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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時期，社會混亂、府庫空虛，軍政各費僅靠各地解送中央的部分款項難以撐持。于是，舉借外債、濫發內券成為政府偷渡難關的靈丹妙藥（外債如善后大借款、西原借款等；內債如民元6厘公債，發行定額2億元，以全國的契約、印花稅為擔保，發行折扣為九二折[1]）。值此財政捉襟見肘之情境，教育經費愈益面臨枯竭的邊緣，而僅有的教育經費或被他用，或化為軍費，能實際用于教育的資金少之又少。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百科全書式”的新聞媒體，《大公報》不可能對當時的教育現狀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而是一秉“開風氣，牖民智”[2]之宗旨，對教育經費問題闡發其宏識大義、灼見真知，為中國教育發展道路的順暢，提供輿論準備，營造探討氛圍。

一、關注經費，牽系教育

（一）呼吁政府解決教育經費問題1914年，中央與地方互相告窮。皖贛粵軍隊，兵變猝起，“兵團沖突，交哄互詬”；[3]白朗起義，“橫行中原，越郡跨州，如履無人之境”。[4]國家危機四伏，頹敗叢生，而袁政府卻揮霍甚夥，鮮有顧及教育。“就令教育事業，統通消滅，括其所有，曾不足供政府中人一瞬之揮霍”。同時，政府中某些人附和社會上廢教育、復科舉的風頭，一意以摧殘教育為“職志”。該報批評道：“夫天下斷無無教育而可以立國之理，裁減教育費，以挪作他用，比之飲鴆，尤為危險”[5]。盡管袁世凱一意孤行，另有他謀，不可能為媒體的一時感慨而放慢其帝制自為的腳步。但《大公報》還是立足國家前途角度，從教育經費這個最現實、最基本的問題出發，闡發其對教育命運的擔憂，盡力發揮著新聞媒體督促政府、呼率輿情的責任。1915年元旦，袁總統再出新招，發表新年“第一申令”，聲稱振興教育為其施政之大端之一。于是乎，各地上書附和，條陳教育辦法者，幾乎無日無之，教育之發展似乎呈現興旺之勢。但現實卻事與愿違，財政預算中，教育經費僅占百分之三，“因減政問題，又將減去其十之四，是綜計不足百分之二，亦難乎其為振興教育”[6]。就此問題，《大公報》及時發文，譴責當權者表面關心教育，實際克扣教育經費的伎倆，并用準確的數據揭穿了大總統“振興教育”的假相。袁世凱死后，《大公報》繼續關注教育發展的進程，提出振興民國教育之“六端”，其中增加教育經費為其首端。該報認為，國家一年教育經費僅一千二百余萬元，較之總支出尚不及百之三，平均每省教育費不及五十萬，中等以上學校，幾全取給于此。省各有中等學校約二十所，專門學校二三所，“維持現狀，岌岌其難”[7]。所以，政府應調整政策，偏向教育。為了解決教育財政之難題，《大公報》力贊政府捐資興學的主張，連篇報道相關事件或評述。然而，腐敗的北洋政府常常使《大公報》的吁請化為烏有。1918年11月，持續三年多的“京鈔”問題仍在繼續，物價上漲，幣值下跌，投機盛行，交易停頓。盡管美、日兩國借款支持中國、交通兩大銀行兌現，但由于兩行在京、津地區的紙幣流通量已達9700萬元，京鈔跌至六折左右，靠借款已無法彌補。[8]政府對此束手無策，京津之教育事業，成敷衍之勢，“學款概須按成搭付，教員之修脯，因之亦按成折半，甚且有欠奉數月，并鈔票亦無從領取者，加以各項公益義捐，官廳按名勒派，學界又無役不從。”教員無法枵腹從公，自然騖心他事，以求贍養身家，授課倍受影響。