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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論語范文第1篇

在《論語》中，我們可以搜集到很多與“學”有關的話語，其中很多和禮制有關。學禮也是孔子一生中的重要活動，至少在青少年時期，“子人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所問的無非是禮制，所以孔子有“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的話。孔子認為禮是“立身之本”，他也始終以禮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這反映了孔子的春秋時代，雖然禮壞樂崩，但是禮制依舊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禮”在孔子學說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范疇。在孔子的心中，恢復周代禮制是他一生的夢想，“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但是禮制的破壞是客觀的現實，為學以禮，盡管是孔子教學的一個基本要求，但是在現實的操作中，禮制的運用和實踐卻遭受到了挫折，他雖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態度和精神，但還是遭到了別人的嘲諷和不理解。他曾說“事君盡禮，人以為諂”(《論語?八佾》)，甚至他的弟子子貢也不遵守禮制，當子貢想把禮制中每月初一祭祀祖廟的羊免掉時，孔子便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佾》)可見，《論語》中孔子所言的“學”其基本內涵不僅僅有對禮制知識的掌握，還有將禮制視為行為準則、實現對禮制的遵循和踐履。

禮制在西周時期得以推行很久，至少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但是隨著平王東遷、西周王權的衰落，禮制的維護開始陷入了困頓。可以說，正是因為時代原因，孔子教學的內容禮制已經開始不合時宜，即使踐履也發生了相當大的困難，所以“學”什么和如何“學”成為孔子所面臨的重要選擇。可以說，時代的變遷和需要成為孔子教學內容改革的一個重要動力，也體現了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經世致用”的精神。在王權衰落和禮崩樂壞的情況下，如何將禮制變成人們的一種自覺行為，成為孔子對“為學”的權變性思考。于是他提出了一種“仁”的范疇。

仁是孔子學說中的核心。何謂仁?《說文》訓“親也，從人從二”，意謂人與人要相親。孔子關于仁的思想，內容很豐富，但歸根不外是處理人與人、個人與族群、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仁不僅是孔子為學的內容，更是為學的精神狀態和所要達到的精神境界，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禮記?中庸》引孔子語：“仁者人也。”孔子論人的完成，乃是達到一種一天人、合內外的境界，如其所言“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可以說仁具有儒學本體的意義，突出了人本論的價值原則。仁的基本內涵是親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他還說“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論語?衛靈公》)孔子將這種具有“親親”的仁愛情感貫注到人的一切行為中，其中主要的表現便是將仁貫注到對禮制的遵循上，既突出人的自然屬性，更突出人的社會屬性，并實現了兩種屬性的統一。如他說：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

在“仁”與“禮”的關系上。“仁”是本根，是踐履禮制的起點，而禮制的實現是仁的最終歸宿，只有心懷仁愛的禮樂制度才是完整的。可以說仁學便成了孔子“道體”的核心范疇。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認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其實曾子對孔子之道并沒有真正領悟，孔子“一以貫之”之道意謂通過一個基本的范疇或邏輯起點使之貫通全部，而曾子卻運用“忠恕”兩個邏輯起點來解釋，無疑不是“一以貫之”了，而實際上“忠恕”也并非完全是孔子的道德邏輯起點。曾參不聰穎，難怪孔子說：“參也魯。”(《論語?先進》)實際上，這個道德邏輯起點便是“仁”，為仁的最終目的便是將仁的精神貫注到對禮制的學習和踐履之中。形成一種發自內心的自覺，而孔子所言的“道”其實也便是以仁為核心的“一天人、合內外”的治己安人之學。

孔子認為真正的“仁者”就在于“立己”和“達人”(《論語?雍也》)，突出了自覺和覺人的兩面。所以很多學生問“仁”，孔子便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由于為仁更突出了一種道德境界，所以孔子所言的“學”已不僅僅是學習、實踐禮制了，更主要的是強調實踐過程中發自內心的自覺精神，即“為仁由己”，這種精神要求自覺將自己和他人、自己和社會視為一體，能夠做到這一點可以謂之“德”，就是君子了，那么就可以實現“仁”的境界。所以，在孔子《論語》中，“學”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就是對“仁”的體悟和踐履，在孔子看來，只要這么做，便是好學了。

孔子的論語范文第2篇

關鍵詞：孔子；君子人格；五德；《論語》

中圖分類號：G640？搖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47-0093-03

在《論語》中，君子既有“君之子”的原初意義，又被賦予了“仁義禮智信”等全新的德性內涵，是二者的統一體。本文認為，在孔子所設計的君子人格中，德性“君子”是身份“君子”的應有之義，是身份“君子”的人格特質。

