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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孫銘澤作者單位：遼寧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所面臨的障礙

從我國政治改革發展的歷史和經驗看，政治體制改革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環境，“為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條件，掃清了障礙。”[8]但是，隨著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改革的深化，社會問題和矛盾逐步增多。當前，“我國已進入改革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9]當前中國社會利益的多元分化越來越明顯，各種群體與階層之間的利益摩擦越來越頻繁，政治改革明顯滯后，已嚴重妨礙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公平正義。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作為改革的主體和對象的中國共產黨為鞏固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執政基礎，強調“要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肩負的歷史使命，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黨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執政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10]，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德國心理學家盧因的群體動力理論認為，“人的心理和行為決定于內在的需要和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是內在需要和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11]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把黨的主張上升為國家的主張，把黨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統一起來并形成一種合力。目前中國面臨著改革的巨大障礙，這些障礙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手腳，減緩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

1思想上的障礙

回顧我國三十多年改革所走過的歷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引領著中國從迷茫和困惑走向新的征程。

1）思想大解放回放

1978年，《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神話，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開序幕。我國社會政治氣氛空前活躍，改革開放穩步推進。一場思想大解放，給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帶來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發展。1992年，在姓“社”姓“資”的爭論上，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出現較大的滑坡勢頭。思想上的混亂必然帶來生產上的停滯和經濟上的下滑。鄧小平南巡談話觸動姓“社”姓“資”的神經，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由此展開。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三個有利于”沖破了禁錮人們多年的思想禁區，解決了困惑中國多年的改革難題，為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指點了迷津。鄧小平南巡談話后，我國市場經濟開始建立，沿海、沿江、沿邊開放的經濟格局逐步形成，多層次、全方位對外開放也逐步建立，整個中國經濟呈現高速增長、浪潮迭起的生動局面。改革開放推進到了十七大前夕，2004—2006年連續三年改革大爭論反響強烈，新一輪思想大解放呼之欲出，為此，十七大報告提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12]第三次思想大解放雖未有定論，但是以人為本，重點解決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問題被提到了議事日程。

2）思想上的僵化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雖然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發展中出現的突出問題和矛盾已經嚴重制約了發展的步伐和方向。一是“民主恐慌論”。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將會破壞國家的穩定，引起動亂，不利于國家的長治久安，甚至會像蘇聯和東歐國家一樣亡黨亡國。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實行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成果就是照搬資本主義政治模式”，片面地將民主等同于資本主義民主，實行普選，三權分立、三權制衡、實行多黨制，導致政權更迭；特別是一些力主改革的親英美的所謂政治精英們也為美國向全世界輸出美式民主鼓噪吶喊，而如果改革的結果是把政權拱手讓人，那么改革是雖成猶敗。所以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穩定壓倒一切，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為有一個穩定的環境。所以排斥改革、害怕改革、害怕民主、惟恐政權旁落、江山易幟必將成為共和國的千古罪人，以至于在改革面前瞻前顧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二是“唯經濟論”。自從黨中央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后，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GDP連續多年保持10%的增速，這種成績得益于黨的正確領導，得益于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得益于黨的政策，我國的各項工作服從經濟，屈從于經濟體制改革，遷就經濟體制。但是這種為了發展而單方面追求政績而忽視環境保護、資源集約，一味追求“發展是硬道理”，而不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粗放經營追求的是“廣種薄收”，以至于GDP上去了，環境指標卻下來了；綜合國力增強了，國民的幸福指數卻下降了。

2體制上的障礙

1）利益集團的阻撓

1）權力配置不公而引起的民生壓力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際綜合實力顯著增強。持續3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使市場運作機制不可遏制地滲透于經濟社會各個層面。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這種變化在推動經濟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差異乃至分化，導致公民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權利差距過大，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新興利益群體與既得利益群體間的競爭關系日益明顯，新興利益群體之間的競爭也在加劇，不同利益主體間的矛盾和沖突逐漸增多。以2008年6月“甕安事件”為代表的群體性事件頻發、壟斷導致的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公、初次分配領域公平的缺失、高房價導致的居民幸福指數的下降等。利益關系方面的矛盾，不僅直接影響到一部分社會成員對改革的認同度和承受力，而且深刻影響到社會公平乃至政治公平，對政治運行和社會穩定產生巨大的震動波和沖擊力。由于市場的權力化以及分配的扭曲，社會大眾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要求政府增大和改善公共產品供給的政治訴求日益高漲。

