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專業實習與畢業論文是法學專業本科教學中的重要關節，是強化人才培養質量和提升學生綜合素養的重要保障，構建兩者關聯性實現機制將助力卓越法治人才的培養，符合全面依法治國的現實需求。要實現法學專業實習與畢業論文的關聯，需要通過深化實踐基地建設，搭建合作平臺，兩者的視界融合才能得以實現。

關鍵詞：法學；專業實習；畢業論文；關聯性

法學專業實習和畢業論文作為卓越法治人才培養不可或缺的實踐性教學環節，對學生實踐性能力的提升和法治思維的養成均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直至當下，在法學專業實習和畢業論文兩個教學環節上，均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阻滯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并解決問題的實踐性能力提升的多種因素，如何發掘兩者之間的關聯，并實現兩個教學環節質量的共同提升，便成為當下法學教育特別是卓越法治人才培養必須面對重要問題。

一實現法學專業實習與畢業論文關聯的必要性

（一）是卓越法治人才培養提出的新要求。2011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員會在《關于實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強化法學實踐教學環節”，“積極開展覆蓋面廣、參與性高、實效性強的專業實習，切實提高學生的法律詮釋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論證能力以及探知法律事實的能力。”2012年教育部等《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見》指出：“各高校要努力建設教學與科研緊密結合、學校與社會密切合作的實踐教學基地”“要全面落實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對實踐教學的基本要求，加強實踐教學管理，提高實驗、實習、實踐和畢業設計（論文）質量。”2014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要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培養出理論功底深厚、熟悉中國司法實踐的法治人才。2018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又在《關于堅持德法兼修實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的意見》中進一步強調：“要著力強化實踐教學，……積極探索實踐教學的方式方法，切實提高實踐教學的質量和效果。”[1]由上觀之，符合國家依法治國需求的卓越法治人才，應兼具良好法學理論功底和理論聯系實際的實踐性能力。而培養法科學生實踐性能力實際上就是要解決理論性教學和實踐性教學的銜接問題，為此，必須使法學專業實習與畢業論文這兩種實踐性教學形式相互關聯。

（二）為進一步提升法學專業實習效果所必須。《關于實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的意見》中明確指出，建立法治實務部門接收法學專業學生實習、法學專業學生擔任實習法官檢察官助理等制度，將接收、指導學生實習作為法治實務部門的職責。專業實習是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其在法學專業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愈加凸顯，它有助于學生在實踐中加深對法律知識的理解、法學素養的提升以及法律思維的運用。但若限于此，法學專業實習的目的便較為偏狹。卓越法治人才的關鍵還在于能夠將實踐中的所思、所想和經驗等進一步上升為理論上的研討、分析與總結。而構建畢業論文與專業實習的關聯機制，使學生帶著任務去實習，為畢業論文的寫作提供實證基礎，無疑會使法學專業的實習效果上升到更高的層次。

〔摘要〕法學專業實習作為實踐教育的重要環節，在法學本科教育中有著重要的作用。面對當前法學本科教育專業實習日益嚴重的形式化傾向，有必要反思法學專業實習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法學專業實習模式的創新。應以全新的教育觀念為指導思想，在比較借鑒世界各國法學實踐教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法學教育實際及在實踐中積累的經驗，提出可行的建議。

〔關鍵詞〕法學教育；專業實習；實踐教育

法學是一門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學科。這一點業已成為國內外法學教育界的共識。但如何在法學教育中體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多年來眾多國內外法學教育家都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在我國，法學專業實習作為加強法學專業學生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重要途徑之一，已被廣泛運用于法學專業教學中，為培養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法律人才起了重要作用。當前，面對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深化過程中所帶來的諸如法學教育體制改革、法律職業改革、司法改革等種種制度變遷帶來的挑戰，各法學院校系都提出了各自的應對方案。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法學專業實習已出現了形式化和走過場的傾向。因此，有必要對法學專業實習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全面、深刻的反思。本文通過國際經驗的比較，①分析對法學專業實習重要性的主要影響因素，并結合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多年的法學專業實習的改革經驗，提出解決法學專業實習當前面臨的問題的一些思路，以期引發對我國法學專業實習問題的更深入的思考。