一、孔子君子人格提出的背景

孔子處于戰亂紛爭的春秋晚期，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被諸侯爭霸代替，禮崩樂壞的局面已然形成。所謂時勢造英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孔子心懷天下，試圖以“克己復禮”的方式，恢復各安本位的社會秩序。為建設其心目中的理想的社會，孔子創立了一套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并相應提出了“君子”這一理想人格。孔子本人的經歷也是其建立君子人格理想的重要因素。孔子三歲喪父，與母相依為命，生活雖艱辛卻十分好學，“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論語·為政》）精六藝，通古今，成為當時社會的全才。孔子以積極入世的精神，求謁仕途，曾先后任魯國中都宰、大司寇，攝相事，使魯國獲得大治，后因“三桓”排擠離開故國，周游天下，希望得到諸侯國君的任用，卻屢屢遭挫。但是，這樣的處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其思想的發展。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晚年致力于教育，打破傳統君子與小人的界限，實行“有教無類”的德性教育，培養君子。君子作為孔子仁學思想體系中的重要概念，在《論語》中出現了107次之多，并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開篇，又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結篇。可以認為，孔子建立仁學思想的目的就是教育君子，培養君子的德性人格。

二、君子人格的內涵

孔子所說的“君子”具有雙重意義：一是身份君子，二是德性君子，是位格與人格的統一。

（一）德位一致的君子人格基本內涵

從君子一詞的由來看，是“君”與“子”的合稱，“君”的上部是“尹”，表示治理，下部是“口”，表示命令，合起來是指發號施令、治理國家的人。“子”是對男子的尊稱、美稱，君子就是對當時為政者的尊稱。君子一詞廣泛出現在《詩經》、《尚書》、《周易》等先秦著作中，表明在孔子之前該詞已流行，是身份和地位的代稱。但君子的內涵到孔子時已確定發展為兩層意義，并開始從傳統的身份轉向德性人格。縱觀《論語》，君子和小人的對舉共有18處，其中標明為地位差異的有四處，標明為德性差異的有四處，其余均含身份和德性的兩重意義。這正是孔子君子思想與前不同的意義所在。面對當時有君子之位而無君子之德、有君子之德而無君子之位的“德”“位”兩分的現實窘境，孔子希望通過人格培養，使有德者必有其位，有位者必有其德。孔子說：“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先進》）在先于君子學習禮樂的野人（小人），與后學習禮樂的世襲君子（卿大夫子弟）之間，孔子更愿意選擇前者，這符合其“學而優則仕”的主張。孔子打破傳統的君子與小人的身份界限，實行“有教無類”，培養德性君子。從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德位一體、德先德本”的君子人格理念已然確立。

（二）德性視野中的君子人格體系：仁義禮智信

《論語》論及君子應該具備的人格素質非常豐富，有仁、孝、悌、義、忠、恕、禮、智、勇、恭、寬、信、敏、惠等。本文著重從后來成型的“五常”即五種基本的人格素質方面進行論述。“五常”雖在后代成型，但在《論語》中已有相當的分量。

1.君子之德，仁愛為本。在《論語》中，仁字出現了109次，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詞，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概念，也是君子人格最基礎的內涵。君子人格的其他方面都是圍繞仁而展開的。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君子之道，以仁為本。“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作為君子，不能須臾離開仁，仁就是君子人格的最根本。

什么是仁？孔門許多弟子都曾向孔子請教，本著因材施教理念，孔子對不同的學生給予了不同回答，其中對樊遲的回答最經典。“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仁就是“愛（他）人”，但“愛人”的說法很籠統，具體化后就是曾參的一句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夫子之道就是仁道，忠恕是仁最重要的兩個方面內容。忠與恕，簡要言之就是推己及人，忠的推己及人強調的是“為人謀”，恕的推己及人強調的是不要強加于人，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不要強加于人；從更高層次看，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愛人如己，自己欲立足于社會，也使別人能立足于社會，自己要發達人生，也使別人能發達人生，在立人中立己，在達人中達己。

2.義利之辯，義以為上。在《論語》中，義被談及的次數也不在少數。子曰：“君子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何為義？《禮記·中庸》解釋：“義者，宜也”，義即合宜適當的意思。

君子行事應以合宜為度，義實際上是君子行為的價值標準，更準確說就是心中固有的道德價值觀，正如朱熹所解釋：“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四書章句集注》）可見義是君子人格的重要德目之一。

孔子論義常與利相提。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然而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常被人引用作為批判儒家講義而不講利的證據。其實孔子并不反對利，在孔子那里二者是統一的。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孔子承認對利欲追求是人性使然，孔子甚至以自己為例：“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篇》）但孔子也強調，在追求利欲時必須以道義作為準則，“見利思義”，“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論語·憲問篇》）

孔子沒有把義與利絕對對立起來，只是強調二者中要優先考慮義，求利時心里首先想的是公眾的利益，這是“喻于義”的真正意義。“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里仁》）說的是君子行“德政”，考慮的是國家和社會等的公利，小人想的是獲得小恩小惠，考慮的是個人和家庭的私利。作為德位一體的君子，顯然要把義擺在利的前面。事實上，當先行其義時，利也隨之而來。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篇》）學習道德仁義，就能得到俸祿，因此，君子的追求不在謀食憂貧上，應該在謀道憂道上，即對義的追求上。君子堅持“義以為上”的原則，最終能義利雙得。

3.仁智不二，智者不惑。君子既是仁者也是智者，智在《論語》中一般作知。子曰“知者利仁”，（《論語·里仁》）有智者能補益其仁德，豐富其仁德。智是君子人格的重要品質。

