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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措施范文第1篇

【關鍵詞】史料教學;價值;實踐

教育部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強調高中歷史教學重點任務是提升學生的歷史核心素養。歷史核心素養即：“核心知識、時空觀念、史料實證;歷史理解與解釋、歷史價值觀。”不難看出，史料教學是提升學生歷史核心素養的根本教學方法。尤其是近年高考命題改革逐步深入，由傳統的“知識立意”為主轉變為以“能力立意”為主，突出了歷史學科能力和學科素養的考查。因而史料教學也越來越得到高中教師的重視，成為歷史課堂中每課必見的內容。這就要求我們充分認識史料教學對于培養學生歷史學科能力的價值并能與教學實踐相結合。史料教學的價值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有利于轉變傳統的學習方式，變學生的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其次、引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通過豐富的具有思想性、多樣性史料的呈現，吸引學生枳極主動的參與課堂教學。再次、通過有效問題的設置，學生在閱讀史料、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鞏固核心知識，解釋理解歷史的能力。最后、能夠對不同來源、不同觀點的材料進行分析，提升學生獨立判斷的思維和理性的思辨能力。

在教學實踐中將史料教學與學生史學能力的培養相結合，是筆者近幾年來尤其是在《史料教學與史學能力培養問題的研究》的課題研究中著重探索與實踐的。對本課題的教學實踐現總結如下：

（一）緊密圍繞教學目標的落實，以有效教學為目標精選史料。例如：認識巴黎公社的性質。教材不足：空洞、干癟、抽象，無法使學生明確巴黎公社的性質，使教學目標的實現打上折扣。筆者引用了《北京日報》2011年11月28日李景治的《巴黎公社委員怎樣當“社會公仆”》中的材料：“用車――瓦爾蘭和茹爾德都曾任公社的“財政部長”，曾經支配過400萬法郎。但他們卻兩袖清風，不為金錢所動。他們的家距財政部大樓并不是很近，但他們始終堅持步行上下班。舊官吏把乘坐豪華馬車視為莫大的榮耀，而公社委員卻將豪華馬車看作他們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障礙。當他們乘著馬車奔馳在大街小巷，穿行于黎民百姓之間的時候，只覺得渾身不自在，甚至可以說是如坐針氈。這種心理的對比，正反映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工資――公社正式通過了《廢除國家機關高薪法令》。根據這個法令，公社委員和國民自衛軍總司令的年薪均為6000法郎，中校軍官為3600法郎，少尉為1800法郎。而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的官員年薪水平是：國會議員3萬法郎、政府部長5萬法郎、樞密院委員10萬法郎、國務參事13萬法郎。”通過史學閱讀，提供有證據力的素材，引導學生認識巴黎公社性質，有效實現了教學目標。

（二）充分體現史料教學的效益。首先應充分了解學情，充分利用學生既有的經驗、能力和知識，準確選定史料的長度、難度。其次，促進史料教學過程中的教學生成，充分利用教學生成提高史料教學的效益。最后，是真正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充分讓學生展示、交流各自的史料研讀成果。

（三）充分發揮問題引導價值。發揮問題的引導價值，一是拓展問題的領域。即問題既包括理解史料的元問題――調控史料研讀范圍的問題，如哪些是史料的關鍵詞句？史料涉及了哪些史實？史料的核心內容有哪些？等等。還包括從某一視角切入的常規問題――揭示學習主題、且具有層次性的常規問題。二是加強問題之間的聯系使不同問題環環相扣，并依據學生的答題狀況適時調整問題的難度和指向。三是反思答題過程，掌握答題的一般規則反思教學過程，提升史料教學的層次能力等。

