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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到女博士，很多人都會想到“第三類人”、“滅絕師太”等妖魔化的稱呼，媒體對女博士婚戀問題的集中報道也導致受眾對女博士的認識出現誤區。事實上，新時期的女博士早已擺脫了過去那種酸腐形象，但是作為輿論領導者的媒體并沒有將新時期的女性形象盡快樹立起來，使女博士依然承受著這種不公平的輿論現實壓力。本文通過對女博士媒介形象的分析，指出媒介對女博士的報道誤區，并呼吁媒介對女博士的形象進行修正。

關鍵詞：女博士；符號暴力；媒介形象；第三類人

一、女博士，一個自豪又尷尬的身份。一方面，他們沖破了中國應試教育設置的道道門檻，從億萬人中脫穎而出，拿到了這個國家的最高學歷；另一方面，他們又因為面臨著嚴重的婚嫁問題，被人稱之為除了男人和女人之外的“第三類人”。本應是女性中的佼佼者，今天卻變成了人們眼中的消遣對象，這種局面的出現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誰又應該為女博士的不公待遇來買單，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二、加在女博士身上的符號暴力

符號權利（symbolicpower）或符號暴力是布迪厄的招牌理論之一，什么是符號權利？布迪厄認為：“符號權利是通過言語構建已知事物的能力；是使人們視而可見和聞而可信的權利；是確定或者改變對于世界的視界，因而確定或改變了對于世界行動乃至世界自身的權利：是一種幾乎是魔術的權利，借助于特殊動員手段，它可以使人獲得那種只有通過強力才可以獲得的東西的等價物。作為上述權利，它只有被認同的時候，也就是說作為任意性被誤識的時候，才能發生功效。”[1]

按照這種理論，女博士由于打破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在當今這個男性支配一切的社會為自己贏得了一席之地，使男權遭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因此許多男性在潛意識里會產生抵觸心理，他們無法忍受女性比自己優秀，而中國的男尊女卑思想早就由來已久，大眾普遍認為男性應該比女性強，女性如果比男性強就會與大眾的既有認定相抵觸。事實上，除過以上原因，對于女博士的誤解同樣存在于女人的認識結構中。在男權社會長期的影響下，女人總是傾向于貶低自己，他們會不自覺地為自己取得一個弱勢的定位，就像大多數女生在當英雄和被保護之間都會選擇被保護一樣，這種弱勢心理也早已在女性當中根深蒂固，如果有女人打破了這種思維定勢，逆道而行，必然會被認為具有男性特征，遭遇喪失女人味的危險。女博士正是因為涉及了男權統治的范疇，所以在博士前特別加上一個女字，其潛在含義就是指其性別和學歷在大眾的觀念中已經不能吻合，女博士也因此被印上了“第三類人”的符號，符號暴力的作用也愈演愈烈。

三、女博士的媒介形象

在女博士形象刻板化的諸多原因中，媒體有著不可推脫的責任，筆者通過百度新聞查閱了最近幾年關于女博士的相關報道，并進行了分析統計，發現媒介對于女博士的報道呈現出以下特征。

（一）婚姻問題比重最大

女博士的婚嫁問題是所有報道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部分，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被稱為第三類人的主要原因。例如《北大女博士嫁本科男丟誰的臉》、《美麗女博士求夫心切網上發照片征婚盼視頻通話》、《女博士坦言擇偶并不難找老公并不看重學歷》、《女博士學歷擋了我愛情的道》等報道，都從不同方面說明了女博士面臨著嚴重的待嫁問題。而作為新聞的把關人，媒體在選擇關于女博士的報道中，他們會不自覺地把目光集中在女博士的婚嫁問題上，因為女博士的待嫁問題不僅是女博士的個人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受眾對這一話題始終保持著持續關注，而隨著“剩女”時代的到來加上男女比例失衡的大環境，女博士作為女性中的優秀分子卻不能資源優化配置，也著實令人費解，其身份與命運的不協調調動了受眾的興趣，因此在報道上，女博士的婚嫁問題成了重頭戲。

（二）重性別，輕身份

在諸多關于女博士的報道中，大多數報道都是圍繞著“女”字做文章，幾乎忘記了女博士的“博士”身份。如《80后女博士辦市民農園種菜不為炒作為幸福》這篇報道，其主要矛盾本應是博士的高學歷和種菜的低門檻之間的矛盾，然而在標題中卻故意加上“80后”、“女”等字眼，刻意強調當事人的性別和年齡，在有效信息上并沒有任何改變，其性別立場可見一斑。再如《為求效果女博士天價隆胸造乳溝》一文，報道內容根本就與博士身份毫無關系，一廂情愿的認為博士隆胸就是新聞，甚至還要在博士前加上一個女字，實在是貽笑大方。此類笑話在新聞報道中比比皆是，而其出現的原因與媒體對女博士形成的思維定勢息息相關。

