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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證明，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利益問題。經濟利益是農民最基本的利益。**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切實維護農民的經濟利益，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農民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充分地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局面。

一、維護農民經濟利益是我們黨一以貫之的思想與實踐

黨從成立那天起，就以關注人民利益為己任。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地認識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問題乃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軍。因此，如何維護農民的經濟利益，從而組織起浩大的農民革命隊伍，參加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課題。

黨牢牢抓住了關系農民“命根子”的土地問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要解除農民的困苦，根本的是要實行“耕地農有”的辦法。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就高度重視農民的土地問題，提出反對土豪劣紳、反對征收錢糧、拒交不法征收、取消苛捐雜稅、加征殷富捐所得稅等主張，并推動國民黨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維護農民經濟利益的措施。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明確提出中國革命的任務是通過對農村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重新安排，變革封建土地所有制關系，消滅以封建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剝削制度，并在實踐中確立了土地的稅收、分配和農民土地私有權政策，使農民得到了實際的利益，廣大翻身農民為保衛革命成果踴躍參軍、奔赴前線，推動土地革命的深入發展。

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上升為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黨制定了減租減息的新政策，實行了統一稅制、減低稅率、取消任何附加或重征等既切合實際又能保護農民經濟利益的政策。由于日寇的掃蕩和國民黨的圍困，邊區經濟異常艱難。邊區政府并不因此加重農民負擔，而是實行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產運動，并想方設法改善農民生活。針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尖銳地批評：“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后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么，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選集》，第3卷，9**頁)他還提出要打破害怕農民群眾富裕起來的幼稚觀點，對農民要多給予、少索取。這一點至今還成為我黨做好農民工作、減輕農民負擔的一條根本原則。正是由于我們黨自覺地維護了農民利益，不僅減輕了邊區人民的負擔，而且發展了生產，積蓄起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反動派積極進行反革命內戰準備，為了滿足廣大農民對于土地的迫切要求，進一步發動農民，準備進行自衛戰爭，中共中央于19**年發出《五四指示》，及時地把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指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是我黨目前最基本的歷史任務，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環節”(《劉少奇選集》，上卷，378頁)。這一指示的貫徹，激發了農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政治和物質基礎。

新中國使廣大農民群眾獲得了政治上的權利，但要在貧窮落后的農業國中使他們獲得相應的經濟利益，還需要共產黨人在實踐中加緊探索。建國初期為加快工業化步伐，曾出現過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當發現這一傾向時，及時地予以了糾正，提出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文選》，第7卷，2**頁)中國革命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獲得成功的，農民對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程中只能加強工農聯盟，而不能損害農民的利益。“”中出現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等同志覺察到問題的嚴重性，認為這是我們黨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根本問題，指出對農民只能貿易，不能剝奪。出現的“窮富拉平、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共各種產”是我們所不許可的，并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原則。這一原則即使在“”中也沒有改變。

“”結束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克服了“左”的錯誤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高度重視廣大農民的經濟利益，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確定農業政策和農村經濟政策的首要出發點，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發揮我國八億農民的積極性。”(《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183頁)如何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性，鄧小平認為最基本的途徑有兩條，即尊重農民的自主權和保證農民的經濟利益。根據這一思想，我們黨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分配關系進行了改革，肯定了農民創造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余都是自己的”分配模式。同時，大幅度提高了農產品價格，按價值規律調整了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給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事業帶來了勃勃生機。

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總結我們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取得的寶貴經驗，強調要重視和處理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把解決“三農”問題看作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問題。針對農業經濟結構調整中出現的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和負擔過重的問題，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比如延長土地承包期，減輕農民負擔，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在農村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等等。這些都是切實維護農民經濟利益的重大舉措，不僅關系到農業和農村的發展，而且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全局，關系到黨的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

二、我們黨維護農民經濟利益的基本經驗

(1)維護農民經濟利益是共產黨人的歷史責任

早在150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鄭重宣布：“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83、285頁)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本。**年多前，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開宗明義地表明了它代表著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選集》，第3卷，**9頁)鄧小平說：“中國共產黨員的含義或任務，如果用概括的語言來說，只有兩句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利益作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鄧小平文選》，第1卷，257頁)同志指出：我們“想問題辦事情要把為人民謀利益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年6月24日)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就是把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共產黨人行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進行民主革命，以及在革命勝利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都不能忽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都離不開廣大農民的參與和創造。中國共產黨從這個現實出發高度重視農民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因此，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維護農民的經濟利益體現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之中，把維護農民經濟利益作為我們黨的歷史責任。

