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14日，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正式成立。學會的成立促進了漢語作為外語教學和研究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推動了世界漢語教學與研究的發(fā)展。本文以第一屆至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所收論文為依托，從重大的進展、明顯的不足、樂觀的前景三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重大的進展

1．理論建樹初具規(guī)模。對外漢語教學是一門科學。科學賴以存在的基礎，是因為它建立在樸素的客觀規(guī)律之上。對外漢語教學盡管頭緒紛繁，卻是有規(guī)律可循，從理論上探索這些規(guī)律，把幾十年來國內外漢語教學的經驗加以總結，從中歸納出若干規(guī)律，形成自己的理論框架，是對外漢語教學學科成熟的標志。已故的熙先生說：“現(xiàn)在世界上有各種理論，漢語有其特殊性，我們應該提出自己的一種理論來，我認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的。”（熙，1989）現(xiàn)在，“對外漢語教學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由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兩部分組成；基礎理論包括語言理論、語言學習理論、跨文化交際理論和一般教育理論等；應用理論是指教學理論和教學法（教學法的部分內容具有理論性質，因此不妨把它也歸入理論范疇）。”（《紀要》，1995）至于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理論，則是一種綜合的、跨學科的理論，它是建立在綜合應用語言研究、語言學習研究，語言教學研究和跨文化交際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圍繞著理論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論文，其中呂必松、胡明揚是其代表。然而，框架雖然搭起，研究卻還不能說十分深入。真正稱得上對外漢語教學理論研究的文章，為數(shù)并不多。當然，我們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從事理論研究，但我們必須有我們自己的理論研究者。如果說，一個理論研究十分薄弱的學科，猶如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決不為過。我們期待著更多的對外漢語教學理論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對象更加明確。具有獨特的研究對象，是一門學科賴以建立的前提。對特殊對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門學科朝著精密科學發(fā)展的必然途徑。對外漢語教學的特殊研究對象，熙在1989年認為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漢語研究，這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是后備力量，離開漢語研究，對外漢語教學就沒法前進；另一方面是對外漢語教學本身的研究，而這決不僅是教學經驗的問題。四年之后，盛炎、沙礫認為，對外漢語教學“有明確的研究對象，這就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內容、途徑和方法”。（盛炎、沙礫，1993）到了1995年，我們對特殊的研究對象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就是，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漢語的學習和教學，即研究外國人學習和習得漢語的規(guī)律和相應的教學規(guī)律。研究的內容則是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漢語學習和教學的全過程。從“學”的角度，要研究學習者是如何學會并掌握漢語的；從“教”的角度要研究總體設計、教材編寫、課堂教學和語言測試等全部教學活動，其研究目的是為了揭示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漢語學習和教學的內在規(guī)律，以便指導教學實踐。（《紀要》，1995）只有研究對象明確，才能產生具有指導意義的具體的研究成果。我們根據(jù)研究對象，可以分別開展學科理論研究、漢語本體研究和方法論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點。既然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對象是漢語的學習和教學問題，那首先要把“學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漢語本體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側重點上不同于一般的漢語研究。

在漢語本體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點是運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漢外語的比較，從而找出學習的難點，“所謂難點，就是中國人看來容易，外國人學起來困難的地方。在語音、語法、詞匯三方面，漢語都有自己的民族特點，這些特點往往就是難點。”（王力，1985）研究語法結構，研究語音規(guī)律，對本國人來說，一般規(guī)律也就夠了，但對于外國人來說，只掌握一般規(guī)律是學不會漢語的，常常一用就錯，這種錯誤往往啟發(fā)研究者去注意中國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問題，于是促使我們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習慣用法”和“例外現(xiàn)象”的研究。這種從教學中發(fā)掘的研究課題，具有對外漢語教學本體研究的獨特視角。其研究，不僅推動了對外漢語教學本身，也對現(xiàn)代漢語研究起了促進作用。在漢語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陸儉明、鄧守信、王還、劉月華、趙淑華、佟秉正、輿水優(yōu)等。

