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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以村為載體。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經濟條件、生活習俗、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差異，對所有的村莊都按照一個模式、一個路子、一套政策建設也是不切實際的。必須對不同地區農村建設的目標模式進行研究，制定針對性地規劃和政策，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區別對待、分類指導。山東各地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優勢，突出特色，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農村發展模式，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山東不同地區新農村建設的主要模式

（一）“新城市主義”模式

為重振城市中心區，解決郊區化的問題，西方學者和城市規劃當局提出了一系列的城市重建更新計劃，在規劃理論上便是通常意義上的“新城市主義”，強調合理利用土地、公共軌道交通優先、鼓勵步行、鄰里關系以及在社區內部提供就業等新的規劃概念。主要包含兩方面意義，一方面體現通過舊城改造，改善城區的居住環境，提倡回歸城市的理念；另一方面則是對城市邊緣進行重構，實現近郊農村城市化。如*、青島等城市近郊農村建設及城中村改造。*區是*年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新區，地處青島市區北部，轄8個街道辦事處，230個農村社區，人口47萬。建區之初，基礎差，底子薄，設施落后，農村人口占全區人口的95%以上，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區。建區后，*區依托區位、交通、環境優勢，堅定不移地實施了農村工業化戰略，以舊村改造為重點，加快農村城市化。*區堅持群眾利益至上，按照“三個基礎穩固、六個清楚到位”的要求，積極穩妥推進舊村改造，對各個環節進行統一要求，嚴格把關，力求把每座安置樓都建成精品，切實做到改出一片新社區、一片新環境、一片新產業。目前，全區實施了55個社區的舊村改造，其中22個社區的2.8萬戶村民已入住新居，騰出土地3.8萬畝，全部發展二、三產業，既改善了農民的居住條件和環境，又促進農村集體經濟持續發展，確保村民長期收益。榮獲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國家生態示范區、全國綠化先進區，城市化水平達到57%。新市鎮建設，可以從很大程度上重構農村城市化功能，不僅能夠使周邊的農村人口集聚，享受高質量的城市生活水平，還能夠將原先分散的農村集鎮匯集起來，節約居住空間資源，實現聚集化小城鎮建設，更能進一步擴大農村人口就業機會，減輕城市就業壓力，實現農村共同富裕。

（二）“村企一體化”模式

山東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鄉鎮企業快速崛起。在東部發達地區，有的鄉鎮企業已發展成為規模較大的企業集團。這些集團多數由村集體經濟演化而來，企業領導人同時也兼任村黨政組織負責人。由于農業在這些村已不是主導產業，村民大部分已成為企業員工，農民的身份也發生了改變。雖然在社區行政管理上還有“村”的名字存在，但實際上已實現了村企一體化。如南山集團模式、西霞口村模式等。西霞口村依山靠海，“出海撒一網，歸來魚滿艙”。但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村民生活還停留在溫飽線上。當時，西霞口村分農業隊和漁業隊，漁隊擴大發展沒有地，農隊農閑時不能下海打魚，資源無法共享，極大制約了發展。*年，西霞口村將兩隊合二為一，在省內成立了首家村級漁業公司，把“漁”、“農”兩個行業融合合并。機制一變天地寬，西霞口從此駛入了發展的快車道。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海珍品養殖、港口運作、國際海運、船舶修造、旅游五大支柱產業，建起了全國第一家村辦的“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闖出了一條國際化、多元化的發展之路。如今的西霞口，實現了住宅別墅化、公寓化、電氣化，50%的村民住上了別墅樓，年實現總收入20億元，純收入2.2億元，人均創純收入17萬元，實現了住宅的別墅化、公寓化，人均住房面積達65平方米；實現了水、電、有線電視、直撥電話、寬帶網絡的配套；實行了免費供水、供電、收視和醫療制度；建起了福利超市，免費為村民提供富足的食品保障。此外，還建立了完善的退休、養老和社會救助等社會保障體系，全村呈現出一派和諧、富足、安寧、快樂的氣氛。

（三）“產業化帶動”模式

山東是農業產業化的發源地，目前年銷售收入100萬元以上的龍頭企業達到8392家，龍頭企業帶動基地農戶870萬戶，戶均增收1192元。產業化龍頭企業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濰坊市借鑒了世界許多發達農業國家的先進經驗，結合本地實際，提出了“公司加農戶”的農業產業化的新思路，通過龍頭企業的帶動，把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組織起來，形成產加銷、貿工農一體的新型發展模式。許多龍頭企業為穩定自己的原料基地，與村莊形成了較為緊密的協作關系。如泰山亞細亞食品有限公司，為確保有機蔬菜出口質量，協助多個蔬菜種植基地所在村建立合作社。目前共成立了52個有機蔬菜專業生產合作社，形成了“公司+專業合作社+農戶”的產業化經營模式。公司不僅對農戶提供技術指導和支持，而且對基地村進行公共事業投資，改造基地村的道路、供電設施、灌溉網渠，改善了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這類產業化帶動型的“村企互動”模式，在山東為數最多，對新農村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四）“城鄉等值化”試驗