子曰：“知者不惑”，（《論語·子罕》）這里所說的智是明是非、辨善惡，所以智是一種道德辨識能力。具體說體現在“貴知己、善識人”上。“貴知己”是對自我的認識。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孔子教育弟子對自己要有清楚認識，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就是智慧。智又體現在“識人”上。“樊遲問知，子曰知人”，（《論語·顏淵》）樊遲仍未明白，孔子進而解釋：“舉直錯諸枉”，能識別誰正直并提拔他，放置于邪惡人之上。孔子認為，君子管理國家，如能“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若“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由此足以看出，智是能夠分清是非曲直，而且能以長遠眼光看到長遠利益的能力，是君子應該具備的素質。

4.信為立本，信以成之。孔子強調，在仁的基礎上君子要有信。“信，誠也”，“誠者，實也”。（許慎《說文解字》）誠多指內向性追求，所謂內誠于心；信是誠的外化，所謂外信于行。

孔子言信，是內誠和外信的統一。信的第一表現是言必信實，即說出的話要真實。孔子反感花言巧語：“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因為巧言與君子人格相悖；其次，信表現為言必信守。子貢請教如何成為君子時，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說過的話、許下的諾言都應兌現；信還表現為言必謹信。子曰“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論語·子路》）即君子的措辭不能茍且馬虎，如此則能：“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論語·里仁》）言語不輕易出口，就怕自己的行動跟不上。信是君子立身于世的重要德行。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君子是社會的管理者和標桿人物，信的德品顯得尤為重要。子貢問怎樣治理政事，“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孔子把信看得比死還重要，由此可見，信乃君子立身之本。

5.禮為行本，禮以行之。面對當時禮崩樂壞的現實狀況，孔子提出了“克己復禮”的政治主張。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禮記·仲尼燕居》）禮是君子做事的方式和行為準則。孔子認為，君子的行為要以禮為規范，無禮不成方圓。沒有禮，一些好的德行也會變得極端，所謂“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季氏》）“仁、義、知、信”等君子之德都要通過“禮”來實現。那么，怎樣禮以行之呢？“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禮的運用以和諧、有度最為可貴，也是在孔子在《禮記》中一再強調的中庸之道。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禮記·中庸》）君子的中庸之道，是隨時做到適中有度，無過無不及。當然孔子強調的禮是“心禮”和“行禮”的統一。真正的禮既有內心禮敬的態度，又有外在行為的恭敬，如果只有內心的敬而行為不合乎禮的要求，便是粗野；如果只流于外表恭順而內心不知禮，便是花言巧語，所謂“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禮記·仲尼燕居》）

孔子對君子人格的構建，突破了君子身份的原始含義，賦予了君子全新的意義，使其向“德性君子”靠近。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在“在位者”無德和“有德者”無位的現象面前，孔子為社會提供了君子這一道德修養目標，致力于培養德位一致的新型君子。孔子要求君子必須具備“仁、義、禮、智、信”五大最基本道德素質。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內容豐富且具有活力的資源，為當代中國人的人格塑造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典范，對提高國民素質有著的現實參照意義。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潛苗金.禮記譯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孔子的論語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之一。其教育思想影響深遠。而《論語》則是記錄孔子言行的主要著作之一。《論語》中反映的孔子思想頗豐。本文擬就《論語》中關于孔子的部分主要教育方法進行一定的感悟性論述。

孔子是我國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他的政治、哲學及教育思想對我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尤其是私人講學，是我國教育領域的一大創舉，將永彪史冊。孔子從三十多歲起開始他的教學生涯，幾乎一生沒有間斷。先后傳授的弟子有三千多人，其中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他在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為我國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孔子認為，培養人才應該是培養既有知識技能，又有崇高品德的君子。他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為達到這一目的，孔子要求弟子成為全面發展的有用之才，而不能只擁有一才一藝。因而，孔子以“六藝”“六經”“四教”為教學內容，來實現他“君子不器”的教育思想。“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為了達到教育目的，除了選擇好教育內容之外還應該有好的教育方法。孔子的這一系列教育思想在《論語》一書中都有論述。下面就教育方法略加分析。

一、“溫故知新”

《論語·為政》中說道：“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要達到溫故知新就需要一系列有效的辦法。

1.多聞、多見、好學、博學。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論語·述而》）意思是只有通過“多聞，多見”，更多地接觸實際生活，才能開拓視野，擴大知識面，為“知新”打下良好基礎。孔子是“好學，博學”的典范，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矣”。（《論語·述而》）他認為多思不如學。“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他還說：“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他更感嘆時間的短暫：“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

2.多學善思，學思結合。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就是說學習要有興趣。他還告誡人們要善思“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孔子還主張學思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

3.舉一反三，聞一知十。孔子要求人們對知識在樂學善思、融會貫通的基礎上，要“舉一反三”，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他要求人們不僅要“聞一以知二”，還要“聞一以知十”《論語·公冶長》，要在對已有知識理解掌握的基礎上，去獲得更多更新的知識。

4.要學以致用，孔子說：“賢資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交友，言而有信。顯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這就是說要在實踐中學習。只有經歷過了，有了親身體驗，學到的東西才

