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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村的“二十字”描述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為我們勾畫了未來新農村的藍圖，對非經濟領域的鄉村治理、社會及環境發展用了三句話，使得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國的新農村建設的構想是務實的。新農村建設事實上是要解決鄉村的有價值的生活問題，也必然是在外來者協助下村民廣泛、積極參與解決鄉村社會全面發展的問題。中央號召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到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各種類型的支農活動。不管是政府推行還是民間行動推進的新農村建設，都必然面對與鄉村的關系、如何推進農民主體性、村莊組織化等方面的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無法回避的。在以往政府和民間作過大量的鄉村發展工作，這些工作中出來了一些非常寶貴的好的經驗，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需要反思與回應的問題。

一，外來者與鄉村的權力結構問題

外來者參與到農村社區綜合發展或者是新農村建設的過程，勢必因為國家權力、挾帶資源或者是以專家、志愿者的身份對鄉村發展產生重要的“引導”作用，也勢必因為這些原因而與鄉村形成不均衡的權力結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外來者對鄉村是有各種權力的，而這些權力的運作與使用，對鄉村總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影響。

什么是權力？韋伯把“權力”定義為：“一個行動者能夠任憑反抗而貫徹其個人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論這一可能性是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上”。簡單地說，權力使一個人得以控制他人，是一種支配力。韋伯還將之分為合法支配和非合法支配兩種類型。筆者基于對鄉村社會的調查，在合法性支配的條件下，對鄉村權力結構中權力的理解為：權力可以是一個人/團體可以對他人/另外的團體作什么或者是不作什么的能力，也可以是對公共事務與公共資源的支配與控制力。反應于新農村建設的具體活動中，鄉村權力結構則表現于各種利益群體在鄉村發展過程中支配與服從，控制與反抗，裹脅與迎合，分化與合作等的可能關系（筆者將另文專談），是鄉村內部搏弈的基礎，同時也是制度的、傳統的產物，并處于動態變化的過程中。

以筆者的調查來看，外來者從事鄉村工作，與鄉村形成了一定形式的權力結構：作為政府主導型的鄉村發展，因為國家暴力的原因，其權力結構的可能關系往往是控制與反抗，支配與服從的關系，處理不好，對于新農村建設的農民主體性會有很大的影響，有時反而會加劇鄉村的原子化；而一些從事鄉村發展的民間組織及志愿者與鄉村形成的權力關系，因為資源與智識的原因，則多可能表現為裹脅與迎合、分化與合作的關系，雖然多數民間行動都將人的權利平等作為行動的基本價值觀，但價值觀第一的行動在現實的活動中，因為其活動與裹脅的不可持續性，有時也容易造成村莊的分化，從而造成新的鄉村社會問題。外來者與鄉村的權力結構關系，對鄉村發展和農民主體性的確立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并沒有一條真正合適有效的道路。筆者看來，可能的好的途徑在于相關資源處分與分配權力的重新確定，以使權力結構中的各種可能關系漸趨平衡，建立政府與村莊，外來者與村莊的真正的合作與支持關系，才有可能得到新農村建設的成功。

二，農民主體性的建立不等于放權/授權鄉村組織

國家推進的以農民為主體進行新農村建設和民間行動的以人為本\以社區為本的農村社區綜合發展，都離不開提升農民的組織能力與發展能力即賦權農民的工作?，F時條件下，賦權農民的途徑與方法主要是通過村民自治、農民組織化（村莊組織化）的途徑，并且看起來，也是唯一的途徑。新農村建設的五個目標，也正是在村民自治/村莊組織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得以實現的。如何推進好的村莊組織的行動研究與機制探索，是決定新農村建設成敗的最重要原因。

目前以村民自治為基礎的中國鄉村組織化工作，政府權力的控制與影響還很大，這是政府退不出鄉村的原因，也是政府權力退不出鄉村的結果。一些地方也對這種關系作了些改善，村民自治的推行往往成為扶植村莊的強人與能人體系，之后簡單化地把屬于村莊的事務處理全部交給村莊即交給這些扶植起來的人，有意或者無意的建立了合謀關系，實際控制了鄉村的各種有價值的發展資源。村民自治在中國的實踐本身因為種種原因，面臨的問題還很多，就算實行得較好的地方，也往往是徹底的多數決。中國的“村”除了自治功能外，本身還兼有獨立社區、經濟組織、文化個體、發展主體等多種角色（參見筆者“村的性質探討及新農村建設”一文：三農中國網），原子化的鄉村還要解決組織資源的問題，另一些鄉村內的傳統宗族力量的影響也會鐵忽略到邊緣社群的利益，更為令人擔心的是，鄉村的灰、黑、惡勢力也正有逐步強大的趨勢。如果賦權僅僅是放權，這樣的組織化工作是令人擔憂的。

