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股權盈余信息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內容摘要：作為公司治理結構中最重要的內容，股權結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公司沖突的基本性質以及控股股東的行為激勵，因此是影響盈余質量的重要制度變量之一。本文通過對國內外關于股權集中與盈余信息含量的研究成果的介紹和評論，以期提供該領域的研究現狀和研究方向，并為后續的研究者提供更系統化的索引資料。

關鍵詞：股權集中盈余信息含量公司治理研究綜述

經典的公司治理理論通常假定公司的股權是高度分散的，因此所關注的主要是管理者與外部股東之間的問題。但是近年來，隨著公司治理研究逐步擴展到英、美兩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人們發現，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并不是世界上大部分上市公司所有權結構的最主要的形式，集中的股權結構則是一種更為普遍的現象。例如，LaPorta等（1999）發現，在27個高收入國家中約有64%的大企業存在控股股東；Faccio和Lang（2002）研究發現，在13個西歐國家中，除英國和愛爾蘭外，其他國家的股權高度集中。Claessens等（2000）對新興市場的研究發現，除日本以外的東亞國家，40%以上的上市公司是由家族控制的。

股權集中與問題

股權集中情況下，控股股東有足夠的能力控制上市公司；同時，由于控股股東的利益與其他中小股東的利益并不一致，往往會出現控股股東利用其控制地位謀取控制權私利，從而侵害其他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因此，在股權高度集中的企業中，主要的問題是控股股東對中小股東的利益侵占問題，而不是管理者侵害外部股東利益（LaPorta等，1999；Shleifer和Vishny，1997）。

（一）股權集中產生的效應

當公司的股權集中，存在控制性大股東時，股權結構對公司治理表現出兩種相反的效應，即利益協同效應和侵占效應（Shleifer和Vishny，1986）。

一方面，一定程度的股權集中使得控股股東有更大的收益要求權，使得大股東有足夠的激勵收集信息并有效監督管理層，從而避免了股權分散情況下股東的“搭便車”問題；同時，相對集中的控制權也保證了大股東可以對公司決策行為施加足夠的影響力。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即使是在完美的市場條件下，大股東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大股東不僅減輕了股權高度分散所引起的搭便車問題，而且有利于公司并購活動的順利進行，當公司管理層存在犧牲股東利益建造經理帝國的行為時，大股東可以通過權爭奪或接管的方式將其撤換，從而增加公司價值。這就是所謂的利益協同效應。

另一方面，大股東的出現也為企業帶來了成本。因為大股東的利益往往和公司的其他股東及利益相關者并不一致，兩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沖突。在缺乏外部控制威脅的情況下，大股東可能犧牲其他股東的利益追求自身利益，這就是所謂的侵占效應。

（二）控股股東的侵權行為表述

Shleifer和Vishny（1997）認為，股權集中在少數大股東手中，將會導致大股東掠奪小股東問題的產生。因為控股股東可以利用其絕對優勢的控制權將上市公司的利益轉移到自己手中，同時只按照其擁有的現金流權比例部分承擔由于利益轉移而給上市公司帶來的損失。因此，只要通過轉移上市公司資源所獲得的利益大于因現金流權的存在而承擔的成本，控股股東就有動機轉移上市公司資源，對中小股東實施利益侵占。Claessens等（2002）運用東亞公司的數據發現，在東亞國家，交叉持股、雙重股票（Dual-ClassEquity）和金字塔結構普遍存在，這些復雜的股權安排使得控股股東用較少的現金流權，就能實現對上市公司的實質控制，從而造成了現金流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企業價值隨第一大股東現金流權的提高而增加，與利益協同效應相一致；隨第一大股東現金流權與控制權分離程度增加而下降，與侵占效應相一致。Joh（2003）對韓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

控股股東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侵占小股東的利益。一是通過關聯交易轉移公司資產和利潤。如控股股東將公司資產以低價出售給其擁有較高現金流權的公司、簽訂對控股股東有利的轉移定價、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信用擔保、占用上市公司資金、掠奪上市公司的發展機會、個人或家庭成員在公司占據理想的位置或支付更高的薪酬等；二是通過定向發行稀釋性股權（DilutiveShareIssues）、股票內幕交易、爬行式收購（CreepingAcquisitions）等財務交易的方式歧視小股東利益。Johnson等（2000）將大股東通過關聯交易轉移公司資產和利潤以攫取控制權私利的行為稱之為隧道挖掘（Tunneling），并指出隧道挖掘行為在新興國家的市場上較為普遍，甚至在發達國家也時有發生。Bertrand（2002）研究了印度金字塔式企業集團的隧道挖掘行為，發現集團內上市公司的業績對該行業平均利潤的波動不敏感，主要受集團內其他公司盈利水平的影響。各公司受到的影響程度因其在金字塔結構中所處的層級不同而有所差異，這主要是由于控股股東將利潤從其持有較少現金流權的公司（即金字塔底部的公司）轉向其持有較多現金流權的公司（即金字塔頂部的公司）。Khanna（2000）對相關文獻的綜述表明，當控股股東與上市公司可以通過企業集團的方式進行關聯交易時，更容易實現對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占。Lins（2003）研究發現，當控股股東的現金流權與控制權相分離時，公司價值顯著降低。