論文關鍵詞：語料庫語言學語義處理句法標注模型

論文摘要：由于自然語言的語義存在不確定性，形式化很困難，因此語義處理成為自然語言處理的瓶頸所在。基于大規(guī)模標注語料庫的語義處理已經成為發(fā)展趨勢，語料標注本質上就是語言知識(包括語義)形式化。現(xiàn)有句法標注模型主要包括基于短語結構語法(PSG)和基于依存語法(DG)的句法標注模型，還存在一些局限性。文章在現(xiàn)有句法標注模型的基礎上結合認知語法(CG)的有關理論提出改進思路，以探索新的句法標注模型。

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基本軌跡是：原始社會—農業(yè)社會—工業(yè)社會—信息社會。人工智能的目標是用計算機模擬人的智能，以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延伸人的智能，無疑是信息社會的制高點。語言是人思維的物質外殼，人不可能離開語言而具備真正屬于人的高級智能。因此，模擬人類語言智能的自然語言處理無疑是人工智能的重要研究方向。然而，迄今為止的研究表明，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語義處理將是自然語言處理的瓶頸所在。原因是語義十分復雜，而基于現(xiàn)有計算機軟硬件的自然語言處理要求語義形式化。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之道是：探索新的句法標注模型，進行大規(guī)模的語義標注，基于語料庫進行語義知識獲取和自然語言處理。

一、句法標注模型

語言的復雜性在于語言與認識的關系。語言具有意義，而意義是入對主客觀世界的認識結果。主客觀世界的復雜性決定了意義的復雜性，進一步決定了語言的復雜性。語言本身又可以視為人的主客觀世界中的一部分，因此語言研究是一種特殊的認識活動，是人對語言的認識。由此可見，語言離不開認識。人對主客觀世界的認識可以如此描述：認識主體借助認識工具按照認識方法處理認識對象獲得認識結果。認識是由多種認識因素(主體、工具、方法、對象)共同作用的活動，認識結果是這一活動的產物，被多種認識因素共同決定，任何一種認識因素的改變必然導致認識結果出現(xiàn)或大或小的差異。顯然，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不能等同，是認識主體對認識對象的選擇性反映，認識具有主觀能動性。從這個意義上講。認識不可能也不應該去被動地還原認識對象，而是從符合主體目的性出發(fā)，力求簡單有效地描述和預測認識對象。借用模型的概念，認識結果就是認識對象的模型(model)，認識就是建立認識對象的模型，簡稱建模(modeling)。這是一種實用主義認識觀。

模型一般分為心理模型(psychologicalmodel)、數(shù)學模型(mathematicalmodel)和物理模型(physicalmodel)。心理模型是認識對象在人認識中的定性關系，是數(shù)學模型的基礎；數(shù)學模型是認識對象在人認識中的定量關系，是物理模型的基礎；物理模型是人借助特定材料和工具按照認識對象的數(shù)學模型實現(xiàn)的物質結構。傳統(tǒng)意義上的建模主要指建立數(shù)學模型和物理模型，一般意義上的建模還包括建立心理模型。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表現(xiàn)在：人不能建立任意認識對象的心理模型，也不能建立任意心理模型的數(shù)學模型，也不能建立任意數(shù)學模型的物理模型。由于具有明確的實用主義特點，建模在理工科領域大行其道，在文科領域也逐漸受到青睞。人類將二進制數(shù)學模型成功實現(xiàn)為晶體管物理模型，并開發(fā)出越來越復雜和先進的計算機軟件和硬件，從而進入信息時代。20世紀以來一些主要或次要的語言理論都或多或少應用了數(shù)學模型，特別是一些面向語言計算的語言理論。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fā)展，人們對計算機自動或輔助處理語言信息的需求越來越大。但計算機的根本缺陷在于，凡是不能建立數(shù)學模型的信息都無法處理。傳統(tǒng)語言理論往往只在心理模型層面定性研究，無法滿足這一需要。因此有必要引入數(shù)學模型研究語言，稱為語言數(shù)學模型，簡稱語言模型(1anguagemodel)。統(tǒng)計語言模型(sta-tisticallanguagemodel)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但統(tǒng)計語言模型的性能取決于訓練語料的規(guī)模和質量。目前，由于語料的不斷積累和計算機技術的不斷進步，語料規(guī)模已不成問題，語料中包含語言知識的數(shù)量和質量才是關鍵。

