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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人事管理;信息化
高校人事管理工作,如人才引進、人員內部調配、績效考核、年度考核、考勤、職稱評聘、師資培訓、考工定級、各類人員的檔案管理、工資福利、離退休等在高校管理工作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大多數高校的人事管理仍運用EXCEL表格來處理事務,以致經常出現人為數據處理錯誤、各表格沒有勾稽關系、各科室之間的數據不能及時更新或更新得不一致,這與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重要地位極其不匹配。迫切要求高校的人事管理化被動為主動,化傳統的手工操作管理為數字信息化管理,使人事管理工作趨向于數字化、信息化、科學化。
1 高校人力資源管理信息化發展的三個歷程
1.1 工資計算系統時代
20世紀80年代末期,高校人事管理人員的工作量較為繁雜,用手工操作既費力又費時,且易出錯。隨著電腦的應用,各高校自行開發了一些計算機程序,將人力從繁雜的工作中解脫出來。但由于技術條件限制,當時也只是簡單地將計算從手工計算發展為計算機計算,并未實現人事信息的統計分析等功能。
1.2 數據庫信息統計系統時代
20世紀90年代末期,隨著計算機的普及及計算機系統和數據庫技術的發展,人事信息管理有了更進一步的完善,將部分統計工作從手工統計發展成為數據庫統計。但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各類報表之間是相互獨立、無法連接,各高校都要使用光盤等手段上報數據,較為費時費力。
1.3 人力資源信息系統時代
21世紀初期,由于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和互聯網絡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等技術運用到了人力資源管理中,人力資源管理進入了信息化時代初期,實現了教職工的基本信息、工資、統計、報表等一體化,初步實現了無縫連接、資源共享。
2 高校人力資源管理信息化的優勢和功能
2.1 構建高效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員工信息管理、考勤考核、師資管理、薪酬管理等日常性工作,往往較為耗時,手工操作效率低且易出錯,并且因缺少行而有效的技術手段,許多基礎性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較為繁雜且不能共享。在高校人力資源管理中若能充分發揮信息系統的優勢,則會極大地縮減高校人力資源管理常規性工作的時間,使得工作效率得到極大的提高,大大解放人力,使管理者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其他工作中去。
2.2 優化工作流程,構建資源整合
根據規范的工作流程設立信息管理的各子模塊,如:教職工基本信息管理模塊、人事業務管理模塊、師資業務管理模塊、勞資業務管理模塊、系統查詢模塊等,統一規范工作方法和方式,消除了過去隔離、分散等現象,實現了人事管理工作的規范化、流程化操作,人事管理系統能夠詳細、準確地記錄所有教職工的檔案、考核、考勤、培訓、評聘、勞資、福利等所有信息,并在需要這些信息時能系統、快捷、準確、方便地獲取。
3 高校人力資源管理信息化操作存在的問題
3.1 對高校人事管理信息化不夠重視
目前,高校都在提倡“向教學一線、科研一線傾斜”,此時許多高校都忽略了人事管理信息化建設,致使對此建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在信息化建設的過程中反應消極,許多人包括一些領導都認為只要有幾臺電腦就可以實現信息化管理,對人事管理工作的認識還僅僅處于日常性、常規性階段。殊不知人事管理信息化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只有把各部門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統一完整的系統,才能真正完全發揮信息化系統的作用。
3.2 信息系統數據庫數據不完整,不準確,更新慢,共享度低
人事信息系統最為重要的是數據庫的完整和準確。但高校大量的人事信息系統基本上都是在近幾年才建立起來,建立之初由于錄入環節的把關不嚴等導致數據的不準確;由于數據庫本身設計上的不完善、不準確等導致數據的不完整;由于對教職工信息變動掌握的滯后性導致了數據庫信息更新速度慢。以致使人事信息系統的可信度及使用效率較低,無法及時為領導和上級主管部門提供準確無誤的數據,影響了管理層的決策。
首先,人事部門以工作范圍為依據,劃分為人事科、師資科、勞資科、檔案科等科室,學校教職工的人員進出、各部門之間的人員調配、人員考勤等歸屬于人事科;教職工的職稱評聘、培訓與進修等歸屬于師資科;教職工的檔案管理在檔案科;教職工的福利待遇兌現等在勞資科。各科室都在自己的業務范圍、權限范圍內管理著教職工的信息,在本科室的工作范圍內單獨建立一套基本信息庫,并對信息庫進行維護。其次,在人事部門以外還存在著大量的教職工人事信息管理工作,教職工的教學信息歸屬于教務部門,教職工的學術信息等科研信息歸屬于科研部門等。雖然數據庫的建立是一勞永逸的,但各科室之間數據不能相互融合、互通,則需要對每一個數據庫逐一操作錄入,增加了工作人員的重復勞動,增加了人力資本。
3.3 管理人員的信息化業務素質需進一步提高
在人事信息化管理的背景下,工作人員不僅要精通本職工作的業務、相關的法律法規,而且要熟練掌握計算機技術,有較高的信息素養。但實際上,高校人事管理工作者普遍是知識面窄,觀念老舊,缺乏創新精神,計算機知識面更為狹窄,在工作過程中無法跟上計算機技術的節拍,無法使用深層次的信息技術,這與目前各高校要求的人事管理信息化是相悖的,也直接影響了高校的信息化建設的進程。
