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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樂在電影中總是針對其具體的畫面與情感需求而創作的，具有相對明晰的針對性。因此，其表意功能相對具體。首先，具體表意功能的實現有賴于音樂的情感代入性，體現在促進觀眾的情緒醞釀，在心理上為進入電影的敘事時空給予良好的鋪墊。影片《紅色小提琴》中，電影配樂大師約翰•科里戈亞諾為整部電影創作的《安娜靈魂主題曲》不但貫穿于整個影片始終，詮釋了注入安娜靈魂的一把紅色小提琴300年曲折的傳奇故事，更是在影片開始，便通過這一主題曲的情感代入作用，令觀眾于不經意之間便進入了這一美妙、感傷、而又充滿古老神秘色彩的影像時空當中。影片開始是20世紀末的拍賣現場。當紅色小提琴出現時，女聲吟唱的《安娜靈魂主題曲》緩緩響起。拍賣現場嘈雜的人聲漸漸隱去。畫面中出現了一把紅色小提琴的近景。在這里音樂不但讓觀眾的情緒慢慢地沉靜下來，也激起了觀眾對這把提琴的強烈好奇心，使其產生了主動介入劇情的情感傾向。隨后，吟唱繼續，鏡頭卻已經切換至300多年前的一個意大利造琴作坊。輕柔的女聲吟唱引領著人們穿越了漫長的3個世紀。時空過渡在音樂的配合下十分自然，沒有任何突兀之感，這為后續電影敘事的逐漸展開做了充分和完美的鋪墊。

影片配樂的具體表意功能還體現在其對電影具體畫面意義的詮釋與延展上。仍以電影《紅色小提琴》為例，當提琴流轉至中國，正值“”時期，當權派對西方音樂毫無甄別的加以批判，更是對各種西洋樂器下了逐客令。無數樂器葬身火海，任何私自藏匿西洋樂器的人都會受到公開的批判與責罰。項蓓的提琴還是被男孩小明發現了。為了讓孩子了解音樂的美，項蓓冒著極大的風險拉琴給小明聽。然而，琴聲凄厲艱澀，毫無生氣。樂聲終于在項蓓的一聲嘆息中戛然而止。這段畫內音的出現不但詮釋了提琴的命運險惡，也詮釋了項蓓對音樂的熱愛和對現實的無奈。單薄弱小的琴聲與沸騰年代的革命吶喊聲、鑼鼓聲及嘈雜的步履聲形成鮮明的對比，反映出特殊年代人性被壓抑、尊嚴被踐踏、美被摧殘的苦難浩劫。音樂與畫面配合在一起，使看似簡單的場景生發出無盡的含義，令人深思。最后，影片配樂的具體表意功能還體現在其對影片敘事內容的主動構建上。在影片的創作過程中，配樂有時不但充當畫面意義的解釋者與延拓者，也作為電影敘事主體的一部分，直接參與到電影情節的構建當中。此時，音樂在電影中就不僅僅是一種輔助型的形式語言，而是從平行的敘事空間進入到畫面的敘事空間之中。如，音樂可以實現對事物的模仿作用，在具體畫面的配合下，構建起影片所敘述的內容，實現其表意功能。這也有利于讓觀眾對影片進行完整的和藝術化的理解。在卓別林的《摩登時代》中，影片曾用大號低音區來模仿工頭嚴厲的責罵，用小號高音區模仿查理微弱的辯解。用配器豐富的弦樂和不斷上行模進的旋律模仿查理和工友之間矛盾的激化等。［3］

可見，音樂在這里不但作為一種敘事元素存在，通過其模仿作用也充分調動了觀眾去主動想象和詮釋畫面所傳達的內容。這體現出配樂對影片敘事的構建具有其獨特的形式，它并非直接地給觀眾以某種可感的具象，而是具有一種間接性，通過與現實事物之間建立某些相似性或關聯性來進行表意。觀眾若不主動去介入和闡釋，便不會領略其中的美妙，這也就使影片獲得了更多的藝術審美價值。音樂對電影敘事的構建有時也會通過一種前后呼應的形式，即同一旋律及其變奏在不同時間點上先后出現，不但參與了敘事，也同時具有一種回溯劇情的作用，前后照應使電影的表意更加完整與明晰。這一藝術手法在許多電影的配樂中都曾出現。特別是在原創的電影配樂中，電影通常都有其量身訂做的主題曲。主題曲在不同場景、不同時間點上出現，建構和豐富著影片的敘事內容。在電影《海上鋼琴師》中，影片伊始導演便通過麥克斯出賣自己心愛的小號向人們展現了一個令人嘆息的現實:浮躁的社會中，充斥著對名利的欲望和快速的生活節奏，沒有人再喜歡沉靜下來體味音樂的美妙了。