能應用，應用于實踐的知識才是真正學會的知識。

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因材施教是后人對孔子教學經驗的概括。即孔子教學是要看對象的。他主張教育要切合受教育者的要求。需要從具體學生的具體情況出發，調動學生積極性，達到最佳教育者的要求。在《論語·雍也》篇中有“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也就是說對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對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為貫徹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對自己學生的觀察了解，諸如“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論語·雍也》），在此基礎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即：“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

在《論語·先進》的記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孔子教育學生根據他們各自的長處教給他們不同的內容。孔子說：“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方，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絡，文學：子游，子夏。”關于“因材施教”，《論語·先進》中還記述了孔子一段有趣的故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諸。”公華西曰：“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先行諸，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退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這一因材施教思想：

1.針對學生智力差異，分層次教學。他把人分為“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困而不學”四類，而且認為生而知之的“上智”和困而不學的“下愚”是不能改變的。這種區分“智”、“愚”的高明之處，是他客觀而正確地論述了前提條件：對前者他從自己說起，“我非生而知之者，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證明“上智”的天才實屬罕見，言下之意，天賦高一點加上“敏以求之”，方能顯出智力超群；對后者則強調由于“困而不學”的緣故，才出現“下愚”不能改變的現象。這充分說明他并不輕視任何人，只對那些因拒絕學習而不能擺脫愚昧的人表示遺憾。

2.針對學生性格差異，進行因勢利導。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他對學生不同的性格特征有著透徹了解，教育很富有針對性。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諸。”公華西曰：“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先行諸，赤也惑敢問’”。孔子說：“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冉求性格柔弱，辦事瞻前顧后，縮手縮腳，因而鼓勵；子路性格魯莽，風風火火，沖沖撞撞，需要降溫。

3.針對學生的愛好差異，培養多向人才。孔子很重視發展學生的愛好專長，如他對有代表性學生的優勢歸結為：“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他認為“雍也可使南面”（《論語·雍也》），德行突出的仲弓可以當君王；善于政事的子路可以管理軍政，“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論語·公冶長》）；善于交際的子貢可以從事外交，等等。

4.針對學生的實踐差異，陸續推向社會。如：“子使漆彫開仕。對曰：‘我斯之未能信。’子說。”“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雍也》）

5.針對學生的工作差異，跟蹤繼續教育。如“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論語·雍也》）給子游以重用人才的啟示；“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對冉求以必要的警告。由此可見，孔子從各個方面運用“因材施教”原理教育學生，做得很主動。如果我們在對學生進行智力開發時，居優者為其做知識的向導，居中者為其做思路的開拓，居下者為其做知識的鋪墊，因勢利導，因材施教，不拘一格，成效必然會是豐厚的。

6.針對行為表現的差異，讓學生警惕“六蔽”。如孔子所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喜歡仁慈的人如不學習，難免愚昧無知；愛耍小聰明的人如不學習，難免放蕩不羈；誠實憨厚的人如不學習，難免上當受騙；個性耿直的人如不學習，難免固執己見；性格勇猛的人如不學習，難免惹是生非；胸懷剛正的人如不學習，難免狂妄自大。孔子在肯定學生行為優勢的同時，強調由“不學”而產生的行為的負面，其目的在于激勵大家學習的積極性。

三、啟發式教學方法

《論語·述而》還明確指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當學生對某一問題感到疑惑，有主動思考卻又不得解而非常渴望得到解答的時候，教師應對學生思考的問題給予指導，幫助學生開啟思路。孔子的啟發式教學是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處于主動地位，讓學生主動提出問題、思考問題，讓學生主動去發現、去探索，教師只是從旁加以點撥、指導，鼓勵學生大膽發表自己的見解。這一教學方法有這樣幾點小措施：

1.重視誘導式的啟發教育，不要求學生死讀書，而貴在觸類旁通，即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孔子特別強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論語·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我不去啟發他，不到他想講而講不明白時，我不去開導他。孔子還強調在實行啟發誘導的基礎上，注意循序漸進，“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這種使學生竭力鉆研，“欲罷不能”的情狀，正是對循循善誘啟發教育的寫照，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舉一反三”，就是把知識學活，由已知類推未知，由此及彼。說明對知識規律的把握可以觸類旁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孔子發現開發學生智能的重要性，并從啟發思維、開闊思路、培養聯想能力等三個方面找到了突破口，揭示出帶有規律性的開發智能的方法，其指導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四、切磋討論，教學相長

子貢請教孔子說：“窮而無謅，富而無驕，何如？”孔子說：“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貢于是說：“《詩經》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子說：“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論語·學而》）即子貢聽了孔子的關于窮富的教導后領會了切磋、琢磨的道理，孔子非常高興。由此可見，孔子與他的弟子們在教學上是互相啟發、取長補短的。孔子認為只有師生之間互相啟發，才是最好的教學方法。反過來，顏回在孔子面前從來不提相反意思，孔子就批評說：“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說。”孔子提倡“當仁不讓于師”（《論語·衛靈公》），認為求學者要有強烈的主體精神和求學要求。孔子還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論語·公冶長》）以強烈的求知進學精神啟迪學生。

孔子作為一位著名的哲人、教育家，他的一系列靈活多變的教育方法促進了其教育活動的發展，也對后世的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到現在我們的課程改革、素質教育中還在進行這樣的教學方法的應用。足可見孔子教育影響之深遠。我們應該認真學習其思想，應用其做法，來提高教育教學水平。

參考文獻

［1］論語.

