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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四川范文第1篇

四川主要煤田：川南煤田、華鎣山煤田、南桐、松藻煤田、渡口煤田、廣旺煤田、永榮煤田、資威含煤區、樂犍含煤區、龍門山含煤區、西昌含煤區等。

四川煤炭開發利用歷史悠久，是中國歷史上最早開發煤炭的省份之一。四川省雖然水電資源豐富，但每進入到枯水期，就不得不依靠火電廠供電，煤炭在全省能源結構中占到50%以上。四川全省已發現煤炭資源量為135、34億噸，保有儲量120.78億噸。

（來源：文章屋網 ）

魅力四川范文第2篇

關鍵詞：融媒體；傳媒人才；能力培養；“一三一”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11-0009-02

從介質融合到理念更新，從技術與業務整合到價值與制度的重構，從過去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簡單疊加與淺層合作，到近年來新舊媒體間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多方面的深度融合，全面整合的新媒體時代正在全面到來。學者們也在“媒介融合”概念基礎上提出了“融媒體”[1]，標志著一個新的媒體生態系統正在生成。與此同時，我國高校新聞教育改革的發展也在與業界的變化同步呼應，從術業有專攻的類型媒體細分型傳媒人才培養，到“全媒體人才”“全能型記者”等能力整合型傳媒人才培養；而在融媒體時代下，傳媒人才的培養必將再次面臨重塑升級。為了適應新的媒體內容生產傳播的環境，改變當前高校傳媒人才能力培養的不足，新的能力培養模式應在“融媒體”的思想前提下展開，破除傳統的類型媒介的邊界思想，打開新的格局。

一、當前高校傳媒人才能力培養存在的問題

（一）目標方案滯后，脫離融媒的時代要求

傳媒行業是更新進度最快的社會行業之一，因此對于以教學、研究為主的高校，傳媒專業的更新總是追不上日新月異的傳媒發展，當高校新一輪的培養方案研討醞釀出來，傳媒業界又有了更新的、甚至是顛覆式的變革。融媒體（即媒體融合）從概念提出、政策呼吁到業界逐漸落實經歷了大約五年的時間，2014年被認為是中國真正的“融媒體元年”[2]，但眼下除了部分高校增設了數字媒體、新媒體技術的等相關專業外，對傳媒人才的培養方案并沒有實質性的更新，更沒有與融媒體相結合設置時展的能力培養體系。宏觀上，培養理念沒有跟上融媒體的發展步伐；微觀上，能力目標與課程設置依然以傳統媒體的理論、業務為主，沒有實質更新。

（二）課程設置不穩，缺少變革的核心杠桿

落后的現狀由來已久，因此一些高校也在不斷進行課程教學的改革來更新人才能力培養，但這一些改革大多流于表面，無疾而終，根本原因是缺少改革的核心杠桿。比如：當市場突然需要互聯網技術人才，課程里就增加網絡編程類課程，而缺少計算機基礎的學生難以掌握；當市場新媒體發展風頭正勁時，又增加新媒體技術類課程，在缺少教材、系統大綱和相應教師的情況下，這類課程只能“掛羊頭賣狗肉”。傳媒人才的能力培養應有與時展方向吻合的且較穩定的核心標準，因此，缺少扎實的考察規劃，跟風而動的改革反應適得其反，增加課程設置與能力培養的不穩定性。

（三）培養層次不清，影響能力的落實效果

盲目跟風式的能力培養改革，還表現為“眉毛胡子一把抓”，偏誤地將“融媒體”歸為一種大集合，傳統的、新式的，原屬于各種媒介的能力都統統收羅起來，形成一個大而雜的“能力容器”。內部缺乏層次的梳理劃分、系統的搭建統籌，學生在這樣模式下的能力培養，會難以分清孰先孰后、孰重孰輕、孰急熟緩、孰硬孰軟，平均化地去學習，最終導致什么能力都掌握得不好。

二、建立“一三一”融媒體人才能力培養模式

“一三一”融媒體人才能力培養模式，以“融媒體”為指導前提，以應對媒體多變的思維能力培養為核心，反對“眉毛胡子一把抓”全部能力平均化的培養，主張能力的層級劃分。具體來看，能力應有核心能力、基礎能力、特長能力的區別，每一個融媒體人才應具備這三種不同的能力：前兩種能力是其共同的目標能力；而后一種特長能力則應該因材施教、各取所長，秉承差異性培養的理念。

（一）一個核心能力

媒體人才的核心能力，是能夠統領整個能力系統的中心，既可以輻射和關照到其他能力，又是其他能力培養的根基與杠桿；而在媒介融合的三個層面（即 “理念融合”、“物質融合”、“操作融合”） [3]中，“理念融合”也是最為核心的。因此，這種能力表現為一種宏觀的、綜合性的、深層次的邏輯思辨能力，我們將這一能力定義為“融媒體思維能力”，該能力的培養時間最長，培養難度也最大，但培養成效卻是提綱挈領、輻射全局的。當前國內的“融媒體”概念是以“互聯網”這一載體為基礎生成的，因此，“融媒體思維能力”與熱議的“互聯網思維”是相通的，具體來看，主要反應為三個層面：

一是服務思維的能力。融媒體時代媒體的角色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尤其是新聞媒體，需要從居高臨下的信息權威平臺轉變為信息服務的載體，在這一前提下，曾經的“受眾”變成了“用戶”，曾經的新聞信息轉化為“產品”。一方面，“私人定制”、“精確投放”、“智能匹配”等針對用戶的傳媒服務不斷升級；另一方面，用戶地位的提升也使互聯網“共享”、“開放”、“互動”的意義得到了真正的體現，服務平臺搭建形成，信息產品質量獲得提高。因此，新的傳媒人才在校學習期間就需要培養起服務的思維，這是最基礎的思維能力，表現為一種意識認知，它將決定其他幾個層面思維能力的形成與完善。

