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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現狀評估

(一)預防職務犯罪于法無據

認為預防職務犯罪于法有據者試圖從《憲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尋找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4條、27條，《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檢察機關有開展各種普法教育，進行法制宣傳，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義務。筆者認為從這種比較原則的《憲法》和《組織法》里尋找一項司法制度的法律依據未免牽強。一種司法制度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相應的部門法特別是訴訟沒有相關的具體操作規定，就應該認為沒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依據作為依托,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必將遇到尷尬與無奈。某檢察院預防處在開展工作時，遭到“檢察院干什么”的質疑不足為奇。

(二)現有工作規定不具有操作性

目前我國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依據主要是一些政策性規定、黨中央關于反腐敗工作的方針。1999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關于加強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意見》，2001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了《關于在金融證券等八個行業和領域開展系統預防工作的通知》，2001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又制定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決定》。各地也相繼制定了一些工作規定，有部分省、市人大對該項工作做了規定，但這些規定都是些宣傳性的，甚至是近乎口號性的規定，對預防的主體、權限、范圍、方法等實質問題都沒有規定，因此不具有具體操作性。工作的推進質量只靠當地領導的具體運用和協調，根本沒有法律與制度的保障，這也許就是制約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瓶頸。不打破這個瓶頸，檢察機關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投入的司法資源得不到相應的價值回報，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先天不足將越來越明顯地顯現出來。

二、職務犯罪的立法模式

預防職務犯罪已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重視。世界各國預防職務犯罪的立法模式概括起來有三種：一是專門立法形式，如印度的《1988年防止腐敗法》；二是行政法模式，如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德國等。美國的預防職務犯罪法律有：《政府行為道德法》、《眾議院議員和雇員道德準則》等法律規范；英國的《行政公開的最佳實務標準》，法國《關于政治生活財務透明度的法律》和《關于公務員行為準則的法律》；三是專門立法與行政立法結合形式，新加坡、韓國屬于該種模式，如新加坡關于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有《預防腐敗法》、《公務員懲戒規則》等法律規范。由于職務犯罪的復雜性和行業的多樣性，后兩種模式更趨于科學，選擇什么模式取決于不同的政治體制。我國是人大之下的“一府兩院”體制，筆者認為更適合專門立法與行政立法結合模式。首先應有人大制定《職務犯罪預防法》，對預防職務犯罪的原則、主體、各種主體預防權限、方法、程序及監督予以全面的規定。各行業制定嚴密的行業規范，行業規范中還應有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的銜接規范。同時建立以人大為領導和監督核心，檢、法、行政、社會團體、媒體共同參與的職務犯罪預防信息網絡。只有人大能夠有效行使協調、領導和監督權力。參與主體的權限、義務、責任應明確，使預防職務犯罪工作能夠在法律限度內有序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