4 加強高校人事管理信息化的對策和措施
4.1 正確認識人事信息化管理的意義、作用
各高校的管理者應該正確認識到高校人事信息管理不單單是簡單的人事信息和數據的羅列與匯總,更為重要的是要對數據進行加工分析,為學校的各類決策提供準確、可靠的有關信息。正確認識人事信息化管理并不是一句口號這么簡單,這要我們實實在在付諸于行動,不然人事管理信息化也僅僅只是一句空話,一個好的系統建設需要學校的領導層面在政策、人力、財力、物力等方面進行投入和支持。
4.2 制定規范的信息化管理的章程,加快人事信息的更新速度
高校的人事信息不僅量大、繁雜而且是動態的,它具有一定的時效性。這就要求我們及時了解教職工的動態變化,定期維護和更新相關的信息。做到信息建設的分工協作,將人才引進、人員調配、考核與考勤管理、師資建設、檔案管理、勞資管理等人事信息按各部門的職能劃分到各個科室,各科室各負其責、各司其職,共同做好信息建設工作。應該廣泛宣傳人事信息及時更新與否涉及到教職工的切身利益,充分調動教職工的積極性,一旦自己的人事信息變動就應積極主動地到有關部門進行備案。
4.3 加強全局觀念,做到資源共享
高校人事在管理工作中,會和其他各部門如科研處、教務處、二級部門產生大量的信息交流,必然存在著大量的重疊信息,這就要求人事部門整合其他各部門的數據庫建立起一個豐富的、統一的、一致的、靈活的數據中心庫。所有的數據皆源于此,這就要求在信息采集時,確保其是真實可靠無誤的。
4.4 提高人員的信息化素質
21世紀競爭的關鍵是人才的競爭,在人事管理信息化的過程中,人是尤為重要的,是第一位的,信息系統只是一種輔助的管理手段,能否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信息化最終還是要取決于信息系統的使用者。首先,高校應該任用具有專業管理知識和計算機技術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其次,高校應該不斷加強人事管理者信息技術運用方面的培訓,努力提高管理人員的信息化水平,做到信息技術水平與專業管理水平齊頭并進的發展,以適應人事管理信息化發展的需要。
5 結論
高校人事管理信息化是對高校人事管理的流程化和規范化,簡化了工作流程,減少了工作量,使得高校人事管理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加強高校人事管理信息化建設,對提高高校管理水平,促進高校管理科學化,保障高校快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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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代教育;技術手段;高職學生;實效性管理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隨著高職學校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高職學校的學生數量越來越多。高職學生的這種特點大大增加了高職學生管理工作的難度。現代教育技術手段是一種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方式,具有信息化、現代化、實時性等特點。現代教育技術手段廣泛地應用于高職學生的管理。
一、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的獨特之處
教育技術手段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運用到的一切教學手段,主要包括物化的教育技術手段以及智能化的教育技術手段。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教師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將信息網絡技術應用于學生管理中,由此形成了現代教育技術手段。
與傳統教育技術手段相比,現代教育技術手段有其獨特之處。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的特征就是在教學活動中以學生為主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在教學目標方面,現代教育技術手段要求教師在進行教學目標的確定時要以學生需求為依據,促進學生實現全面發展;
(二)在教學內容方面,現代教育技術手段要求教師要根據學生的需求進行內容的選擇,并選取適合學生學習的內容;
(三)在教育方法方面,現代教育技術手段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采取小組教學的方法,一方面,可以使學生在相互討論中增強學習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學生與他人進行合作的能力,為以后踏入社會奠定基礎;
(四)在教育形式方面,現代教育技術手段要求教師采取靈活多變的教育形式,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提倡終身教育。
二、通過Internet網絡實現對高職學生的實效性管理
Internet網絡是現代教學技術手段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可以通過電腦來實現世界范圍的通信,是一種信息傳輸系統。將Internet網絡應用于高職學生管理,可以改變傳統的管理方式,變被動管理方式為主動管理方式,學生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教師的管理。學生可以隨時利用Internet網絡主動調取相關信息進行獨立思考并對自身作出規劃,實現自我管理。