一

在哲學上,喬姆斯基是唯理論者,認為理性、抽象思維是知識的源泉和真理的標準;人類在獲得知識方面,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外界刺激和周圍環(huán)境,而是人的內在心靈機制。喬姆斯基是典型的心靈主義者。他認為,人的語言能力是天生的,而且這種能力只負責語言行為,不同于主管其他行為的能力。在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中的行為過程中,喬姆斯基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語言理論。他指出人類的語言行為與實驗室里的動物行為有根本的不同。人腦有推理、概括等功能,這是與生俱來的,是遺傳決定的。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理論語言學,基于一種語言基因反展學的觀點,一直試圖把語言官能的發(fā)展同人類大腦系統(tǒng)和身體其他器官的進化結合起來研究。

隨著生命科學中關于大腦機制研究(語言科學在加強語言與思維關系研究的同時,哲學界發(fā)生了一場革命性的變革:分析哲學(analyticphilosophy)異軍突起,逐漸為二戰(zhàn)之后英美哲學流派中的顯學。在分析哲學內部,不論是邏輯實證主義,還是日常語言學派,都十分重視語言在哲學中的作用。顯而易見,分析哲學傾向“把全部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把語言分析看作哲學的首要任務,也是唯一“任務”。分析哲學如此看重語言在哲學研究中的地位,不是沒有道理的。)的新進展和認知科學的蓬勃興起,語言與心智的關系,語言符號與心理表征的聯(lián)系,以及語言系統(tǒng)與認知圖式的問題等,引起了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討論。尤其是喬姆斯基轉換生成理論的提出,特別是以心理語言學家斯金納(BurrhusSkinner)為代表的行為主義語言學的批判,普通唯理論再一次成為當代語言學研究的主干理論基礎(ef.Harris&Taylor,1997—1998)。喬姆斯基的語言理論自然引起心理學家的極大興趣,激起了他們進行心理語言學實驗的高潮。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做了大量實驗,來驗證喬姆斯基的理論。雖然沒有一項實驗得出無可非議的定論,但卻使我們從哲學角度認識到了喬理論哲學局限性。其優(yōu)點:做大量實驗來驗證喬姆斯基的理論雖無定論,但這項工作推動了轉換生成語法的研究,而且大大發(fā)展了心理學實驗的方法和技術,使人們充分認識到使用語言時心理過程的復雜性。

二

喬姆斯基的《句法結構》一書發(fā)表已近半個世紀,世界各地許多語言學家們,在喬姆斯基的引導或影響下,進行了多年的不懈努力,試圖尋找其所提出的關于人類語言的普遍語法。喬姆斯基認為,人腦的初始狀態(tài)應該包括人類一切語言共同的特點,可稱為“普遍語法”,簡單地說,“普遍語法”就是構成語言學習者的初始狀態(tài)的一組特征條件和其他東西,所以是語言知識發(fā)展的基礎(《規(guī)則與表達》,RulesandRepresentations)。兒童出生以后接觸具體的的語言材料,對其規(guī)則進行內化,形成個別語法。這種個別語法是下意識的語言知識,也就是喬姆斯基所說的“語言能力”(competence)(1965),以區(qū)別于語言運用(performance)。喬姆斯基認為,語言學的任務是要揭示人類的語言能力,反映這種語能力的語法,一定是一種生成語法,生成語法不以具體的語言的描寫為歸宿,而是以具體語言為出發(fā)點,探索出語言的普遍規(guī)律,最終弄清人的認識系統(tǒng)、思維規(guī)律和人的本質屬性。喬姆斯基本人為此更是奉獻了幾乎畢生的精力。但是,他和他的學生一直不斷地修改他們的模式,甚至術語,結果卻總是不盡如人意,至今也不曾聽說找到哪些或哪條規(guī)則能在某個方面或某種程度上揭示有關人類語言的普遍語法的奧秘和內涵。這使人不得不對普遍語法存在的可能性,進而對喬姆斯基的語言觀進行重新審視。喬姆斯基普遍語法的語言理論的哲學基礎存在著一定的,甚至是重大的錯誤,普遍語法并不存在(楊秀珍,2004)。喬姆斯基的語法學就是要探求一套制約人類語言的共同句法結構,共同句法特征即普遍語法。喬姆斯基的句法學就是要探求存在于人類語言中的普遍語法。