二是極致思維的能力。融媒體追求信息的海量化、環環相連的信息鏈接，最終形成規模化的信息集成，因此融媒體時代的傳媒人才應該培養一種極致的思維，用“窮盡”的方式在技術與業務上展開信息匯集、信息處理、信息傳播，以及信息回饋。同時，極致思維也針對用戶而存在，在服務理念的配合下，力圖讓用戶能夠享受到“超越預期”的、“引發爆點”的、極致的服務效果，而這也是與前期工作上的極致息息相關的。

三是融合思維的能力。融合思維首先表現為一種跨界，在當前各種類型媒介的壁壘并未完全破除的實際情況下，傳媒人才應該率先具備綜合文、圖、音、視、網各種媒介知識運用的能力，從理論到實操、從理念到技術，融媒體時代的人才必然是整體的、復合的、跨越的人才。其次，融合思維在跨界的基礎上還應該整體升級為一種大視野的融合，這種視野需要跳出傳統媒介之間的融合，將傳媒的工作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高度，即它不再僅屬于新聞傳播業，而屬于社會各行各業。在認為信息傳播的行為是一種社會層面的整體行為前提下，傳媒人才的融合思維應該覆蓋用戶生活各個層面的社會意識體現。

（二）三個基礎能力

基礎能力是相對于專長能力而言的，在傳媒人才的培養上帶有通識意義，能夠人才培養專業基本功的能力。媒體人才通常分為技術人才、制作人才、經營人才，而在融媒體時代，傳媒人才則需要在媒介技術、內容制作、媒體營銷三個方面都培養起自己的知識基礎和能力體系。在融媒體表述的前提之下，架構起新的基礎能力層級，即“融媒體技術操作能力”、“融媒體內容生產能力”、“融媒體市場運營能力”。

首先，融媒體技術操作能力。傳統的分屬于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數字的媒體的技術能力經過整合后形成的跨越文、圖、音、視、網的媒介綜合技術能力。除此之外，還包括屬于融媒體的新型技術工具的掌握，如：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戶提供的內容）、PGC（Professional-Generated Content專家權威提供的內容）、AGC（（Automatic-Generated Content軟件自動生成內容）等工具，視頻簡編工具（用于到微博視頻的編輯），以及針對大屏互動、WEB 、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 社交網絡服務）、欄目 APP 的編排工具，[4]等等。傳統技術的綜合掌握，加上新型融媒工具的使用與操作，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融媒體技術操作能力。

其次，融媒體內容生產能力。過去的媒體內容制作分媒介而定，形式、角度、風格各不相同，傳播效果也各不相干。在融媒體時代，內容制作首先表現為一種針對市場與用戶的生產，信息被全面整合之后，再根據不同的媒體渠道特征和用戶特征，進行媒體生產制作方式和流程的重構，選擇性、精確性地傳播給用戶，使不同閱讀或收視習慣的人，都得以滿足。因此，融媒體內容生產能力既是一種整合，又是一種細分。傳媒人才需要在全面的融媒體業務制作平臺搭建下培養能力，表現為能寫、能說、能拍、能錄、能編、能策劃等“多能”集合；同時又具備諸如：信息拆分重組、數據分析、可視化設計等新興能力，能夠在生產中遵循信息表現形式碎片化、精細化的創新規則，制作出與傳統媒體內容本質不同的產品。

最后，融媒體市場運營能力。在技術操作與內容生產能力更新后，就要實現完成更有用戶接受并消費的媒體產品，融媒體正在要追求用戶的積累，而這背后的終極目標則是產品的經營與銷售。換句話說，融媒體這一新型媒體形態就是與傳媒商業化、市場化的升級裹挾而生的。傳媒人才的市場運營能力培養，應該首先改變傳統媒體的經營理念――媒體依靠廣告而生存的“倚靠型”運營慣例，學會抓住融媒體形式帶來的商業機會，將媒體產出的信息內容更好地與商業資源結合，實現多元的收益，比如：將搜索盈利、在線交易，以及汽車、旅行等各種與生活相關的商業服務項目介入媒體內容產品的運營系統，重新建構新的應用型運營平臺。因此，以融媒體為渠道建立起來的市場運營能力，是能夠利用融媒體規模性、跨越性、鏈接性、精準性等特征，擴展盈利范圍、創新盈利增點、變革盈利模式的能力。

（三）一個特長能力

特長能力的培養是學生差異性的體現，強調傳媒人才各自的專長，這應該是學生在初步具備基礎能力之后更高階段的培養目標。在融媒體時代，傳媒人才培養不應是各種能力聚合疊加，所有能力平均化的培養模式不利于人才成長，應該實現人才能力既能“通”，又能“專”，既有“同”，也有“異”。同時，培養在基礎能力之上的特長能力，會使人才更具有競爭實力，也更加適應傳媒行業蓬勃繁榮背后分工細化、能力極致化的發展趨勢。