三、通過多媒體課件改善高職學生的學風
在傳統教育技術手段的應用過程中,高職學生經常存在不愛學習的現象。但是如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自己動手,那么學生學習積極性就會被調動起來。為此,教師將多媒體課件引入高職學生的管理中,要求高職學生自己制作多媒體課件以改善高職學生的學風。通過這種現代教育技術手段,一方面,學生可以通過自己動手制作多媒體課件來增強自身的動手能力;另一方面,在自己動手制作多媒體課件時,學生能夠自覺地學習相關課本知識,獨立進行思考,并對在制作多媒體課件過程中遇到的知識難點,能夠主動地去查閱相關資料,以解決難題,從而改善高職學生的學風,提高教師對高職學生的管理效率。對于教師而言,可以通過學生自己制作的多媒體課件了解學生對于課本知識的掌握程度,了解學生的關注點以及看法,從而能夠在以后的教學過程中選取合適的教學形式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多媒體課件具有直觀性、立體性、系統性等優點,利用多媒體課件進行教學管理,可以變抽象為具體,激發學生的興趣與積極性,從而使學生能夠積極主動地接受教師的管理,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
四、通過現代化的通信手段增加師生之間的交流
通過現代化的通信手段對高職學生進行管理,可以對高職學生的執行過程進行實時監控。在傳統的管理過程中,教師將任務布置給學生,然后學生自己獨立完成,并在完成之后上交完成成果。教師只能看到學生的完成成果,卻看不到學生在完成結果的過程,不利于教師對學生進行指導。如果教師將現代化通信手段應用于高職學生的管理,那么教師可以借助現代通信工具,隨時與學生進行聯系,詢問學生進度,并對學生在完成任務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予以解決。通過這種方式,一方面教師可以提高對高職學生的管理效率,實現實時管理,另一方面則可以增強學生自己動手解決問題的能力。
通過現代化的通信手段對高職學生進行管理,有利于結果的反饋。在傳統的管理過程中,學生在進行結果反饋時通常會采取面對面的方式,這種方式受到時間、地點、天氣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十分不方便。而如果教師采取現代化的通信手段對高職學生進行管理,那么學生則可以通過網絡、手機等現代化通信手段進行匯報工作,不再會因為時間、地點等因素的影響而出現匯報延誤的現象。同時,教師還可以將學生的結果反饋以及自己對學生的評價制作成電子檔案,并通過現代通信手段傳送給家長,并與家長進行交流,將學校教育與家長教育結合起來。
五、結語
現代教育技術手段是一種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方式,具有信息化、現代化、實時性等特點。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社會信息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現代教育技術手段在高職學生管理中的應用范圍越來越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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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終端卷煙;營銷水平;現代培訓體系
本文旨在從提升終端卷煙營銷水平的視角,通過構建卷煙客戶的現代培訓體系,促推岳陽縣卷煙市場營銷上水平。本文在對零售戶現狀進行調查分析的基礎上,對零售戶類型進行劃分,并確定不同階段下不同類型客戶的培訓內容。之后,根據相應的培訓內容確定現代終端培訓體系的組織架構、工作流程及管理制度,同時,制定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下客戶培訓的指導標準。隨后,構建煙草行業現代終端培訓體系,并在岳陽縣進行現代終端培訓體系的試驗。
在現代培訓體系中,我們將客戶分為初級客戶、中級客戶和高級客戶三類,客戶分類的標準是客戶文化水平、看店人手充裕度、參加培訓的交通狀況、入網時間和客戶分級。我們利用熵值法對調查結果進行主成分篩選,并進行權重分析,之后結合權重大小設置判斷標準將客戶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三類。
將培訓內容分為行業認知、營銷能力和業務管理。行業認知課程包括煙草專賣法基礎知識、煙草行業體制與政策、煙草行業發展形勢、卷煙零售許可證管理。營銷課能力程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三類。初級營銷課程包括零售終端柜臺品牌陳列規范與技巧、卷煙的明碼標價規范要求、卷煙商品基本知識、銷售溝通技巧;中級營銷課程包括卷煙消費心理分析及應對技巧、重點培育品牌及新品牌推廣技巧、岳陽縣卷煙營銷專題內容Ⅰ;高級營銷課程包括岳陽縣卷煙營銷專題內容Ⅱ、企業文化及卷煙品牌文化。業務管理課程分為基礎業務課程和客戶分類課程兩類。基礎業務課程包括網上(手機)訂貨系統使用技巧、銀行電子結算辦理與使用方法、卷煙真假煙識別技巧、卷煙貨源供應辦法;客戶分類課程主要是零售客戶分類及評價服務標準內容。