《大公報》撰文評述道：“減損教育經費，直接受困難者———教員，間接以致荒廢者———青年之學業，而國家作養人才之前途，悉歸徒勞無功，更不待言矣！”[9]《大公報》擔憂學業荒廢，人才受損，敦促政府亟謀“維持之方”，莫要得過且過，因循茍且。否則，不但京師教育停滯，甚至全國的學校會“以款絀幾陷于不能維持之境”[10]，“國本既失，將焉圖存”[11]？但在當時，軍閥“政府之言不顧行，已數見不鮮”，面對媒體質問，只能裝聾作啞，閉目塞聽，聽之任之，失信于民。故而，《大公報》只能發出“政府已完全失郤維持教育之能力”[12]的哀嘆。

（二）譴責軍閥挪用教育經費的行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庫款萬絀，外債日多，險象日現，幾瀕于危，而推究支出之巨，實以軍費為大端”。[13]這種“大端”正如《大公報》撰文所言：“先戰有軍備”之費，“將戰有軍需”之費，“既戰有軍隊善后之款”，“解散也需費，留養也亦需費”，軍事費用如此之多，教育經費無從著落也就不足為怪。既然政府如此重視軍事費用，國家之重心、國民關注之焦點必定以軍事為指針，正所謂“舉國注意于戰事，即舉國無心于教育”，[14]民國教育的發展前途由此而知。然而，好人愿意做，錢卻不愿出。民國初年的歷屆政府、各個軍閥都聲稱教育為立國之重要因素，都口稱要振興教育，但每每涉及教育之具體措施，則一概抱怨“財政支絀，進行為難”[15]，其根本原因就是，從中央到各省，凡握有兵權、財權之大僚，都把“撙節學校，以資軍餉”作為公同抱定的惟一宗旨。《大公報》分析時事，有感抒懷，認為軍餉固屬于“弭患求安”之道，關系軍隊嘩變，不得遲緩。“但國家支出項下，擲金虛牝者比比而是，何事不可稍加撙節？而獨于至微極薄之教育費，節之又節，以至于無可節之中，亦必強令撙節，窺其意若非消滅教育不止者，果何為也？”顯然，《大公報》采取退避三舍的分析方法，明白告訴世人，即使把當時最為頭疼的軍費割其在外，阻撓教育經費順利到位的因素也比比皆是。也就是說，國家各項經費開支都能顧及，卻唯獨讓經費甚少的教育再作“撙節”。殊不知，教育是關系國家前途的重大環節，“國家之元氣在人才，人才之根基在學校。今乃取學校養命之源，一切剝削之，以供養其所畏之軍人，豈以為將才既欲，遂無庸更植人才乎？”[16]。重視教育已徒具虛名，國家未來岌岌可危。《大公報》從教育﹑人才﹑強國三者之間的聯系，抨擊軍費的膨脹，分析教育經費的重要性，感慨教育前途之渺茫，其做法是可取的。袁世凱既死，北洋軍閥派系紛爭，軍務繁興，各省經濟困難，原來之教育也漸趨停辦，教育費用越來越多地被挪用于軍費。《大公報》希望各省官員，“將各該省之教育事業為根本之培植，勿徒以官樣文章塞責了事”[17]，呼吁官員們應為教育前途，為國家前途做出實際舉動，勿以表面形象敷衍塞責。隨著軍閥專權的進一步強化，全國各行政部門都惟軍閥之馬首是瞻。1919年4月，傳聞教育總長傅增湘為了維持教育經費，擬向美國借美金50萬元，恐怕以唐紹儀為首的南方代表反對，特致電疏通。《大公報》獲此消息后異常憤慨，特撰社評批評，認為教育外債應由財政總長出面。即使教育總長出面借債，也只能向國會請求，元首裁斷，而如今教育總長卻惟南方軍閥馬首是瞻，“竟乞憐于南方代表，求其贊成。”[18]顯然有失教育之社會地位，是中國教育發展之悲哀。事實上，《大公報》無論是對教育經費舉借外債的痛心，還是對財政總長失職、教育總長尷尬的無奈，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大公報》未能認識到在軍閥橫行的年月，所謂國會、元首都是空頭上司，真正的老板是軍閥。