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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很多行為表現為“所有制情結”在作怪。譬如在貸款問題上，民營企業就沒有國有企業順暢。大家都感覺給國有企業辦事情是應該的，給民營企業辦事就是可有可無的了。為國有企業做事情出了問題沒人管，給民營企業做事出了問題就有人查你。

■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私營不私”，任何生產資料都是供社會共同使用的，都在客觀上起到了擴大社會財富的作用。而在法律關系上，“私營要私”，要通過保護私營財產權和經營權為社會創造財富。

■人孰能無過，企業也一樣，不能因為有點過錯，就動用行政權力罰款，甚至吊銷營業執照。我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河北省委七屆三次全會提出，要通過解放思想進一步推進民營經濟發展，這是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任務。

從河北的情況看，民營經濟雖然占據半壁江山，但是低于全國65%的平均水平。與發達省份相比，民營經濟總體規模小，實力不強；規模大、影響力強的民營企業少，競爭力不強；素質不高、經營粗放的問題突出；發展環境不夠寬松，民營經濟發展活力不足。如何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對于河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至關重要。

思想解放促進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中形成了中國發展模式

思想解放沒有遲到者。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思想解放的過程。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創新思維。鄧小平同志以高超的政治藝術和符合邏輯的理念引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從小到大”，“從易到難”，“由淺入深”，“由近到遠”，一步步推動改革螺旋式上升，不斷深化。

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最大特點是進入了“后改革開放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確立，規范成為調控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如果說在改革開放的前期，主要采取的是調整政策的方式，那么在“后改革開放時期”的今天，則主要運用法律的形式進行規范。規范同樣是改革，同樣需要解放思想，同樣需要創新，目的同樣是促進生產力進一步發展。

思想解放促進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中形成了中國發展模式。這一模式可以歸結為：市場機制，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從人民生活日用品產業起步，融入國際經濟一體化，低成本競爭。其中，發展民營經濟是我國改革開放的一大亮點。

民營經濟發展之初，大多以中小企業起步；而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多是從生產日用必需品起步的。因為這些產品起始投資少，技術水平要求較低，非常適合我國中小企業生產。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和我國加入WTO，中國經濟開始快速融入世界經濟，民營企業開始運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發展自己。而在國際經濟交往過程中，民營企業大多借助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參與競爭，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

民營經濟的發展，對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表現在：一是推動經濟發展，近幾年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增量部分70%—80%來源于民營經濟；二是維護社會穩定，民營經濟已成為解決中國社會就業問題的絕對主體；三是促進社會公平，民營經濟的發展對我國公平社會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四是提高了社會生產效率，民營資本的發展和效率有力地推動了全社會資本和全社會生產要素效率的提高；五是帶來創造活力，民營經濟的創業、創造和創新大大提高了中國社會的整體活力；六是增加民眾財富，民營經濟發展使居民家庭財產得以日益增加與積累。

由此可以看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成功的戰略模式，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唯一選擇。也許有人認為，實行這樣的戰略模式技術含量太低，不如高新科技產業效益高。也許還有人認為，我們在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大錢都讓外商賺走了，我國企業大多只賺了很少一點加工費。可是我們要面對現實，不要忘記我們是在一無技術、二無資金、三無高素質勞動力的條件下起步的，選擇以高新科技為主不是不需要，而是不可能。加之我們走進國際市場，沒有產品銷售渠道，也沒有自己的品牌，賺小錢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假定不是這樣，小錢我們不賺，而大錢又賺不來，結果豈不是更慘嗎？事實勝于雄辯，我們的最終目標絕不僅于此。正是有了這樣的良好開端，我們才有了比較先進的基礎設施建設，才有了高新科技的發展。

民營企業是“魚”，市場環境是“水”，有了“好水”才能養“大魚”

民營經濟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歷了從此前的根本取締、限制發展、不宣傳不提倡，到促進和鼓勵發展；從純粹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益補充，到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把民營經濟的經營者當作投機倒把者、社會勞動者的一員、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到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我國根本大法憲法的逐步修改，到其他法律和國家政策的逐步調整，這樣的一個認識過程，顯示了民營經濟坎坷的發展歷程。

目前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好時期，也是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好時期。但是，阻礙民營經濟發展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還依然存在。主要表現在經營環境和輿論氛圍方面，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認識，進而轉變為具體措施。民營企業是“魚”，市場環境是“水”，有了“好水”才能養“大魚”。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體制下，解放思想首先應當是領導干部解放思想，歸根結底，民營經濟的發展程度取決于當地政府思想解放的程度。