［2］伍曉明.《論語》中的“論辯”與孔子對言的態度.中國文化研究，2008.

［3］孫小玫，阮航.《論語》中的“謙”及其現代價值.社會科學輯刊，2003，（3）.

［4］黃懷信.《論語》中的“仁”與孔子仁學的內涵.齊魯學刊，2007，（1）.

［5］吳天鈞.從《論語》看孔子的教學方法.教育與職業，2005，（1）.

［6］劉敬東.從《論語》看孔子的教育目的.教育探索，2000，（2）.

［7］馮皓，秦曉磊.談孔子教育理念對現代教育制度的啟發.中國科教創新導刊，2008，（10）.

孔子的論語范文第4篇

[關鍵詞]《論語》；孔子；修身之道

[中圖分類號]B2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16-0043-02

儒家學派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以“君子”和“小人”區分人的道德境界，以“圣人”為最終道德目標。作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是儒家學說的精要。馮友蘭先生認為，“仁”是一種人生境界。①作為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提倡個人注重自律、自強、自省的修身之道，這是接近“仁”的重要途徑，是其價值觀和道德觀的具體體現。《論語》對孔子修身之道的記錄比較零散，本文從人際交往的為人之道、自我修煉的為己之道以及道德修身的具體方法三方面進行論述。

一、人際交往中的處世之道

社會屬性是人的重要特征，人無法脫離社會群體而獨立存在，這種存在的具體形式具有不同的關系。在人際交往的處世哲學中，既有因交往對象不同而存在的特殊性，也有人與人必然存在交往的普遍性。

（一）孝悌

《論語》多次提及“孝弟”。“孝”即孝順父母；“弟”通“悌”，即敬愛兄長。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②儒家學說將“孝弟”看作“仁”的基礎，把它當作維護社會制度與社會秩序的一種道德力量，雖然孔子從未給“孝弟”下過具體定義，但卻從多個角度對其內涵作了解釋。

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③盡心竭力，這是對“孝”程度的要求。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④孔子更為注重個人發自內心的愛敬之意，而不是形式主義的“能養”。學生宰我嫌三年之喪太久，孔子說：“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⑤孔子認為每個人都曾享受過三年“父母之懷”的愛，應當守喪三年以回報父母生養之恩，所以對宰我的想法予以批評。雖然今日我們不必依從三年之喪的傳統，但是這種心理感情的回報值得傳承。

（二）友恭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⑥因此在孔子看來交友是人生一大樂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⑦這種交友方式更注重精神層面的相互交流與提升。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⑧朱熹說：“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⑨意思是假若如此，天下人都和優于自己的人交朋友，那也就無友可交了。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⑩選擇借鑒他人的優點以提升自我，看出別人的缺點以提醒自己改正。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11孔子將阿諛奉承的人，當面稱贊背后誹謗的人以及夸夸其談的人都歸為有害的朋友，提倡與正直、信實、見識廣博的人交友，認為這三類朋友有益于個人自身的修養和成長。總之，儒家提倡交友要善于選擇對象，懂得向他人學習。

（三）誠信

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之一，誠信亦為儒家學說所提倡。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12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13形象地說明了誠信的重要。子貢問“君子”，孔子認為應當先做后說，“先行其言而后從之”。但是儒家所講的誠信并不是不問是非曲折所有的諾言都要兌現。孔子曾說：“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14這種適度原則正好體現了量變與質變的哲學思想。

二、為己之道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15為己之道是君子追求“慎獨”與“表里如一”的自我修煉，是道德自覺的體現。在《論語》中，為己之道內容豐富，可歸為以下幾類：

（一）正直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16正直是儒家所看重的重要品德之一。正直不僅關乎個人品行，更關乎國計民生，是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標準。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17在孔子看來不正直的人是無法躲避禍患的。他反對“狂而不直”，認為“直而無禮則絞”。18

（二）敏于事而慎于言

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這是對“行”、“言”關系的另一種闡釋。孔子重行動輕言語，看到學生宰我白天睡覺，他感慨道：“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于予與改是。”19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孔子認為先做后說，這才是君子應當做的。與此相對，他討厭那些“巧言令色”之人，認為“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20

（三）智勇

智勇雙全是儒家提倡的道德品質之一。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21“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22知者，雖不及仁者，但也被孔子欣賞。談及“勇”，孔子說：“見義不為，無勇也。”23“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24孔子贊賞“勇”，也提出要謹慎地對待“勇”，切不可“勇而無禮則亂”。25合于義、合于禮，結合仁才是真正的“勇”。

（四）恭敬

恭，即態度嚴肅，端莊有禮。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慧。”26孔子認為只要做到以上五點，就是仁者，而“恭”位于五者首位，可見其重要性。“敬”注重對人對事認真嚴肅的態度。如“敬事而信”、“事思敬”、“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等。總而言之，恭敬就是要求個人對人對事都要秉持認真、嚴肅的態度，是儒家提倡的君子品格。

