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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的概念

一般認為，德國學者F滕尼斯最早提出社區的概念。徐勇在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推進農村社區建設中指出：社區是社會生活的基本組織單位。由于視角不同，社區的定義呈多樣化態勢，且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發生變化。但從不同的社區定義來看，大體上都包括三種要素，即地域、交往和價值。因此，社區是以共同居住的地域為基礎，具有共同的社會聯系和價值認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是一種地方性社會。林志斌在關于“參與式”農村社區發展問題的討論也從地域、現實和文化的維系方面，解構了社區的概念：按地域劃分來定義社區有兩層含義：一是按行政管理區域定義的社區；二是按自然聚居區定義的社區。人們在社區里可以暫時或較長遠地獲得現實的需要。一個社區的存在與繼續往往由社區內部有形或無形的文化來維系著。

那么，論及新型的農村社區概念，徐勇指出：與傳統國家一樣，傳統農村社區更多是一種文化共同體。但是，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傳統農村社區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現代國家的建構，外部性因素日益向鄉村社會滲透，農村社區不再是自然狀態，更是一種國家規劃性制度變遷的產物。當下的農村社會已經并正在發生深刻的歷史變遷。農村社區已不再是僅僅依靠傳統維系的文化共同體，而是具有多樣性共同聯系的地域共同體。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主要是通過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不斷滿足人們日益豐富的生活需要，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以此建構人們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形成現代社會生活共同體。農村社區建設的實質，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建設能夠共享現代文明成果的現代農村社區。

彭大鵬在衰落與重建——關于農村社區建設的若干思考中提出：農村社區是指以農業生產為主要活動內容而聚集起來的人們生活的共同體，其社會結構簡單，封閉程度較高，日常生活通過其特定地域內的社會關系網絡進行。在我國主要包括：單村或聯村社區，村鎮和集鎮社區，其它因歷史等因素形成的特殊社區。農村社區建設并不是要為農民構筑起一個個世外桃源，相反，它的實質是使一個個孤立的農村社區融入整個社會。

馬芒在農村社區發展的特征與功能定義新型農村社區為：我們今天探討的農村社區，與傳統的農村社區相比，在內涵上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對今天農村社區概念的界定，即要反映農村社區的基本職能，就必須要揭示城鄉社區的區別和聯系，以及反映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城鎮化和工業化的要求。為此，應將農村社區定義為：一定地域范圍內，以小城鎮為中心地，以自身為腹地，具有一定互動關系和共同文化維系力的人口群體，并進行一定的社會活動的社區類型。這比較符合中國農村社區的實際。

王霄在農村社區的定義及建設層次著力點中將農村社區定位于鄉鎮、行政村和自然村三個層次，并將社會學與政治學與管理學相結合，將農村社區建設與管理的提出，解釋為農村建設與管理的社區化。即：它是一種新型的農村管理模式。它注重的是建立“政府、民間組織與公民”（這里就是農民）對農村公共事務及農村經濟發展的“合作管理”，建立一種“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新穎關系”。

農村社區現狀和面臨的挑戰

對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全面的人力資源流動和開放格局的形成，傳統農村社區也已經逐漸脫離分散、孤立、封閉的小農社會模式，日益卷入開放流動的大社會之中。徐勇將當下的農村社區特點表述為：開放性、流動性、變化性、異質性。在這種全面而劇烈的變動之中，農村社區呈現出一些明顯的問題與不足。

徐勇在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推進農村社區建設中認為，進入新世紀以后，國家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免除農業稅，同時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一個大的宏觀環境。而在宏觀環境變化的同時，農村微觀管理和組織體制還很不相適應。主要表現為：一是資源整合能力弱。在國家治理農村的方針由汲取向支持轉變的過程中，各種支農惠農政策難以落到實處，資源得不到合理的運用。公共財政支持下的公共服務向下延伸時缺乏合適的組織依托。而農村基層的資源本來就較少，卻因為體制所限制而得不到有效開發和利用。特別是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居住在同一區域且經濟關聯度較高的人群卻因為原有的村組體制限制而無法形成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的利益共同體。二是社會服務功能弱。當下農村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社會化服務供給水平低。地方與基層管理長期習慣于“管治”而不是服務。基于財政壓力推行的鄉村體制改革注重的是“合并鄉鎮村組”，以“減人減事減支”，而未能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建構起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農村稅費改革，特別是免除農業稅之后，基層社會由于缺乏經濟基礎而無力進行自我服務。特別是長期以來農村形成的“事事聽上級的”的意識，弱化了人們的自我服務意識。這正是當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許多地方只是停留在口頭上、文件上的重要原因。資源稀缺、服務不夠，必然影響農村人口的生產、生活和交往質量的提高，導致農村核心價值進一步外向化，“三農問題”依然存在。

