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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和推動下，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已經進行三十年了。這三十年是偉大的三十年，是祖國大地山河面貌巨變的三十年，也是中國人民改寫歷史、譜寫新的篇章的三十年。

在改革開放強勁東風的推動下，我國的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到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達21萬億人民幣，比1980年增長10.5倍；國家財政收入已達3.93萬億元，比1980年增長32.4倍；外貿進出口總額已達17604億美元，比1980年增長45.2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比1980年增長4.3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587元，比1980年增長3.8倍。我國十三億人民，不僅解決了衣食溫飽問題，而且生活質量、膳食結構大大改善。工業化進程大大加快，已經建成了比較完整的現代化工業體系。科技教育及其他各項社會事業全面發展。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已經形成，實現了由封閉半封閉經濟向開放型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三十年的時間，我國已經基本實現了兩步戰略目標——由饑餓到溫飽、由溫飽到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貧窮落后、商品匱乏、定量供給的時代已成為歷史。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轉折。從世界范圍看，我國經濟總量已名列前茅，人均收入也由低收入國家進入中下收入國家的行列，全國人民正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奮進。

在慶祝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時候，簡要回顧一下我國改革開放是怎樣起步、怎樣逐步展開的，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將是十分有益的。

改革開放的條件準備

粉碎“”之后，同志先后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紀委第三書記，并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等職。在他任內，在鄧小平、陳云、等老同志的支持下，他以馬克思主義者無私無畏的驚人魄力和堅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先后組織推動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組織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等工作。通過真理標準的討論，打破了“兩個凡是”等教條主義的思想禁錮，促進了廣大干部、群眾的思想大解放。通過平反冤假錯案，使數百萬蒙受不白之冤的黨員、干部、群眾得以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也使數以千萬計的因親屬、工作關系受到株連的干部和群眾得到解脫。

這樣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為古今中外所沒有，如果沒有高度的歷史責任感、沒有堅強的黨性、沒有堅忍不拔的毅力是辦不到的！

通過真理標準的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不僅為1978年底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思想和組織準備，也為改革開放作了思想和輿論準備。試想，如果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在傳統觀念的束縛下，還是“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年年抓、月月抓”，誰敢越雷池一步？！如果沒有平反冤假錯案，一大批革命干部還在蒙受不白之冤，還是“走資派還在走”，依靠誰去搞改革開放？！

在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后，忠實地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政治上大力倡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倡導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反對制造新的個人崇拜。在組織上大力培養選拔年輕干部，積極推動干部隊伍的年輕化，實現領導層的新老交替。

1980年11月23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比較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唯物主義觀點。他講話的題目是《要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這個講話精彩而深刻，充分展示了他是一個無畏無私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一開頭就說（以下引文系作者當時的記錄）：“多少年來，許多同志勸我少講話。這些同志都是好心，我很感謝他們。但多講、大講也有好處，因為我們黨正處在一個轉折關頭，撥亂反正，必須講。現在的形勢好講話，把話講透，對黨對國家有好處。大家都敢講話，我們黨的事情就好辦一些。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講話，會使我們黨提前完成撥亂反正的任務。講話無非是三種話，拍板的話，打通思想的話，再就是亂放炮的話。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王震同志就放過炮，要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呀，等等，這種炮就放得好。”他說，“今天我只講一個問題，即怎樣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這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宣傳工作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經常講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上還在講這個問題。當然他老人家晚年也違反了唯物主義的原則。”下面他從五個方面闡述了如何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一是如何用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對待上級的指示。他說，“什么是上級？我們往往把個人的東西都當作上級的東西。在某些情況下個人的意見是非常精辟的，但是一般情況下，集體的智慧，經過集體討論的東西總是超過個人的東西。因此，任何時候把上級某一個人的意見當作上級指示，都是不妥當的。”“上級可不可能犯錯誤，中央的決定在特定條件下也可能犯錯誤。搞個人迷信，危害之深，給黨的事業帶來損失之大是無法估量的。今后再也不能搞了。資產階級搞個人權威，不搞個人迷信。什么洞察一切呀，了如指掌呀，傳達上級指示一個字都不能少，錯了一個字都是罪狀。這樣創造性積極性也就沒有了。這是封建思想的殘余。”