2）公民日益上漲的民主訴求壓力

市場經濟迅速發展，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極大地激發了社會成員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但是目前我國公民政治參與還受到某些制度、體制和文化習俗的制約，某些政治參與行為有待確認和進一步提升。在基層民主實踐中，公民競相問政的競選現象不斷涌現，自薦競選者的人數呈遞增趨勢，且出現了群體性和聯動性的新特點，折射出現階段我國公民利益表達的政治化和政治參與的擴大化趨勢。而全國范圍內鄉鎮領導班子的直選試點、地方黨代會代表和黨代會常任制的直選試點、公推公選縣長及地方政府官員的試點、縣區人大代表群體競選現象的顯現、浙江溫嶺“民主懇談”[13]的首創等眾多體制改革的探索“大多屬于地方當局在中央宏觀精神指導下的‘自選動作’，或是對中央發展基層民主號召的一種積極、主動回應，并事實上使一些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地方官員承擔了一定的政治風險，這從一些地方推行鄉鎮長直選或變相直選常常引發‘違憲’的責難就可見一斑。”[14]通過競爭的民主方式解決利益矛盾日漸為新興利益群體所追尋，相關利益協調制度及民意吸納機制的不完善又加劇了這一趨向。如何切實保障人民的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擴大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將是當代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長期面臨的課題。正如亨廷頓所說：“社會越錯綜復雜，獲致和維持政治共同性就更加依賴于政治體制的作用。”[15]為了消融這些挑戰，中國政治必須在保持核心政治制度穩定的基礎上，對外圍的政治體制進行變革和創新，使其容納不同社會力量參政的要求，以整合社會閑散的政治力量。

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現實路徑

1進一步解放思想，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推進新一輪的思想解放。而推進新一輪思想解放的重要基礎和前提，就是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政治體制改革上進一步邁出實質性的步伐。同時，消除阻礙思想解放的各種困擾和疑慮，營造解放思想的寬松環境與和諧發展的良好氛圍。

1）必須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動搖

當代中國政治語境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維護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為目標，以不改變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為前提，積極、穩妥地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16]的政治體制的改革。必須堅持這個原則不動搖，西式民主政治不能解決中國現行體制上的問題，卻能直接導致共產黨的解體，甚至導致國家分裂。因為“對于西方人來說，評價一個國家政局的好壞、管理水平的高低，就是看這個國家是否有民主制度，而民主的標準就是看是否有普選權，以及該國是否存在多黨制。”“然而，如果民主只是外來物———比如像伊拉克的情況，民主是由英美聯軍荷槍實彈地強加而來的———那么，這強加的民主所造成的代價比它帶來的好處則要高昂得多，不論這代價是反抗、民族沖突還是其他任何形式。民主不應是抽象的概念，不能脫離歷史和文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因為，如果缺乏相應的環境，民主不但不會奏效，甚至還會帶來災難。”[17]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是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具有普世的價值，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奮斗目標。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消除這種思想上的障礙，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堅定不移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信心、砥礪勇氣，堅持不懈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奮力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我們要繼續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堅定不移走科學發展道路，繼續牢牢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不斷夯實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1]

2）拓寬民主渠道，保障人民民主權利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真正實現國家意志與人民意志的統一。人民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體，人民當家作主不應只停留在政治層面，而應當體現在技術層面，使國家意志和人民意志在本質上達到內在統一，具有可操作性，以促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健康有序地發展。因此必須做到：（1）推進人大代表“公推直選”制度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大代表“公推直選”制度改革是指由選區居民自己推薦人大代表候選人并由選民自由選舉產生人民代表制度，讓普通老百姓能有自己的代言人，使黨的意志、國家的意志與人民的意志找到最佳的契合點。（2）建議實行人大代表專職化制度，堅持黨政干部與人大代表職務不得相互兼任原則。這樣既便于人大對黨和政府的有效監督，又能避免人大代表在開會期間歌功頌德之風盛行而討論問題不足的弊端。（3）要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的前提下，通過體制創新，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要發揮各行業協會、各階層代表的重要作用，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不斷擴大和保障廣大人民的民主權利，不斷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不斷健全基層民主選舉制度，在基層直選試點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推廣。

2進一步改善民生，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改革是一場偉大的革命，也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我們必須在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1）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司法體制的改革。司法權是國家最后的終極性的權力，是維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的有效措施，是推行法治、實現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社會矛盾及沖突是難以避免的，而公正的司法是通過法定的訴訟和審判方式來解決和緩解社會沖突與紛爭的文明和公平的方式。司法要擔當起社會正義的守衛者，保障司法公正，必須加強制度建設，筑起正義之墻。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十六屆六中全會從“完善民主權利保障制度，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完善法律制度，夯實社會和諧的法治基礎”、“完善司法體制機制，加強社會和諧的司法保障”等方面論述了制度對于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作用，強調“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推進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發揮司法維護公平正義的職能作用。”[15]為此，要切實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全面推進法治建設，制定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安定的法律；落實司法為民的要求，建設法治政府，堅持嚴格執法、公正執法；以保證司法公正為目標，逐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司法監督，維護司法權威，追究徇私枉法、失職瀆職等行為的法律責任；健全公開審判、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等制度，發揮律師、公證、和解、調解、仲裁的積極作用；加強政法隊伍建設，確保政法隊伍嚴格、公正、文明執法，做到始終忠于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做好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工作，為困難群眾減免訴訟費；弘揚法治精神，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覺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只有進行司法體制改革，才能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司法權；只有進行司法體制改革，才能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提高辦案效率；只有進行司法體制改革，才能確保司法公正，在全社會實現公平正義。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民主，民主的核心是權力制衡問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所謂的權力制衡并非就是西方所謂的“三權分立”，而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分權制衡。所以首先必須理順地方黨委政府與司法的關系。在我國，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和政權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已經通過憲法加以確認，司法機關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但是黨對司法的領導應屬方向性的間接領導，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應突出維護中央對司法工作統一領導的權威以及法律的權威。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應把工作重點放在抓好對司法隊伍尤其是其中黨員領導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黨內監督上，通過設在司法機關中黨組織的工作發揮黨員的模范作用，不斷提高全體司法人員的政治素養和思想覺悟，使他們自覺依法公正辦案。必須做到“黨政分開”、“黨司分開”，特別是要改變政法委的職能和工作方法，而嘗試設立憲法法院也許就是一條柳暗花明之路。另外，司法機關在人事管理、財政預算及基礎設施等方面應有獨立的管理權，不受行政機關左右和控制。只有做到人權與財權的獨立，司法權才能真正獨立，否則，司法很難擺脫地方黨委政府的干涉。