一、法學專業實習的困境

我國高等法學院校（系）在本科高年級的教學中，曾普遍要求學生參加與法學專業密切聯系的專業實習，并將實習納入學分管理；并基本形成了以集中實習（即由學校的教學管理部門在正常的學時中集中安排實習時間）為主的實習方式。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入，法學專業實習的持續推行卻遇到了困難。

首先，隨著包括法學教育在內的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的過渡，各法學院校系的招生規模急劇膨脹。僅以我院為例，法學本科招生規模已由1995年的32人增長到2000年的250人。各法學院系的共建實習基地的容納能力已遠遠跟不上法學院系學生數量的增長速度，繼續由法學院系負責聯系安排專業實習已不現實。同時，與急速擴張的學生規模相比，實習經費更加捉襟見肘，更增加了共建實習基地的困難。

傳統法學教學模式的確存在呆板、僵化等缺陷，法學教學改革也勢在必行，問題的關鍵是我們該如何改革？怎樣學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我們應如何把握教學改革的尺度？“法學教學應是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的”，①我國傳統教學模式不能滿足適應社會的需求，需要探求新的教學模式來彌補其存在的不足，但并不是要取代它，應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而不是進行全盤的否定。美國學者喬伊斯在《教學模式》中說：“沒有一種教學模式是適合所有的學習類型或學習風格而設計的”。各種法學教學模式的引進僅僅是為了克服傳統法學教學模式的缺陷而進行的。概念法學模式下，法律人才的培養勢必會導致對理論知識的倚重，這與大陸法系獨特的思維模式緊密相關。因此，筆者認為我國法學教學改革的目標應定位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建立理論與實踐并重型法學教學模式。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來探索我國法學教學改革的進路，使我國法學教學走向理論與實踐并重的良性發展道路。

法學教學思維方式的轉變

法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正因為如此，英美法系國家在法學教學過程中特別關注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培養學生歸納邏輯思維方式的運用。而概念法學模式下的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學教學則是演繹邏輯思維方式的具體運用。在教學過程中，強調培養學生對理論體系的構建，在社會實踐中才有機會鍛煉其運用所學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其結果只能導致我們的法學教學成為從理論道理論、從課本到課本的枯燥無味的教學模式。英美法系國家乃是判例法國家，法官推動了其法律的發展，素有“法官造法”之說，十分注重對案例的歸納總結能力的培養，而大陸法系國家成文法傳統歷史悠久，法官著意于對已有法律的適用，對法律的理解，因而離不開對整個法學理論知識的體系構建，這樣才能在實踐中正確適用法律。且英美法系國家乃對抗制國家，律師在訴訟中的作用十分重要，除了要應付繁瑣的訴訟程序之外，也要查閱大量案例，著力論證其訴訟主張的正當性基礎，大陸法系國家乃是糾問制訴訟體制，法官的作用凸顯，律師卻并不如英美法系國家那般重要。更為關鍵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中，法官基本都來源于律師隊伍，法學教育主要培養學生的律師思維，而我國則注重培養學生的法官思維。因而，法學教學改革首先要轉變的便是我們的教學思維方式，注重多種邏輯思維方式的培養與運用，在培養學生法官思維的同時，注重對其律師思維的培養與鍛煉。

法學教學方式的改革

（一）課堂教學主體的二元化模式

這種教學模式是指教師不再是法學教學課堂上的唯一主體，學生也不再是課堂教學被動的承受者。二者更多的是能夠產生互動，相互促進。教師要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博古通今，引經據典，結合社會熱點問題講解抽象的法學理論知識，力求通俗易懂，妙趣橫生，以調動學生學習法學知識的積極性。這對教師的講課技巧、語言表達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允許學生參與到課堂中來，指出教師講授知識的不足，發表自己的見解和主張，更甚者可以要求學生通過事先預習所學內容，在課堂上講給其它同學聽，再由大家提出問題，教師加以補充。這樣就可以改變傳統法學教學一言堂的模式，教師和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都能得到提高。