“城鄉等值化”試驗。指不通過耕地變廠房、農村變城市的方式使農村在生產、生活質量而非形態上與城市逐漸消除差異，使在農村居住僅是環境選擇、當農民只是職業選擇，并通過土地整理、村莊革新等方式，實現“與城市生活不同類但等值”的目的。青州市南張樓村，*年作為山東省和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一個合作項目，進行“巴伐利亞經驗”移植，即“城鄉等值化”試驗。內容包括片區規劃、土地整合、機械化耕作、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修路、發展教育等很多項措施。到目前，用在南張樓的投資已經有8000多萬元人民幣，各級政府投資了3000多萬，村集體投資了3500萬元，基金會投資了450萬元。試驗興建了80多個企業；農民人均收入從*年的1950元躍至年的6000元；農民工作模式發生改變，農業生產成為副業，而企業生產成為正式職業；居民生活方式改善，基礎生活設施脫離了農村氛圍，人們生活在包括廠區、居民區、文教區、休閑區等準城市化規劃的大范圍內。盡管現在的南張樓不是德國專家理想中的中國新農村的范本，但它也顯著區別于中國農村大批農民進城打工的常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于新農村建設命題求解的一次獨特實踐，其意義重大。

(五)“股份合作”模式

股份合作模式主要是指,農民以土地等生產資料作價入股，使土地成為資本，與企業聯合，從而實現村企互動，推進新農村建設。農民企業家梁希森帶領其樂陵市希森三和公司，于2001年起改造梁錐村，使村民住上別墅。同時，讓村民利用置換出的老宅基地和廢棄地在公司入股，完成了從農民到股民、從種地到管理、從種回到做工、從分散農民到產業工人的嬗變。蓬萊中糧公司在南王鎮炮臺村建立釀酒葡萄生產基地，村民戶戶都成為股民，同時又成為葡萄專業戶。公司投資450萬元對該村重新遷建，農民實現了就地城市化。

二、山東探索新農村建設的幾點啟示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在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以后啟動的，最終目的是實現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富裕，讓農村、農民和農業走出傳統的模式與形態。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促進了農村社會的分化與整合。南張樓村的“城鄉等值化”與*的“新市鎮”建設等農村發展模式的出現，標志著單一的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鄉村經濟格局的解體，一個多元化的、城鄉一體化的新型農村社會開始形成。在“城鄉等值化”和“新市鎮”理念下，從農村產業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入手，讓農民與農村、農業一起得到發展，就地實現“農村城市化”，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總結山東新農村建設的經驗和模式，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然選擇

從發展來看，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起，國家在農村推行了土地承包責任制、村民自治等制度，中國農村社會的發展由此便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應該說，20多年來，這兩大基本制度基本上決定了我國農村政治社會的基本形貌和運行機制。這一時期中國農村政策的一個基本導向是，國家逐步撤離村莊，市場機制日漸發揮主導作用，土地權利進一步明確化，村莊政治進一步選舉化，這一導向對農村政治社會的發展所造成的影響日益顯現出來。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農民負擔重、農民增收難等問題就一直困擾著中國農村的發展，到了90年代，農村公益事業舉辦難、農民福利缺乏保障等問題又凸顯出來。進入新世紀，國家解決三農問題的總體思路是在農村之外尋求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即“解決農民的辦法在于轉移農民”，于是，開放戶籍制度，發展非農產業，進行小城鎮建設，轉移農村勞動力等便成了解決三農問題的主導思路。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地域廣大、多數人口居住在農村、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大國。在4億多農村勞動力中，約有3億人需要轉移，相當于兩個俄羅斯的人口。如果3億多人連同他們的家屬約6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10）全部流到大中城市，或者他們在省際和大中城市之間流動，我國城市住房、就業、基礎設施、社會治安以及城市間的交通都將無法承受。因此，依靠現有城市的能力來大量吸納農民是根本行不通的，9億中國農民在短時期內是根本不可能從農村迅速轉移出去的，中國的城市化就只能走城市建設與鄉村建設并行的道路，讓農民工能自由往返于城鄉之間，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建設鄉村而不是破壞鄉村，讓農民能在城市里呆不下去的時候，愿意并且能順利回到鄉村，“力避貧民窟式的城市化”。且稅費改革則標志著我國農村政策的一個重要轉變，即從“消滅農村”轉向了“建設農村”：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中國農民不一定大批涌入城市，留在土地上也同樣可以實現幸福生活。