(2)維護農民經濟利益就是維護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事業

縱觀中國共產黨**多年的歷程，有一條是反復證明并屢試不爽的，那就是：什么時候農民利益保護得好，革命和建設事業就能順利發展；反之，什么時候農民利益受到損害，革命和建設事業就會出現曲折。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緊緊依靠農民這個最廣泛、最深厚的群眾基礎，在不同歷史時期不斷解決農民經濟利益問題，推翻了長期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一位美籍作者曾分析到：中國廣大的農村是中國社會的基礎，誰能夠解決農民問題，誰就能夠控制農村，誰就能夠統治中國，就能使中國長治久安。當然和中國共產黨早就敏銳地看到了中國政治上這個訣竅，這個千古不易的中國歷史規律，所以中國共產黨勝利了，國民黨失敗了。這一分析有參考價值，它抓住了農民經濟利益這個關鍵。中國共產黨解決農民問題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只有使農民得到徹底的解放和實際的利益，農民才能堅定不移地跟黨走。因為利益是決定人們行為的原動力。“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82頁)任何階級的積極性都是以一定的物質利益和政治權利為基礎的，離開了這個基礎，他們的積極性就不可能產生和維系。因此，物質利益既決定農民是否有積極性，也決定他們的政治取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農村實行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切實維護農民的經濟利益，黨的農村政策得到億萬農民的擁護，因為這些政策給農民帶來了實惠，使農民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來，絕大多數農民從解決溫飽走上了小康之路，把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經過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奮斗，我國已于1995年提前實現國民經濟總產值比19**年翻兩番的目標，并于20世紀末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的前兩步戰略目標，使我國的生產力水平邁上了一個大臺階，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為第三步戰略目標的實施奠定了良好基礎。

(3)維護農民經濟利益是確定農業和農村經濟政策的首要出發點

中國共產黨在**多年的光輝歷程中，特別是近20多年來始終重視從維護農民經濟利益的角度來激發億萬農民的積極性，并以此作為制定農業和農村經濟政策的首要出發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制定《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等重要文件，指出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加快農業發展，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強調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實踐證明，這是黨在領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一條重要經驗。在農村開展任何一項工作，實行任何一項政策，都必須首先考慮，是維護還是損害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是有利于調動還是會挫傷農民的積極性，用是否有利于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作為決定各項政策取舍和檢驗其得失的根本標準。黨的農業和農村政策就是要讓農民群眾得到更多的實惠。現在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受市場等因素影響，農產品出現階段性、結構性相對過剩，農業比較效益下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針對新情況、新問題，黨中央及時決定，必須把積極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提高農業、農村經濟的素質和效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作為新階段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黨中央的政策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普遍歡迎。

(4)維護農民經濟利益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

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得出一條彌足珍貴的經驗，那就是：維護農民經濟利益決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黨的三代領導核心始終把農業看作是關系國計民生、社會安定的基礎產業。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以農業為第一位”的思想，并經過建國初期在處理農民問題上出現的經驗教訓，提出了“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的著名論斷。他指出，農民的情況如何，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系極大。鄧小平指出：“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鄧小平文選》，第3卷，237頁)農村穩定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真正把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首位，保證關系國計民生、社會安定的大宗農產品的有效供給；二是切實保護農民利益，增加農民收入。二者緊密聯系，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條件。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同志深刻指出：“減輕還是加重農民負擔，絕不是少拿多拿幾個錢的問題，而是保護還是挫傷農民積極性的問題，是促進還是阻礙農村生產力的問題，是增強還是喪失農民群眾信任和擁護的問題。必須把減輕農民負擔問題，提到這樣的政治高度來認識，提到我們黨的宗旨和農村政權穩定的高度來認識。”(《人民日報》，19**年6月4日)因此，我們一定要頭腦清醒，把維護農民經濟利益作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來看待，始終注意把農民的積極性引導好、保護好、發揮好。

當前我們要以農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為契機，切實提高農村基層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領導能力，帶領農民調整產業結構，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推動農村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確保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