一、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現狀

當前，我國法學碩士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多渠道、多類型、多形式。多渠道包括既有普通院校，又有軍事院校;既有教育部直屬的院校，又有行業主管部門和地方院校，既有國民教育系列院校，又有為數眾多的黨校、行政學院等非國民教育機構。多類型包括既有參加統一考試入學的普通學歷碩士、推薦免試碩士，又有同等學力的學位碩士、單獨考試碩士，還有專門針對高校教師開設的在職碩士教育。多形式包括非定向、自籌經費和委托培養等。截止2014年，具有法學專業碩士點的高校和科研所大概有200個，具有法學專業博士點的高校和科研所大約有170個。而且我國法學碩士培養單位出現了快速增長的現象，同2008年相比，具有法學專業碩士點的高校和研究所增加了約60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同時也培養了許多高學歷、高素質的法學人才。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法學碩士研究生整體培養狀況并不理想。北大朱蘇力教授談到:“當下中國的法學院發展尚不能滿足社會的急迫需求，根因在于‘過剩’與‘緊缺’的錯位。過剩的是中間、低端產品，而能夠參與治理國家、決定對內對外政策的高端法律人才仍然欠缺，明顯的例證是，扮演經濟問題立法的主角多為經濟學家而少有法學家，深諳涉外事務的多為來自外域的‘中國通’而鮮有本國的‘外國通’。

事實上，我國高等法學教育還不能完全適應法治國家建設的需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不夠深入，盡管培養形式采取了多渠道、多類型、多形式，但是多數都還是從理論到理論的傳統的教育方式方法，有的學校做了一些改革，但是總體而言，培養模式都較為單一，學生實踐能力、創新能力不強，在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貧困地區能夠“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基層法律人才不多，應用型、復合型法律人才培養嚴重不足，不能適應多樣化法律職業人才需求，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化發展、國家經濟發展對外開放合作多領域拓展的形勢下，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遠未滿足需求;適應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特別是西部邊遠貧窮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基層需要的具有奉獻精神、較強實踐能力、維護民族團結的法治人才遠未滿足需求。綜上所述，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質量受限于我國高等法學教育的現實條件:一是辦學理念的現狀。我國高等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重在研究法律條文的理性思考，課程設置重在完成部門法規原理的學習理解，缺乏針對解決社會矛盾問題的實踐研究;我國高等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重在研究國內法律體系立法成果，缺乏研究法律成果的實際運用，缺乏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法律體系研究，特別是缺乏對先進法律體系在指導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的實際運用研究。二是辦學條件現狀。辦學條件遠遠不能滿足發展教育教學實踐的需要。法學教育教學實踐導師指導學生大量閱讀鉆研教科書，多數學校沒有具備良好的實踐教學設施，諸如:電子閱覽室，遠程視頻教育，模擬法庭、模擬仲裁庭、刑偵實驗室、法律研究所、律師事務所、法律圖書館，學生缺乏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學習條件。三是實踐教學現狀。我國高等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重在理論教學和適當案例教學，缺乏實踐教學的親身體驗，多數學生在實務部門實習期間，安排的實習過程又都是一些記錄、歸檔環節。有的實務部門辦公條件有限，無法更多接收指導學生實習研究的任務。同時學校多集中在大城市，基于學校經費緊缺，沒有更多經費輸送學生到邊遠貧窮落后地區進行實習，很多法學碩士研究生對西部邊遠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知法執法現狀研究知之甚少。

二、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不高的原因分析

(一)培養方式與本科教育區分不明顯本科階段法學教育注重的是知識的積累，教師只是單純地把知識灌輸給學生，在碩士研究生階段需要培養學生的自主科研與創新能力，需要學生之間、師生之間進行更多的理論的、實踐的互動和討論。但是隨著法學碩士研究生人數的激增，教學條件不充分，法學碩士研究生教育教學還在沿用本科階段教學方式，沒有完全實現培養目標。中國科技大學前校長朱清時提到，每一所大學都應該有一個“極限容量”，一個班級有20～30名學生，那么學生和老師之間就會有機會很好地溝通和交流;如果學生達到40～50人，就已經到了可以承受的極限;如果再多，上課就變成了“報告會”，很多學生就會失去和教師交流、進入實驗室實際操作等機會，甚至有些學校學生上自習都難以找到座位，教學質量必然大為降低。學生人數的過多增加會導致教學中學生與教師之間互動和研討的減少，導師指導研究生的數量增多，沒有辦法對每個研究生都密切關注，許多學生處于“放羊”狀態，甚至還出現過導師在畢業論文指導中次數不多，學生難以把握，這種現象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下降。