針對不同客戶施行不同的課程標準:① 初級客戶的培訓內容:對行業認知必須展開詳細了解,因此選擇講師授課,且是必修;初級營銷課程是關鍵,且應當是客戶經理現場指導,屬于必修課程;業務管理方面的基礎業務課程和客戶分類課程都應當是必修課程,采取講師授課方式進行。② 中級客戶的培訓內容:行業認知采用材料宣傳的行業認知課程,屬于必修;中級和初級營銷課程都是必修;業務管理課程也是必修。③ 高級客戶的培訓內容:行業認知、初級和中級營銷課程、業務管理課程都是選修課程,且選修課程必須選擇三選二;高級營銷課程是必修的。
卷煙客戶現代培訓體系的實施流程為:
① 首選明確我們培訓的目的。培訓成功的關鍵在于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培訓目的,主要體現在我們為什么要進行這個培訓,已經我們培訓了能獲得什么。② 確定各個轄區進行培訓的對象。我們培訓中的對象就是針對整個岳陽縣整、零售客戶。在選擇培訓對象時須考慮受訓者所具備的能力是否能掌握受訓內容及將培訓內容進行效果轉化、受訓者的培訓動機、培訓態度等。③ 針對每個培訓對象明確該對象的培訓課。我們的培訓課程與培訓對象都是一一對應的,針對每個培訓對象都有相應的培訓課程。有什么樣的培訓對象,就有什么樣的培訓內容。④ 制定培訓過程中的培訓方式方法。培訓形式和方法多種多樣。培訓形式和方法直接影響培訓效果。要根據企業培訓現狀、培訓內容、培訓資源等因素來合理選擇。⑤ 選擇培訓教師。培訓教師是培訓的實施者,對培訓效果有著直接的影響。根據培訓課程選擇相應的培訓教師,是培訓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培訓教師主要有內部專職教師(煙草公司經驗豐富的客戶經理或者部門領導)或外聘教師等。不同風格的培訓講師適合不同的培訓內容,要根據培訓內容來選擇。項目組建議以內部專職教師為主要培訓教師。⑥ 明確我們培訓的地點以及時間。合理的安排培訓時間和培訓地點會有效保障培訓工作的順利開展和實施,從而提高我們的培訓效率。受訓人在滿意的培訓環境中會提高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達到事半功倍的培訓效果。為確保培訓效果,最好選擇安靜的培訓場所,注意室內的光線、溫度、通風等條件。⑦ 明確培訓組織機構。培訓計劃中要明確培訓的組織機構,保證培訓工作的高效開展。在培訓這一管理活動中涉及人員多,內容廣,事務繁雜。必須明確培訓的組織機構,落實每項事務的具體負責人才能專人專事,有利于培訓工作的順利開展。⑧ 明確我們培訓的評估方式。對培訓效果進行檢驗,就要進行培訓效果評估。培訓效果評估的方法包括定性評估法、定量評估法、問卷評估法、比較評估法等。⑨ 在實際工作中的培訓費用一般是指實施培訓計劃的直接費用。編制企業培訓預算時要認真研究企業的培訓需求,根據企業的經濟勢力,選擇最有效的培訓方式。根據這些,做出經費預算。⑩ 做好我們培訓的后勤保障工作。一個培訓項目的實施是一個系統工程,特別是規模比較大的培訓,后勤保障工作也影響著培訓工作的成敗。
卷煙客戶現代培訓體系需要在企業文化環境中才能發揮出最大成效,而企業文化作為現代培訓體系的重要內部因素,也影響著企業的群體價值觀念。促進現代培訓體系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加強與企業文化的配合,將企業文化的核心價值與現代培訓體系管理標準相結合,在人才引進后應當讓員工深入了解企業文化,并明確認識企業的核心價值觀念,通過多種形式將企業文化滲透在員工的日常工作中。而現代培訓體系也應當通過民主管理,加強人力資源管理的公平性,提升企業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從而形成企業員工廣泛認可的組織文化,保障現代培訓體系與企業文化的有效結合,從而保障企業的長期發展。(作者單位:岳陽市煙草公司岳陽縣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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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20年代風靡一時的“小詩”運動中,周作人通過翻譯介紹,著力建構“小詩”這一新詩體,賦予其特定的美學內涵和詩學特征。但在廣泛的創作實踐上存在著簡單化的傾向,限制了“小詩”的發展。由于模糊了“小詩體”和“小詩形”的區別,詩體的要求被簡單地置換為大小體積的概念,其含混性和曖昧性帶來的矛盾和弊端也就一直延續下來。對這一創作潮流的重新梳理,將引發我們對現代漢詩詩體建設更深層次的思考,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和體會現代漢詩營造自身美學內涵時所遭遇的困難與問題。
【關鍵詞】 小詩/譯介/詩體探索/美學內涵
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小詩”運動,是新詩在符號形式上實現了對舊體詩的變革,確立了自由詩這一主導形式后,針對新詩資源的不足和創作實踐的消沉,力圖借鑒外來資源,糾正早期白話詩的貧弱,尋求自身發展的一種有益的嘗試。在“小詩”勃興的短短幾年時間里(1921—1924),圍繞它展開的翻譯介紹、創作實踐和批評三者互相推波助瀾,形成了一股風靡一時的文流,對于拓展草創期新詩的藝術表現力,使新詩從舊詩詞的情調、風格和格律的窠臼中進一步解放出來作出了積極的貢獻。而在另一方面,作為早期新詩著力營構的一種詩歌體式,“小詩”集中典型地凸現了當時的新詩人尋找“自我”表達和藝術策略之間的沖突,彰顯了評論家在新詩發展方向的設計和構想中存在的矛盾和疑慮。作為一種嶄新的詩歌“范型”,“小詩”有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作為一種詩體,它到底能不能成立?這樣的問題值得我們更進一步的辨析。
一