孔善廣在鄉土社會的轉變與新農村社區重建中，根據自身的經歷陳述了當前農村社區存在的一些問題，其中主要是道路、環境衛生等公共物品供應的嚴重不足。這與新農村建設“二十字要求”中的“鄉風文明、村容整潔”形成鮮明反差。他認為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在于：隨著傳統農民融入現代化進程，各種生產生活垃圾的大量增加；制度瓦解和土地承包到戶之后，農村特別是中西部農村經歷了嚴重的組織和制度解體，新的農村集體組織對公共治理力不從心；國家對農村和城市的政策差異導致對城市與農村的公共投入相差十分懸殊，農村的公共生產設施的殘舊毀損嚴重，居住規劃、公共交通、環境衛生等依然落后。

一些學者從政治發展的角度考察了農村社區存在的一些問題。劉偉在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困境與出路中認為：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狀況不僅直接關系到農民利益的實現和擴展，更事關農村社會發展的大局。但是，作者在調查中發現，中國部分農村地區的政治發展狀況并不令人樂觀，特別是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局面比較突出，后者也正是目前我國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困境之所在。中國相當部分的農村地區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民幾乎是完全孤立和分散的，他們不僅對村級事務毫無熱情；而且在個體發展中，不注重集體力量和組織形式。這不僅使他們的發展受到影響，也使他們的生活質量受到影響，更使的他們在面臨國家權力或公共權力（村委會）的侵害時難以形成共同的抵制力量。同時更為嚴重是，在缺乏利益疏通和利益表達的組織渠道的情況下，村民往往通過非常態的方式（個別人的暴力犯罪活動）進行意愿的表達。這一切都使得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問題顯得尤為突出，也使改善這一狀況的任務顯得尤為迫切。

一些學者還從經濟角度探討了農村社區存在的問題。孔善廣提出應該因地制宜發展農村社區集體經濟，他認為：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經濟較發達地區農村居民正向市民的身份轉變，由于國家及地方政府的公共財政和社會保障還有相當部分未能覆蓋到農村，農村社區集體組織要負擔著社區服務與社會管理等公共職責，對農村集體經濟提出新的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也從興辦企業轉變為以土地經營為主。但目前有關法律法規制約著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土地資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價值被扭曲造成嚴重的浪費。因此有必要對有關法規進行修改，在政策上有所創新，以適應不同區域的實際現狀發展農村社區集體經濟。

馬芒在農村社區發展的特征與功能一文中認為：自治力弱，凝聚力不強，居民認同心理不明顯，權利義務觀念淡薄，以傳統道德和禮俗作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等則是我國農村社區難以克服的弱點。

農村社區與村民自治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諧社會的關系：

民政部副部長姜力，在2007年3月19日召開的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農村社區建設要妥善處理五個關系，并將正確認識農村社區建設與新農村建設之間的關系，正確認識和處理農村社區建設與村民自治之間的關系擺在首位。

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在農村社區建設的探索與思考中全面論證三者關系，指出加強農村社區建設，要全面建成“三大工程”：一是把農村社區建設成為新農村建設的“基礎工程”。農村社區通過組織發動村民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整治改善環境、大力發展生產、豐富文化生活等，促進了新農村建設。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加大資源整合力度，找準其與新農村建設的有效結合點，努力實現農村社區建設與新農村建設的同步推進、同步發展。二是把農村社區建設成為深化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配套工程”。農村社區通過組織村民廣泛參與、自主協商、民主決策，搭建起村民參與村民自治的新平臺，延伸和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工作領域。加強農村社區建設，應始終堅持這一方向，努力形成“黨委政府領導、村級組織牽頭，社會力量支持、群眾廣泛參與”的新格局，進一步健全村黨組織領導下充滿活力的村民自治機制。三是把農村社區建設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保障工程”。農村社區通過延伸公共服務、提供志愿服務、豐富了群眾文化精神生活，有效地促進了農村社會穩定。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就是要進一步創新服務機制，幫助農民更好地共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成果，促進農民群眾老有所養、殘有所扶、孤有所幫、病有所醫、貧有所助，不斷增強農民的幸福指數。