在筆者調查的所有關于女博士的報道中，其內容主要集中在就業、婚嫁、相貌、經濟、自殺、娛樂等方面，而對于其科研成果和學術地位的報道少之又少，可見媒體對于女博士性別的關注要比對其能力和成績的關注大得多，更為有趣的是，筆者嘗試搜索關于男博士的相關報道，卻發現根本就沒有新聞標題采用男博士這一稱呼，也就是說媒體和大眾的角度一致，已經默認博士是只有男人才應該取得的學歷。媒體刻意的強調博士的性別，只能更進一步的把女博士推向邊緣化。

（三）污名化

著名社會學家埃利亞斯在研究胡格諾教徒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污名化過程，即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并加以維持的過程。污名化反映了兩個社會群體之間一種單向命名的權力關系，它體現為群體特性與另一群體加諸于該群體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間的一種特殊關系，這種特殊關系即具污名的一方（身負污名的屬性）和不具污名的一方（對具污名一方有著刻板印象）之間的互動，而污名化就是這一互動關系不斷發展以致最后成為凝固現實的過程。

女博士在男權社會中不可避免地侵犯到了男人的尊嚴和利益，必然招致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滿，對女博士的污名化也充斥在媒體報道中，如《有多少博士是“睡”出來的》一文雖然是在呼吁糾正學風，打擊“潛規則”，但其潛在含義是對女博士水準的質疑，認為女博士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并不是因為具備了和男性一樣的實力，而是采用了一些下三濫的手段。再如《女博士輕信偏方3月大嬰兒淘米水洗出敗血癥》一文，表面上看這是一起意外事件，實際上其潛在信息已經很明顯的指出了女博士徒有虛名，輕信偏方，與其身份嚴重不符。當然也有類似《女博士難覓佳偶》、《女博士被書本強奸》等直截了當的表達，都是對女博士的諷刺和侮辱。

在網絡上還流傳著這樣一段表達：大專生是小龍女，本科生是黃蓉，研究生是李莫愁，博士是滅絕師太，碩博連讀更可怕——是傳說中的“東方不敗”。女博士已經被描述成了冷血無情、六親不認、老氣橫秋的怪物。

四、女博士的媒介形象修正

女博士形象刻板化的形成有社會的原因也有女博士自身的原因，因此對于女博士形象修正的問題也應該同時從這兩方面入手，從媒體來講，在對女博士進行報道時應該更加傾向于對其身份的注重，而不是對性別的強化。時代在變化，社會在進步，以于丹為代表的一批女知識分子，他們在電視上講學術、談生活的時候，舉手投足所散發的那種睿智和優雅令不少觀眾嘆為觀止，“新知女性”的形象也開始慢慢樹立起來。媒體應該借此機會，順勢而上，摒棄過去男尊女卑的陳腐思想，不要把女博士作為男性的敵人，而要把他們當成是合作伙伴，用“知性美”這一概念去顛覆過去對女博士的不公判斷，盡可能的去報道女博士積極的一面，而不要集中去報道女博士“就業難”、“擇偶難”、“離婚率高”、“自殺率高”等負面信息。除此之外，關注度高的媒體應當承擔起修正女博士形象的主要責任，主動地去調查女博士的生活狀態，用數據去說服受眾，改變女博士在受眾中的形象。例如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學生曾進行過一項關于“高學歷女性幸福感的”的調查，調查內容顯示“將近九成的女博士生感到幸福，表示‘不太幸福’、‘不幸福’的分別占被調查人數的8.5％和3.4％。”[2]這與人們先前的認識完全不同，主流媒體應當承擔起自己應負的責任，多做一些諸如此類的調查，給女博士正名。

對于女博士而言，消除社會偏見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女博士首先應該調整好自己的心態，不要因為社會的看法而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因為這些負面的形象大多都是在一些不明真相的觀眾中樹立的。再者，由于女博士畢竟只是一個小群體，面對不公平的輿論現實時他們總是習慣性地接受和放棄爭辯，這讓對手也有可乘之機，認為不反抗就是默認。因此女博士面對媒體的不公報道時，不應再沉默寡言，重拾話語權，努力建構自己的真實影像也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只有社會和女博士自身共同努力，女博士的“第三類人”形象才有可能在將來被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