在20世紀20年代的詩人和評論家的文章中,常常使用“小詩”、“短詩”、“短歌”、“雜詩”等名目不一的稱謂來指稱當時詩壇上短小的詩作。“小詩”這一概念雖然常被時人提起,而且早在1919年就寫下以《小詩》為名的短詩,但這更多地只是一個便利的說法,除了指代詩形短小外,并沒有特定的美學內涵。在多數情況下,“小詩”代表的是詩形的“短”或者表達內容的“雜”,瞬間的體驗、零星的思想都可以搜集起來,用兩三句話加以傳達。因此,其內涵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得到明確的認定,顯得含混而籠統。
“小詩”能夠作為一個具有自身詩學內涵和美學特征的概念,用來特指20世紀20年代流行的一種詩歌體式,并在文學史上留下較為清晰的面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周作人的著力推薦,得益于他一系列翻譯、介紹小詩的文章。① 周作人對“小詩”的譯介有一個由淺入深,由作品到理論的過程。在1916年發表的《日本的俳句》和1921年的《日本的詩歌》兩文中,周作人開始用“小詩”指稱日本的詩歌,但重在介紹詩作,并沒有對“小詩”作明確的定義。一直到1922年發表《論小詩》一文,將“小詩”命名為“現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詩”,并且追溯了“小詩”的傳統淵源和外來的影響,歸納了“小詩”的特點,“小詩”作為一個詩學概念才被賦予了一定的美學內涵,以一種區別于舊體詩的新詩體的面貌,漸漸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當時專門刊發詩歌作品的《詩》雜志,從第一卷第四期(1922年7月發行)起,將所刊發的詩歌按性質、風格的不同分類發表,專門設立“小詩”一欄。② 這突出地反映了當時嘗試作“小詩”的人甚多,也說明了在翻譯、批評與創作的共同作用下,“小詩”這一命名在當時已被普遍接受。
“日本詩歌”是作為一種可資借鑒、在內容和形式上兼具了新的品質的詩歌“范型”被周作人翻譯、介紹到中國新詩界的。周氏精通日文,對日本的俗歌、短歌、俳句、川柳等詩形的歷史和發展變化相當熟悉,對石川啄木、松尾芭蕉、小林一茶等人的詩歌風格心儀不已,認為“日本的歌實在可以說是理想的小詩”,它“適于寫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③“頗適于抒寫剎那的印象,正是現代人的一種需要”。④ 他十分推崇日本詩歌“用了簡練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種情景”⑤ 的特點,而且強調其要點“在于有彈力的集中”,要“將切迫地感到的對于平凡事物之特殊的感興,迸躍地傾吐出來”。⑥ 這是對小詩詩質特征的概括——既要濃縮凝練,又要意在言外。
周作人在對日本詩歌的反復吟味中讀出了小詩的含蓄和集中,同時對其“調子和氣韻”也很重視。這集中體現在他對日本俳句的翻譯中。在日本詩歌諸多詩形中,周氏尤其看重俳句幽玄輕妙的俳諧特色,不僅選擇俳句作為最早翻譯的日本詩形,而且對俳句的起源、變化有詳細的介紹,對俳句的形式、性質及其內容的適應范圍有理論上的探討。由于傾心于俳句“利用特有的助詞,寥寥數語,在文法上不成全句而自有言外之意”,⑦ 周作人在翻譯時充分調動現代口語的表現功能,力圖精密、微妙地傳達出詩作原來的風格。他曾舉古詩“漠漠水田飛白鷺”一句為例,認為“意境雖好,七個單音太迫促了,不能將這印象深深印入人的腦里,又展發開去,造成一個如畫的詩境,所以只當作一首里的一部分”。⑧ 針對這種“單音而缺乏文法變化的中國語”⑨ 的不足,周作人在翻譯時往往選擇在句中使用雙音節詞增加音節數,以此舒緩詩作的促迫感覺;有時也將末尾的名詞譯為單音節詞,以求一種點到為止、有松有緊的節奏感。如:
枯枝上烏鴉的定集了,秋天的晚。
許多聲音呼著晚潮的貝類呀,春天的風。
給他吮著養育起來罷,養花的雨。
同時用語氣助詞“呀”、“吧”等對應俳句句末的“切字”(“在俳句尤為重要,每句必有,……他的意義大約與‘哉’相似”⑩),并與“著”、“了”等虛詞相配合,營造一種徐緩優美、余音裊裊的韻味。如:
柳葉落了,泉水干了,石頭處處。
易水上流著,蔥葉的寒冷呀。
雖然周作人屢次提到日本詩歌的“不易譯”、“如同嚼飯哺人一樣”,但他通過翻譯借鑒外來資源,以求拓展早期新詩藝術表現力的意識仍然相當鮮明。他從詩的內質和節奏兩方面著力建構“小詩”的詩學內涵,力圖在詩的具體做法上為當時的新詩人提供一種可資借鑒的詩歌新“樣式”,回應了詩壇“增多詩體”(11) 的提倡。在兼顧傳達原作的精髓與保持、發揮本國語言特色兩者上,他的翻譯體現了一種有意識的選擇和轉化的努力,(12) 朱自清因此稱贊他的翻譯“實在是創作”。(13)
二
作為早期新詩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周作人對日本“小詩”的熱情譯介,無疑是為新詩壇吹入了一股新鮮的東洋風,為創作主體尋找恰當的情感表達方式提供了參照的可能。這一做法對當時在詩歌建設道路上苦苦尋找出路的眾多詩人來說,影響頗大。
然而,作為一種詩歌體式,在被廣泛實踐的過程中,“小詩”自身的美學特征并沒有得到認真的思考和切實的體現,其內涵一直處于較混雜的狀態。在1921年到1923年的實際創作中,雖然作詩的人很多,發表的詩作很多,(14) 但真正實踐了這種詩體探索并體現了周作人倡導的“小詩”風格的作品卻不多見。在當時,寫詩的人普遍感到舊詩詞因為受思想的束縛,為了成就整篇的詩句,而將偶然吟得的一兩句話鋪張成八句或四句,以致陷入僵硬老套的窠臼。在“詩體解放”的主張下,他們努力地尋求將自然流露的“詩思”真實恰切地表達出來,首先就表現在對偶然所得的詩意的重視和突出上,“我以為寫詩全憑靈感:感到那里,就寫到那里;那怕只有一句,就寫一句;一句也可以成好詩的,不必硬湊。”(15) 應該肯定的是,“小詩”這種新的詩體將詩人和讀者長期以來為舊體詩所塑造和規范的想像力釋放了出來,顯得活潑自然,體現了鮮明的時代氣息。捕捉到生活中的詩意,顯然是作詩的第一步;但把詩意直接擺到紙上,是否就是作詩的全部呢?