第二、如何用唯物主義精神對待自己。他說，“這個也不容易。說‘三個正確對待’（正確對待黨，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他自己就沒有正確對待。”“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是推進的作用還是阻擋的作用？主導歷史的是人民群眾，還是個人？個人不能隨心所欲地推動歷史前進。號召粉碎劉、鄧司令部為什么這么多年粉碎不了呢？就是因為違反了歷史發展規律，違反了黨心民心。為什么后來把‘’一下子就粉碎了呢？因為他們早就成了孤家寡人了，腐朽透頂了，因之粉碎他們是人民群眾的力量，而不是哪一個人。當然，中央一些同志順應了歷史潮流，減少了損失，是有功的，但與人民的力量不能顛倒。……人民群眾創造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今后不要說某某人到我們這里來，對我們是極大鼓舞、極大鞭策這類話，這些話聽起來酸溜溜的，連說這話的人自己也不相信。”

第三、如何用徹底唯物主義的精神對待國家大事。他強調“要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要宣傳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宣傳它的先進企業管理經驗”。

第四、如何用徹底唯物主義精神對待群眾？他說，“我們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很好的，任何時候都不要模糊這個認識。”“我們一定不要同群眾隔離，要更有成效地向群眾做工作。”

第五、要用徹底唯物主義精神對待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這一點不能動搖。”“黨執政以后危險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會蛻化變質。社會主義可能蛻變為社會帝國主義。”“解決這個問題，防止黨蛻化變質，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認真地改善黨的領導。如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堅決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就是防止蛻變的重要措施。”他在另一次講話中說，相互之間有意見，這是難免的，過去有，今后還會有。兩種辦法，一是民主集中制，群言堂；一是一言堂，法西斯，亂上綱。兩種辦法，哪種辦法能安定？第二種辦法不行，連那么大本事都安定不了嘛！

同志是這么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對于的民主作風，凡與同志接觸過的人無不交口稱贊。他讓人說話，敢讓人說話，動員人說話，“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這是同志身體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會議，與會的人都比較輕松，發言熱烈，有時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同志全不在乎。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認為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是我們黨最講民主，政治生活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在組織上，同志以極大的政治熱情培養、選拔年輕干部、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在同志的主持下，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的黨的代表會議，在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新老交替方面邁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擔任中央委員，增補一批年輕干部進入中委。同年12月25日，同志主持召開了調整后的書記處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同志說：“在培養干部方面，我們六年走了三步：選拔、鍛煉、進領導核心，下一步如何培養？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個人努力。要給他們壓擔子，老同志要少管一點事。”他告誡新進領導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學會駕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點時間想點全局的問題，讀點書，馬列主義、中外歷史、政治經濟學、文學等都要讀一點，要熟悉全局情況，學會支配時間。第二，要發揚處理問題、解決矛盾的好風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幟鮮明，堅持真理；二是身體力行，模范帶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八十年代中國領導層的年輕化，一大批年輕人走上領導崗位，正是在同志的大力推動下實現的，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這些年輕干部，后來大多成為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

是一位堅持改革開放路線的人，他不僅主張經濟上要搞改革開放，而且主張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主張在文藝戰線真正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主張給知識分子創造一種寬松的政治環境，讓他們敢于講話，大膽創作。也正是在他主政時期，中國的政治環境比較寬松，民主空氣比較濃，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得到發揮，創作熱情大為提高。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方面也有所改進，比如：黨政職責分開，黨委不對口設置管理政府工作的部門；黨委委員、人大常委委員和政府副職實行差額選舉，人大代表可以依法聯名提出候選人；國務院各部實行部長負責制，國有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農村村委會由村民直選，基層黨組織只起保證監督作用，等等，都是任總書記時做出的決策。

農村改革打頭炮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中國人民群眾中曾廣泛流傳著兩句話，那就是“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粉碎“”以后，他們兩個人一個在安徽當省委第一書記，一個在四川當省委第一書記。他們帶頭打破左的禁錮，打響農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農村改革之路，大膽支持農民的改革之舉，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讓農民重新獲得生產自主權，糧食增產，很快吃飽肚子。農民對他們贊譽，實質上是對黨中央改革開放路線的歌頌。

萬里同志是山東東平縣人，早年參加革命，解放前擔任冀魯豫區黨委書記，解放后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國家建設部部長，北京市常務副市長，領導和組織了建國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設。期間慘遭迫害。在鄧小平同志恢復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他又受命于危難之時，出任鐵道部長，協助鄧小平同志抓鐵路整頓。粉碎“”后，萬里同志被派到農業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書記。安徽曾受到極左政策的嚴重破壞，本來的產糧大省弄得許多農民沒飯吃。