特長能力首先體現為一種實用性較強的能力，是人才在實踐操作環節的一種可執行能力，涉及媒體產品從前期策劃調研，到中期制作生產，最后到后期包裝營銷的所有階段。另一方面，特長能力是根據人才的興趣、實力逐漸篩選培養出來的一種能力，而它的選擇范圍是覆蓋很廣泛的，筆者整理梳理之后認為這些實踐能力大約包括了：導（編導、導演）、策（策劃調研）、寫（文字寫作）、采（信息采訪匯集）、編（信息編排、音視頻編輯）、攝（圖片、視頻拍攝）、錄（聲音錄制）、美（后期特效美編）、播（播音主持）、譯（圖文編譯）、網（網絡技術）、設（設計包裝）、銷（產品推廣銷售）等十多種伴隨媒體產品生產傳播全部過程的執行能力，學生則需要在其中選擇并培養出一項自己的專長。

三、“一三一”能力培養的踐行途徑

（一）注重“學”“業”互動，形成能力培養活性循環

融媒體對于業界是一條“摸著石頭過河”的摸索之路，對于學業則是跟進關注并研究預測的熱點。在業界，媒體融合也在不斷變化，經歷著從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升級成熟；在學界，融媒體人才的“一三一”能力培養模式也不是一成不變，反而需要汲取業界實際充實、完善，正是不斷修正、調整的過程。因此，學界與業界應該在融媒體發展上加緊互動，共同探尋出融媒體人才能力培養的路徑。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由學界教師與業界人員共同組成的“傳媒人才能力培養方案專家團”，根據業界發展實況及時更新“一三一”能力培養的微觀形式，并充實其內容，同時也通過這種互動，對口輸出傳媒人才，再從業界反饋信息，從而指導下一步的能力培養模式微調，形成一個能力培養的活性循環系統。

（二）打破單一培養，創新能力建設綜合平臺

高校的傳媒人才能力培養不能僅僅局限于單一的課程教學來完成，尤其面對風云變化的傳媒業，高校的課程設置既難以跟上其變革進度，也不能盲目跟從地朝令夕改，要實現人才的能力體系建設，需要在課程之外尋求新的培養平臺。“一三一”能力培養模式從核心的思維能力，到基礎性的技術、內容、經營三維能力，再到提升性的專長能力，注重能力培養的層級、順序，因此培養的途徑也應有層次的多元性、順序的先后性，最終形成一個綜合的能力建設體系。從融媒體理念出發，以學分制為評定標準，降低課程培養的比例，增加一些如：第二課堂、技能實訓、項目實作、比賽驅動等等多元的融媒體能力培養渠道，這些渠道往往比傳統課程培訓更具有靈活性，隨時應對融媒體時代的能力需求。由此，傳統與新式的能力培養方式共同建成綜合性的融媒體能力培養平臺。

（三）深化校地合作，拓展能力實踐校外基地

軟硬條件的短缺一直是高校傳媒人才能力培養的一大軟肋。資金不足使想要更新建設的實驗室設備、實踐基地建設遙遙無期，這無疑形成了與技術飛速更替的傳媒業更大的落差。同時，融媒體從業界到學校，發展時間都較短，具有相關成熟知識體系的人才本身就不多，且多數集中在業界，再加上高校教師引進往往以學歷、文憑為重，因此，融媒體師資短缺也成障礙。“一三一”能力培養模式所需要的硬軟條件是很多高校一方難以具備的，所以在這些條件無法一步到位的情況下，高校人才培養走出去，深入與地方傳媒行業的合作是必然之路。融媒體技術設備到實踐基地也是目前地方傳媒行業正在新興、籌建的項目，因此，過去那種高校到地方企業的掛牌的表面合作，如今可以直接深入到與其共投、共建、共用實訓實驗室和實踐基地。這不僅拓展了融媒體人才的實踐范圍，而且使他們能力培養的落實場所更接地氣、更結合實際。

參考文獻：

[1] 柳竹.國內關于“融媒體”的研究綜述[J].傳播與版權，2015（4）.

[2] 尚策.融媒體的構建原則與模式分析[J].出版廣角，2015（10）.

魅力四川范文第3篇

美麗四川、繁榮四川、和諧四川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統一于中國夢四川篇章，是科學描繪富有時代精神、彰顯四川特色、反映人民心聲的發展藍圖。三者從不同維度揭示了四川全面小康的基本要求，美麗是形象，是前提；繁榮是活力，是支撐；和諧是保障，是關鍵。三者缺一不可，必須共同發力，齊頭并進。

建設美麗四川，戰略重心要始終突出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主線，充分釋放自然之美與人文之韻的聚變效應，著力構建和諧相融美麗城鄉形態，堅決打贏環境治理“三大戰役”。要堅持把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作為全省工作必須遵循的大邏輯，融入實施多點多極支撐發展、“兩化”互動城鄉統籌發展、創新驅動發展“三大發展戰略”以及從經濟大省向經濟強省跨越、從總體小康向全面小康跨越的各方面和全過程；要依托四川多彩人文之韻實施“綠色四川”旅游行動計劃，把人文產業培育成重要支柱產業，促進人文與旅游、生態、農業的深度融合、聯動發展；要積極建設生態文明與人類文明相輝映的現代新型城鄉，形成城鄉一體、生態宜居、各具特色的城鄉體系；要集中打好大氣、水、土壤污染治理防治三大攻堅戰，用5年時間解決突出環境污染問題，化解群眾的環境“焦慮癥”。

建設繁榮四川，要以產業轉型、以文化人、創新驅動為發展路徑。要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構建中高端現代產業體系，做大做強“雙七雙五”產業，更加主動融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加快融入全球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要支持文化創意、數字音樂等新文化產業發展，積極推進巴蜀文化走出去，同時培育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基本民主法治素質的公民；要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Y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突出全面創新改革“一號工程”，激發科技創新“第一動力”，用好創新人才“第一資源”。