沒有軍閥的恩準，國會、元首也奈教育經費不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國家機器、經濟實權掌握在軍閥手里，作為上層建筑的教育文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自行其是。《大公報》以教育救國的心態，簡單地認為教育可以決定一切。豈知在軍閥專橫時期，這樣的認識也只能是一個“認識”而已，難以成為現實。1921年，當局曾擬裁撤經濟調查局，或者舉辦房捐來解決教育費用的危機，甚至還有人主張移用交通部或財政部之款來籌辦教育基金。《大公報》認為，這些措施皆不可靠，因為交通部款項已被葉恭綽嚴詞拒絕，財政部也表示無能為力；而“經濟調查局為政府豢養議員之地，豈至今日始知其應裁？兼之為時局關系，利用議員者正多，顧恝然去之乎？舉辦房捐，雖似可靠，而接濟在一時，吾民擔負在永久，恐亦非所以維持教育之道。”因此，這些建議或措施仍然如同指雁為羹，充饑畫餅。況且今天財政困迫、教育停輟的真實原因是“虛靡國帑者，大有人在。”政府對此類人百般無奈，不能裁撤。《大公報》所說的“虛靡國帑者”，就是軍閥和一些當權者，他們花天酒地，奢侈墮落，成為教育經費落實的最大障礙。如果能順利裁撤，當然利于教育的發展。但當時的中央“威信廢墮”，裁減閑散部門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舉辦教育更是瞻前顧后，尷尬不前，“信用久失，每不能言行相顧”[19]。所以，無論是房捐還是所得稅，常常徒托空言，難以付諸行動。正是由于軍閥政府對教育經費“口言維持，實則漠視勿問”[20]的消極態度，也源于軍費“此索若干萬，彼索若干萬，無不有求必應”[21]的奇怪現實，20世紀20年的中國教育界學潮不斷，紛擾難平。在《大公報》的視野中，中國教育界真是一片荒涼與頹廢，“時局紛擾，干戈遍地，天災流行，荒象紛呈，……財政艱窘，開源乏術，是謂財荒；各校職教員復職無期，任令弦誦久輟，是謂學荒”[22]兵荒、財荒、學荒層層疊疊，中國大地一片荒像。《大公報》的描述不無夸張之辭，但兵荒一項，可謂萬惡之源。正是由于兵荒，中央財政才異常拮據，直奉戰爭爆發時，中央每月收入不足100萬元，而預計所需之行政費、軍費卻高達350萬元[23]。因此，像教育這樣的政治弱能兒，往往被當政者“視為贅疣之物”[24]，“往往經年累月，不得一錢”[25]，于是學潮愈演愈烈，無怪乎《大公報》悲嘆，“教育之成績，亦遂一落千丈”，[26]然而，這樣的悲嘆在“文官武將，各以保守地位”[27]的情勢下，顯得太弱小。不過，《大公報》對政府敷衍教育﹑唯諾于軍閥的態度的指責無疑是值得稱頌的。

（三）吁請政府關懷普通教育經費除去京城院校的教育經費，《大公報》也很關心地方學校的經費問題。該報認為，無論是學校數量、學生人數、學風之優劣、辦學成效等都與教育經費密切相關。對于前兩者，“茍經費短絀，其為增為減”，地方官無能為力；對于后兩者，“無經費而辦學堂，其結果必至與前清無異”[28]。所以，《大公報》主張既然政府以教育作為考察地方官辦學考成之條例，經費問題就必須是考慮的首要問題。教育經費付之闕如，教育將一事無成，則獎懲辦法也將徒勞無功。概而言之，《大公報》關于地方教育經費的觀點如下：其一，小學經費需求少，應該早日解決。《大公報》在將小學和大學對比后，認為“小學之設備，其需款亦復甚輕，非若大學、高等專門、師范之難于組織”，[29]因此，各地小學經費出不起，而存在“借費”心理，該報認為“令人費解”。《大公報》呼吁當局不要把小學教育“視為可緩之圖而專以減少教育經費為得計”。