萬里在安徽經過大量調查，對農村農民的問題有了深刻了解，他說：“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又是‘左’傾錯誤的重災區。‘’在安徽的人推行學大寨的那一套‘左’的東西特別積極，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樣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么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到底有什么問題？為什么農民的積極性沒有了？”“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么能不犯愁啊？”“化后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么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見1998年4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對農村實際情況的了解，可能是萬里之所以成為農村改革闖將的基本原因吧！

當有些地方暗地搞包產到組的事情匯報到省委后，萬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試驗。”1979年2月初省委又開會專門討論包產到戶問題。不少人因為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挨過批判，不敢表態。萬里說：農民普遍希望包產到戶。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未必是錯誤的，必須在實踐中加以試驗，我主張在山南區進行包產到戶試驗。山南區的試驗很快見到成果，并傳到別的地方，滁縣地區很快就有17%的生產隊包產到戶。農民說，大包干就是好，保證一年能吃飽。1979年雖然安徽遇到旱災，但農民積極性高，糧食還是增產了。當時還在國務院主管農業的陳永貴說萬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卻說：幾千萬人有了飯吃，還賣余糧給國家，難道這是小惠嗎，與國與民都是大實惠。

后來，包產到戶在全國引起爭論，農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裝不知道，怕說包產到戶是分田單干。在這種情況下，萬里是第一個站出來為包產到戶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會議上，萬里說：“包產到戶原則上不同于分田單干，雖然形式上與分田單干相似，而生產資料所有制并沒有變，土地所有權仍然是公有的，生產隊有權根據情況加以調整。”不久，四川、內蒙、河南、貴州都普遍推行包產到戶。因此，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同志說：“包產到戶，萬里第一、紫陽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志同萬里談話時，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談話中又一次稱贊安徽鳳陽縣絕大多數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他說：“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當時國家農委的主要負責人不贊成農村搞包產到戶，中央于1980年3月調萬里同志任國家農委主任，全面主持農村改革。萬里上任后，首先組織農口各部門大批干部赴各省農村調查，傾聽農民意見。

調查結果表明：絕大多數農民和基層干部贊成包產到戶。已包產到戶的增產明顯。

在摸清全國情況的基礎上，萬里主持召開農委黨組擴大會議，分析形勢、統一思想。在這次會議上萬里批評了左傾殘余思想在農村改革上的表現。認為不肅清“左”，農業永遠不能翻身。

之后，國家農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總結了很多經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將包產到戶規范為雙層經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中國推廣。萬里同志還領導制訂了五個“一號文件”，使中國農村改革有序前進，創造出了舉世震驚的奇跡——八億農民平穩地從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譜寫新的篇章，農業連年豐收。

萬里擔任副總理后，仍然主管農業，對全國農村改革把脈定向，對農村工作作出過許多精辟指示。他在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期間，還為全國農村發展制定了一些法律，尤其是他提出要把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長期不變寫在憲法中。這個意見，在修憲中被采納。

為了支持、引導農村改革的健康發展，在萬里主持下，黨中央、國務院連續發了五個一號文件。但這些文件并沒有下命令，說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開，而是各地看到承包所顯示出來的優越性，然后很快自發推廣的。有的地方想擋也擋不住。結果，實踐證明凡是實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農業生產狀況迅速改觀，出現了驚人的增長。改革解放了生產力。在事實面前，絕大多數同志的思想逐漸統一起來了，家庭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迅速推開，并且在以后的實踐中逐步完善，最終形成了現在這種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廣大農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項偉大創新。其偉大之處就在于它使生產力最基本的要素——勞動者獲得了第二次解放，而這一解放的實質，又在于使農民獲得了對土地這一基本生產資料的經營自主權，獲得了對自身及其勞動所創造價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權。

1989年那場風波之后，有人想借社會主義教育之名，否定農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讓農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萬里同志與其他同志一道堅決頂住了這股錯誤思潮，受到小平同志贊揚。已經吃飽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來的農民，永遠都不會忘記在關鍵時候挺身而出為他們創造出經驗、爭得自主權的萬老。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局部嘗試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在國有企業方面也開始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四川省最早帶頭探索擴大企業自主權、調動企業積極性的路子。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核心是放權、讓利。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將工業企業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業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決定選擇六個不同類型企業，進行擴大自主權的試點。1979年1月，省委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在總結初步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擴大企業自主權急需落實的14項政策、措施，并選擇100個企業作為第一批試點。

