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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環境范文第1篇

一座座工廠建立在這片森林的小河邊，把污水排進水里，致使小河變得骯臟不堪，動物們喝不到清水，一個個搬家了，可灰椋鳥們卻沒走，因為它們覺得森林是它們的家，一定要保護好家。

一個年長的灰椋鳥說：“要保護森林一定要有力量，可我們這么小，哪來的力量啊？‘‘鳥們陷入了沉思。突然，小鳥果果說出了一個好辦法，它說：“我們灰椋鳥總是幫人類消滅害蟲，如果我們停止吃蟲，讓蟲子繁殖下去，看他們怎么辦？‘‘“這個主意好！‘‘灰椋鳥們齊聲說。

接下來的幾天里，由于小鳥們停止吃蟲，蟲類迅速繁殖，連人都控制不住了，市長連忙讓人調查。

過了幾天查出結果后，市長想：連鳥都知道要保護環境，我們人類怎么不知道呢？

破壞環境范文第2篇

有一天，一輛大卡車駛入美麗的大森林，動物們好奇的張望著。只見從卡車上下來了幾個大漢，他們手里提著電動伐木機器，在“吱吱”地噪音下，一棵棵參天大樹紛紛倒下，小動物們只好個個棄家而逃。

終于，伐木工準備伐鳥媽媽居住的那棵大樹了，這時，鳥媽媽正在孵鳥蛋，鳥寶寶個個恐慌地向鳥媽媽叫喊，鳥爸爸圍著伐木公拼命地又是啄又是叫，百般阻撓，希望能阻止他們破壞自己可愛的鳥窩，好讓鳥媽媽把蛋孵化成功。但是，無情的伐木工還是將鳥爸爸打死了，鳥媽媽十分難過，傷心的帶著鳥寶寶逃出了大森林。

鳥媽媽發現地球上的森林被砍伐的越來越少了，無處安家。她帶著孩子們不停的找地方安家，又不停的搬家。同時她發現有無數的槍口在對著它們，鳥寶寶們已經越剩越少了，它們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不僅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氣，還要時刻提防“獵人”的襲擊。

破壞環境范文第3篇

為什么會這樣呢？這與人們的生活習慣分不開。

有些人為了圖方便，把買得東西都裝在塑料袋里，當用完東西時，隨手就把塑料袋給扔了，從來不想這樣做的后果。所以每次刮風，塑料袋總是滿天飛舞。

有些人為了省5角錢，放著公廁不上，而隨地大小便。這影響多惡劣，5角錢是省下了，可玉門的形象往哪擱？有些投資商，就因為玉門的環境條件差而放棄了投資，這給玉門的發展造成多大的損失啊！

有些工廠，到處亂排污水，致使河流污染，大片的樹木、草地因此而枯黃。有些人向水里亂倒垃圾，致使河面污濁不堪，一股一股惡臭撲面而來，置身于這樣的環境，誰還會有好心情呢？

破壞環境范文第4篇

自2010年1月以來，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檢察院共受理破壞環境資源類犯罪共計66件97人，其中2010年5件9人，2011年2件2人，2012年5件7人，2013年11件13人，2014年27件39人，2015年16件27人。具體涉及的罪名類型，其中污染環境罪24件39人，盜伐林木罪14件19人，濫伐林木罪13件14人，非法狩獵罪4件6人，非法占用農用地罪4件6人，非法采礦罪6件12人，非法采伐、毀壞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1件1人。截至目前，共51件69人，作出相對不訴5件9人。

通過對這些破壞環境資源類犯罪進行歸納分析發現，目前該類犯罪呈現出以下特點：案件數量自2013年開始有較大增幅，并呈現每年遞增的態勢；涉案罪名多集中于污染環境罪、盜伐林木罪和濫伐林木罪；犯罪主體文化程度低，結伙作案明顯；案件專業性、技術性較強，取證難度較大，證據極易滅失；案件處理結果輕刑化現象比較明顯；危害后果較為嚴重，極易造成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破壞。

調查人員通過對奉化市人民檢察院近六年來辦理的66件97人破壞環境資源類犯罪進行數據整理和調查分析后，就案件辦理過程中法律適用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專業性探討。

法律適用方面的問題

1997年的《刑法》在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第六節規定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共計9個條文15項罪名，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污染環境類犯罪，包括第338條的污染環境罪和第339條的走私廢物罪；二是破壞生態環境類犯罪，包括第340條的非法捕撈水產品罪，第341條的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和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三是破壞森林資源類犯罪，包括342條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第343條的非法采礦罪和破壞性采礦罪、第344條的非法采伐、毀壞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第345條盜伐林木罪、濫伐林木罪和非法收購、運輸盜伐、濫伐的林木罪。近幾年，國家不斷加大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犯罪打擊力度，不僅通過《刑法修正案（八）》將重大污染環境犯罪修訂為污染環境罪，降低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犯罪的入罪門檻，又出臺《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等指導性法律文件，細化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