[30]小學教育是人生教育中最基礎的教育，輕視小學教育，勢必影響學生一生教育前程的發展。《大公報》重視基礎教育的觀點是無可厚非的。其二，重視強迫教育問題，鞭撻政府的揮霍無度。民國初年，強迫教育問題日益被提上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門的議事日程。1913年，湖北省教育司為普及教育，造就共和人才，實行強迫教育，“以聯絡警界調查各區域幼年兒童，不論貧富，凡年逾七歲不入學者，一經查出或被人告發，加罪其父母。”[31]就此事件，《大公報》發表文章認為，強迫教育是世界通行之制，有利于中國國力之強盛，“茍不實行強迫教育，則優劣相形，未免見絀，不特不能競存于彭湃之潮流，抑先無以鞏固其富強之基礎也。”[32]這就說明，強迫教育對于加強中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意義重大。隨后，該報提出強迫教育成敗的基礎條件———經費問題。因為當時的名流賢士每每談論教育之重要，經費問題常常使他們束手無策，《大公報》不失時機地發表諷刺性文章，闡發自己的真知灼見：第一，《大公報》批評當局不顧社會現實，盲目懲罰學生父母，必將徒勞無功；第二，諷刺性地建議那些“不學無術尸位素餐”[33]之輩，應該進入某一補習學校，補其作事任事之能力，化廢料為有用之人，這其實是一種有意義的強迫教育；第三，沒收不學無術者的“分利”，將其捐給各地方辦教育，這也是真正“強迫”教育一部分，比強迫無錢的父母更有成效。今天看來，這些建議無異于畫餅充饑、望梅止渴。在軍閥橫行的年月，此類建議確實難以兌現，但此類文章對當時貧民無錢上學、官僚腐化揮霍的現實無疑是一種很好的揭露。其三，褒揚議員的政治行為。袁世凱死后，國會重開。眾議院中有人提出，在官產收入內，劃分五成專備地方教育之用。《大公報》對此消息頗感欣慰，贊嘆道，“此后地方教育既有的款，則辦理不致為難，學務可日見發達。此非僅惠及青年也，揆諸作養人才之道，新民德強國本，胥于是乎基之。”其實，議員僅僅提及地方教育經費的問題，離具體實施的日子還遙不可待，但畢竟有這種星星之光，總能給人以希望之火。所以，不管這筆經費是否能落到實處，該報都表現出了欣喜和盼望之情。另外，《大公報》對地方官將廟產充捐、山荒充學、紳士解囊等慷慨助學行為也極力予以贊揚，認為其“舍財興學，與舍生救眾同一宗旨”[34]，對于借此機會敲剝吸髓，斂財肥己，“朦（蒙）蔽官廳，巧立名目”[35]之官吏，建議地方官，“宜通盤籌算，酌播的款，上以杜不肖官吏之巧立名目，下以免貧苦小民之增重負擔”[35]。

二、督率輿情，建言獻策

（一）借助輿論力量抑制軍費民國初年，北洋政府頒布了各種保護教育經費的措施，如1913年11月3日，“教育部通咨各省，教育經費不得挪作別用。”[37]1915年1月22日，袁世凱頒布特定教育綱要（亦稱學務綱要），其中第五項規定：“各地方固有學款，宜分別保存，不得移作他用”。[38]1919年，教育部擬定全國教育計劃書，對于教育經費之籌措，亦有詳盡說明。但由于國家局勢動蕩，這些措施很難落到實處。甚至因為軍閥勢力的阻撓，教育經費大多被挪為軍費，如1913、1914、1916年，軍費預算數分別為16377萬余元、13115萬余元、14225萬余元；[39]而同樣是這三年，教育預算費卻分別只有690.8850萬元、327.6904萬元、1283.7307萬元。[40]軍費與教育費之比相差懸殊。作為媒體，《大公報》試圖利用輿論力量，壓制學費轉為軍費的歪風。