我當時作為四川省財政局長、黨組書記，十分贊賞并積極支持省委的改革思路，對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或者要財政上解決的問題，總是千方百計給予支持。根據省委的指示，先后出臺了促進經濟發展的一些措施，如對新辦的社隊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三年內免征所得稅，對集體手工業增長的所得額減半征稅，對紅薯、甘蔗等代用品烤酒適當降低稅率，對一些政策性虧損的產品如小生鐵實行定額補貼，“五小工業”實行利潤分成，小水電利潤不上交用于以電養電等。同時還對廣漢、新都、邛崍等縣，進行了財政包干試點。這些在當時看來“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對于四川工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起了積極促進作用。

四川省100個擴大自主權試點企業生產上升、利潤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傳遍全國，傳到北京。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康世恩敏銳地感覺到，這是改革現行“統收統支”財政管理體制、搞活國有企業的勇敢嘗試，對打破“大鍋飯”、激勵企業積極性有著重要意義。1979年7月，在對企業擴權有爭議的情況下，國家經委黨組毅然決定在成都召開帶有現場會議性質的全國工業工作會議，推廣四川省企業擴權的經驗。康世恩在會上指出：“擴大企業自主權，這是一個大政策，勢在必行。這樣做，解決了目前許多企業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盈利虧損一個樣的問題。”會上，除主管工業的省委書記杜星垣作了報告外，我在會上作了發言，介紹財政如何支持工業生產和改革的做法。我說：“逐步調整國家、企業、職工之間的分配關系，打破‘統收統支’的局面，恢復社會主義企業作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應有權益，這個方向是不可動搖的。”

這次會議后，很快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以減稅、讓利、擴權為核心的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并取得良好效果。

全面展開經濟體制改革

到了1984年，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全面推開，農業生產連年大幅增產，人民的衣食溫飽已基本解決，企業擴權試點也取得了可喜成績的形勢下，全面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條件基本成熟。

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認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必須首先從打破僵化的、無所不包的計劃體制入手。因此，他于1984年9月9日致信、鄧小平、李先念、陳云同志，提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主要內容為：第一，計劃體制問題。各項改革都牽涉到計劃體制，這是經濟體制的核心。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第二，價格改革問題。價格是最重要的經濟調節手段，現在價格體系極不合理。我們調整價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價不合理，是結構性調整物價，而不是通貨貶值。除了調整價格體系外，還有一個改革價格管理體制的問題。理順經濟的主要標志是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價格改革難度最大，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第三，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問題。計劃體制的改革，價值規律的運用，都要求國家的經濟職能產生相應的變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內容應是政企分開。各級政府主管經濟的部門，都要逐步簡政放權，逐步減少對企業正常經濟活動的干預，學會運用經濟手段來進行宏觀控制。

9月10日，鄧小平同志對這一文件批示：“我贊成。”9月13日，陳云復信指出：這三個問題，都是當前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重要問題，也是對這幾年城市經濟改革經驗的總結。他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關于計劃體制，合乎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關于價格改革，現在確實是有利時機，應當穩步進行。關于政企分開，這樣做很必要。

10月4日，國務院批轉國家計委《關于改進計劃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并發出通知。通知指出：為了適應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需要，我國現行計劃體制必須進行改革。要根據“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開放活”的精神，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擴大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的范圍。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活動，實行指令性計劃；對大量的一般經濟活動，實行指導性計劃；對飲食業、服務業和小商品生產等方面，實行市場調節。《暫行規定》就計劃體制改進、改革工作包括的生產計劃、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利用外資外匯計劃、物資分配計劃、商業外貿計劃、勞動工資計劃、國民經濟的平衡等12個方面作出了規定。

1984年10月20日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增強企業活力；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杠桿的作用；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對外的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干部的宏大隊伍；加強黨的領導，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決定》認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要，而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

在同時召開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重要講話，他高度評價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他說：前天中央委員會通過這個決定的時候我講了幾句話，我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是這么個評價。鄧小平還說：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鄧小平指出：最重要的是第九條，概括地說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八個字。鄧小平還說：我們要向世界說明，我們現在制定的這些方針、政策、戰略，誰也改變不了。我們現行政策的連續性是可靠的。

在中共中央做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后，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國務院成立了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由我分管，我的工作重點也轉向了推進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

對于如何推進改革的行動方針，國務院總理多次強調，要“堅定不移，慎重初戰，務求必勝”。（見1985年3月國務院向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報告）鄧小平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說過：“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