上述法條和司法解釋雖對破壞環境資源罪的法律適用做出了比較詳細的規定，但鑒于司法實踐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抑或是法律本身的滯后性、局限性，抑或是司法工作人員對于法律、司法解釋理解不足，導致實踐中對該類犯罪的法律適用仍存在盲區，具體如下。

司法實踐中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問題

行政執法人員和司法工作人員對于一事不再罰原則和刑事優先原則在環境保護類犯罪案件的移送適用存在較大的分歧。筆者認為：一事不再罰原則應是對同一性質法律責任而言的。只有在同一性質的法律責任中，或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中才能適用一事不再罰原則，否則就抹殺了兩種責任在本質上的區別。正如《行政處罰法》第28條之規定中也說明了行政處罰可以先于刑事處罰做出，而且對某主體的危害行為做出行政處罰后，司法機關也可以對其做出刑事責任追究，只是行政處罰可以折抵部分刑事責任。這樣的兩法銜接在全國各級機關都在進行不同程度地嘗試和探索，但在一些關鍵性問題上兩家的分歧還是比較大的，比如檢察機關能否對行政機關的執法行為進行監督，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由誰來主導，涉案證據材料的移送和轉移如何適用等等。

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共犯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不少企業為了降低危險廢物的處置費用，在明知他人未取得經營許可證或者超出經營許可證范圍的情況下，向他人提供或者委托他人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的現象還是比較普遍的。而他人在接收危險廢物后，由于他實際沒有相應的處置這些危險廢物的能力，往往將這些危險廢物直接傾倒到土壤、河流之中，導致嚴重污染環境。這一行為完全與《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條的相關規定是背道而馳的。該條文規定禁止無經營許可證或不按照經營許可證規定從事危險廢物提供或者委托給無經營許可證的單位從事收集、貯存、利用、處置的經營活動。《解釋》第七條也有針對性地對此類犯罪行為進行嚴厲打擊，規定行為人明知他人無經營許可證或者超出經營許可證范圍，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的，嚴重污染環境的，要以污染環境罪的共同犯罪論處。同時，《解釋》第八條也進一步加大了對環境污染犯罪的打擊力度，對實施環境污染犯罪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明確規定了“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這一具體規定，使得符合刑法理論上的想象競合犯有了處斷依據。

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因果關系證明問題

在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犯罪中，往往難以精確地認定污染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勢必把大量破壞環境犯罪排除在刑事懲罰之外。為解決這一問題，有些國家采用因果關系推定原則。因果關系推定原則是在證據認定方面借鑒了疫學統計上的因果認識方法。在污染環境犯罪中，證明排放污染物是否造成損害結果的原因時，依推定原則，只需證明有污染行為和侵害結果，且二者之間存在經疫學證明的蓋然性因果關系，便可以肯定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適用推定原則，有利于突破司法實踐中污染環境犯罪中因果關系難以認定的現狀，不僅便于刑事追究，提高司法效率，而且使污染環境的犯罪主體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當然，因為推定原則確認的是有可能但又不是必然的因果關系，這種推斷出的結論與真實情況可能有偏差。為此，在適用因果關系推定原則的時候必須要嚴格限制，防止做出有罪推定。

破壞森林資源類犯罪林木數量和數額的證據認定問題

破壞森林資源類犯罪的林木數量和證據是由反映林木數量和數額的基礎證據和依據基礎證據推算的立木蓄積和價值的鑒定意見兩部分所構成的證據體系。林木數量和數額的基礎證據主要是砍伐、毀壞的林木株樹和伐樁、原木等尺寸檢測量的數據和其他反映砍伐林木數量的記錄資料，比如采伐記錄、交易記錄等來證明，而立木蓄積、價格的鑒定意見則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立木蓄積的鑒定意見則是依據尺寸檢測量的基礎數據，再根據科學的計算方法最終得出立木蓄積的總量的。所以，林木數量和數額作為基礎證據，是破壞森林資源類犯罪中證據體系客觀現實情況的反映，對于該類證據的把握，關系到整個案件的最終處理結果。其證據的呈現和認定形式是否可從以下形式來表現：如砍伐、毀壞林木株數的現場辨認筆錄、林木數量的現場勘驗檢查筆錄、被砍伐林木的立木蓄積價值的鑒定結果以及其他的證據類型。

污染環境類犯罪處罰前置顯失公平如何把握的問題

破壞環境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上海，文化環境，破壞

 