（五）義高于利

義與利歷來備受爭議。二者之間，孔子更為注重義。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主張義高于利，甚至還將此作為劃分君子與小人的標準，即“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27顏回踐行孔子“義高于利”主張，孔子稱贊道：“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28義高于利為儒家追求得的自我道德修養的境界，辨好義利是成為君子的必要內容和途徑。

三、儒家道德修身的具體方法

孔子在《論語》中闡述了儒家的修身之道，還談及一些道德修身具體的方法，大體可歸納為好學、自省、自律。

（一）好學

好學不僅體現在對學問的追求，更體現在對道德的塑造。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將學習看作生活的樂事，學習作為其每日“三省吾身”的內容。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29這是孔子一生勤奮好學的真實寫照。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30這里的“好學”，涵蓋了道德修養，是儒家教育注重個人道德品質的體現。談及“好學”的重要性，孔子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31可見，“好學”是好“仁、知、信、直、勇、剛”的重要前提，如果沒有“好學”，則會“愚、蕩、賊、絞、亂、狂”。總之，在孔子看來，“好學”是君子必備的品質，是其他道德修養的保證。

（二）自省

自省是個人道德提升的主要方法之一。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曾參提出“吾日三省吾身”。道德修養的自我提升，全憑個人的反省與努力。如何做到自省，孔子認為，“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32這是更高的自省標準。

自省是為了改正錯誤，進一步提升個人品德。“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故不斷進行自省，認識改正錯誤，才能實現自我的進步。

（三）自律

自律是儒家道德內容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33認為應當合理克制不合于禮的行為與欲望，做到“非禮”則“勿聽”、“勿言”、“勿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仁”的境界。此外，孔子還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34這種對自我品格的嚴格要求正是自律的具體表現。只有嚴格控制自我的非分欲望，才能磨練意志達成目標。

總之，《論語》所反映的孔子修身之道是一套完整科學的儒學思想體系，其中包含個人修身的具體內容和方法，是研究儒家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發揚及現代青年一代思想品德教育具有深遠意義。

[注 釋]

①馮友蘭：《對于孔子所講的“仁”的進一步理解和體會》，《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孔子的論語范文第5篇

【關鍵詞】君子 學 仁 義 禮

古老深厚的中華文明孕育了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作為四書之一的《論語》帶給世人無數的哲理與智慧。《論語》中許多積極的思想、認識，幾千年來一直被人們重視和采納，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品讀《論語》如同置身于中國文化的歷史長河，又好像是在中國人文精神的百花園中尋根溯源，其中，體現孔夫子立人觀的詞句更是俯拾即是。本文試圖從《論語》的幾個高頻詞去探索孔子的立人觀，以期指導我們自己的人生。

孟子有云：“圣人，人倫之至也。”他把為人的最高標準定做“圣人”。那圣人之下呢？要數君子了。“君子”就是孔子立人的典范。“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這是孔子對君子的總體評價。那么，君子到底有哪些杰出的品質呢？“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君子，這般的豁達脫俗；“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君子如此的不卑不亢。孔子說：“君子求諸己”。靠自己，自己才是自己的上帝。“君子周急不繼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孔子對君子的要求實在是高，不僅在圣人如此，連亞圣孟子也說：“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作為君子就要“過則改之”。人們對“君子”給予了極大的贊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那么，在孔子心中，怎樣才能成為君子呢？

孔子有言：“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在孔子看來，“學”是君子一切禮教孝悌，仁義道德的基礎。只有好學，方可具有君子的品質、風范。“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學”是《論語》中時常與我們照面的字眼。

在《論語》開篇《學而》一則中，孔子就提出“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學習的樂趣，盡在其中。常常溫習回顧，細數自己擁有的知識，懂得的道理，這不失為一種愉悅身心之舉。學習是快樂的。因為明白未知的道理，揭開不解的疑問，都是在為生活平添亮點。正因如此，孔子才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感嘆。

