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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業倫理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最初發源地和最本質要素，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以“工具理性”為特征的企業倫理還不足以適合企業的良性發展，盡管這種理性在一定的發展階段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但是它的缺陷是很明顯的。要使得企業有更好的發展，在推進社會進步與發展中起到真正經濟組織的作用，現階段企業倫理應該實現轉型，即從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轉型。

關鍵詞：企業;倫理;理性

要全面把握企業倫理的內涵，首先要明晰企業文化與企業倫理的比較概念。一般而言，企業文化是指企業的全體員工應該共享的企業價值觀，應該共同遵守的企業規則以及由此而生發的企業價值取向，企業文化的核心是企業的價值觀，價值觀立足于三個范疇：真假、善惡與美丑。企業倫理是企業在經營活動中所形成的各種道德關系的反映和概括，作為企業發展的內生變量，倫理規范了企業內外部各種關系，并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等非強制性手段作用于企業及個人，它主要關注于善與惡的范疇，考究對于善惡的價值判斷，是價值觀的核心，所以企業倫理本身又是企業文化的核心。企業倫理表明的是一個企業為什么要生存，將會以什么方式和途徑來體現和實現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倫理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最初發源地，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最本質要素。

一、企業倫理——“工具理性”的生成及其缺陷

傳統管理學從“經濟人”的前提出發，認為利益是經濟組織形成的唯一原因，要將追逐私利的個體組織起來，必須誘之以利。企業作為經濟人，如果沒有利益，也就失去其生存的價值了。正是從“經濟人”假說出發，企業倫理的“工具理性”成為許多企業的普遍倫理特征。

所謂“工具理性”是指企業之所以講倫理是由于講倫理可以給企業帶來好處。企業把講倫理作為一種工具和手段，以此來增進企業的經濟效用，企業看到了倫理的“工具效用”功能是一個更高級的階段。縱觀我國企業發展的歷程，原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由于企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經濟主體，帶有明顯的行政化特征，此時的企業倫理實際上不是其自身所擁有的，政府在其間打上了深深的印記。后來在我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企業的效率問題逐步凸顯出來，企業從后臺走上了前臺，效益成為企業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尤其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與完善，企業的倫理立足于其工具性，即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認識到企業的良性運作不能不從自身與其他企業的關系、自身與員工的關系、自身與社會的關系等不同層面上考慮其發展問題。

但是，如果從企業“經濟人”假說的邏輯起點出發，我們來分析企業的“工具理性”不難發現：對企業和企業來說，把企業倫理視為一種“工具效用”，可以看做是一種理性選擇，是基于一種“工具理性”的思路去看待企業倫理。即認為企業倫理的營建意味著對外能為企業塑造一種好的企業形象，而這正是企業發展所不可缺失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這樣，企業倫理能輔助企業更好地契合市場。而對內，企業倫理的營建能節約企業的組織成本，提高企業的效率，能意識到企業倫理之于企業發展的經濟意義并進行主動地遵循和營建。“工具理性”也暗含著只有企業倫理，才能幫助企業更好地適應環境，給企業帶來更多的收益，以及能提高企業的運行功效，企業倫理才會提上日程。而一旦在某一時刻，企業講倫理不能給企業帶來好處時，企業就不會再講倫理了。也就是說，企業與倫理之間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利用關系注定了二者關系的不穩定。

更進一步分析，把倫理道德作為一種工具，本身就是反道德的。它無助于培養企業自覺的道德義務感和真正的道德意識。因為企業講不講倫理道德是同是否會給企業帶來好處相連的，在這里起作用的原則實際上不過是商業中的等價交換。崇高的道德在這里受到了歪曲，異化為一種赤裸裸的利己主義。“工具理性”的反道德性在此昭然若揭，用康德的話說叫做“對道德源頭性的玷污”。康德在論述個人與道德的關系時曾說：“人們是為了另外更高的理想而生存，理性所固有的使命就是實現這一理想，而不是幸福。”[1]這樣，他就把道德的純潔性和嚴肅性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康德反對那種把個人幸福作為最高原則的倫理學說，人之所以擁有尊嚴和崇高并不是因為他獲得了所追求的目的，滿足了自己的愛好，而是由于他的德性，德性是有限的實踐理性所能得到的最高的東西。因為要使一件事情成為善的，只是合乎道德規律還不夠，而必須同時也是為了道德而做出的。所以康德總結道：“道德學根本就不是關于我們如何謀得幸福的學說，而是關于我們應當如何配當幸福的學說。”[2]同理，由于企業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實體，同時也是一個倫理實體，也同人一樣具有倫理本性。所以，企業也應該把倫理道德作為目的，而不應把倫理道德當成達到某種利益好處的手段和工具。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倫理的“工具理性”僅僅只能成為企業在一定時期的特定理性，如果立足于企業發展乃至社會發展的高度看的話，它必須期待轉型。