自五四以來，上海逐漸成為了全國的文化中心，不僅其書報出版、文化教育、文學藝術等等領域一路領先，而且大量的文化英才匯集于此，凸現出了它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然而中，日軍以種種野蠻的手段，嚴重地破壞了上海地區的文化環境——包括文化機制、團體、文化者生存環境及創作環境等等在內的文化生態環境。文化環境涉及的范圍十分寬泛，本文主要從文教設施、文化典籍、文化生活秩序和文化人的生存環境等幾個方面闡述日軍在中給上海地區的文化發展所帶來的難以彌補的損失。

一轟炸文化設施，摧殘民族文化載體

轟炸出版社、圖書館、影劇院等文化設施，是日軍對上海地區文化環境破壞的一個重要方面。作為全國的文化中心之一，上海文化設施的繁多是可想而知的：全國有10個較為著名的譯書機構，其中7家在上海；全國第一流的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多集中在上海；電影界實力雄厚的影片公司也都匯聚在上海；另外還有幾十家廣播電臺，上百家影劇院，這一切構成了一個鋪天蓋地的文化海洋。

然而，中日軍飛機在虹口、閘北、江灣一帶狂轟濫炸，分布于這一帶的許多文化設施都慘遭厄運。以“書業重鎮”商務印書館為例——該館創建于1897年，歷35年之發展，逐漸成為集編譯、印刷、發行三者為一體的文化企業，其影響之大，被國人盛稱為“中華民族知識之糧食的寶庫”。1932年1月29日，商務印書館總廠被日軍飛機投擲6枚炸彈，制墨部最先起火，緊接著總務處、第一、二、三、四印刷廠，及紙版房、書棧房、附屬之尚公小學等相繼著火。“因在軍事區域內，無從施救，乃只得任其延燒”[1]以致“文人的心血和工人的血汗都化成滿天的灰燼，像陽秋落葉一般簌簌的到處紛飛。”[2] 2月1日，東方圖書館亦全被焚毀，灰燼與紙片隨火光沖天而起，飄滿上海天空，其創辦者張元濟面對滿天紙灰悲嘆：“工廠、機器、設備都可重修，唯獨我數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幾十萬冊書藉，今日毀于敵人炮火，是無從復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3]

東方圖書館為商務印書館的附設機構，建成于1924年，占地4,600平方米，藏書總數在60萬冊以上，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圖書館之一，被時人稱之為“東南圖書巨臂”。其中以善本古籍為例，共收藏3700多種35000余冊（包括中國最古之南北宋版本圖書129種2514冊、元版本圖書179種3124冊、明版本圖書1419種15833冊、清代精版本圖書138種3037冊等）；再比如全國各地編寫的地方志，共收有2641種25682冊，堪稱中國最大的史地書庫。此外，館中所藏的全套中外期刊雜志亦極其珍貴，如荷蘭的《通報》、英國的《學報》、德國的《大亞洲》，以及《教務雜志》、《中國匯報》、《哲學評論》、《愛丁堡評論》和《中國》等等，均為研究近代中國社會的極其寶貴的資料；至于國內出版的著名報刊，如《時報》、《神州日報》、《民國日報》、《大公報》、《益世報》、清末之《諭奏匯存》、《申報》、《新聞報》、《外交報》、《新聞叢報》、《國聞周報》、《東方雜志》等等，則都是從創刊號起即搜集保存，有的已越二三十年，從未間斷。[4]然而，“十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5]在這場浩劫中，“商務印書館已燒得只剩下水門汀的空殼。”[6]商務印書館詳細的損失數字，在1932年出版的《淞滬抗日畫史》一書中有一全面的統計表格：[7]

商務印書館全部損失統計表

 

 

 

總 廠 編譯所 東方圖書館 尚公小學 總 計 備 注 房 屋 733923.00  

 

96000.00  

 

 

 

*原稿總計16330504.00實際核算應為16331404.00 機 器 工 具 2873710.00  

 

 

 

 

 

 

 

圖 版 1015242.00  

 

 

 

 

 

 

 

存 貨 6598655.00  

 

 

 

 

 

 

 

紙 張 原 料 1087300.00  

 

 

 

 

 

 

 

未 了 品 275000.00  

 

 

 

 

 

 

 

生 財 裝 修 696163.00 24850.00 28210.00 6000.00  

 

圖 書  

 

77500.00  

 

 

 

 

 

稿 件  

 

625742.00  

 

 

 

 

 

書 籍  

 

 

 

2152000.00  

 

 

 

校 舍  

 

 

 

 

 

29109.00  

 

圖書儀器及教具  

 

 

 

 

 

12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