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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監獄的設置分為中央和地方兩種。明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統化的監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系囚制度、獄回生活處置之進一步制度化、錄囚制度等三個方面。“明刑弼教”是明代在獄政方面區別于前代的最大特色。

歷朝歷代的監獄制度與當時的政治、經濟發展情況相聯系，雖然總體上在一些基本制度上保持了一定的延續性，但更多的是體現出來的獨特性。而具體到明朝，除了繼續保持唐宋律令中的基本制度外，又對其做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另一方面明朝的監獄制度為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而變得更加暴虐腐敗，成為維護沒落的封建經濟和君主專制制度的暴力工具。

一、明朝監獄的設置

中國古代自漢以來，中央及地方所設之獄，一直以獄為名，一般人則稱其為牢獄，并無監之稱呼，而自明代起，文書中始稱獄為監，當時監獄雖尚未聯稱，事實上已具有監獄之本義。①監正式出現在律文中是萬歷十三年修訂之《問刑條例》，在刑律十一斷獄門中該條例寫到：“在京法司監候梟首重囚在監病故……”。②

明代監獄的設置在前代的基礎上更加完善，分為中央和地方兩種。在中央，有刑部監，宜屬刑部，由刑部司獄司管轄。明代在刑部沒監，是承襲了元朝的制度。元朝由于中央不設大理寺，因此唐宋時期置于大理寺的監獄也就移歸刑部。至明代，雖然重新恢復了大理寺的機構，但是由于中央集權的加強，皇權的集中，大理寺原有之審判職權劃歸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刑部所管，大理寺變成為單純專管復核駁正的機構，也就不再置附屬監獄，這是明朝“與宋之制適相反“的一大變化。除此之外，明朝沿襲宋元舊制在都察院(前代御史臺的改稱)下設有監獄，其直接領導機構是司獄司，由獄官一人掌管。

明代地方行政區域分為省、府、州、縣，同時還有直轄于中央的順天府(北京)、應天府(南京)，在上述區域內，也都有監獄的設置。省由提刑按察使司的司獄專管本省監獄事務，此外，負責行政的布政使司也沒有司獄監管全省監獄。各府也都沒有管監獄的司獄官。而州、縣的監獄，一般以本地行政長官兼管。③

二、明朝監獄管理之基本思想

明太祖于洪武十七年設置三法司于南京太平門外之鐘山，名為“貫城”，實質上為天牢。在明太祖為設置“貫城”而專門頒布的敕令中，我們可以考察其中蘊涵的獄政管理思想。其文為：“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故獄無囚人。貫內空，中有星或數枚者，即刑繁。刑官非其人，有星而明，為貴人無罪而獄。令法天道，置法司。而諸司其名慎乃事，法天道行之，令貫索中虛，無不負聯肇建之意。④在這一敕令中，明太祖以天文學之觀點而為人間組織之配合，根據天文現象而設置朝廷之法司，取天上貫索九星象征天牢的意思，命令三法司刑法平，官無邪私，從而達到獄無囚人的境界，其真實的含義是“寓刑期無刑”，亦即通過刑事處罰的手段，以致達到監獄無囚的理想統治狀態。

上述獄政指導思想，與明朝立法指導思想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德主刑輔是封建社會長期采用的統治方式和法制模式，朱元瘴也繼承了這一傳統思想，他特別強調“明理以導民，定律以繩頑”。但是，朱元璋推行的又是重典政策，為了繼續完善和強化重典治國這一既定方針，又能維護和發揚儒家的正統思想，保持其仁君的形象，朱元璋搬出了“明刑弼教”的學說。該學說認為，道德和刑罰兩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廢；同時，又強調刑罰對教化的作用，認為在施行時，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模式，也可以“刑罰立而而后教化行”。⑤在上述獄政指導思想中，其實質乃是一種“明刑弼教”的思想，明太祖要求新置法司按照“天道行之”，也即按照天理對犯罪的人加以懲罰，使刑事處罰蒙上了“天罰”的韻味，使司法官吏頂著“天道”

的名義，懲罰世間奸惡之徒而不必計較于刑教的先后順序。同時，明代歷朝皇帝又不放棄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加強刑法作用的同時，輔之以禮教教化，從而達到獄無囚人，亦即所謂的寓刑期無刑。

三、明代監獄管理的基本制度

明朝獄政管理思想承襲其立法指導思想，亦即“明刑弼教”的思想。在注意運用監獄囚禁犯人以達到懲罰之目的同時，更加關心在監獄制度中體現教化的作用，使兩種功能相結合，最后達到獄中無囚。明太祖在南京開國后，即著手整頓全國政務，且特別注意于監獄之整頓，以為獄空無囚，則刑罰平，獄有囚犯，主其事者就應報哀矜之心情，善為管理之，其后又經幾代皇帝的發展和完善，明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統化的監獄管理制度。