(二)教學的方式方法滯后我國長久以來的教學方式是以教師獨自講授為主，缺乏討論、研究和啟發的教學，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缺乏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在學科的設置上，幾乎不會開設交叉學科研究動向和前沿趨勢的相關課程，使得學生局限于法學的知識之中，不能夠和如經濟學、社會學、環境學等其他領域相結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質量。近幾年在法學碩士研究生的教學中出現了專題討論的教學形式，大大改善了灌輸式教育帶來的缺乏互動性以及學生自主學習積極性缺乏的問題。這種方式是以學生講授為主，教師點評為輔，這就又出現了新的問題，教師無法控制學生講課的質量，在幾名學生做某個專題的時候，其他同學感覺不是自己的任務，關注度和積極性不高，在課堂中經常會有只是做專題的學生和老師之間進行互動、其他同學基本不參與的情況出現，缺乏所有同學參與實踐的過程。案例教學、診所式教學等方式未成體系化。1870年，蘭德爾被任命為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院長，他開創了案例教學法，使哈佛法學院不僅成為美國最著名的法學院，而且建立起了作為法律職業界領導人所需要的制度化的法律培訓。1959年在國家法律援助和辯護人協會贊助下，法律診所委員會(CLC)成立，1965年，該委員會被美國法學院協會接管，并更名為職業責任委員會(COEPR)，1968年，具有獨立地位的職業責任法律教育委員會(CLEPR)取而代之，在CLEPR的大力推動下，法律診所項目的數量從1970年的169個迅速增長到1976年的494個。而在我國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際教學過程中對于案例教學和診所式教學的關注度不夠，同時學生在十幾年傳統灌輸式教學的影響下，在短時間內難以適應這種新的教學方式，有的法學院由于教學設施和資源的缺乏，同實務部門聯系不夠都使得案例教學和診所式教學流于形式。

1教學模式和教學體系改革的基礎條件

1.1認識課程設置和教學模式的特殊性

在很多學校的預防醫學專業教學中都使要和當地比較知名的一些醫療機構共同合作的，當前的教學活動中衛生毒理學和流行病學以及兒童少年衛生學和營養與食品衛生學等都需要相應的醫療機構來承擔，環境衛生學通常是學校自己來承擔，這種新型的教學模式對人力資源進行了合理的分配，同時也為培養現如今仍需要的預防醫學專業的人員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

1.2摸清基本現狀以找準改革方向

很多學校在前幾年就應經進行了預防醫學專業教學改革，而且改革之后有很多學生已經走進了工作崗位，為了更好的掌握課程設置的合理性，學校也對從事預防醫學教學的教師和已經畢業的學生進行了調查，調查中還采取了電話網絡和座談等方式進行了相關問題的討論，很多人都認為，當今進行預防醫學專業教學改革是非常必要大的，在當前的教學體系當中還存在著不少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課程設置得不是十分合理，通常都會出現中斷的現象，同時也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的教學體系，這也對教學效果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其次是開設課程的順序存在著非常強的不合理性，在很多專業課進行的過程中，相應的專業基礎課的學習還沒有展開，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也無法起到非常好的教學效果。最后是臨床教學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在臨床課程的學習中，教師講解的內容并不是非常的細致，學生實習的時間也相對較短，而且在實習的過程中所涉及的內容也非常的多，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也很難得到非常細致的教導，這也會嚴重影響到學生實習過程中的積極性，這樣實習結束后效果也并不是十分的明顯。

1.3鞏固深化和提高前期課程體系的改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