建設和諧四川，要以全面發展社會事業，全面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全面推進文明家庭建設為戰略取向。要堅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續，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增強公共服務保障能力，大力發展保障性住房、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養老服務、就業服務等民生事業，使人民生活質量再上新臺階；要切實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良序，推動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常態化推進藏區依法治理和彝區禁毒防艾相結合，促進民族團結和諧；要熱愛家庭，珍惜家庭，注重家教，塑好家風，匯集數億個家庭的磅礴力量推進和諧四川建設。（作者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魅力四川范文第4篇

在英美國家，證據資料的虛假性程度最高，因而其證據法對檢測證據材料的各種手段和措施也非常重視。這些方法和措施包括：其一，對方當事人對證據資料的及時異議權和提出反對意見的機會。其二，對證人進行交叉詢問。交叉詢問對發現客觀真實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威格摩爾對此曾經做出過高度評價：交叉詢問是曾經發明出的對發現真實最為有力的動力機器。其三，如果證人因為突然出現在法庭上而使對方當事人毫無準備，以致使之無法有效地開展交叉詢問，那么，所進行的直接詢問則要從法庭記錄中刪除，甚至，如果作出了裁決，還要被宣布為無效審判。其四，對證人進行彈劾，是英美法庭上的一個常規性辯論內容。這個方面的法庭辯論是異常激烈的。其五，對傳聞證據的排斥。證人與當事人的聯系越是緊密，派生證據的可靠性就越成問題。立法上確立傳聞證據規則的理由有兩個：一是防止陪審團對其證明力作出過高地估計；二是出于檢測證人可靠性的需要。后者是更重要的理由。為了檢驗證人的可靠性和誠實性，有必要使目擊證人到庭。如果非原始證人到庭，則不可能對證人可靠性進行檢驗。這一點也說明了，在非陪審團審判的案件中，傳聞證據規則依然在發揮作用。傳聞證據規則直接決定著英美證據法的范圍寬窄。

在大陸法國家，由于法院對事實認定過程的極深的司法介入，其對抗性程度有所緩和。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證據資料一般不會遭到單方面的扭曲。其二，將證據方法交付檢驗的必要性不是太強。與英美相比，大陸法國家對證據方法的檢測有兩個特點：其一，一般不會提出對證人可靠性的異議。即使偶而提出這種異議，一般也僅僅局限于證人對事實的描述本身是否具有可靠性的異議，而不會涉及證人的一般品格問題。也就是說，大陸法國家對證人證詞提出異議，而不是對證人本身提出異議。其二，證人作證的方式是連續性的、不間斷地、夾敘夾議型的，而不是一問一答式的。證詞的描述一般是相對溫和型的，沒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穿插其間。有時甚至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由法官對證詞的可靠性進行查驗證實。其三，對所提供證據不當面提出異議。對證據可以進行爭論，爭論的方式是賦予其機會提供反駁的證據，以抵消其舉證的效果，而不是要求他們在舉證之時必定在場。只有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具有對質權是一個例外。其四，傳聞證據不像英美那樣受到排斥。因為，原始證人一般不被認為是傳聞證據反對者的“庭外敵人”。

3 、對抗制對證明責任規則的影響

證明責任是一個普適性概念，各國證據法中都涉及對它的規定。西方國家的法學理論中也視之為一個司空見慣的理論范疇。從比教法的角度研究它，可知其概念內涵在職權制和對抗制中的含義并不一致。首先看提供證據的負擔。在職權制下，由于事實調查主要是法院的事項，故當事人一般不單獨承受這種負擔。在刑事案件中這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在刑事案件中法官有責任從事事實調查，而無論控方或辯方持何種態度。如果控方不提供任何一件證據，法官若認為該證據重要，并在控方所指控的罪行范圍內，則必須依職權調查證據。甚至在民事案件中，提供證據的責任幾乎完全在當事人身上，法官與當事人的這種責任“分享”制度也沒有完全拋棄。可見，在大陸法國家，提供證據的責任是由當事人和法官一起分擔的，換而言之，嚴格意義上的提供證據的責任是不存在的。在對抗制下，提供證據的責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案件事實被劃分為截然相反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的舉證負擔均是由當事人的律師分別負責履行的，法官參與其中，與當事人任何一方履行提供證據的負擔，必然會影響其中立位置，給人一種協助當事人一方進行訴訟的感覺。法官在訴訟中的使命是判斷何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營造成了一個更好的案情。這樣所導致的舉證負擔兩極化現象，使法官很難插足于任何一邊。提供證據的責任對當事人而言具有了一種與大陸法國家不同的意義。按照對抗制的要求，當事人任何一方每提出一個案件事實，都要負擔提供證據的責任，使之達到表面可信的程度。如果該當事人未能就此提供任何證據或所提供的證據不能達到這個程度，對方當事人不提供任何證據便可獲得勝訴。法官據此應當立即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法官之所以可以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并非因為提出原告未能完成其說服責任，而是因其未能解除提供證據的責任。在大陸法國家，由于案情不分原告方或被告方案情，而是一個案情整體，對于這個整體的、單一的案情，無論由何方當事人主張而形成，雙方都同時提供證據，法官也能依職權調查證據，其目的從最初便是證明其存在還是不存在，認識案情的本來面目，所以，提供證據的責任本身并不具有獨立意義，而僅僅是說服責任的履行過程。