1924年,胡懷琛出版了專著《小詩研究》,指出“小詩二字,是近日詩壇上很流行的一個名詞。……或稱他做短詩,但不及小詩普遍。我以為就字義上說,小詩二字,也很妥當,所以決定稱他為小詩”。(16) 胡懷琛將當時盛極一時的“短詩”稱作“小詩”,并不是出于對這種詩體詩學特征的概括,而更多的是出于當時“小詩”這一命名被“普遍”認可,覺得“妥當”。值得留意的是,他述說自己之前創作短詩,坦言“在當時我不叫他是小詩,只叫他是詩意。以為只有詩的意思,而沒有做成詩;其實也就是所謂小詩了。”(17) 可見,在胡懷琛眼中,“小詩”就是詩意,并不包含更多的美學追求。而詩意,離“做成詩”,顯然還有一些差距。梁實秋在批評冰心的小詩時就曾指出:“單純的詩意若不是在質里含著濃密的情緒,不能成為一首好詩,因為這種詩只能在讀者心里留下一個淡淡的印象,甚或印象全無。”(18) 胡懷琛卻認為小詩“篇幅短,究竟容易做;略微有了一點意思,或者是本著一種自然的感觸,隨便寫出來,也就是一首好的小詩。”并且據此判斷“小詩的成績,很可觀了。”(19) 這種對小詩的理解和判斷是相當隨意的,事實上是延續了早期新詩人對白話詩的簡單理解,將詩意等同于詩,又將“小詩”的“小”簡單的理解為詩形的“短”,實際上是無意中取消了小詩作為一種詩體應有的藝術規范。而過分強調小詩的“隨意”和“自然”無疑會給人造成新詩容易作的錯覺,助長了自由詩粗制濫造的傾向。在小詩創作“紅火”了幾年之后,胡懷琛試圖對“小詩”作出某些歸納和概括時,對這一詩體的詩學內涵仍然沒有什么明確的認識,這種現象頗為耐人尋味。
“小詩”表面上看似簡短、自然,實際上在捕捉和表現詩意上最容易落入瑣屑、淺陋中。朱自清在《詩》一卷一號上發表他嘗試創作的三首短詩時,特地作了一個長序,對短詩“啴緩和美的節奏”和意境及音節上的“集中”進行了一番闡述,并引用俞平伯的信說:“短詩所表現的,只有中心的一點。但這一點從千頭萬緒中間挑選出來,真是極不容易。讀者或以為一兩句耳,何難之有;而不知神思之來,偏不難于千百句而難于一二句。”(20) 因而感嘆“世間往往有很難的事被人誤會為很容易,短詩正是一例。”(21) 小詩之難,就難在如何用心感悟自然萬物、捕捉生活中涌上心頭又稍縱即逝的“詩意”,將其轉化為可以想象、揣摩并能激發讀者情感的“意象”,并用意象暗示一種情景,傳達一種心境。日本俳句“以象寫意”的方法實際上溝通了傳統詩詞寫景抒情的模式,暗合了人們心中對傳統小令的審美定勢,在簡短的詩形中有助于情感的表達。但這種寫法卻沒有在當時的小詩創作中得到真正的體現。對日本“小詩體”的粗疏理解導致了創作的簡單化——缺乏對詩意的提煉和開掘,忽視對詩歌意象的選擇、打磨、組合和轉化,詩人主體對生活瞬間的感悟就無法得到集中而有力的體現,只流于一般的抒情和說理,“失了那曲包的余味”,(22) 也就失去了“小詩”觸動人心的力量。
此外,“小詩”創作的散文化傾向也限制了它的發展。
轉貼于
早在1919年,周作人翻譯日本詩歌時就曾感嘆“只用散文說明大意,也正如將荔枝榨了汁吃,香味已變,但此外別無適當的方法,所以我們引用的歌,只能暫用此法解釋了。”(23) 后來他介紹日本的俗歌,既想忠實地傳達原文的意思,又期望保存本來的若干風格。這兩方面的顧忌使他“不得不拋棄了做成中國式的歌謠的妄想,只能以這樣的散文暫自滿足。”(24) 周氏的翻譯,主要是依賴字詞本身所具有的語氣,來造成一種啴緩和美的效果,而不是依靠情緒的點的跳躍來形成詩歌的內在韻律,而后者,恰恰是詩歌這一文類區別于其他體裁的特質和精髓。再加上他基本不顧日本詩歌原有的字數和格律,采用的是一種“散文語體”、“散文句式”來傳達語義,這在當時或許是一種權宜之計,卻使詩的內在節奏略顯平淡。正如有論者指出:周氏的翻譯“走的基本是‘以文為詩’的路子,追求文法的‘組織精密’,卻極少考慮詩是否應該有自身獨特的節奏”、“忽略了詩的音節節奏和語義之間因和諧、緊張、錯位而產生的效果”。(25) 另一方面,在詩歌的外部形式上,始終維持一句到底的形式,并不作分行的處理,顯然是重視詩句語調的緩甚于情緒的跳躍和跨度。要用這樣一種散文的句式、文法和舒緩的語調來“迸躍地傾吐”“切迫”的感覺,似乎并不容易做到,反倒有可能阻滯了小詩在詩質上對“彈力的集中”的追求,也無法確立其作為一種“詩體”在形式上的最基本的樣式。畢竟,分行書寫是詩歌的一種基本格式,它在有起有迄中溝通了讀者的閱讀經驗。
周作人曾經區分了印度的小詩和日本的小詩兩者在思想上的差別——一為冥想,一為享樂,但他用散文句法譯介的日本小詩在詩形上卻與泰戈爾的“散文詩”不期而遇,不謀而合。二者明顯的散文化傾向作為其廣泛影響的一面、伴隨著各自獨特的思想被接受下來,無形中加劇了詩壇重“文法”而輕“詩法”的不良傾向。當時的許多“小詩”,句式隨意、分行很不規則,在詩歌的形式上缺乏自覺意識。例如詩人徐玉諾發表在《詩》月刊上的諸多“小詩”、“雜詩”,基本上就是無題的“散文詩”,在詩質和詩形上都沒有體現出“小詩”的特點;而1926年“海音社”的詩人謝采江出版《荒山野唱》,其中的“小詩”專輯——“彈簧上”的“小詩”,就都是一句到底的散文式句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傾向被當時的評論家稱贊為新詩的“兩個新的特質”之一,即“詩的音調與形式已完全和‘詞’不同而和散文相近,有些新詩并且連分行寫法也棄而不用,而用散文的寫法。”(26) 在那個“唯新是舉”的年代,這似乎成了一種可喜的現象。創作思維的散文化和外部格式的非詩化從內外兩方面偏離了“小詩”的詩體探索,削弱了它的價值,這種自身的弱點和局限是導致“小詩”在1925年后嚴峻的社會現實面前逐漸衰亡的內在原因。
三
“小詩”在迅速升溫、引發了一股競相模仿的創作潮流并贏得眾多讀者的同時,也招致了相當嚴厲的批評和指責。成仿吾認為小詩是“犯不著去制造的一種風格甚低的詩形”,號召青年朋友們要“急起而從事防御”。(27) 梁實秋則警告詩人小詩“是一種最易偷懶的詩體,一種最不該流為風尚的詩體。”(28) 面對創作與批評一“冷”一“熱”的巨大反差,我們不禁要追問:“小詩”到底能不能作為一種詩體而成立?它獨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在哪里?