首先,從唯物論的角度進行,世界是物質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人類不能憑主觀臆斷捏造客觀上不存在的物質。喬姆斯基是唯理主義者,承認“天賦”,而且把“天賦”觀念作為其理論的開始,他認為天賦至上,理性至上。理性,又可稱為推理知識,是關于事物的共同概念和正確概念。它們是從真觀念推理出來的。喬姆斯基語言觀的本質就是普遍語法是全人類共有的一種天賦理念,人可以憑借天賦的力量來制造各種不同的具體使用語言。這些不同的使用語言就是普遍語法的新作品。實際上,普遍語法理論是表現(xiàn)在語言學界的哲學上的唯理論的回潮。如果把語言學與哲學割裂開來,不從哲學的角度來仔細審視,很難看出它在哲學原理上的誤區(qū)(文旭,匡芳濤,2004)。

摘要：Goldberg的構式語法是對語言本質的一種嶄新的認識,對先前未能解釋的語言結構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也使我們對英語語句的理解機制有了新認識。構式是形式、意義和功能的統(tǒng)一體。Goldberg的構式語法存在一些可改進之處,筆者認為若能將動詞的動態(tài)性意義與構式意義相結合會更加符合認知規(guī)律、有助于語句理解。

關鍵詞：構式語法語句理解論元結構

一、引言

構式語法(ConstructionGrammar,簡稱CG)是近年來興起的研究語言的一種新方法,由C.J.Fillmore(1990),AdeleE.Goldberg(1995)和PaulKay(1995)等于上世紀90年代提出。構式語法理論是根據(jù)Fillmore(1982)框架語義學的理論思想形成的,是基于認知語言學基礎上的語法理論體系,國內已有若干文獻用以研究漢語及英漢語對比分析。

二、構式語法的認知基礎

人類不是通過先天賦有的能力習得語言的,賴以掌握語言的輸入是十分豐富的,且習得語言與習得其他知識一樣,都借助于一般的認知能力。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的結構受到語言使用的影響,語言的功能使語言形式得以形成或改變。在認知語言學看來,一個句式就是一個完整的認知圖式,類似于格式塔完形(Gestalt),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整體意義不等于各組成部分的簡單相加,句式整體意義的形成是由一些基本認知原則如“順序原則”、“相臨原則”、“包容原則”和“數(shù)量原則”在不同的概念域中反復地起作用,只有把握句式的整體意義,才能解釋許多分小類未能解釋的語法現(xiàn)象,才能對許多對應的語法現(xiàn)象作出相應的概括。

語法研究的方法論與語言社團的思維方式有密切的聯(lián)系，說得絕對一點，一種語言的語法理論就是該語言社團的思維方式的一種外在表現(xiàn)形式。用流行的語法理論標準來衡量，漢語的語法研究現(xiàn)在還沒有獨立的、自主的語法理論，用呂叔湘(1986)的話來說，就是：“外國的理論在那兒翻新，咱們也就跟著轉。”“跟著轉”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語言社團的思維方式與語法研究的關系缺乏應有的關注，難以根據(jù)語言的特點梳理語法研究的思路。

一、語言結構的差異和思維方式

語言是現(xiàn)實的編碼體系，或者說，是人類認知現(xiàn)實的編碼體系。這里涉及到現(xiàn)實、人們對現(xiàn)實的認識和語言三方面的相互關系問題。這三方面的關系可以用如下的公式來說明：