說服責任是證明責任的含義之一，在英美法國家，稱這種責任為說服責任是恰如其分的，因為這是指當事人所負擔的用證據說服法官認定案件事實的一種訴訟責任。在大陸法國家，由于法官還可以依職權調查證據，調查證據在某些場合還是法官履行審判職責的要求，當事人提供證據是為了說服法官，法官調查取證是為了說服誰呢？說服責任用來描述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還差強人意，用來表達法官依職權收集證據的內在法律根據和訴訟行為動因則顯然有詞不達意的弊端。正因如此，在大陸法國家，舉證責任有主觀和客觀之別，也有形式與抽象之分，但卻無提供證據責任和說服責任的說法。在英美國家，說服責任可以用來表述當事人之所以敗訴的直接原因；在大陸法國家，說服責任與敗訴后果之間并不直接掛鉤，當事人之所以敗訴，其原因既有當事人對證據的努力和利用方面；也有法院查證不力或該查證而不查證的方面。前者可用說服責任來解說，而后者則只能用查證責任來說明。在此意義上，說服責任在大陸法國家的意義遠不如英美法國家來得明顯和直接。

4、對抗制對其他證據規則的影響

在對抗制中，案情分為兩大陣營，原告方案情和被告方案情。原告提供的證據必須與原告方的案情有關，如果與被告方案情有關而與原告方案情無關，對方當事人則可以提出關聯性異議，該證據即可被認定為無關聯性。如果原告所提出的證據與原告方的案情無關，而與被告方的案情有關，被告可以在提出異議后，自己再次提出該證據。他如果不提出該證據，法院則不能采用該證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在職權制中，由于所有的案件事實被視為一個案情整體而不劃分原告方的案情或被告方的案情，故而并不存在一個原告方證據或被告方證據之別，原告提出的證據如果對被告有利而對自己無利，被告方不得對它提出關聯性異議，法院應當認定該證據與本案有關。可見，大陸法上的證據關聯性概念與英美法有所區別。

在對抗制模式中，各方當事人對其案情事實負責舉證，各自所舉的證據僅對其本方的案情產生效力，而對對方當事人不產生任何效力。這里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一方當事人所舉之證對己不利而對對方有利，該證據不得直接對換成對方的證據而被使用，對方如果需要使用該證據，則還需要另行提出證據聲明，變他方證據為己方證據。另一種情形是，一方當事人所舉證據對己有利而對對方不利，也僅能對己方的案情產生證明力強化之效果，而不得同時作為弱化對方案情之證據。而在職權制模式中，任何一方所舉之證，可以作為證明同一案情之用，而無所謂證據的“門戶之見”。在此意義上，對抗制較之職權制更加浪費證據資源。同時，從實際操作上看，對抗制下的證據單方提供和限制使用模式，也不切合法官內心判斷運作之現實。

傳統上看，英美證據法上的證據排除規則在制度淵源上主要是緣起于陪審團審判。但是，事實上，對抗制對證據排除規則也有形成和強化之效。這一點，可以從現代無陪審團審判的案件證據排除規則仍在起作用這個司法現實中獲得佐證。這一點對我國證據立法尤有啟迪意義。我國目前所實行的職權制，正在逐步地向對抗制過渡。在職權制模式下，證據排除規則幾乎聞所未聞。但是，目前訴訟模式轉變的現實告訴我們，證據排除規則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或前景。所以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不在于陪審制的實行，而在于對抗制的奉行或轉向。當然，此外還有集中制的影響。對抗制與證據排除規則之間的聯系可以從以下方面看出來：其一，傳聞證據規則。傳聞證據不是很可靠，在對抗制模式中，當事人出于訴訟策略的考慮，往往有一種提供傳聞證據的內在動因。提供傳聞證據使對方當事人失去反駁的機會。傳聞證據排除規則為了使當事人之間公平對抗，便排除對傳聞證據的使用。在職權制中，法官主動調查收集證據，傳聞證據也作為證據來源，被法官納入考慮的范圍之內。尤其在法官尋找原始證人需要耗費較大資源的情況下，法官往往同意放棄對原始證人的尋求。其二，專家證詞。專家證詞在對抗制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如職權制中明顯，而法官往往排除相互矛盾的專家證詞。這是因為專家證人并不居中的緣故。職權制下的專家證詞則更有直接的證明力。其三，證據交換規則。對抗制呼喚公平競爭。公平競爭的訴訟條件之一便是證據的互相交換，在對抗制模式中，證據的交換雖然并非自始即有，但卻具有一定意義上的必然性。如果證據未經交換或者在開庭前未經開示，作為一種制裁措施，對抗制排除對該證據的使用。在職權制中，證據都集中于法官一處，無論庭前交換與否，都不會對當事人的平等對抗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也不會影響法官對各種證據資料的同等注意和平等對待。證據交換制度得以確立的本身，便說明訴訟程序具有對抗制性質。這種因證據的遲到而對有證明價值的證據資料的排除法則，在對抗制中較之在職權制中具有更優的生存環境。反過來說，職權制比較起對抗制來，具有更強的保全證據信息之功能，并因之而更具有發現真實之價值。其四，證據異議規則不同。在對抗制中，證據異議由當事人向法官提出來，但其所針對的對象是當事人而不是法官。這樣提出的異議不直接指向法官，因而不會使法官生厭，當事人可以隨意地提出而不致有心理上的顧慮或障礙。在大陸法國家，由于其所實行的是職權制，當事人對法官調查證據不斷提出異議，意味著對法官查證和問證的不滿，故當事人提出此類異議必有顧慮。因而在職權制下，很少見到對法官所調查的證據提出異議。對對方所舉證據，當事人所提出的異議，是通過質證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該質證權的行使不屬于嚴格意義上證據異議的范圍。其五，證據刪除規則不同。在對抗制下，若有不恰當的證據提出，即使已被記入筆錄，也可以在當事人的異議下刪除。在職權制下，證據刪除一說是不存在的。不恰當的證據被記入筆錄，無論對方是否提出異議，法官都會在心證形成的過程中考慮到。其實，從心理學角度衡量，這種影響也是不可避免的。