2）深化權力運行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

三十多年前開啟的改革大潮，由于體制、機制的原因，造成在市場經濟過程中，政治權力對經濟運行進行了一系列非正常滲透，導致了權力商品化，造成了對公共利益的嚴重侵蝕，從而使社會公平正義缺失。所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抑制和消除權力腐敗。第一，加強監督，深化權力運行體制改革。十七大報告明確要求：“更加注重制度建設，拓展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領域。”“堅持深化改革和創新體制，加強廉政文化建設，形成拒腐防變教育長效機制、反腐倡廉制度體系、權力運行監控機制。”“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15]為此，一是要通過體制改革理順黨在國家政治體系中的關系，人大在中國的政治權力結構中處于最高的地位。中國共產黨必須在人大體制內進行活動，黨是中國政治生活的領導者，但是應該通過體制建設規范它對人大的政治領導，尤其是應該加強人大內部中國共產黨黨組活動的規則程序建設，使中國共產黨通過人大內部的黨組實現對人大的政治領導，將政黨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而不能超越人大發號施令。充分發揮人大的監督功能，要通過黨組以人大內部的民主監督機制實現對政府機關和司法機構的政治監督。二是要通過體制改革建立健全規范權力運行的行政體制。現代社會生活中，行政權力對于公眾生活的影響日益深入。建立宗旨明確、職能規范、程序健全和機構完整的行政權力運行體制與外部來自于人大、政協和公眾的監督體制，是新時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尤其是近來發展起來的網絡監督。這樣既有利于行政權力的規范運作，保障公民權利不受非法非規則的侵犯，又有利于消除權力配置體制上的灰色空間，從體制上根除政治腐敗。第二，改善民生，建設服務型政府。民主政治的本質只能是平等協商、利益協調。真正的民主政治，應該是由民眾通過一定的形式，或直接民主，或間接民主，表達各自的利益主張，經過平等協商，作出相應的決策，最后再具體交由有關政府部門執行。在這里，政府部門既不是民眾的上級，也不是民眾的下級，而是民意決策的具體辦事機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民群眾對社會公平和民生問題的要求進一步凸顯，社會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任務日益加重，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公共政府的任務更加迫切地提到政治體制改革重要位置上來。我國作為處于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大國，政府為社會直接提供的最重要的產品不是直接投資，而是制度性的公共服務。所以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根本任務和重要目標是進一步改革高度集權的行政管理體制，著力建設服務型政府。一是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提高其行政執行能力和行政效率。真正把政府的主要職能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來，把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為人民群眾提供方便、快捷、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二是要健全政府決策機制和監督機制。應進一步完善重大決策的社會參與制度、專家咨詢論證制度，健全政府聽證制度、糾錯制度。同時要強化行政監督機制，更加注重整體性設計，懲防并舉，使政府內外監督相互支撐、相互銜接、形成合力。三是要推行科學的政府績效評估及問責制。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樹立正確政績觀，努力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2]政府績效評估體系設計的科學化、人性化可以激發政府的活力，而“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的提出，標志著我國政府績效管理理念的巨大變革，新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應更多地強調主體上的多元化，程序上的法制化，指標上的科學化和人性化，要把握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建設指標之間、顯性績效與潛在績效之間以及當前與未來之間的平衡，不同部門、不同地區的指標設計要有所區別，逐步推行。同時要從實際出發，體現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即指標體系要體現政府該做的事，政府越位、錯位的職能不能納入指標體系。服務型政府是責任政府，行政違法必須承擔責任。對失職瀆職、不作為和亂作為的，特別是對食品安全、生產安全事件要加大問責力度，嚴肅追究責任。必須明確問責的具體內容、形式和程序，實行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制定落實法定質詢、罷免的具體程序，創設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等易于實施的責任追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