地方政府的很多行為表現為“所有制情結”在作怪。各地雖然都在制定發展民營經濟的若干規定、政策，但實際上問題并沒有解決，遇到具體問題就不一樣了。譬如在貸款問題上，民營企業就沒有國有企業順暢。大家都感覺給國有企業辦事情是應該的，給民營企業辦事就是可有可無的了。為國有企業做事情出了問題沒人管，給民營企業做事出了問題就有人查你。

這種“所有制情結”主要體現在內陸地區，在沿海發達省份并不嚴重。在沿海，你做你的市長，我做我的市場。內地就不一樣，政府干涉得多，不敢越雷池一步。另外，對有錢人也存在著敵視的不好心態。笑人貧，恨人富。

打破這種“所有制情結”，就是打破一種舊的思維，地方政府在這方面要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來講，群眾從來就不缺少創造性，關鍵是政府如何對待。現在我們搞干部對調，目的就是通過人的安排為當地引入沖擊波，突破舊的思維方式，塑造新的發展環境。我認為，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私營不私”，任何生產資料都以社會化的形式存在，都是供社會共同使用的，都在客觀上起到了擴大社會財富的作用。而在法律關系上，“私營要私”，要通過保護私營財產權和經營權為社會創造財富。

政府“做”與“不做”的選擇，導致了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的差異

思想解放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制度創新，應當通過政企互動不斷深化。制度創新的著眼點在于促進經濟發展，因此應當本著包括政策、法律在內的措施為經濟發展服務，政府為包括企業在內的民眾服務的原則。因此，所有不利于經濟發展的政策法律都在調整之列。不然，我們就不能理解為什么作為中國根本大法的憲法連續多次針對民營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行修訂。所以，要樹立客觀公正地看待民營企業早期發展中的某些與當時規則相沖突行為的新歷史觀，有些行為不僅不應當被看作是所謂的“原罪”，而應當看作是企業創新。因為當時的許多政策規定是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相沖突的結果是促進政策調整和法律的修訂。因此政企互動當前也不應當停止，而應當作為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加以繼承。

在有政策或法規的條件下，應當服從于發展要求，而在沒有上級文件規定怎么做，但也沒有明令禁止的情況下，就更應當允許民營企業進行實踐，這在世界上都是慣例。可是在我國，有的地方思想解放，凡是沒有上級文件明令禁止的，就可以做；而有的地方就不敢做，這就是差異。政府“做”與“不做”的選擇，表面看來是具體做法的差異，其實質是思想解放的差異，從而導致了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的差異。

我國幅員遼闊，由于文化的差異導致人們思想行為和生活習慣方面的差異，這是客觀存在的。但不能由此就得出結論認為同樣存在著創造精神的差異。實際上無論何種文化，人們要生活，要改造自然，索取生活資料，并力求豐富，這是一樣的，因而具有創新精神這一點是沒有差異的。只不過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有的地方鼓勵和愛護這種創造精神，即使有些做法與當時的政策規定不相符，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也有的地方不是這樣，而是對與當時政策稍有偏差的行為堅決打擊，時間一長，便挫傷了人們的積極性，遏制了人們的創造精神。這時，不同地方的不同政府行為便導致了人們創造精神的差異。鄧小平同志曾經講過，對于有些企業的不同做法，看準了的就改(指政策)，有的一時拿不準的也不要急忙取締，等等看，過一段時間實踐證明是不好的，再糾正也不遲。鄧小平同志這種凡事經過實踐的思想，也是對民眾創新精神的尊重和愛護，在深化改革的今天仍然適用。

不以一時的成敗論英雄，即使是在經營方面犯過錯誤，也要立足幫助，促其改正，以利發展。人孰能無過，企業也一樣，不能因為有點過錯，就動用行政權力罰款，甚至吊銷營業執照。在這一點上，溫州的做法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想當年溫州鞋就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但是溫州市政府沒有因此動用行政權力封掉一家企業，而是幫助采取措施，提高質量；當溫州鞋質量有所提高，便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新聞會，向社會推銷高質量的溫州鞋。其實溫州之所以成為溫州，值得稱道的故事雖然很多，但以人為本，人性化的行政作為，便是其中最具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