（四）提供學術觀點分歧或沖突的材料;提供與教材認識不同的材料;拓展、深化對教材的認識。例如：弱兵政策與北宋滅亡。筆者引用了汪盛鐸《兩京夢華》的三則材料：（1）宋太祖當上皇帝之前，是中央禁軍的最高將領，所以他對禁軍的兵權特別留意。他把原來統率禁軍，經常立下功勛的大將陸續調離，換上一些資歷淺、容易控制的人擔任其首領。（2）宋太祖又鑒于唐代出現將領割據地方的教訓，一步步削減這些將領的權力。把這些將領原有的行政和收稅的權力去除，只剩軍事方面的權力。而且使這些將領空有頭銜，卻沒有掌握軍隊的實權。（3）宋太祖透過嚴格控制軍權來加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在當時是很有必要的。宋朝避免了唐末五代時那種短時期內，就被別的朝代取代的命運，避免了動不動就出現割據的情況。但自宋太祖、宋太宗以后，宋朝各代皇帝仍舊不斷加強對軍權的控制。君主擬訂作戰的陣圖，在千里之外的皇宮遙控指揮打仗，不許將帥與士兵之間彼此熟悉，過分地分散兵權。宋朝軍隊打仗勝少而敗多，和軍權措施失當有直接關系。通過史料閱讀學生容易得到判斷：宋太祖依照當時情勢立下制度，即使有些過頭的地方，主要部分卻是好的。后人評論此事，追根尋源，往往責怪宋太祖，其實是不公平的。錯誤在于他的繼承者們，不知因時立制的道理，只知墨守所謂“祖宗家法”，沿著錯誤道路愈走愈遠。這才是應當受到責備的。

（五）史料教學的困惑與改進。在教學實踐中，史料教學也出現了一些偏差，如使用片面史料，歷史學習引向歧途，教學目標不突出;用淺顯而固化的問題限制學生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史料;將教師的理解等同于學生的理解，用教師的一己之見代替學生的多元理解;將史料等同于史實，用繁雜的史料取代教科書的內容，使學生的學習難度加深;使用信度比較低的史料;脫離史料語境使用，易斷章取義。這些偏差，違反了史料教學的初衷，沒有突出史料教學的價值，單純追求形式主義。因此，要發揮史料教學的教育價值，促進學生史學素養的發展，就必須對史料教學進行基于學情，與教學實踐相結合，避免形式主義，在教學大綱的指導下以學生主體地位，培養學生言之有理、論之有據的史學能力，做到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對歷史學習作出符合邏輯的解釋和闡述的歷史理解與解釋的能力。

（《史料教學與史學能力培養問題的研究》結題）

【參考文獻】

[1]《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巴黎公社措施范文第2篇

按照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中歷史教學大綱》的規定,高中歷史課的安排是:高一開設必修課中國近現代史,高二開設選修Ⅰ世界近代史,高三開設選修Ⅱ中國古代史。這個方案的主要優點是,讓學生在初中的基礎上,在更高的層次上再一次系統地學習中外歷史,更多地更牢固地掌握歷史基礎知識,更清晰地把握中國和世界歷史發展的線索。應該說,這是符合認識螺旋式上升的規律的。但此方案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突出的有兩點:第一,教學內容多,教學時間少,二者之間的矛盾難以解決;第二,初高中教學內容大量重復,對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和教學效益的提高都不利。誠然,無論是大綱的制定者,還是教材的編寫者,都力圖將初高中的歷史教學加以區分,并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大綱制定者提出了“注意區分高、初中歷史教學大綱的層次性”、的原則,而教材編寫者的編寫思路是:“初中教材偏重歷史事件的過程,偏重感性描寫,偏重具體生動,內容比較淺顯;高中則偏重歷史事件的背景原因和意義影響,偏重理性分析,有一定深度。”、但是,在學科體系、教材體例、教學內容要點無明顯差別的條件下,要真正區分高初中歷史教材的層次性實在是太困難了。從初高中歷史教學的整體性出發,有識之士早就指出:“初中、高中歷史教材兩個循環的編法弊大于利。”

二、高中歷史課程改革的目的

適應時代與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改革成功與否最終還是要通過中學歷史教學來檢驗。根據這一標準,到底應如何設置高中歷史課程呢?筆者的意見是,高一開設中國20世紀史(必修課),高二開設世界20世紀史(限定選修課),高三開設中國古代史(選修課)。本方案的核心是開設中國20世紀史和世界20世紀史,下面圍繞這個核心談一些看法。

為什么主張在高中開設中國20世紀史和世界20世紀史呢?