二、現階段我國企業倫理轉型的必然性

1.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決定著企業倫理的轉型

企業倫理的時代性在隨著企業活動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地位。“如果人們選擇了某種經濟制度，對于如此制度下的經濟道德也就相應有了基本規定性。”[3]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市場經濟必須是冠以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由此而開展的市場經濟就不是簡單的以資源最佳配置為唯一目標，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它所肩負的責任也絕不是以純粹的經濟效益為唯一指標。企業還須承擔社會責任，比如安全責任、環境責任和誠信責任等。任何企業均具有雙重身份——作為經濟人的企業，勢必以追求利潤為標準衡量自己的經營成果及決定自身的價值取向。同時，企業又是社會經濟細胞，是社會財富最基本的創造者，企業的這種社會性決定了它是社會人，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源(包括人、財、物等)及企業實現生產的條件都有賴于社會提供，因而企業應當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其經營行為應當受到社會的約束和限制。

另一方面，政府制度的理念、獎勵與懲罰政策等引導著企業的倫理選擇。同時，企業經營管理者是在對政府政策感知和理解的基礎上進行企業各種決策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階段企業倫理的轉型是一種理性的被迫轉型，如果說“工具理性”帶有企業自發意識的話，那么“價值理性”則是企業的自覺意識，因為政府作為制度的設計者理應站在社會整體發展的高度上進行，以社會的發展與人的發展作為價值指歸，企業遵循著這個理念才能有發展的足夠空間。這種轉型實在是必需的，以總體企業的轉型為特征而不是個別企業的獨立自覺性行為。

2.以人為本為核心內容的科學(教學案例，試卷，課件，教案)發展觀導引著企業倫理的轉型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以人為本為核心內容的科學(教學案例，試卷，課件，教案)發展觀，已經成為我們實踐的科學(教學案例，試卷，課件，教案)指南，以人為本就是要以滿足人、服務人、發展人為價值目標，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無論是物質利益，還是道德等精神價值都是人的本質需要，所以，二者都要服從人的需要這一目的。

人是最高的目的，經濟效率與倫理價值不應是一種對立的關系，而應是一種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關系，經濟效率需要倫理價值的導向和定位，以及將倫理精神轉化為一種動力來推動經濟發展，而倫理價值則需要經濟效率為其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使其不致成為一種空中樓閣而喪失效力。企業倫理的轉型必然是以人的最高目的為導向的，目的和手段是相互聯結的，手段受目的的制約，手段善以目的善為前提條件，追求經濟效率手段的正當合理是以經濟效率本身的正當合理性為前提的，目的需要一定的手段來實現，經濟效率是一種目的善，它不僅需要依靠合理正當的手段來實現，而且還要通過正當合理的手段來體現，而經濟效率手段的正當合理性，則來源于經濟活動和行為的道德性。道德與經濟應當有本質上的契合點，這種契合點就在于二者都是為人的幸福服務的，都是人的本質需要就道德而言的，只有當企業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率時，才能夠成為人的本質需要而被人們內化為行為準則。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育和企業的不斷成熟，一些優秀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初便提出了“以人為本”，并且在企業的制度設計系統中，更多強調激發人的內在潛力，通過尊重人、關懷人、培養人，使人的創造性、主動性和進取心得到更大的發揮，通過實現員工的個人價值，來達到實現企業整體價值的目的，許多優秀企業家明確提出了原本只存在于哲學家和倫理學家思索當中的“終極關懷”。

3.環境的嚴峻現實促使著企業倫理的轉型

毋庸置疑，我們今天已經飽嘗了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帶來的環境問題的惡果。環境的惡化趨勢仍然在持續著，已經到了應該喚醒全體民眾的時候了。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組織，它的前途與命運維系著自然資源的狀況。從這個角度來說，愛護資源、保護環境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核心內容。在與自然界的關系中，企業扮演著攝取者、影響者和改造者的角色，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企業與自然的關系，本質是人與自然的關系。

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教學案例，試卷，課件，教案)反復告誡人們，人與自然必須達成某種協調，才最終有利于人類自身，否則人類將會走向毀滅。我國正處于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環境問題特別突出，現代社會企業生產經營的理念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有害環境的行為仍然很多，其中最常見的是利己主義行為和短期行為。如企業只考慮自己的利潤而不考慮環境代價，只要能產生一點點利潤，即便消耗大量的資源也在所不惜。利己主義的根源在于：對企業來講，利潤歸自己享有，環境代價卻由社會承受。但是，對社會來講，環境代價是無形的，是無法計算的。