中國村莊發展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會更多的表現出多樣化特征

從村莊發展的模式看，*的村莊建設是通過舊城改造，舊村改造，改善居住環境，提倡回歸城市的理念或實現近郊農村城市化，采取的是農村工業化戰略。南張樓村的“城鄉等值化試驗”，借鑒德國經驗，通過土地整理、村莊革新等方式，使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得以平衡發展。南山、西霞口村等主要是通過發展非農產業而不是通過發展農業而致富的，在相當程度上仍然保持著“集體經濟”成分。濰坊是通過龍頭企業的帶動，把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組織起來，形成產加銷、貿工農一體的新型發展模式。樂陵梁錐村的股份合作模式，榮成好當家公司的兼并聯合模式，滕州魯南牧工商公司的合作投資模式等，農村發展的多樣化特征已經在現實中表現得十分清楚。從理論上講，當今中國農村發展由于受多元素（包括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社會的等）的影響，加上村莊發展本身受地理位置、自然條件與環境的影響比較大。尤其在目前急劇變遷的中國，再用一個統一的所謂模式來統領中國村莊發展格局基本上是不現實的。相反，多元化的發展方式選擇必然帶來多元化的發展。

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選擇和首創精神

新農村建設既是一項涉及面廣、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又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實施過程中必然會有一個輕重緩急、易難先后問題。農民身處新農村建設的最前沿，對情況最清楚，也最有發言權。農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創造出許多先進經驗，這些都是新農村建設的寶貴財富。從山東經驗看，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可以探索，到堅持長期穩定不變，最終形成農村的一項基本經營制度；對鄉鎮企業，從允許“三就地”發展，到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產業化經營起步較早，各地在農產品基地建設、市場組織培育、龍頭企業發展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至今仍走在全國前列。這都是創新機制，以民為主，尊重農民首創精神的具體體現。*區將農民作為建設新農村的主體，堅持以群眾滿意為出發點，嚴格舊村改造程序。凡社區兩委班子思想不統一、黨員大會不通過、群眾贊成率達不到95%的一律不列入舊村改造計劃。還通過村級黨員干部聯戶制度、村情報告制度等，強化基層干部對新村建設的責任制，對群眾反映的問題和建議，及時梳理、及時提出對策。南張樓村在“城鄉等值化試驗”上，也沒有完全遵循將“村民留在土地上、留在本村，而不是進入工廠、不是進入城市”的理念去做，而是執行了相反的理念，即通過利用國際試驗這樣一個無形資產與品牌爭取到了許多發展非農產業和進城、出國的機會。如果沒有工業企業在該村的快速發展，沒有大量村民的外出（包括出國）從事各種服務業，南張樓村可能發展還比較慢，這是由中國目前所處的轉型期所特有的歷史性特征所決定的。也許“試驗”設計者的想法在未來的某一個時期對中國農村發展具有積極意義，但肯定不是現在。因此，各級政府在新農村建設初期需要倡導、扶持、示范、帶動，如支援物質是為了調動農民的組織、策劃、設計、實施、改進、維護能力，而不是大包大攬，更不能成為行業部門壟斷的自留地。在這一過程中還要始終突出和激發農民的主觀能動性，變“要我干”為“我要干”，同時保護好農民經濟上的物質利益、政治上的民主權利，使新農村建設成為廣大農民的自覺行動，否則又成為“農業熱鬧、農村蕭條、農民消沉”的形式主義花架子。