孔夫子嗜學，那么何為學呢？臺灣文學家南懷瑾先生這樣詮釋《論語》中“學”：“做人好，做事對，絕對的好，絕對的對，這就是學問。學問不是文字，不是知識，學問是從人生經驗上來，做人做事上去體會的，如‘觀過知仁’，要隨時地思考、見習、體會，這就是學問。”我很喜歡他的評述，“學問”并不只是文字上的一種收獲，它是不斷積累的經驗、方法、智慧，是我們隨時隨地可以獲取的一種正確的東西。不僅“學問”概念寬泛，“學者”也是人人可做，孔子曰“有教無類”。只要愿意，只要行動，不論是誰，都可以學習，都可以進步。正是如此，孔子才會積極地宣揚“學”的重要。“君子博學于文”。那么，君子要怎樣學成呢？孔子嘗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古人認為子以四教——文、禮、忠、行：教文——以博天下之文采；教禮——以禮規范自己的行為；教忠——以忠誠為生命的誓言；教行——以言行一致為永恒的信念。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這是大家最熟悉不過的了。子曰：“君子務本”，學習要以書為本，善于溫故知新。在孔子眼中，最為重要的學習方法莫過于動腦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只有思與學相輔相成，才能學而不罔，學而不殆，并學有所成。如果只學不思，就無可辨好壞，如果“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那結果只會落得“無益，不如學也。”善動腦筋的表現就是“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舉一反三的本領，顏淵當仁不讓，連子貢也大嘆“回也聞一以知十”。其次是“不恥下問”。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從他人身上，我們總可以找到自己所不具備的品德。我們說“集思廣益”便是如此，汲人之長，增己之見。孔子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以能問于不能”，也許人們會很奇怪，向外行請教，不是緣木求魚嗎？其實不然，“當局者迷”的道理我們都聽說過。正是這樣，才有必要從外行那里獲取一些靈感。“以多問于寡”中的“多”，就是我們常說的“O”型人才，他們往往博采眾長，卻無一深入。當他們遇到更深層次的問題時，求助于“一”型人才，也就是“寡”，便是理所當然了。“有若無”、“實若虛”更體現一種謙遜。淵博的學問，會讓人變得深厚、內斂，俗話說：“飽滿的谷子總謙虛的低下頭。”這正是“有實”之人的寫照!所以，多問于他人，是百利而無一害的。而既向別人請教，就必須“語之不惰”，專心聽講不懈怠，“默而識之，學而不厭”，默默記住，永不滿足。因為“不踐跡，亦不入于事”，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得更高，看得更遠，只有“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才能稱為博學之人。

光有方法，當然達不到圣人的立人標準。學習的精神品質，更是不可或缺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孔子告訴我們，學習是為了自己，不可自欺欺人，要實事求是的致學。做學問的人，就要耐得住寂寞。“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樂之者”。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以學為先，有余力再做官。正因為孔子把學習當作享受，所以才會“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才會有“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的擔心。

俗話道：“萬事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如果離開了學習，不管什么仁、知、信，都會產生瑕疵，變得愚蠢、放蕩、尖刻。看來，學的確非常重要，孔子“十有五而致于學”，他才能在晚年“隨心所欲，不逾矩”。要想在未來“隨心所欲”，我們就應當發揚“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精神；要想體會“一旦成名天下知”的榮耀，就必須耐得住“十年窗下無人問”的寂寞。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學”是“成仁”之道，而“仁”是終極目標。作為儒學的中心，“仁”在《論語》中先后出現多達一百多次。孔子曰：“仁者，愛人也”。“仁”的本質便是博愛、仁慈。心胸寬廣，包容百態，感化萬眾，孔夫子將一己之愛擴大，惠及整個世界——“泛愛眾而親仁”。正如儒家常言：“大地有仁心，滋生了萬物”。孔子認為“愛人”才可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愛世界”才能“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仁”是儒學的精髓，也是立人的根本。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胸中之仁，少了道家“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個人主義，也不是墨子“摩肩放踵以利天下”的絕對無私。“仁”，愛人、愛祖國、愛世界。“親親、仁民、愛物”，“仁”如流水一般，一股股漫延、溶匯，由小及大，從近到遠，保存著適度的私，慢慢擴充，直到滋澤了萬物，達到為公。如此這般廣闊綿延的愛，也只有在孔子，在儒學那里才能溯源。“愛人者人恒愛之。”這也許就是孔圣人被人們尊仰的原因吧！

吟《論語》感“仁心”，總覺得“仁”未免太縹緲，太遙遠，仿佛那是道光，照著自己，卻無法觸摸。其實，“仁”并非如此高遠。觀念上引發慈心，心中有愛，就是“仁”。如此簡單，“仁”不必去苛求，只要用心去積累愛。孟子曾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之心是“仁”的根源，是“仁”的本質。“惻隱”者，“愛憐”也。愛憐是人之常情，弱者、病患、貧困往往會引發我們的愛憐之心，也就是惻隱之心，這就引發了我們內心的“仁”，于是，我們便“成仁”。孔子曰：“仁乎遠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就是觸手可及的東西，呼爾而來，念爾而至。也許人們總覺得“仁”這份修養太高深，是內心深處的修煉。這話雖沒錯，可要知道，其實，“仁”之用，也就是愛人愛物。只要以仁慈之心，博愛生靈，就是“仁”的表達。“仁”雖是愛人愛物，但這種愛是掩去了微笑、沁香后的一份極其質樸的愛。“巧言令色，鮮矣仁”，花言巧語，一味諂媚，并不是真正的“仁”，或者說這是“不仁”。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仁者心地高純，深厚氣重，如山般寧靜，寧靜中綻放著涵養。“仁”是一種很典雅，微妙的境界。不順時，仁的修養使我們安然處之，失敗時，“仁”的信念使我們勇于搏之。“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真正的仁者，是隱去榮華，退了金玉的樂天派，是懂得“里仁為美”，“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潔士。難怪孔子曾感慨：“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論語·泰伯》中有句話，大家很熟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仁”者要承擔天下之重任，用行動書寫愛人的篇章，時刻磨練自己，讓自己擁有偉大的胸襟，恢宏的氣魄，堅定的決心，深遠的眼力，永遠愛人，至死不渝。這，才是頂天立地的君子，才是仁人。“仁”字重，重于泰山，重于生命，正如孔子教誨：“仁者，人也。”