徐勇則強調：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點和平臺。農村社區建設不僅是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更是農村基層社會及其管理體制的重建和變革。在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必然要創新農村基層管理體制。由自然村落制度到社隊村組制度，再向社區制度轉變，可以整合資源，完善服務，實現上下互動、城鄉一體，并建構起政府公共管理與社區自我管理良性互動，公共服務與社區自我服務相互補充的新型制度平臺。

胡柏翠、周良才在論農村社區建設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系提出：農村社區建設是一個將農村社區資源和農村社區力量相整合的過程,它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實質是完全一致的。農村社區建設能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實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效途徑。同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對農村社區建設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可以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也就是一個推進農村社區建設的過程。

杜潤生在農村社區發展的若干問題也強調了社區與自治的依存關系，以及對于新農村建設的促進作用：自治是國家民主政治的一項實現形式。我國憲法賦予村級自治權力，就是讓村民大眾自己組織起來，自己當家作主，靠自己的人力、物力、財力，發展公益事業，發展物質、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藺麗莉在農村新型社區建設方興未艾中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張忠法研究員，張忠法表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而農村新型社區則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出現的城鄉轉型的新型聚落模式。

三者關系在農區社區建設實踐中，也不斷被反復論證：

黃雪松農村和諧社會建設中的問題及對策探析中，通過對都昌縣農村社區建設的觀察與思考，提出：農村社區建設是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的重要載體。

辛興鎮黨委政府馬順良在山東諸城辛興鎮社區建設實踐中總結出：搞好社區化服務與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曹再興在讓農村社區為新農村建設打下堅實基礎中，總結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實驗縣湖南省長沙市所轄瀏陽市、開福區的社區建設實踐：完善村民自治，是農村社區建設的基礎。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在新農村建設目標下統籌協調推進。將農村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打下堅實的基礎。

如何建設農村社區

如何建設農村社區，即政府和社會應該如何扶持和支持農村社區的成長和壯大。徐勇認為，要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必須從理念和指導思想上擺脫復歸傳統農村社區的所謂“重建鄉土”意識，必須認識到：當下和未來的農村社區已不再是僅僅依靠傳統維系的文化共同體，而是具有多樣性共同聯系的地域共同體。因此，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主要是通過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不斷滿足人們日益豐富的生活需要，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以此建構人們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形成現代社會生活共同體。農村社區建設的實質，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建設能夠共享現代文明成果的現代農村社區。要實現這一目標，重要的是進行農村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革，建構起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上下貫通、城鄉一體的新型的制度平臺。在這一平臺上，實現自上而下的國家管理與農村社會的自我管理的良性互動，公共財政支持的公共服務與民間集資集勞的社區自我服務的互相補充，從而形成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新農村社區的建設需要政府與社會的共同努力，許多學者認為，政府應該在這一建設中發揮主導與支持作用。

如鄭杭生在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的社區建設中認為：在社區建設的開始階段，政府主導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但政府要搭建好社區建設的構架，不斷培育提升社區自治因素，逐步減少行政因素，最后達到社區發育，使社區作為相對獨立的自治組織，也作為第三部門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和政府組織、企業組織一起發揮作用，彼此形成良性互動。

彭大鵬在衰落與重建——關于農村社區建設的若干思考也認為首先還是要依靠政府：政府是鄉村社區建設最有力的推動者。但對政府的挑戰也是最大的，挑戰不是要它從預算中拿出一大筆錢來，更不是額外增加了它的工作，而是角色的轉換。政府要從一個支配者、控制者轉變為一個合作者，一個在社區建設中和各參與者平等的角色。當然在當前的政經格局下如果沒有一群具有寬闊胸襟和革新觀念的官員作堅強后盾，推動鄉村變革也是困難的。

在如何建設農村社區的具體構想上，

王清鉉在農村社區建設的思路和探索中首先構想了農村社區構建擬采取的類型：安置型社區、撤村改居型社區、集聚型社區；接著架構了農村社區的管理體系和運作方式，包括：社區的組織體系、農村社區的社工配置、社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社區的主要工作目標、農村社區建設推進應處理好的幾個關系等幾個方面。

方金土、洪勇剛在農村社區建設到底應該建什么一文中，也明確提出農村社區的建設框架：建立社區組織包括社區黨組織、自治組織、群團組織和民間組織、服務組織，開展社區服務經濟服務、文化服務、社會保障服務和平安服務，建立工作機制組織領導機制、村民自治機制、基礎保障機制。