首先,按此方案中外歷史都只講近100年的歷史,時間短了,教學內容少了,歷史課內容過多與歷史課課時極其有限的矛盾可以得到緩解。

其次,因為只講20世紀的歷史,高中歷史教學內容可以重新安排,初高中教學內容過多重復的問題也可以得到解決。

再次,在高中開設兩門20世紀史,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說是緊迫的。我們知道,20世紀是自有人類以來,社會發展最為迅猛、最為深刻、最為動蕩的100年。從世界范圍看,僅僅是兩次世界性科技革命、兩次偉大的政治革命(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兩次世界大戰、兩大陣營(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歷史,就值得我們去學習和研究。從中國歷史來看,僅僅是,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成,改革開放這三次巨變就需要我們深入地認識。而且,從思維習慣來說,人們慣常要回顧剛剛走過的那段路程,迫切地希望從剛剛逝去的歷史中尋找經驗,獲得教益,增長智慧。因此,對剛剛跨入21世紀的人類來說,20世紀的歷史顯示著鮮活的光澤和特有的魅力。新世紀的歷史教學應滿足人們回顧和反思20世紀的迫切需要,引導青少年去自覺地、系統地梳理與反思20世紀的歷史,以明確自己的職責,增強改革開放、振興中華的使命感。

三、高中歷史教學是豐富多彩的

20世紀的歷史尤其如此。在論證了高中宜于開設兩門20世紀史之后,我們還應進一步探討中國20世紀史和世界20世紀史的具體的課程內容。

學術研究離不開觀點、范疇和方法,這三者的統一體被稱為“范式”。史學研究的范式是歷史觀和方法論的統一。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是按照“階級斗爭──革命史”的范式研究中國和世界近現代史的。受此影響,中學歷史教材也按此范式來編寫。簡言之,就是世界史教材是以“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為主線的世界近現代革命史;中國近現代史是以民主革命史(包括史和史)為主,加上社會主義革命史的中國近現代革命。必須承認,在革命年代,從事和擁護革命的人們需要更多地了解階級斗爭和革命的歷史,以便從中汲取經驗教訓,獲得啟迪,“階級斗爭──革命史”的史學研究范式滿足了這方面的社會需要,功不可沒。但是,現今,革命時代已經結束,我國早已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早已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若仍完全按照“階級斗爭──革命史”的范式來制定高中歷史教學大綱(課程標準)、編寫高中歷史教材,讓學生主要學習世界近現代革命史和中國近現代革命史,顯然就脫離社會需要和落后于時代了。

巴黎公社措施范文第3篇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創業民主是以創業組織為基本經濟單位的經濟民主，是民主原則向經濟領域創業組織之延伸和擴張。本文以杭州市科技創新、文化創意創業組織為例，對組織內部治理層面、作為組織互動層面以及作為組織與政府部門互動層面的創業民主進行了實證研究，在把握創業民主發展現狀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推進創業民主發展的相關對策。

關鍵詞 ：創業民主；經濟民主

中圖分類號：F272.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4）25-0243-02

民主具有多面向的特征，它不僅是抽象的理論，宏大的政治藍圖，而且是具體的生活方式。正如薩托利所言，“通過建立不同的民主單位，可以從非政治或準政治的意義上來談論民主，例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社會民主和反映財富平等的經濟民主等。”[1]可見，作為微觀領域的生活民主、經濟民主同樣是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部分，可以起到提升民眾的政治認知能力、政治行動能力、共同體意識以及認同感。而在經濟民主中，創業組織作為一種最主要的單位，其組織內部民主程度、作為組織互動平臺的行業協會的民主程度，以及組織借助行業協會與政府互動的民主程度都將對整個社會領域的民主發展和社會治理產生巨大影響。因此，通過理論與實證研究，努力把握創業民主在當前的發展狀況，并針對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無疑對促進基層民主建設與城市治理都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