說“仁”，絕對離不開“義”。孔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當我們舉著“愛人”的旗幟，高唱“愛物”的主旋律，這是“仁”。當我們真正開始行動，助人為樂，奉獻自我，憐惜病弱，愛護幼小并主動擔起重任，一心向前，這便是“義”。“義”是“仁”生動的刻畫，是表達“仁”的形式。子曰：“君子義以為上”，身為君子，就應當具有“舍生取義”的精神。要清楚“不義”就是“不仁”。“義是仁之用”。當“仁”失去了“義”，就像歌曲丟失了旋律，鋼琴失去了鍵盤，油畫退去了顏色，電視隱去了圖像。只剩下空殼，變得毫無意義。所以，當我們執著地追求“仁”的時候，應該更敏銳的發現“義”，當我們標榜自己的“仁”時，應首先考驗自己的“義”。

講了這么多仁義，下面該說一說“禮”了。禮在《論語》中的出鏡率之高，是可以與“仁”字媲美的。一般說來，孔子所謂“禮”，源頭應為周禮。孔子對周禮抱著極為尊敬的心態，他曾說過“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孔子對東周，對當時的禮教道德可謂推崇之致。但東周已逝，社會還在發展，于是孔圣人又把周禮進行了完善，在繼承中創新。他把“禮”作為治人治學的支柱。

論“禮”首先要明確何為“禮”。禮的概念是十分寬泛的。禮要求表里如一。眾所周知祭祀是古代的一件大事，孔子倡導我們“祭神如神在”，心中充滿敬意外由內發，這種從內至外的禮，才是真正的禮。中國人歷來自稱是“禮義之邦”。“禮之用，和為貴”，禮就要做到中和矛盾，也就是中庸，這也正是“中庸之為德。”在我看來，中庸，就是在紛繁變幻的世界，能停在屬于自己的原點，用冷靜的雙眼，看過往的人事，然后漸漸融入這個世界。中庸是一種平淡，人總是由絢爛歸于平淡的。禮的內涵比之于它的外表更重要，正因為如此，孔子才提出“繪事后素”、“爾愛其羊，吾愛其禮”等觀點。表面的東西確實沒有心中的本質來得真切、寶貴，行“禮”如此，做人更是如此。

孔子說“君子成人之美”，這是一種禮，君子之大禮。老子也說過：“善者吾善，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禮，也包含著一份愛，一份善，一份對別人的關懷。“禮”，其實是溫暖的，并不那么冷酷的高高在上。生活中處處充滿“禮”：孝敬父母為“禮”，友愛朋友是“禮”，滿懷感恩的生活也是“禮”。禮，在我們的一言一行中盡展無疑。孔子“入太廟每是問”，別人都以為這不合乎禮節，可孔子卻說這才是真正的禮。本來嘛，“射不主皮，力不同科”，人人都有強項，也有弱處。不精通的事物樂于向專家請教，“不恥下問”，這才是“禮”之所在。諸葛亮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德”，也是一種“禮”。“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德”需從儉來，從恬淡的心緒、安寧的精神中升華。孟軻說過：“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辭讓，也不失為一種遜潔、儒雅的生活態度。生活中，我們要懷著一顆仁愛、寬容、博大、禮讓的胸襟，接納每一個過客，笑對每一個瞬間。

“禮”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注重平日的言行、氣質，不斷陶冶自己的情操，在生活中展示自己優雅的禮節，一顰一笑間充實著豐厚的德韻。但是我們不要認為，只要表面上恭敬、莊重，言語間和善親切，就是真正的“禮”。要不，孔子也不會擔心地提示我們：“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禮”要尋求一種精神上、思想上的，從內而外散發的恭敬。“君子于人無爭，于世要爭”，這就要求我們在淡泊中爭取，該放則放，當爭必爭。孔子用“射”向我們闡述了“禮者”為人處事的風度。“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著名文學家南懷瑾先生是這樣描述的：“開始時，對立行禮，顯示禮讓，賽畢，對飲而笑，贏者曰：“承讓”，輸者曰：“領教”，即使有爭，也始終彬彬有禮。”是的，爭是必要的，但在“禮”的包裝下，“爭”少了一股火藥味，多了一些溫柔和友好。贏而不狂，敗而不傷，從始及末，盡展一種典雅、厚重的氣度，而今，社會競爭如此激烈，這種頗為平和的心態確是立人之必備呀!

談了很久的“禮”，那么，禮對致學有什么作用呢？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學問、人品都是如此。在詩書中漫游，在禮教中規范，在樂聲中成長，“禮”是彌足關鍵的一個環節，沒有了它，就像樹苗沒有了中繩，久而會變曲；就像孩子離開了管教，長此會走上歪路。“禮”就是致學、立人的中繩，“木受繩則直”，人依禮而立。“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喜學的君子們，往往縱古博今，以求樣樣皆通。可如果離開了“禮”的輔佐，就會門門不通。這時，禮就約束我們，先博覽眾家之采，再專研一家之長，以“文”“博”，以“禮”“約”，讓弄墨致學，為人處世更合乎禮法，這才是孔子愛”禮”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