當時，直隸省因為臨近京畿，獲得教育經費較他省似乎更為便利，但在1922年直奉戰爭前夕，該省政府擬將教育費挪作軍費。《大公報》撰文認為，“處今時勢，如欲制勝他人，首須尊重輿論，絕不能專恃武力取勝也。今因軍事，遽將教育停止，必失學生之同情，受輿論之攻擊，其不能取勝也必矣。”《大公報》首先說明輿論在社會生活、國家運行中的重要性，然后就此批評該項舉動“未為得策”[41]。變相指責軍閥政府轉化教育費為軍費的罪惡行徑。1922年6月，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趕走皖系總統徐世昌，請黎元洪復職，意在以黎為過渡，再擁曹為總統。黎元洪雖然無實權，是直系軍閥手中的玩偶，但他仍然頂住壓力，宣布暫不支薪俸，以應得之款，盡數撥充京師各校以作學校經費。而曹、吳為了蒙蔽國人視聽，也只好宣稱教育為興國之必要事務。雖然軍閥的言行只是為敷衍輿論而做的“形象工程”，但《大公報》仍然是死馬當做活馬醫，對三人之宣言作了耐人尋味的評價：我國自古“尊重教育，輕視武備，以故文學優良，人才稱盛。洎乎民國，兵隊充斥，軍閥專橫，教育經費，胥為軍閥所劫奪。而教育一端，遂一蹶不復振”。說明長期以來教育經費缺少的原因。隨后，該報繼續評論道：如今各大軍閥“亦知仰承黃陂尊重教育之至意，贊成裁兵廢督，以撙節之款，教育人才，殆亦為潮流所趨，不得不爾耶!”。很明顯，該報既感謝了大總統的一番好意，又說明軍閥尊重教育為不得已之舉，是潮流之所趨。語氣顯然不緊不慢、不溫不火。為了督促軍閥能言必行、行必果，該報最后說，“彼軍閥等，是否真有覺悟，吾不得知。愿全國人士，既已深惡痛恨夫軍閥之專橫，而視振興教育，為當今刻不容緩之舉。”“各軍閥雖仍不覺悟，絕不能與潮流相抗，而與我全國之人為敵也，則是軍閥之末日，即我國教育振興之動機，而謂今日已屆軍閥之末日，亦無不可也。”[42]《大公報》拋出最后的殺手锏，如果軍閥不實踐自己的承諾，幡然省悟，與“振興教育”的潮流相抗，就是與全國人民為敵，就是其末日的到來。《大公報》的評論未必能制止軍閥的劣行，但總可以表明自己對教育經費一貫支持的態度。教育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賴以振興的重要途徑，該報不遺余力地關注教育，說明該報對教育興國立場的堅持不懈。當然，軍閥政府再次食言。1922年9月，各校教職員之欠薪仍無著落。直接導致了各校教職員和學生的直接抗議。1922年9月10日，各校教職員在北京美術學校召開有40多名記者參加的招待會，聲討當局的欺騙行為，一些著名記者如《京報》記者邵飄萍、《晨報》記者林仲易等都表示支持。邵飄萍表示“決計援助”教職員的要求，點名教育經費短缺，讓學生進入“外人經營之教會或學校，伏將來最危險之禍機。”[43]直接點明中國教育受外國教育威脅的險惡情狀。這些都說明，當時媒體的態度是傾向教師一邊的。與此同時，各校學生團體也組織學生開展讀書運動，抗議軍閥出爾反爾的行為。該報認為，學生之讀書運動，“非運動教員及時上課，乃要求政府速籌學校經費耳。蓋學校既有經費，則教員之目的已達，自必照常上課，不然，則雖勉強上課，而枵腹從公，終難持久”。所以，希望政府“不欲維持教育則已，如仍有維持之意，自當趕籌款項，先將教育經費發出，不得再以欺騙教職員術而復施之于學生。而在教職員方面，亦當體諒政府之苦衷，稍得經費，即當照常上課，不宜為過甚之舉，致貽誤青年學子之學業也！”[44]這些評論，雖然對政府和教師都提出了要求，但總的趨向是偏向教師的。因為該報是在提出教師苦衷、批評政府的行為后，才對教師提出“適可而止”的要求，雖然其中帶有妥協折中的味道，但畢竟體現了《大公報》從整個教育利益出發而關注教育現狀的姿態。