兩大訴訟程序模式決定著證據規則適用的不同機制。其具體表現在：其一，能否主動適用不同。英美證據法中當事人及其律師起著主導性的作用，這種作用的表現之一便是其證據規則的適用取決于當事人及其律師的意愿。也就是說，法官并不主動適用證據規則，只有在當事人及其律師的觸動下，證據規則才發揮作用。無論該證據規則的目的是為了程序公正、訴訟效率抑或案件事實的真實，其適用機制皆是如此。可見，英美證據規則在適用上具有被動性的特點，這個特點也是對抗制訴訟模式所決定的。法官沒有義務排除適用當事人無異議的證據，即使該證據對認定案件事實毫無幫助，也不例外。交叉詢問的程序及其規則也是由當事人主動適用的，法官不進行任何形式的交叉詢問。對于當事人及其律師的訴訟策略選擇，法官也不進行是否正確的評估，更不進行主動的糾正。這就是對抗制下證據法的附條件適用。在職權制下，其證據法不僅內容不同于對抗制下的證據法，而且尤為重要的是，其適用機制迥然有別，無論當事人是否主動請求適用某一證據規則，只要法官認為有適用的必要，則均可依職權主動適用。其二，能否合意放棄不同。在對抗制下，當事人雙方可以通過共同的意思表示排除對某一項證據規則的適用。比如說，關聯性規則，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形成合議，對雙方提出的證據均不提出關聯性方面的異議。在此情形下，法官即使認為某特定證據與案件事實無關聯，也不得主動適用關聯性規則排除該證據的適用。再比如，當事人可以合議決定采用書面形式進行審理。在這樣的審判方式中，證人不到庭以口頭形式作證，法官審理的案件完全根據預審筆錄中所記載的證詞及其他證據形式進行。這一點，在大陸法國家也有類似的體現。但是，無論如何，以書面的形式來運作對抗制模式還是很稀奇的。再如，書法專家所做的鑒定意見即使從鑒定技術和鑒定程序上看很不可靠，但當事人可以通過合意的形式認可它的可采性。

（二）、陪審制對證據制度的影響

1、陪審制對自由心證制度的影響

對證據證明力的衡量，主要有法定評價模式和自由評價模式兩種類型。與大陸法國家公開標榜實行自由心證不同，英美法國家無論在立法上還是在實踐中，甚至在理論的闡釋中，都不明確宣稱它是實行自由心證的。相反，它所具有的大量的證據能力規則，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抑制著對證據證明價值的自由衡量。在此意義上，可以認為，英美國家對大陸法國家公然宣稱的自由心證，似乎是持謹慎態度的，這主要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英美國家在歷史上并沒有形成與大陸法國家那樣的法定證據制度，因而并不需要明確宣稱實行自由心證，以作為對法定證據制度負面效應的徹底否定。另一方面，英美的審判制度一向是以陪審團審判為藍本而建設的，它的證據制度，從原則到規則，從抽象到具體，一概要考慮到陪審團對它的運用能力，看它會不會產生更大的負面作用。同時，還要同其他的陪審團制度聯系起來加以綜合性的調整。前一個方面，同社會整體的心理學有關，也為人們的常識所認同，故這里不作過多探討。我這里主要想說一說，陪審團制度對證據衡量模式的影響力。

證據力的衡量規則，包括對具體證據的衡量規則和整體證據的衡量規則，同時還包括對證據推理事實的邏輯規則。所以，自由衡量證據的證明力，必須要服從邏輯思維規則。就這一點而論，兩大法系對自由衡量都無法規范。或者說，這已超出了證據法調整的范圍，而屬于邏輯學的范疇了。因而，自由衡量，只能對證據本身所包含的證明力的自由衡量。而證據本身證明力的衡量又是由證據的關聯性及其程度來決定的。對證據關聯性的判斷及其衡量，應為自由心證的核心和本質內容。英美證據法中大量的證據能力規則，都是對證據的關聯性及其排除作出的規范。美國的《聯邦證據規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美國《聯邦證據規則》共有63個條文，規定的證據規則有30個左右，其中與關聯性相聯系的規則大概占一半左右。比如說，該《規則》第404條規定的品格證據規則、第406條規定的習慣證據規則、第407條規定的事后補救措施規則、第408條規定的和解證據排除規則等等，都是對有關聯證據的采用或排除規則。這些規則，雖然以證據能力規則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它確是更徹底的、更大刀闊斧的證明力衡量規則。實際上，證據能力的規則，是證明力的定性規則，也是證明力的前提規則。這些規則的運用是由法官來進行的，是將它作為法律問題來對待的，因而它實際上是用法律問題來瓜分事實問題，并由此削弱陪審團對證據的自由衡量權。證據能力規則增多了，證據力的規則就可以減少了，而證據力規則在證據能力規則增多的前提和背景下變少了甚或消失了，并不意味著對證據證明力的法定衡量模式便因而告終了。我們在評價英美證據制度的時候，不能不同時考慮到它的證據能力規則。英美學者不認同其為自由衡量模式，其故豈不在此？有人認為，只要不實行法定證據制度，就一定奉行自由衡量模式。這種非此即彼的觀點如果說在大陸法國家的司法背景下還有一定合理性的話，而在英美法的背景下，就顯得有一定的局限性了。英美恰好處在法定評價模式和自由衡量模式的中間狀態，它是通過證據能力的法定性，來表達證據價值的法定性。而這個特性，雖然與經驗主義的司法有密切的關系，但直接的原因還在陪審制這種特殊的程序性裝置以及它與職業法官的分權制這種關聯。要而言之，英美在證據力的衡量法則上，我們只能說它是法定評價模式與自由評價模式的某種結合，不過這種結合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而已。