麥克斯在樂器店中吹奏了最后一曲，內心充滿了對過去的眷戀和對現實的無奈。這首經由小號吹奏的主題曲勾起了樂器店老板的思緒。因為在他的店里有一張舊唱片，那鋼琴曲與這位小號手吹奏的曲子正是同一首。這便引出了關于主人公1900的故事，成為整個影片敘事的開場白。憂傷的小號聲被留聲機中從容、清澈的鋼琴聲取代，是對天才鋼琴師1900一生的詮釋。影片最后，麥克斯帶著那段鋼琴錄音，來到即將廢棄而被炸毀的輪船上尋找終生不肯下船的1900。主題音樂再次響起，與影片開始的音樂形成前后呼應，成為影片敘事的尾聲。1900寧愿隨船一起走向死亡，也不愿在喧囂的社會中迷失自己。當鋼琴錄音轉變為弦樂演奏的畫外音時，影片的敘事也達到了高潮。恢弘的弦樂令觀眾情緒起伏，對整個影片故事也獲得了更加深刻的認識與理解。

配樂對電影深層表意作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音樂在與畫面配合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其藝術表現力，以表達影片主題。電影作曲家面對的是一個業已經過人腦加工提煉、具備高度組織化的藝術世界。這個世界較之身旁的生活或許更富于激情與戲劇色彩，銀幕上的每一細節，絕不是日常生活中那般散雜之筆，而是早已納入整體的軌道，趨向一個必然的目標———表達主題。［4］另一方面，音樂相對獨立于畫面，起到對影片進行評論的作用，來實現其深層表意的功能。首先，音樂通過闡述電影主題，對影片進行深層表意，在電影的配樂創作中這種藝術手法最為常見。通常，這種藝術手法具有間接性，即，總是通過情緒的渲染、對主人公內心世界的刻畫、豐富與拓展畫面內容等方式來獲得實現的。諸如上文提到的幾部電影都具有這一藝術特點。《海上鋼琴師》中，影片音樂是在扮演和實現著建構敘事、塑造主人公形象、渲染氣氛等多重角色之中，將影片主題慢慢凸顯出來。音樂在實現這些審美效果的過程中，極大地調動了觀眾的審美情緒，使其對影片敘事的理解更加完整與透徹，進而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的認知層面。如果僅從現實的角度看，1900的傳奇人生也許不可能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但貫穿在影片始終的主題音樂猶如一個活的靈魂，令人無不感受到1900生命的真實及其感人的精神力量。因為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著這樣一個理想化的人生，可以毫無羈絆地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選擇生活的方式與內容，不受外界的侵擾與糾纏，不為外物所左右。影片主題音樂正是自始至終都在向人們展現著這種獲得生命的純潔性與精神獨立性的人的本真狀態。其次，配樂有時也扮演著影片評論者的角色。

此時，音樂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其深層表意效果也相對直接。最典型的藝術手法便是音畫對立。《辛德勒的名單》中，配樂大師約翰•威廉姆斯多次運用這一手段，使這部展現二戰期間人道主義災難的影片獲得了非同一般的批判高度。如，當朱加瓦可卡的上萬具被屠殺的猶太人尸體被挖出焚化時，配樂一直以弦樂的長音配合畫面的悲慘景象，令人感懷、哀傷。但當銀幕近景中赫然出現一具正被挖掘出的尸體時，整個熒幕徒然響徹希伯來語的激昂合唱聲。此時，音樂一改之前的沉痛氣氛，而轉化為一種憤怒與力量，使整個畫面充滿了藝術表現張力。觀眾也得以從沉痛之中掙脫出來，去清醒、理性的認識和反思這一不堪回首的歷史。綜上，一部成功的影片都少不了出色的音樂映襯，而優秀的配樂作品更能夠提升電影的藝術審美價值，甚至成為貫穿于電影時空中的活的靈魂。好的配樂，不但會為電影增添靈動的色彩和迷人的魅力，更能夠完整與豐富影片的內容，增加影片的厚度。

作者：田昀艷單位：廣西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