在軍閥當權、危機重重的民國初年，這也可以說是媒體對于政府的無可奈何之舉。1922年11月，政府對8校工資問題仍遲疑不決，只知一味“交歡”各派軍閥，而置無數之青年學業于不顧。“似有食言而肥之意”。該報認為，“政府之言不顧行，已數見不鮮”，但教育為國家最要之一端，“京師又為首都之所在，全國有志之青年，莫不歸納于此，其教育宜若何重要”，軍閥卻漠然視之，熟視無睹，必將影響全國教育。進而該報直接揭露軍閥的行徑不啻于摧殘教育。《大公報》質：“夫中央財政之困難，至于今日，蓋已無以復加。今政府對于京師各校之經費，舍關稅外，試問尚有他道焉否耶？既不肯撥交關稅，又無他道可資接濟，則是政府已完全失郤維持教育之能力矣！吾不知國家之有政府，又果何用也！”顯然，《大公報》寄望政府撥發教育經費的念頭已經喪失，因此發出如此絕望甚至謾罵的論調，反映出媒體對教育現狀的忍耐度即將到達極限。從深層次而言，這反映出民族資產階級對于中國現狀無能為力的一種表現。在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但是殘酷的社會現實和本身階級的局限性使得民族資產階級關注民生、效力國家的能力大受限制，它對社會的支持力度是很有限的。《大公報》是民族資產階級辦的一張大報，盡管影響很廣，但不可能脫離上述局限，因而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一些枝枝節節的輿論工作。因此，我們看到，該報接著就把視角轉到教會學校身上，認為中國政府“既無款項興學，則莘莘學子，必仍投教會學校而后已。是故教會學校，若雷厲風行，收束學生之身心，眼前雖或不免稍受打擊，而終之必獲勝利也。”[45]教會學校本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辦的教育機構，從本民族角度而言，不到萬不得已之時，我們是不會把中國教育的希望寄托在外來機構身上的。該報把中國教育希望轉向教會學校這一點也說明當時中國政府對教育之發展黔驢技窮無計可施。而且《大公報》的創辦人英斂之其時也在創辦教會學校，該報的這種說法難免有夸獎英氏的嫌疑。但無論為何，該報對政府無視教育經費的譴責還是值得肯定的。總之，《大公報》能從客觀的角度批評政府和軍閥對教育的忽視和干擾，尤其是把主要責罰對象瞄準了軍閥，希望通過各界輿論給當權者造成一種壓力，抑或能使軍閥惻隱大發。然而，結果卻事與愿違，軍閥戰爭仍在繼續，教育仍然身處困境。《大公報》的希望的一次次落空再次證明，在軍閥專制的淫威之下，教育要想求得一席生存之地是不可能的。

（二）借助庚子退款抒發報業情懷雖然《大公報》的呼吁雷聲大雨點小，振興教育的希望渺而又茫，但該報從來沒有放棄呼吁，而是堅持不懈，持之以恒。只要有機會，該報就抓住時機，奔走呼喊，制造輿論。1918年12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蔡元培以北京大學校長身份，與陳獨秀、夏元溧、黃炎培等人聯名提出《請各國退還庚款供推廣教育意見書》，呼吁各界借助歐戰之后有利的國際環境，敦促各國將“此后每年賠款，悉數退還吾國，專為振興教育之用度”。于是，社會上掀起退款興學運動，但直到華盛頓會議召開，法國國務總理白理安才聲明：“至民國十年十二月四日”，法國愿將賠款的“小部分為辦理中法間教育及慈善事業”。[46]1920年，北洋政府欲籌建西南大學，計劃將來使用國人力爭而尚未到位的法國退還賠款。