廣義上看，自由心證的“自由”表現在兩個方面：即，無證據能力的規范，證據資料進出自由，大門敞開，對當事人無疑是自由地提出，對法官無疑是自由地將它們納入視眼衡量；對證據的證明價值自由衡量，無證據規則予以制約。自由心證實際上肯定了一項總原則，而否定了幾乎一切證據規范。大陸法無證據法，其因寧不在此？英美法有證據法，主要的內容是證據能力的規則體系，但證據能力規則體系背后映顯的乃是證據力的衡量規則體系。如果說法定證據制度確立的是證據力的具體衡量規則，那么，英美法所確立的則是證據力的抽象衡量規則。舉例言之，有限證據可采性規則，實際上是要陪審團將該特定證據運用到它可以運用的事或人身上，對它所不能運用的人或事則賦予其零價值。這零價值直接來源于證據能力規則，但間接來源于證據力規則，證據能力規則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就是證據力規則。證據能力規則是一種特殊的證據力規則。證據能力規則之設定，往往就是考慮到它的證據力的結果。比如，傳聞證據，因為其證據力往往極低，故而不如籠統地排除。再如，意見證據也是如此。當然，有些證據能力規則的確立，不是鑒于其證據能力低的緣故，而是立法政策使然。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非法取來的證據不是因為其證據力低，故而要排除之，而是因為其非法手段的采取要受到立法的否定評價，而采用該證據則顯得對其否定評價不夠徹底，故而，通過排除該證據的證據資格的方式表述對其手段之非法性的否定。

如果前面的分析能夠成立，那么，我們對英美自由心證制度的有限性或特殊性便有了一個正確認識的開端。為了論述簡單起見，我想把前面的結論概括為一個數字式的陳述句，就是，英美只實行一半的自由心證，也即自由心證的二分之一。在此基礎上，我們現在要提出的問題是，英美果真能實行二分之一的自由心證嗎？我得出的結論依然是否定的。如果說，在大陸法國家，自由心證經歷了一個由自由到不自由的歷史性變化，那么，英美則一直奉行對自由心證的排拒態度或最大限度的限制性調整方法，其結果，我們很難將英美的證據制度歸類于自由心證的行列，或者說，如果說英美證據制度還有自由心證的屬性的話，那么，這種屬性已經被壓抑在法律所無法調整的最低限度的范圍之內。這種自由心證的比例，已經到了幾乎不存在的邊緣了。其原因主要而言，有這樣幾個：

魅力四川范文第5篇

在我國,傳媒集團涉足的行業與領域較廣。不僅涉及傳統傳媒領域業務,還包含廣告宣傳、房地產、企劃設計、高端產品銷售等多個方面。在發展中逐漸擴展為產業鏈,實現了集團“一體化”、“規模化”運營模式。傳媒集團的內部審計工作具有全面性與綜合性,并不是集團審計部門審計工作的簡單加總,而是于集團整體的高度對全局的一種把握與審查。能夠有效預防集團內部管理風險,從而促進集團的可持續發展。上世紀末(1999年),我國國有企業開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組建了我國第一批企業集團。這種全新的經濟組織形式具有跨地域性、業務多元化、結構多層次等特點。“全新化”的同時,也給企業集團的內部管理帶來一定難度。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合理、有效的內部審計機制,成為我國企業集團內部管理之需、時代之需。企業集團的內部審計機制與審計機構的建設情況不僅能夠直接影響集團內部審計與管理工作的效率與效果,還對集團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關鍵性影響。

二、當前我國傳媒集團的內部審計模式

2009年,我國內部審計協會了《中國國有企業內部審計發展研究報告》,并指出目前我國企業集團內部審計模式是一種多樣化發展的態勢。主要有:分級審計模式(以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為代表)、垂直審計模式(以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為代表)、分級與垂直相結合的審計模式(以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為代表)、集中管理審計模式(以武漢鋼鐵集團公司為代表)。

(一)分級審計模式

分級審計模式主要由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為代表,需要在企業集團的各下屬單位均設立內部審計部門,由各下屬內部審計部門分別負責各自單位的審計工作。審計結果由各單位的管理者負責,同時,接受上級單位的監督與指導。該模式要求審計人員了解并熟悉其所在的下屬單位的具體情況,審計工作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有助于各下屬單位的和發展。企業集團若要從整體上把握各下屬單位的情況,需要及時了解各審計部門的工作情況和結果。因此要求各下屬單位審計部門與集團總部要保持及時的信息溝通。此外,雖然分機模式下審計工作更具有針對性,但是審計部門和審計人員都隸屬于下屬單位本身,容易受到單位管理者的主觀意識影響,難以確保審計工作的獨立性與權威性,從而容易導致企業集團的審計工作成為一種“監管真空”。

