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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發散之性可以幫助藥力外達于表，使理氣行血藥物的作用得到較好的發揮，也能使滋補藥物補而不滯。其次，酒有助于藥物有效成分的析出。中藥的多種成分都能夠溶解于酒精之中，許多藥物的有效成分都可借助于酒的這一特性提取出來。此外，酒精還有防腐作用，能保存數月甚至數年時間而不變質。古人不僅常用酒來服藥，更是將各種中藥與酒一起經過浸泡或煎煮制成酒劑，以藥之功，借酒之力，既可治療又可預防疾病，由此發展出我國獨特的一個重要劑型———藥酒。藥酒的發明，是醫療史上的一大進步。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有我國現存可見最早的藥酒記載，全書283方中用酒就有40方之多，只是其所記載的藥酒，并沒有具體的方名。最早的藥酒命名，現見于《黃帝內經》。全書共記載13首藥方，其中有用雞矢和米酒制成的“雞矢醴”，和用左角發和美酒制成的“左角發酒”。以單味藥或一方中主藥的藥名作為藥酒名稱，成為后世藥酒命名的重要方法。

《內經》中還有大量關于藥酒的論述，如《素問•湯液醪醴論》:“自古圣人之作湯液醪醴，以為備耳”。《素問•血氣形態篇》曰:“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醛藥”。《素問•玉版論要篇》載:“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深者，必齊之主治，二十一日已;見其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采用煎煮法和浸漬法制備藥酒大致始于漢代。約在漢代成書的《神農本草經》中曾有論述，“藥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漬者”。用酒浸漬，一方面可使藥材中的一些藥用成分的溶解度提高，另一方面，酒行藥勢，療效也可提高。東漢醫家張仲景的名著《金匱要略》中，就有多個浸漬法和煎煮法的實例。如“鱉甲煎丸方”，以鱉甲等二十多味藥為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盡一半，著鱉甲于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為丸。還有一例“紅藍花酒方”，也是用酒煎煮藥物后供飲用，以治療婦人腹中刺痛。

唐宋時期，藥酒療法到達了一個較高的水平。唐代孫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所載藥酒應用范圍已涉及內、外、婦、五官諸科。《千金要方》卷七列有“酒醴”專節，卷十二設“風虛雜補酒煎”專節。《千金翼方》卷十六列有“諸酒”專節。王燾所著的《外臺秘要》卷三十一設“古今諸家酒方”專節。宋代官修的方劑巨著《太平圣惠方》所設的藥酒專節達六處之多。用藥味數較多的復方藥酒所占的比重明顯提高，是當時的顯著特點。

元明清時期，藥酒在整理前人經驗、創制新配方、發展配制法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蒙古族營養學家忽思慧所著《飲膳正要》中關于飲酒避忌的內容，具有重要的價值。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卷25條下，設有“附諸藥酒方”的專目，列有69種不同功效的藥酒。繆希雍所著的《炮炙大法》對藥酒的制作和服用方法有詳細的論述。此外，明代朱棣等人的《普濟方》、王肯堂的《證治準繩》，清代吳謙等人的《醫宗金鑒》、汪昂的《醫方集解》、程鐘齡的《醫學心悟》等書，均收錄有多種藥酒方，藥酒到此時已發展的較為完整。酒之所以受到古代醫家的重視，一個重要原因是飲酒具有養生保健作用。中國酒文化歷史悠久，內容豐厚，講究飲酒方式便是其特點之一。飲酒方式得當，才會有益于養生;方式不當，“輕則致疾敗行，甚則喪邦亡家而損軀命”。元人賈銘在《飲食須知》中說:“凡飲酒宜溫不宜熱”，又說“飲冷酒成手戰”，說明酒在不冷不熱時喝才是適宜的。

《呂氏春秋•盡數篇》說:“凡養生，莫若知本……飲必小咽，端直無戾”。清代朱彝尊撰寫的《食憲鴻秘》提出，“飲酒不宜氣粗及速，粗速傷肺。肺為五臟華蓋，尤不可傷。且粗速無品”。這是講飲酒應慢，不可速飲豪飲。《養生要集》中有這樣一段話:“酒能益人，亦能損人。飲之失度，體氣使弱，精神侵昏”。可見飲酒需適度，無太過，亦無不及。太過傷損身體，不及等于無飲，起不到養生作用。綜上所述，酒在中醫治療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酒本身是藥食兩得之品，很多藥物因酒制而直達病所，提高療效，藥酒更是病人樂于接受的一種治療形式。我們應積極發掘、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獻中的相關內容，更好地繼承祖國醫學的寶貴遺產。

作者：廖旭單位：陜西中醫學院人文科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