現(xiàn)實——語言·思維——現(xiàn)實

公式兩端的兩個“現(xiàn)實”不是一個東西。第一個“現(xiàn)實”是純客觀的存在，它的性質和規(guī)律是通過無窮無盡的表面偶然性表現(xiàn)出來的；第二個“現(xiàn)實”體現(xiàn)人們對客觀現(xiàn)實的認知，已能從無窮無盡的表面偶然性中找出必然性的規(guī)律。“語言·思維”是聯(lián)系兩個“現(xiàn)實”的橋梁，這里它們相互依存，共同實現(xiàn)對現(xiàn)實的認知。語言規(guī)律是思維方式、思維規(guī)律的體現(xiàn)，語言結構的差異必然會給思維方式、思維規(guī)律帶來深刻的影響。洪堡特(1836)說“每一語言里都包含著一個獨特的世界觀”，這一論斷抓住了兩者關系的核心，說明不同的語言體現(xiàn)不同的世界觀，反映認識現(xiàn)實的不同思維方式。后來的新洪堡特學派如魏斯格貝爾(L.Weisgerber)等根據(jù)洪堡特的論斷又進一步提出語言世界觀的“主觀性”和“片面性”的問題，認為它有重要的哲學意義、語言學意義、文化史的意義甚至美學意義和法學意義，“假如人類只有一種語言，那么，語言的主觀性就會一成不變地固定認識客觀現(xiàn)實的途徑。語言一多就防止了這種危險：語言多，就等于實現(xiàn)人類言語能力的途徑多，它們?yōu)槿祟愄峁┝吮匾摹⒍喾N多樣的觀察世界的方法。這樣一來，為數(shù)眾多的語言就以其世界觀的豐富多樣同唯一的一種語言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對立起來，這也就可以防止把某一種認識方法過高地評價為唯一可能的方法”[1](P337)。確實，每一種語言表述客觀世界的方式和方法是不一樣的，各有它的“片面性”和“主觀性”。“薩丕爾－沃爾夫假設”的基本思路與此一致，核心的意思是語言決定思維，語言結構的差異決定思維方式的差異。漢語和英語等印歐系語言是兩種完全不同類型的語言，人們自然可以由語言世界觀的“主觀性”和“片面性”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兩種語言社團的思維方式不同，而體現(xiàn)思維方式、思維規(guī)律的語法理論也應該有原則的差異，不能“把某一種認識方法過高地評價為唯一可能的方法”。漢語語法研究方法論的弊端就在于此，在“語言共性”的掩飾下把印歐語的語法理論看成為“唯一可能的方法”，百年來始終對它“跟著轉”。要改變這種思路，當前首先要弄清楚漢語社團思維方式的特點以及它可能對科學研究方法論帶來的影響。

思維方式和思維能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以往的語言理論研究（包括筆者本人）往往將它們混為一談，強調思維的全人類性和語言的民族性。這個論斷是不確切的。有全人類性特點的是思維能力，指的是不同民族都有認識現(xiàn)實規(guī)律的能力，某些民族呈現(xiàn)出來的某些“落后”的狀態(tài)，那只是它們因經濟、政治和文化發(fā)展水平的限制而沒有充分發(fā)展它們的思維潛力而已。思維方式是實現(xiàn)思維能力的一種方法，與特定的語言聯(lián)系在一起，因而不同的民族是不一樣的，呈現(xiàn)出其特有的“主觀性”和“片面性”。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通過它的哲學理論反映出來，因而不同語言社團思維方式的差異自然會與不同的哲學理論相聯(lián)系。馮友蘭(1947,30-33,378-380,392-393)曾對中西哲學的差異及其對科學研究方法論的影響進行過具體的分析，認為這種差異大致表現(xiàn)在：第一，概念形成的途徑，中國哲學是用直覺的方法獲得的，而西方哲學是用假設的方法獲得的。[2](P30-33)第二，以“假設的概念”為出發(fā)點的西方哲學用演繹推理的方法進行論證，使用的語言嚴密而明確，發(fā)展出數(shù)學和數(shù)理推理等自然科學；而中國的哲學以“直覺的概念”為出發(fā)點，不用演繹推理的概念，而使用比喻例證的方法，所用的語言富于暗示，言簡意豐。[2](P378-380)第三，不同的思維方式在科學研究方法論上的反映，西方哲學用“正”的方法，用演繹推理“告訴我們它的對象是什么”；中國哲學的方法論正好相反，用的是“負”的方法，“告訴我們它的對象不是什么”，“在《老子》、《莊子》里，并沒有說‘道’實際上是什么，卻只說了它不是什么”。[2](P392-393)這三點概括了兩個不同語言社團的思維方式的差異以及由此給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