(二)垂直審計模式

垂直審計模式下,各下屬單位的審計人員的配備與審計工作的展開都由集團總部統一實行。整個企業集團的內部審計工作“自成一體”,是一種集權化的管理模式。各下屬單位審計部門的設置由集團總部進行統一分配,并委派具體審計人員。下屬單位的審計部門與集團總部的審計部門是一種“上下級”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該模式的優點是審計部門及審計人員與下屬單位不存在利益關系,能夠有效確保企業集團下屬單位審計工作的權威性與獨立性。而且,集團審計部門之間是一種“上下級”關系,有助于集團對內部審計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統一管理,有助于集團資源的優化配置。內部審計質量也能得到有效保障。與此同時,有利即有弊。該模式的缺點是難以有效確保審計部門對具體業務的實時監督。而且企業集團總部僅設有內部審計的職能部門,實際上并不負責對集團、尤其是各下屬單位的內部審計工作,不利于對集團各項業務、各職能部門的監督。

(三)垂直和分級管理相結合的審計模式

該模式是介于一、二兩種模式之間,結合了二者的優點。相較于分級審計模式與垂直審計模式,在該模式下企業集團的內部審計的獨立性與客觀性都得到了一定的保證,審計監督的效果也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是,該模式下的內部審計部門與審計人員猶如“雙頭蛇”,由集團總部和自身所在的下屬單位共同領導,在這種“雙重領導”的模式下,審計人員與審計工作之間難免不會產生“自我矛盾”,從而影響了審計工作的效率與效果。

(四)集中審計模式

垂直審計模式下,僅由集團總部設立單獨的審計部門。該部門與集團內的其他職能部門相平行。集團并不對各下屬單位設置審計部門或委派審計人員。所有的審計工作均由集團內的單獨審計部門負責。這種方式下,內部審計機構的設置較簡單,審計工作的結果也具有較高的獨立性和權威性。然而,在這種模式下,集團審計人員難以對各下屬單位的具體情況擁有充分的了解。在做出審計評價時,可能缺乏應有的依據,從而影響了審計結果的準確性。此外,審計人員在對各下屬單位進行審計時,也難以進行深入的“挖掘”,彼此間的溝通亦不足,審計工作的開展具有較大困難。

(五)小結——我國傳媒集團應選擇的審計模式

通過上述分析,無論是分級、垂直審計模式,還是二者相結合的模式和垂直模式,都各有利弊。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垂直審計模式與集中審計模式下的企業資源和權力都相對集中,能夠對各下屬單位實施集中管理和統一資源配置。但是,難以真正了解各下屬單位的信息;分級與垂直相結合的審計模式能夠弱化二者的缺點,集團總部審計部門與各下屬單位審計部門能夠“各司其職”,但是不利于審計資源的集中,審計結果的權威性與獨立性也難以真正保證。在此背景下,我國傳媒集團究竟該選擇哪種審計模式？筆者認為,我國傳媒集團不宜多層次的設立內部審計部門,而是應采取由集團總經理直接領導的“集中”審計模式。具體而言,傳媒集團可以在集團總部設立一級審計機構,并由其對各下屬單位負責審計工作的開展。在實施具體的審計工作時,可以委派審計人員對下屬單位進行前期了解,廣泛搜集審計證據。審計部門與審計人員直屬于傳媒集團總部,由集團總經理負責其審計評價的結果,其審計工作是一種“上審下”的模式。無論是審計部門本身,還是審計結果,均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在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之下,傳媒集團的內部審計工作會逐漸遇到新的問題。審計機構的設置和具體的審計模式也非“一成不變”。需結合企業集團的內部管理方式和企業戰略等多個方面予以把握和設置,以“與時俱進”。

三、關于傳媒集團內部審計的相關建議

(一)傳媒集團應進一步提高內部審計工作人員的業務能力與個人素養

我國傳媒集團在實施內部審計的過程中,首要一點便是要提高內部審計人員的業務能力和個人素養。這是審計工作效率與效果的保證。傳媒集團在選聘審計人員時,要首先選擇具有高學歷、豐富專業知識的財經、審計、稅務等專業性人才。同時,以選擇該人才的標準選聘內控人員、信息技術人員、風險監控人員,實現各專業間的平衡和各崗位之間的有效溝通配合。此外,真正能夠勝任審計工作的人員,不僅要具備財務、審計等知識,還要了解傳媒集團的經營模式和特點,并具備金融、稅務、計算機、統計等多學科知識。與此同時,傳媒集團的審計人員還應定期參加組織培訓,根據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等及時調整自己的知識構架。再者,審計人員還應具備高情商,處理好同其他部門和人員的關系,以保持集團內部的和諧、穩定的關系,以更利于審計工作的開展。

(二)傳媒集團要確保內部審計工作的獨立性與權威性

獨立性與權威性,既是審計工作的特點,也是其必須實現的要求。我國傳媒集團在開展內部審計工作的過程中,應注意確保二者的實現。可以通過制定內部審計制度的形式保證內部審計部門的地位。以實現內部審計評價的公正性與客觀性和審計任務的順利完成。在集團具體經營工作的開展中,要確保審計部門獨立于各層管理機構,直接向集團總經理負責。有條件的傳媒集團可以成立“內部審計委員會”,由該委員會負責對內部審計工作的監督檢查,確保審計工作的合法、合規。此外,針對內部審計部門內的各工作人員,傳媒集團應對人員權限等進行明確,以保證審計評價的結果被有效執行。再者,傳媒集團還應注重內部審計工作的開展和人員安排等方面的比例是否合理。

(三)傳媒集團應注重集團內部審計部門與外派審計人員職責、權限等方面的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