民間組織在鄉村的發展工作，由于無法理清“村”與鄉、鎮政府的關系，更難于將實際作為政府職能延伸并對鄉村有控制力的“村委會”視為村莊的組織，鄉村發展多選擇走“村莊”（自然村）而不是“村”（行政村）的道路。通過建立“社區組織”的形式來推動村莊組織化和鄉村發展工作。筆者了解的大多數此類項目的著眼點在于培植村莊的“有公心”的能人并支持他們的能力增長，將社會運作及發展事務的管理交給他們，以領導村莊的發展及其他工作。這同樣面臨的問題是，村莊組織的合法性將導致其發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其對于社區公共資源整合的能力也是不足的。并且，村莊組織的選舉是在大量社區工作之后進行的，事實上也是經過外來者控制的的選舉。如果要因此得出一些模式出來，在鄉、村關系還沒厘清、基層政府職能轉變還未實現的今天，這種經驗的推廣與復制會很困難。同時，村莊組織化及組織運作往往建立在道德訴求的基礎之上，這對于多數價值倫理體系解體的中國原子化的村莊而言，實現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鄉村民間發展行動很多都簡單的處理為通過資源分配“授權”村莊組織的方式，結果同樣有可能導致村莊內部的公平問題，從而反制了村莊組織的進路并使一些最勢弱人群的發展受到限制。

三，村莊組織化與農民組織化的問題

新農村建設都在講農民組織化，各領域專家都認可并支持農民組織化的作法，并且認為，農民主體性體現于組織起來的農民。幾年前政府就開始大力推動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產生，中部和東部沿海地區也出現了許多農民維權組織，農民以集體行動主張權利并推動著自身的發展，讓一些人看到了農民行動的力量。

但筆者認為，在現實中國里，要推動以農民身份為前提的農民組織化是不符合實際的，并有危險的傾向。雖然筆者也反對“農民不懂民主”的說法，但現實情況下，拋開區域的界限，發展以身份為前提的農民組織，如果是經濟合作組織，則要考慮參與成本與參與收益的對比。筆者在貧困地區了解的情況是，跨村的農民經合組織，農民的參與動機是不足的，參與成本的高昂與收益的低下，使得農民的實質參與遠遠不夠，大大影響了自治的合作組織的治理與決策機制，決策過程中的參與不足，使得經合組織成了少數人謀利的工具，導致的問題對合作組織而言是致命的。這樣的組織要么名存實亡，要么靠一些強人和能人控制，反而會擠占其他人的生存與展空間，或者是加重農民的負擔。至于農民維權組織中普遍存在的悲情意識，也容易演化為對內對外的雙重暴力，對農民而言，對社會和國家而言，都是危險的。當然，農民維權組織的產生，其根源并不在于農民，而是各地政府行政的問題，所以要解決維權組織問題的前提，是要解決政府行政的問題。

筆者贊同的農民組織化形式實質是村莊組織化，是在以村莊共同體建立為目標、整合村莊資源為村莊發展服務的基礎上，推動村莊內農民的協作與合作，共同解決生產、生活的成本問題。只有協作與合作的問題解決了，鄉村公共空間才有可能得到重建，從而重建倫理基礎與軟約束機制，使得和諧鄉村成為可能。事實上，以整個中國的情況來看，通過大幅度貨幣增收來解決農民的幸福問題，從理論及實際情況來看都無可能。村莊組織化固然可能通過合作與協作降低農民的生產成本，從而實現另一層面的增收，但更大的增收卻是在于農民通過組織協作的方式，通過投工投勞，實現勞動力物化，可以解決村莊公共設施的不足從而大大增加農民公共設施及公共服務的享有量，實現另一種形式的增收。同時，組織化的村莊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了村莊認同，這樣的認同正是鄉村生活價值最核心內容之一，也是鄉村和諧人際關系的基礎。這正是筆者理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所以，以村莊組織化為途徑、也是作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是要建設“我們的生活”?；氐叫罗r村建設的二十字方針，正是針對生活價值、共同體價值與倫理基礎的。

但是，村莊組織的發展在目前還面臨其它許多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鄉、村關系及村兩委關系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是需要通過體制改革與制度創新來回應的，鄉、村之間、村兩委之間的權力結構問題是真正意義上的結構性問題，也會成為新農村建設邁不過去的一道門坎，這一點，是民間行動無法解決的，也正是考驗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智慧與勇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