汪昌桂在如何加強農村社區建設中中提出四項具體建設戰略：實施發展富村戰略，為新農村建設夯實經濟基礎；實施項目強村戰略，為新農村建設奠定發展基礎；實施民主管理戰略，為新農村建設營造法制基礎；實施文化主導戰略，提高群眾的整體素質。

在具體實踐上，

首先是民政部高度重視農村社區建設工作。李學舉部長在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把農村社區建設實驗工作引向深入的報告中，總結了采取的四項實踐措施：一是召開了“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工作座談會”，充分論證了開展農村社區建設的重要意義，提出了積極開展農村社區建設實驗工作的要求；二是印發了《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實驗縣（市、區）工作實施方案》，引導各地圍繞農村社區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創新、農村社區建設主要內容、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農村社區互助服務和社區服務業、農村社區建設的宣傳和培訓、農村社區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等六個方面進行實驗；三是確定了一批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實驗縣（市、區）；四是連續舉辦三期“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實驗工作講習班”，搭建一個學習交流、溝通工作思路的平臺。

其次，全國許多省市都開展了農村社區的摸索實踐，如：

期待又一批"小崗村"——“全國農村社區實驗單位”的296個縣(市、區)

江西省在全國率先建設“農村村落社區”

揚中農村社區建設經驗推向全國

四川省宜賓市對首批試點農村社區辦公活動場所建設進行檢查驗收

成都市溫江區和雙流縣探索如何在城鄉結合部開展農村社區建設

農村社區建設要把握原則穩步實施

青島市農村社區建設全面啟動

對農村社區建設問題的探討

湖南農村社區建設試點情況的調查

從國際比較的視野中看待中國的農村（社區）建設

當今世界是一個相互交流的時代，作為一個處于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需要思考和借鑒國外農村社區建設的有益經驗，將國外農村社區建設的一些法律和制度成就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推進自身的農村社區建設。

林鳳在國外農村建設的基本經驗及其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啟示中，總結了國外農村建設的基本經驗：政府大力倡導與支持；重視對農民的教育培訓，大力推廣和運用現代農業科學技術；依靠農民主體力量，保護農民正當權益，發揮農民組織的作用。葉齊茂通過考察認為，歐盟的農村社區發展有四條值得借鑒的經驗：第一，吸取過去經驗教訓，在“2007-2013的農村發展政策”中實行了三項改革：管理體制改革農村地區的所有建設項目都必須以“領導＋”的方式由地方社會團體聯合機構主持制定規劃，在規劃制定后方能獲得和使用“歐洲農業農村基金”；明確農村建設的三項基本目標實施農業結構調整以提高農業的競爭性；加強土地管理以改善環境和改善農村；推進農村地區的經濟多樣性以提高農村地區的生活質量；財政體制改革把目前對農村地區投資的五個項目和三個基金合并到“歐洲農業農村基金”，由這一個基金對歐盟農村發展資金的投入、管理和審計實施統一管理。第二，是既堅持歐盟的原則，也給不同國家和區域留下選擇的彈性。我們在如何給不同區域在使用中央公共財政資金上留下彈性上，可以借鑒一下歐盟的經驗。第三，利用資金使用比例的管理方式把農村建設協調起來。即：不是農業部門只顧生生產，不問生活，公路部門只管修路，不問飲水是否安全，衛生部門只管建醫院，不管垃圾處理，而是在一個社區里協調使用建設基金，以克服短板效應。第四，堅持農村發展必須規劃先行，同時采用至下而上由地方社區驅動的方式進行規劃和項目管理。

黃立華在日本新農村建設及其對我國的啟示中講到：為了推進農村事業改革、統籌城鄉發展，日本政府依據不同時期農村發展情況及目標，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和影響深遠的扶農政策，為農村各項建設事業提供支持。如在20世紀50、60年代制定了《農業法》等近30個法規，并多次修改《農業協同組合法》。70年代出臺《農藥取締法》等與有機農業有關的法律法規。1999年頒布了《食品、農業、農村基本法》、《持續農業法》等。此外,還先后頒布實施了《過疏地區振興特別措施法》、《農林漁業組合重建整備法》等等法律法規。在制度建設上,主要包括農民充分參與規劃制度；尊重農民選擇，保護農民權益，培養農民自立制度；加大政府財政投入，為區域經濟發展打造平臺制度；農業現代化補助資金制度；發展農村教育、衛生、文化、信息等社會事業的制度；農業和農村防災救災保險制度等。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為農村農業的發展及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提供了法律與制度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