一、創業民主的理論淵源與內涵

創業民主的研究源自于經濟民主研究。早在巴黎公社結束后，馬克思就認為“公社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他主張通過勞動者的經濟解放，即“勞動者主權”來建立勞動者“自由聯合體”。當代西方政治學者達爾指出：“如果民主有正當理由統治一個國家，那么，它一定也有正當理由統治經濟社會”，“在經濟企業中，為了滿足民主的標準，公司的公民必須擁有平等的投票權，而且民主治理企業的原則將排除和確保實踐中大量減少雇主和雇員之間的敵對和對立關系。”[3]科恩則對經濟民主給出了精確的定義，他稱“經濟民主就是經濟領域的民主，當社會成員有權選擇他們所要追求的經濟目標及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時，就算有了經濟民主”[4]。薩托利則主張“經濟民主的政策目標是重新支配財富并使經濟機會與條件平等化。”[5]可見，西方學者更多地是從微觀層面來研究經濟民主，即選擇企業組織這一微觀經濟單位為研究單元，主張把政治民主原則運用于企業組織的決策、管理、監督以及分配等一系列治理過程中來。我國學者則主張經濟民主的“微觀—宏觀”研究，例如，蔣一葦認為“從經濟組織的角度看，它的實質是實現經濟民主，即把經濟行為的主題由個體轉化為群體。宏觀經濟依靠人民民主決策，使其符合勞動者的整體利益。微觀經濟更是依靠勞動者的自由聯合、自由經營而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6]。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也指出，“宏觀上講，經濟民主是將現代民主國家的統治原則——‘人民主權’貫徹到經濟領域，使各項經濟制度安排依據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建立和調整。微觀上講，經濟民主旨在促進企業內部與企業之間觀測‘后福特主義’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協商，依賴管理者的創造性提高經濟效率”[7]。基于以上中西方學者對經濟民主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所謂創業民主就是以創業組織為基本經濟單位的經濟民主，是民主原則向經濟領域的創業組織之延伸和擴張，是在創業組織內部治理和外部互動兩個層面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和民主分配活動。創業民主的內涵包括三個層面：一是組織內部治理層面的創業民主，它是創業組織成員運用民主原則來實施決策、管理、監督和分配等組織治理。二是作為組織互動層面的創業民主，它是創業組織通過行業協會來進行的，依據民主原則開展的互動。三是作為組織與政府部門互動層面的創業民主，它是借助行業協會這一中介組織，運用民主原則而進行的互動。

二、創業民主發展狀況與困境

為了解我國當前創民民主發展狀況，我們選擇杭州市主要城區的科技創新或文化創意產業園中的創業企業為調研對象。并以問卷調查的形式，發出問卷300份，回收問卷296份，回收率99%，其中，有效問卷233份，占比79%，問卷容量為233。

（一）創業組織的基本發展狀況

創業組織，是指在一位或多位創始人的領導下，以創業為目的而組建的經濟組織。隨著我國對鼓勵和支持自主創業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投入到創業中來，創業組織如雨后春筍一般在經濟領域出現。創業組織逐漸成為一種不容忽視的微觀經濟單位，對繁榮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高社會就業率以及滿足人們多樣化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需求發揮著重要作用。經過調查發現杭州創業組織主要有以下四個特征：第一，規模較小，76%多一點的創業組織都在10人左右；第二，年均收益較低，78.4%的創業組織年均收益在400萬以下；第三，成立年限時間不長，76.4%的創業組織的成立年限在8年以下；第四，從事的行業領域相對集中，84.6%的創業組織從事第三產業中的科技創新或文化創意行業。

（二）創業民主發展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

首先，從創業組織內部民主發展狀況來看，我們發現，組織創始人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問卷題目“您所在的創業組織決定擴大經營規模、啟動新項目等重大事務的方式是？”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創始人在創業組織中仍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雖然很多創始人引進了民主的制度，但權力并沒有被分散，而是形成以創始人為中心的決策模式。而從組織規模、成立年限、和年均收益三個重要因素來分析其對創業組織內部的影響來看，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年均收益的增長或成立年限的增加，創始人在創業組織內部民主的作用逐漸被弱化，協商討論等民主原則和民主方式將進一步擴大和強化。