在中國，控股股東的侵占行為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各種關聯交易，例如，大股東通過資產置換轉移利潤、大量占用上市公司的資金、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擔保貸款等。我國學者提供了關于股權結構與侵占行為關系的直接證據。Jian和Wong（2003）研究了中國上市公司利用關聯交易進行盈余管理和隧道挖掘的行為。發現，隸屬于企業集團的上市公司為了避免被摘牌或為了滿足配股、增發的需求，往往會利用關聯交易進行盈余管理；而當公司擁有自由現金流時，又會利用關聯貸款等方式將公司的資源返還給控股股東。李增泉、孫錚和王志偉（2004）研究了我國的股權結構與控股股東資金占用的關系，研究結果支持股權集中的侵占效應以及股權的高度集中有助于減弱侵占效應的結論。陳曉和王琨（2005）的研究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發生的金額和概率也越高。研究結果支持大股東利用關聯交易進行利益侵占。

股權集中與盈余信息含量

在股權高度分散時，由于控制權集中在管理層手中，此時管理層往往有動機和能力操縱會計盈余以獲取控制權私利，從而損害了盈余質量。此時，通過增加管理層持股比例及形成外部大股東將會有助于緩解管理層控制問題，弱化管理層操縱盈余的動機和能力。因此，適當的股權集中有利于提高盈余質量。

Smith（1976）指出，外部大股東通常參與公司決策過程，并具有較好的財務知識，這減輕了與管理層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使得管理層難以通過會計操縱來愚弄大股東。Pondy（1969）認為，大股東所具有的能力及條件使他們可以接觸到更全面的信息，他們對決策過程的了解及所擁有的最終決策權可以有效限制管理層的會計操縱行為。Yeo等（2002）對新加坡公司的研究也發現，外部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與盈余的信息含量正相關，這表明外部大股東對公司的有效監督可以減少管理層的盈余操縱機會。Jung等（2002）考察了韓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盈余信息含量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隨著控股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盈余的信息含量得到了提高，這與利益協同效應是一致的。

但另一方面，由于控制權掌握在控股股東手中，而控股股東的利益往往與其他股東的利益不一致，尤其當控股股東的控制權遠遠超過其現金流權時，控股股東有很強的動機和能力去實施侵占行為，攫取控制權私利。為了保護其侵占行為的隱秘性，避免外部股東的干預和監管部門的監管，控股股東往往會控制和操控會計信息，從而降低了盈余的質量。

許多學者對股權結構與盈余信息含量進行了直接的檢驗。Fan和Wong（2002）以東亞7個國家或地區的977家公司為樣本，研究了公司股權結構與會計盈余信息含量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股權高度集中及現金流權與控制權的分離，帶來了控股股東與其他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

隨著控股股東現金流權與控制權分離程度的增加，控股股東的侵占行為更加突出，由于公司的會計信息主要服務于控股股東的侵占行為，盈余本身的可信性受到了嚴重的損害，由此導致了盈余信息含量的降低。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股權可以防止公司尋租信息的泄漏，而在東亞國家或地區這種行為是非常普遍而且是有利可圖的。因此，集中股權下的隱藏信息效應同樣也損害了盈余的信息含量。Francis等（2005）以美國205家發行雙重股票的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雙重股票的公司其盈余的信息含量更低。也即由于雙重股票的股權設置造成了現金流權與控制權的明顯分離，強化了控股股東的侵占動機，從而降低了公司盈余信息含量。Johnson等（2000）發現，當控股股東控制權越高、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越大或者家族成員高度參與公司管理時，信息披露質量會越差。

Wang（2006）考察了家族所有權與盈余質量的關系。研究發現家族企業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支持了利益協同效應。作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美國，由于對投資者的法律保護較為完善，家族所有權對盈余質量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利益協同效應。Ali等（2006）對家族企業的盈余質量研究同樣發現家族企業具有更高的盈余信息含量。

國內關于股權結構與盈余信息含量的研究也支持了利益協同效應和利益侵占效應。王化成、佟巖（2006）從公司層面的第一大股東出發，考察了股權結構與盈余信息含量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與利益侵占效應相一致，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與盈余信息含量顯著負相關。而其他股東的制衡能力越強，盈余信息越高。朱松（2006）從終極控制人角度考察了終極控制人特征與盈余信息含量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終極控制人控制權比例與盈余信息含量之間顯著正相關，表現出了利益協同效應；但是隨著終極控制人現金流權與控制權分離程度增加，利益侵占效應凸現，損害了盈余質量，導致盈余信息含量降低。

參考文獻：

1.陳曉，王琨.關聯交易、公司治理與國有股改革——來自我國資本市場的實證證據.經濟研究，2005（4）

2.王化成，佟巖.控股股東與盈余質量——基于盈余反應系數的考察.會計研究，2006（2）

3.朱松.最終控制人特征與盈余信息含量.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