村級公共產品的供給有賴于農村集體組織經濟實力的增強

當前一個現實是推進新農村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建成的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也需要資金來保證其正常運轉。農民個體的資金很難拿出來用于公共事業，即使是農民達到了富裕程度，也很難操作。從我國農村普遍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際情況看，其實質就是解決了“分”的問題，集體的事公益的事不到萬不得已無人關心，無人過問。“統”只不過是形式上的或行政上的，真正經濟上“合”的問題還沒有破題。因此，如何擺脫當前農村的松散狀況，創新組織形式和產權制度，充分發揮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作用，將農民的力量集聚起來，形成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合力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從山東的實際情況看，在一些村級集體組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其村莊建設和公共事業發展都比較好，農民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也好于其他的村。南山、西霞口村模式雖然在我國農村不具有普遍意義，但這兩個村主要是依靠集體的力量而致富的經驗說明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對農村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單打獨奏很難達到盡快致富、共同富裕的目標，必須走農村工業化、集約化的路子，依靠集體致富，增加農民收入。事實上，山東近十多年來，已經在實踐上進行了多方面探索，其中農業產業化和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的發展，就是這一探索的最有價值的成果。一是在有條件的地方發展村企合一的集體組織經濟。二是發展通過土地、資金、技術、勞力入股的農村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經濟。三是村或鎮成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行業協會。四是農村原集體經濟時期建設的企業、水利設施、碼頭、漁池以及山林、荒灘的承包、轉讓、租賃、拍賣所獲取的收入等。通過發展上述各種形式的集體組織經濟，增強村級經濟實力，可以解決農村一家一戶想干又干不了的事情，使新農村建設走上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軌道。

堅持從實際出發，規劃先行，分類指導

新農村建設是一個長期過程，有完整的內涵、系統的目標，但具體到一個時段、一個地方，應充分考慮農民的實際需求和承受能力，講條件、講重點，不能同時什么村子、什么事情都抓，追求普遍開花。當前尤為重要的是從當地實際出發，做好符合當地生產力水平的規劃，明確總體思路和工作目標、重點，進行分類指導。山東在新農村建設總體規劃中，針對全省農村發展的不平衡性，以行政村為單位，將全省農村進行了分類。分類方式是：將中央提出的5句話，分解成20項指標，分別確定了到2010年和2020年發展目標，以2020年規劃指標為目標值計算出不同行政村的綜合實現指數。其中綜合指數大于70%的，確定為一類村，大于50%且小于70%的，為二類村，小于50%的為三類村。村級分類的作用不是搞達標活動，而是為了讓每個村都找到自己所處的位置，確定奮斗目標；為了讓各級政府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實行分類扶持和引導，做到培優做強一類村，加快轉化二類村，重點扶持三類村。同時也有利于各級政府經過一個時期的新農村建設后，檢查工作的成效，做到心中有數。

從村莊發展模式歸類看，大城市郊區、發達地區和集體經濟實力雄厚的村鎮建設可走農村工業化、城市化之路；純農業地區可走“公司加農戶”的農業產業化之路；平原地區、中西部地區的中心村可借鑒“城鄉等值化”模式。德國人進行“城鄉等值化”實驗，當時看中的就是南張樓村具有的“天然劣勢”：不靠城、不靠海、沒有大企業、不靠近交通要道、沒有礦產資源、人多地少等，對于我國這樣的發展中農業大國來說意義非常。“城鄉等值化”的建設理念所追求的目標是：“與城市生活不同類但等值”。換句話說，就是建設的基點是立足于農村，追求的是農村的發展，并不是要將農村城市化；建設也不是以城市為標準，追求的是與城市不同的更符合農民需求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這就為用有限的財力物力投入可以讓農民生產、生活得更好提供了可能。如，建設一種“低消費、高福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生活方式等。但這并不等于國家可以減少給農村更多的轉移支付，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必須量力而行，從實際出發，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新農村建設必須以政府為主導，以農民為主體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主要有三方面力量共同參與努力：一是政府力量，二是社會力量的參與，三是企業和農民的直接參與。在開展新農村建設中，各方面的作用都很重要，但在建設中地位有所不同，政府是新農村建設的主導。因此，在新農村建設中，政府要加強組織引導，認真制定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規劃，做到規劃先行、科學指導。加大新農村建設資金投入，這是政府主導作用中最重要的內容。政府要充分發揮發展規劃、扶持政策的導向作用，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通過財政貼息、稅收優惠、項目扶持等形式，引導農民和社會積極投入新農村建設，形成建設新農村的合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政府的投入起到先導、主導作用，但并非要政府大包大攬，最終還是要靠農民自己來建設。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只有尊重農民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自主選擇，尊重他們的創新，保護他們的權利，充分調動農民建設自己家園的積極性，新農村建設才能取得突破。因此在新農村建設中，必須切實維護農民的根本利益，以農民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作為衡量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農民就業、增收、社保、居住條件和享受公共服務設施等為著眼點，從群眾最關心、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入手，如道路、安全、飲水、就業、看病、學生入學等這些急需解決的問題，讓他們參與規劃、設計、建設、管理等，使農民成為建設主體、投資主體、管理主體，充分調動農民參與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農民充分享受到現代化建設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