環境的嚴峻現實要求企業改變傳統的倫理“工具理性”，樹立新的倫理“價值理性”，即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不應只重視自己的利益，還應考慮相關利害關系人及整個社會的綜合利益。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場尊重自然、保護環境、關注人類共同未來的生態經濟革命。企業必須在尋求可持續增長的基礎上，為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企業的生態倫理責任就是要求企業尊重自然，保護環境，降低消耗，減少浪費，開發綠色產品，實施綠色營銷，實現自身的可持續增長，以推動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企業倫理“價值理性”的實現

企業倫理“價值理性”的實現聽起來似乎是遙不可及的，而且仿佛陷入了無力的“為道德而道德”、“為倫理而倫理”的勸善之中。不言而喻，企業單純的“價值理性”倫理道德觀是軟弱無力的，畢竟企業還具有經濟實體的特征，不言利、不計利是難以生存和發展的。我國現階段企業時常會陷入這種“利”與“義”的兩難之中，那么如何來解決這一矛盾?

1.政府運用其權威作為主持公道的轉化器

就企業“價值理性”倫理道德觀僅僅限定在也必須限定在企業自身的信念層面而言，即企業在自身的信念層面應該“為道德而道德”。那么，如何使企業的這種“應然”的信念得以在現實層面變為“實然”?這是使企業倫理在企業內部真正扎根并被普遍推廣的關鍵。而實現這一轉化的關鍵，就是在現實社會中找到一個主持公道的轉化器。它能夠使守德行善者得福，失德作惡者得禍。用一個術語表示就是保障“善惡因果律”的有效實施。所謂“善惡因果律”，最直接的解釋就是品行的善惡和人的際遇之間的因果關系，具體內涵就是中國古典哲學中所揭示的“性善者得福，性惡者得禍”，亦即常言所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也就是說，只有當人們行善能得到報答，行善的人能有更多機會得到幸福時，道德才有被普遍推行的機制，也才真正體現出道德的善的目的。雖然倫理道德具有善的結果并不等于以善的結果來評價人們的行為是否道德，因為這樣一來就是功利主義的“工具理性”的倫理觀了。而能夠在社會總體結構運行之中只有國家的具體運作者政府才能以其權威充當主持公道的轉化器，政府之于企業的關系是一種評價的關系，它必須綜合地掌握社會各方面的信息，無偏見地平等對待所有企業。

2.企業實現其倫理“價值理性”的轉型是通過“價值理性”為取向的制度來實現的

政府的綜合評價需要一系列制度作保障，否則又可能陷入隨心所欲的境地。但是，制度不是萬能的，我們已經看到，巨大變化的制度和體制所提供的社會生態在促進道德進步的同時，也存在著某種道德風險。“改革開放以來在摸索前進過程中所采取的諸如價格雙軌制、政府行政事務部門的普遍創收制、一把手負責制、調動兩個積極性制、客觀上的效率至上評價體系及其事實上的一切向錢看價值指向，等等，雖然對解決一些具體問題起到了某種暫時的效用，但對人們心靈沖擊、精神崩塌之無形影響，卻是無論怎樣估價都不會過分。”[4]

但是，“在社會公共生活的管理中，寄希望于某些人的道德操守而不是制度體制本身，則是極不可靠的，具有極大的道德風險性。這種道德風險應當通過制度體制本身的建設而加以規避。”[5]企業倫理向“價值理性”的轉型本身需要有“價值理性”為導向的制度為支撐，沒有這個導向的制度安排，企業作為經濟組織的個體實際上是無能為力的，它縱然有轉型的要求，可是沒有轉型的客觀環境，它實現“價值理性”的目的也不能達到。為此，制度的“價值理性”是極其重要的，政府與企業都應該以此為取向才能達成一致，既然政府制定的法律規章要做到“以人為本”，企業制定的制度也要“以人為本”，只有自覺的制度安排才能有利于企業自然的倫理轉型。

3.著力塑造企業家的倫理人格

作為企業的決策者和領導者、尤其作為企業倫理責任建設的組織實施者，企業家的倫理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企業精神和企業形象，對企業員工個人倫理素質的提升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企業倫理建設所能達到的境界，從某種意義上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倫理人格的魅力。因此，要優化社會倫理環境，加大對企業領導人的倫理認同和道德自律的宣傳教育力度，在企業經營模式和管理模式中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奉行經濟目標與倫理目標、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企業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協調統一的指導思想，使我們的企業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實體和倫理實體。

參考文獻：

[1]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1).

[2]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韓水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72).

[3]陳彩虹.經濟學的視界[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215).

[4]高兆明.制度公平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272).

[5]張維迎.產權、政府與信譽[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