胡懷琛在考察小詩與中國舊詩的關系時,將一些“小詩”改為“一聯律詩”、“半首絕詩”,或“幾句詞”,聲稱“前人所做的舊詩詞,固然可以改為現在流行的小詩;就是現在所流行的小詩,也可以改為舊式的詩詞”,而且覺得“兩樣的寫法,不過是形式上的不同;在實質上,毫無分別。……正不必是非此即彼。”(29) 這里所謂的“小詩”,其實和傳統的詩詞并沒有什么差別,只在于打破文言和韻律的束縛,以口語入詩,在詩的精神上仍是一種舊的情調、一種抽象的說明、或一種游戲的姿態。如果“小詩”和“舊詩詞”之間真的“毫無分別”,并且可以隨時的改寫,那么這樣的“小詩”也能稱為一種新詩體嗎?它還有提倡的必要和發展的可能嗎?缺乏現代的精神和新鮮的趣味,小詩就難免要重蹈前人的覆轍。朱自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流行的大多數短詩“在新的瓶子里……只有感傷的情調和柔靡的風格;正和舊詩、詞和散曲里所有的一樣。”(30) 并以此鼓勵詩人多創作長詩,“以調劑偏枯的現勢!”(31)
其實,詩無論長短,只以藝術的優劣來評判。長詩和短詩,各有可貴之處,然而在所表達的情感上,卻也各有傾斜。長詩適合將那些曲折委婉、層疊頓挫之情,在一唱三嘆的回環盤旋中表達得淋漓盡致;短詩則可能將所承載的感情以精簡深刻的方式加以傳達。而小詩則不僅要短,更要“小”,要小而巧,巧而精,如電光火石,忽然而起,忽然而滅,卻能緊緊抓住并即興抒發剎那間涌上心頭的、瞬間的感興和領悟,顯得緊湊而動人。小詩體在詩形和詩質上是互相對應的,它有自身的表達范圍,有所能也有所不能,這是小詩的短處,也是它的長處,更是它詩體的內在規定性。小詩的容積既小,若想用它來包羅一切錯綜復雜的感情,則往往負載的情緒過重。這是當時的“小詩”創作中的另一種流弊。對此,周作人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日本詩人如與謝野晶子內藤鳴雪等都以為各種詩形自有一定的范圍,詩人可以依了他的感興,揀擇適宜的形式拿來應用,不致有牽強的弊,并不以某種詩形為唯一的表現實感的工具,意見很是不錯。現在的錯誤,是在于分工太專,詩歌俳句,都當作專門的事業,想把人生的復雜反應裝在一定某種詩形內,于是不免生出許多勉強的事情來了。中國新詩壇里也有這樣的事,做長詩的人輕視短詩,做短詩的又想用他包括一切,未免如葉圣陶先生所說有‘先存體裁的觀念而詩料卻隨后來到’(32) 的弊病,其實這都是不自然的。俳句在日本雖是舊詩,有他特別的限制,中國原不能依樣的擬作,但是這多含蓄的一兩行的詩形也足備新詩之一體,去裝某種輕妙的詩思,未始無用。”(33)
出于對中國新詩壇的就近觀看,周作人對小詩詩體的把握顯得比較冷靜和客觀。他是將小詩作為一種在詩質和詩形上都有自身詩學內涵、可以為當時消沉的詩壇提供某種可操作性實驗的詩體加以推廣和倡導的。他認為“小詩”有自己適于表達的對象和范圍,“足備詩體的一種”;同時也只是新詩可能出現的眾多形式中的一種,因此并不想用它囊括一切。正是基于對“小詩”的內在規定性的深刻體認,他才著力營構這一詩體,并在它為舉世所詬病的時候,仍堅信“現在一時的消沉是不足介意的,只須更向前走去,自然可以走到別一個新的境地。……小詩的是非,本沒有千古不易的定理,……那世俗的籠統的詬病只是一種流行的話,不足憑信。”(34) 遺憾的是,當時試驗作“小詩”的人,真正有明確的詩體意識的并不多,風靡一時的創作潮流遮蔽了內在的貧弱。由于模糊了“小詩體”和“小詩形”的區別,詩體的要求就被簡單地置換為大小體積的概念,其含混性和曖昧性帶來的矛盾和弊端也就一直延續下來。雖然20世紀20年代的“小詩”在此后的詩歌寫作中常有余響,(35) 其活力、特質及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也一直為人所關注,新世紀更有論者提出小詩“是漢語詩歌的正根”,因此要“拿小詩來‘練功’”、“找回我們借以安身立命的現代漢詩之精神指紋和語言歸所”。(36) 但這些探索也只是落在詩形的長短規范上,而未能看到小詩弱點的延續,恰恰反映了瞬間的感悟、靈感式的哲理對詩體的內在要求和呼喚。
對“小詩”的反思和闡述,其實不僅是針對當時的創作,它也指向了一個更基本、更深層的問題,即新詩的詩體問題。新詩是否需要相對穩定的體式?擺脫了舊詩詞的自由詩是否還需要形式的規范?“破壞”后的新詩“建設”應該如何在詩歌文類的意義上得到落實?這是新詩謀求進一步發展的本質問題。“小詩”的倡導和實踐,正是應對這一內部危機的一種嘗試。周作人說:“現在自由有了,正需要限制。”(37) 這里的“限制”不是指具體的格律的限制,而是指一定的詩體意識在詩質和詩形上對自由詩的引導和規范。新詩在精神上當然是自由自在無所拘束的,但是作為一種主體表達方式,它的創作規則和藝術手段應該落實到具體的詩歌形態(體式)上,并在一種較為穩定的詩體探索上建立起詩人與讀者溝通的橋梁。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新詩才能為自己尋找并創造出新的發展機制。20世紀20年代的“小詩”運動,雖然在中國新詩壇上初步建立了一種新詩體,但當時的詩體建設是相當粗糙和簡陋的,“運動式大發展”(38) 使得很多具體的問題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和實踐,理論與創作之間也沒能形成很好的回應。對這一創作潮流的重新梳理,將引發我們對現代漢詩詩體建設更深層次的思考,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和體會現代漢詩營造自身美學內涵時所遭遇的困難與問題。
注釋:
① 從1916年開始,周作人陸續發表了《日本之俳句》(1916),《日本的詩歌》(1921),《日本詩人一茶的詩》(1921),《日本俗歌四十首》(1922),《石川啄木的短歌》(1922),《論小詩》(1922),《日本的小詩》(1923)等文章,翻譯介紹日本詩歌。
② 《編輯余談》,《詩》,1922年第一卷第四號。
③⑥ 周作人:《論小詩》,《覺悟》,1922年6月29日。
④⑦⑨(33) 周作人:《日本的小詩》,《詩》,1923年第二卷第一號。
⑤ 周作人:《石川啄木的短歌》,《詩》,1922第一卷第五號。
⑧⑩ 周作人:《日本的詩歌》,《小說月報》,1921年5月。
(11) 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12) 當時詩壇上對松尾芭蕉的《古池》一詩有三種譯法:曾譯為“古潭蛙躍入,止水起清音!”周作人譯為:“古池——青蛙跳入水里的聲音。”成仿吾則認為應該保留俳句原有的音節,譯為:“倉寂古池呀,小蛙兒驀然跳入,池水的聲音。”周氏的翻譯,取的既不是式的傳統“五言”的句法,也不完全服從于原作音節的要求,而側重于在“漢語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傳達詩人對“自然的詩境”的領悟。參見周作人:《日本的小詩》、《〈陀螺〉序》;成仿吾《詩之防御戰》。
(13)(22)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14) 當時的報刊雜志刊登的“小詩”很多:《時事新報·學燈》先后登載劉大白的《舊夢》(101首),宗白華的《流云》(48首);《晨報副刊》先后登載王劍三(統照)的《小詩》(76首),冰心的《繁星》(164首)、《春水》(182首);江席珍的《黃花》(93首);《詩》則登載汪馥泉的獨句小詩《妹嫁》(29首),且開辟了“小詩”的專欄,在詩壇形成一股“小詩熱”。
(15) 陳斯白:《雜詩·序》,《詩》,1922年第一卷第五號。
(16)(17)(19)(29) 胡懷琛:《小詩研究》,商務印書館1924年6月。
(18)(28) 梁實秋:《〈繁星〉與〈春水〉》,《創造周報》1923年第12號。
(20) 朱自清:《雜詩三首·序》,《詩》,1922年第一卷第一號。
(21)(30)(31) 朱自清:《短詩與長詩》,《詩》,1922年第一卷第四號。
(23) 周作人:《日本的詩歌》,發表于《小說月報》1921年5月。但在該文篇末作者特意指出“是兩年前的舊作”,也即作于1919年。
(24) 周作人:《日本俗歌四十首》,《詩》,1922年第一卷第二號。
(25) 王中忱:《定型詩式與自由句法之間》,《中國文化研究》,1995年冬之卷。
(26) 劉延陵:《前期和后期》,《詩》,1922年第一卷第四號。
(27) 成仿吾:《詩之防御戰》,《創造周報》,1923年第一號。
(32) 云菱:《小評壇·小詩的流行》,《詩》,1922年第一卷三號。
(34)(37) 周作人:《〈農家的草紫〉序》(作于1924年,刊于該書1929年初版本),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本色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
(35) 王珂:《百年新詩詩體建設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
藏友是徽商后裔,其祖輩是一位儒商,舊時在南京經營的典當行為南京“徽州鋪本最大”的四大典當行之一。近日,其將祖輩遺留的一幅潘天壽早期書法條幅向我展示,我是近水樓臺先睹為快。這幅用綾裱原裝的書法條幅長134厘米,寬33厘米,保存完好。上行書“江岸草蕭蕭,江云亂眼飄。無愁茅屋底,痛飲讀離騷。懶壽”。款下鈴有邊長2.8厘米的方形陰文“潘天授印”。條幅右引首上下邊角各鈐有一枚“牛人所藏”長方形陽文收藏印。“牛人”何許人也?不得而知。整幅書法揮灑縱橫,氣勢磅礴,富有節奏感,是一件難得的藝術精品。
潘天壽(1897~1971年),浙江寧海人。原名天授,字大頤,號壽者,別號阿壽、懶道人、雷婆頭峰壽者等。年輕時,自感“無干事之才,只有書畫尚能勝任”,在詩、書、畫、篆刻等方面潛心探研,造詣頗深。其和吳昌碩、黃賓虹、齊白石并稱20世紀“中國畫四大家”,并享有現代中國畫教學奠基人稱譽。潘天壽書法大氣沉雄,豐姿挺勁,自具風貌,但書名為畫名所掩。1923年春,任教于上海民國女子工校并兼任上海美專中國畫系國畫習作課和理論課教師。同年改名“天授”為“天壽”。這幅條幅所書年代當為1923年期間,為潘天壽26歲左右時書寫。落款“懶壽”在其書畫作品中也不多見。
潘天壽這幅五言詩句。第一句“江岸草蕭蕭”可見杜牧“無媒徑路草蕭蕭,自古云林遠市朝”,以及郁達夫“一種秋容不可描,夕陽江岸草蕭蕭”;第二句“江云亂眼飄”源于杜甫《朝雨》中“涼氣曉蕭蕭,江云亂眼飄”;第三句“無愁茅屋低”可見《全唐詩》馮渚《燕銜泥》中“爾莫厭老翁茅屋低,梁頭作窠梁下棲”;第四句“痛飲讀離騷”源自南宋詞人張元干的“掃去胸中冰炭,痛飲讀離騷”。在20世紀20年代的黑暗歷史背景下,潘天壽妙用前人詩句成一首短詩,表達了他憂國憂民的心情。今天看來,這副對聯仍不失為一幅詩與書俱佳的精品。
潘天壽的書法與畫法相通,即如其所言“書中有畫”。他參以畫法作書,字幅大小、疏密、斜正、錯落,一任自然。他的行書善用側鋒,運筆方圓并用,變化多姿,沉雄飛動。那種率意灑脫的線條美,方正奇崛的結構美,顯得非常協調且具有畫意。難怪中國畫大師余任天先生說:“沒有潘天壽的書法,就沒有潘天壽的繪畫。”潘天壽存世書法作品鳳毛麟角,唯恐有遺珠之憾,故將藏友這幅祖傳潘天壽早期書法條幅介紹給大家共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