年間開始，票擬逐漸由內閣專掌，與之相對應，批紅也同時成為司禮監的主要職掌，內閣與司禮監一起對柄機要。甚至有人把司禮監掌印太監比做內閣首輔。但在實質上，內閣和司禮監的地位很多時候是嚴重不平等的，因為司禮監的批紅是代表皇帝對內閣票擬裁決的外廷事務所進行的最終審批。因此，司禮監可以憑借至高無上的皇權來壓制內閣，甚至會直接插手政府部門的具體政務。萬安在內閣的時間先后長達十八年，雖然在傳統的士大夫眼里，他名聲并不太好，甚至被人譏為“心如九曲黃河,面似千層鐵甲”，但考察他的具體為政，實在也找不到他有什么太多的禍國殃民之處，其實萬安的主要問題就是人格不太好，和以前的大臣相比，萬安的為人有些陰暗，他看到萬貴妃得寵，就以同姓攀附，見到明憲宗沉溺女色，就馬上去獻房中術。甚至直到了弘治朝，也不顧朝章交奏，戀位而不肯去，成為以后那些走向尸位素餐的大臣的楷模。

《明史•憲宗本紀》中的贊語說明憲宗：“憲宗早正儲位，中更多故，而踐阼之后，上景帝尊號，恤于謙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輅，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時際休明，朝多耆彥，帝能篤于任人，謹于天戒，蠲賦省刑，閭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復見。顧以任用汪直，西廠橫恣，盜竊威柄，稔惡弄兵。夫明斷如帝而為所蔽惑，久而后覺，婦寺之禍固可畏哉。”這個贊語批評了明憲宗的很多缺點，但也明白地指出：仁、宣之治于斯復見。評價不可謂不低，估計明憲宗自己都想不到，隱居在深宮中馬馬虎虎的做了二十幾年的皇帝，竟然得到了天下大治的美名。明人自己修的《明憲宗實錄》對他的評價更高：“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運，垂衣拱手，不動聲色，而天下大治。”

從成化后期開始，明憲宗和他的大臣們漫不經心地無意中為其繼承者們開創出一套可以效法的統治模式，簡單地說，就是皇帝除要按祖宗定下來的規矩上朝、祭神，并出席其他必須出席的儀式外，并不必事必躬親地處理政事，所有的政事都由各部門提出處理意見，大事則經過廷議，寫成書面文字，經內閣票擬、司禮監批紅、六科簽發。皇帝可看可不看，也不和大臣見面討論。這一套制度和規矩被以后繼續和發展了，從明世宗和明神宗的身上，我們都能看到明憲宗的影子。

作者：鐘憲章趙琰單位：中共遼寧省委黨校沈陽廣播電視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