對此，幾年后的一篇回憶文章曾認為，這些行為是“確立教育獨立的基礎———教育獨立的第一義，使教育經費完全獨立，可以按月支用，不受任何方面的牽制”。[47]而當時情況，則正如《大公報》所揭露的：款項未到，軍閥已虎視眈眈，“四方羅掘”，“直欲攫取”，所謂振興教育，“不過如畫餅望梅，聊慰饑渴而已”，[48]與其主旨南轅北轍。故而，《大公報》對軍閥政府利用庚款辦教育的諾言心存芥蒂，做出了合乎邏輯的推理和猜測。1922年7月，英國有歸還中國庚子賠款之意，但由于英國國會改選，內閣更迭，使退款進程橫生枝節，幾經跌宕。敵視中國的新聞記者樸蘭德，經常在《泰晤士報》上發表反對中國的文章，他致函倫敦《泰晤士報》，說中國政府“對于軍備上，較之教育，每歲所揮霍者，實有數倍之多。英國政府近因減政之設施，對于學款，亦極事節縮。是故英國對于庚子賠款，殊無退還中國補助中國教育費之必要也”[49]。誠然，在那樣的年代，中國政府預算中軍費多于教育費是事實所在，但借此口實而反對退還庚款卻是令全體中國人惱恨的行為。《大公報》無論如何都從民族利益出發，發表憤慨的文章，一方面否認中國將庚款用于軍費；另一方面也駁斥了樸蘭德阻撓退款的無恥讕言。同時聲明，樸氏對中國的理解有失偏頗，其結論成見甚深，號召了解中國的英國人一起揭露樸氏的謊言。《大公報》的希望和做法未必切合當時實際，至于通過一家之言影響政府間決策的策略更是如水中月、鏡中花。但其極力要求退回庚款的要求和維護民族利益的態度卻在情理之中。之后，在確知英國不退庚款之意后，該報開始責備軍閥政府的腐敗與妥協行為，并且以美國退款為例，證明軍閥的政治內訌是造成英國退款失敗的原因。文章說，自從美國把退還庚款改充留學經費后，我國“游學彼邦者，絡繹不絕，人才輩出，成績斐然。”假使我國當局“彼時能援照美國先例，要求各國，一律退還，撥充教育經費”，各國亦必“顧全友誼，慨然應允”，“乃當局諸公，只知爭奪個人權利，曾無絲毫振興教育之心，以至因循貽誤，喪失權利不少，直至我國加入戰團，各國始允緩付五年，然仍未達到退還之目的也。”當然，《大公報》滿懷帝國主義國家會顧全友誼而大發善心的心愿，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它首先站在民族立場，要求英國退還庚款，批評軍閥延誤時機。這反映了《大公報》既注重媒體督促的策略問題，也注意報紙監督的方向問題。盡管有失當之處，但大方向還是值得肯定的。不過，帝國主義拒退庚款的原因很多，如果僅僅把原因歸結為爭權奪利的緣故，則太簡單化了。這也正說明《大公報》在認識上之膚淺和迂陋。

三、結語

民國教育史大家陳青之說：“除了社會達到了真正平等或吾人所理想的大同時代，教育不會有純潔意義的。”[50]民國初年，政局不穩，軍閥擅權，教育官員形同傀儡，中國教育真正意義上之進步是不可能的。然而，《大公報》作為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辦理的一份私人大報，其利用輿論力量，力求促成中國教育發展之觀點，則是較為可取的。雖然，由于其民族資產階級的本性問題，使其在認識國情、對待帝國主義國家的態度上還不成熟，甚至錯誤諸多；它的幻想諸如期待軍閥產生憐憫之心而關注教育前途等也常常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可是，作為新聞媒體，該報不厭其煩地對教育經費問題做追蹤報道，提出自己的建議，闡明自己的主張，已經盡到了媒體應有的責任，其期望中國教育發展的殷殷情誼是不容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