其次，作為行業協會層面的創業民主實踐呈現出“精英化”傾向和代表制取向發展趨向。在回答問題“如果行業協會在日常管理活動中，（如財政支出、場地安排等）發生分歧時，更傾向于采取哪種方式解決？”時，67.3%的協會是由理事會來解決分歧問題、24.5%的協會是由全體成員來解決分歧問題。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行業協會在日常管理活動中實施民主決策時，更多的是把決策的權限，即民主的范圍擴展到理事會成員之間的相互協商或討論等形式。只有小部分的行業協會民主是涉及到了協會中的所有成員，大部分仍是止于理事會。行業協會民主發展的“精英化”傾向和代表制取向是由那些因素造成，創業組織的組織規模、年均收益和成立年限是否對行業協會民主發展有影響？通過分析，我們發現，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或年均收益的增長或成立年限的增加，這種趨勢得到一定的遏制，“協商討論”的民主方式受到愈加重視，但是行業協會內部的直接民主發展持續停留在較低水平。

再次，在作為創業組織與政府民主互動層面的創業民主實踐中，因為需要借助社會中介組織而進行民主互動，行業協會會長或理事會的影響要明顯大于一般成員的影響。在回答問題“當有關政府部門就行業發展政策或行業規范的制定向行業協會征求意見時，行業協會采取哪種方式向相關部門提議”時，接近60%的行業協會選擇由協會理事會成員商討提議，其次為協會會長向相關部門提議，其余的方式比例均不足10%。就其影響因素來看，雖然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年均收益的增長或成立年限的增加，二者的作用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是，二者對創業民主實踐的影響依然不容忽視，此外，創業民主的“商討色彩”逐漸濃烈，“商討”作為一種民主方式備受青睞。

三、推動和改善創業民主的對策分析

基于以上實證分析，針對目前創業民主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提出了四條相應的對策：

第一，國家應加強頂層設計，進一步完善促進和鼓勵創業組織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針對創業組織的發展現狀，地方政府應依據國家政策細化具體運行的規范與措施，從而不斷地促進創業組織的發展壯大，更好地促進創業民主的發展。

第二，地方政府鼓勵和推動創業組織進行企業民主制度和文化建設，一方面要鑄造創業組織的“靈魂人物”，使其來凝聚團隊成員，發揮團隊合力。另一方面，伴隨著創業組織的不斷壯大，逐漸弱化創始人對創業組織的壟斷性干預，充分發動創業組織成員廣泛參與組織內部的民主活動，活躍組織內部民主氛圍，做到集思廣益，提高組織內部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水平。

第三，加強行業協會的規范化與制度化建設，強化行業協會自律，充分發揮行業協會中的中介橋梁作用。一方面，要防止行業協會的“民主失敗”，即要遏制行業協會民主中的“精英化”“自利化”傾向和代表制取向；另一方面，要擴大行業協會普通成員在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方面的權限和范圍，通過鼓勵行業協會普通成員的協商討論來促進創業民主之發展。

第四，地方政府在充分借助于行業協會與創業組織進行互動溝通的同時，還應該采取多種渠道與方式，如政企創業創新民主懇談會、民主聽證會等，對擬出臺的有關創業的重要政策和改革舉措開門納諫，廣泛征求基層群眾的意見建議。同時傾聽來自創業組織的需求與建議，進而不斷完善與創業組織的互動協商機制，增進雙方的理解與溝通，實現和諧創業與民主創業，促進創業活力競相迸發。

注釋：

[1] [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M].馮克利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9.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8.

[3] Robert A .Dahl，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U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00.

[4] [美]科恩.論民主[M].聶崇信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114-118。

[5] [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M].馮克利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10.

[6] 蔣一葦.從企業本位到經濟民主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