(一)系囚制度方面

所謂系囚，是指對人犯系之入獄，實行有效的拘押，包括門衛、桎梏、點視、行刑，以及監禁期間的牢役制度等。系囚的目的是為了使“內情不得外出，外情不得內入，使入知幽閉困苦之狀，以頓挫其頑心”⑧，以便達到更有效的懲罰目的。明代系囚制度的最大特色是系囚制度比前朝更為嚴密，其懲罰的功能更加強化。據《明律·刑律·斷獄》中“囚應禁而不禁”的解釋，凡是“男子犯徒以上罪，婦女犯奸及死罪，皆應收監。”且要求如法枷柚，嚴加戒護。同時，對于應禁之徒而未禁使其逃脫的獄官，勤n以嚴懲。另外，明代首創監獄分類雜居制，除了規定貴賤異獄、男女分監外，還對老小廢疾、輕重內外等情況做了進一步的規定。雖然明代的監禁制度仍系混合雜居下的部分分房制，但相對于前朝的雜居制來說畢竟進步了許多。《大明律》中這樣的規定：“凡婦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雜犯……不許一概監禁”⑦。明太祖曾在洪武元年下令，“禁系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散收，輕重不許混雜。”⑧這一制度最終極的目的乃是為了更好地囚禁罪犯，從而達到監獄之懲罰功能。

(二)獄囚生活處置進一步制度化

明太祖認識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有石也。”專用刑罰是難以人定國寧的，為此在施用刑罰的同時，輔之以“仁義”的措施，對犯罪囚徒進行感化，乃是維護統治所必行的。因此，明朝對于獄囚的生活待遇，在前朝的基礎上又有所重視。明太祖洪武元年曾頒布救令，要求：“枷抽常須洗滌，席葦常須鋪置，冬設暖匣，夏備涼漿。無家屬者，日給倉米一升，冬給棉衣一件，夜給油燈，病給醫藥，并令于本處有司在官錢糧內支付。”并于十五年制訂出糧的具體標準，即每日一升⑨。英宗正統二年，還下令贓罰中有不好的衣物可以分給貧困的獄囚。嘉靖六年還下令要求每年冬天發給囚犯棉衣褲一套，并由提牢主事驗發。另外，明朝律令中還有許多有關改善獄囚生活的規定。例如，憲宗成化十二年，廣設惠民藥局，治療囚人；有關獄囚家屬探監制度；有關節慶之日家屬可帶黃酒肉果等食物的各項規定。從上述有關改善獄囚生活的制度中，可以看出明代統治者出于通過教育感化的方法改變獄囚的目的，在制度上較之前代有不少的

進步和完善。除此之外，明代還在《大明律》中增設“凌虐罪囚”、“獄囚衣糧”等專條，對違反上述改善獄囚生活各項制度的司獄官、典卒加以嚴厲的懲罰，從而保證這些制度的真正施行。

(三)錄囚制度

錄囚制度是中國古代監獄史和司法制度史上的一項重要的制度，指皇帝和各級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巡視監獄，訊察獄囚，平反冤獄，決定淹滯獄囚，施行寬赦⑩。自西漢以來歷朝各代，在儒家“明德慎罰”、“仁政”思想的支配下，都將其作為司法和獄政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確定下來。明朝統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導下，對于能夠標榜皇帝“好生之德”、“矜恤之意”的錄囚制度也十分重視，因為錄囚的實質是用儒家“恤”的思想，出于對囚犯的憐憫之心，重新給其一次機會，進行重審，希望用這種方法從另一側面感化囚犯，其目的是達到統治者所期望的“獄中無囚”的境界。明朝錄囚制度主要就是會審，開始于明初洪武十四年，這一年朱元瘴下沼規定了法司論囚疑獄之程序，要求司法官吏在正常審判程序完成之后，罪犯判刑并在執行之中，對于重大案犯舉行定期會官審錄。但是，明初做出這項恤刑會審的制度，主要原因是當時刑獄壅弊，所以分遣御史臺治各道囚，其實際上是一種臨時措施。到了明宣宗時期，統治者正式把恤刑定位明王朝的立國之基，并敕令三法司：“聯體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另爾等詳覆天下重獄，而犯者遠在千萬里外，需次當決，豈能無冤在11?”此后，會審制度作為一種定制被確定下來，大凡重囚的會審、冤錯案件的平反、淹獄的清理；罪行的減等遣發、枷號的疏放、乃至赦免的執行、因氣候變異而疏通獄囚等等，都是這一制度涉及的范圍。以后歷經各代的不斷發展日趨完善和系統，成為清代錄囚制度發達定型的淵源。明代會審制度主要有三種：(1)秋審制度，它是以中央寺、府、部、院、司等機關主要官吏在每年冬至前共同審錄重大案件為內容的制度。在《大明律》中即有此項記錄：“直隸去處，從刑部委官與監察御史，在外去處，從布政委官與按察史公同審決12。”(2)朝審制度，這是以三法司與公、候、伯等爵高位重者，在每年霜降后共同審錄重囚的制度。(3)熱審制度，即每年小滿后十余天至六月止，由于天氣炎熱，獄囚監禁過久，需要清理牢獄，由五府、六部、六科協同三法司盡快處理輕罪犯者的制度13。

從以上對明朝監獄制度及立法指導思想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反映出的“明刑弼教”的指導思想的本義與歷代統治者所祟尚的儒家“德主刑輔”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所不同的只是朱元境在明朝初期汲取元代滅亡的教訓，獄政方面在繼承禮法結合典型化的唐律的基礎上，采用刑用重典、極端強化君主專制制度的方法，亦即在采取儒家“仁恕”思想的前提下更加強調“重刑”的意義，這也許就是明代在獄政方面區別于前代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