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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詩四年級范文第1篇

眾所周知，史學家傅斯年是極力主張“史學即史料學”的。他在《史學方法導論》一文中曾經講過：“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辭，不是倫理，不是神學，并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來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價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樣的不同”，所以所謂整理史料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這種主張，現在有些人或許并不贊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樣看待歷史學的性質和內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著什么樣的歷史觀去從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認，史料畢竟是史學研究最重要的基礎；假如缺乏這一基礎，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將無從說起。傅斯年在這篇文章中還具體歸納列舉了“比較不同的史料”的幾種主要類型，如“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不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本事對旁涉”，“直說與隱喻”，“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等等，這些都是從事一項史學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問題，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這些問題，就必須首先了解有哪些相關史料以及這些史料的特點。——所謂“史料學”就是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歷史學基礎分支學科。

雖然在口頭上似乎大家都能夠認同史料學的重要性，可是在實際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卻未必都能夠很好地體現這一認識。

譬如目錄學和版本學是史料學中最基本的內容，可是現在的大學歷史系卻很少開設相關的課程，一般是開一門“歷史文選”，只是教學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錄學知識。這種情況其實由來已久。50年代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詣的蒙元史研究專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繪了當年自己缺乏相關知識訓練的情況。他寫道，自己調到內蒙古大學任教以后，“經常出差來京，學校也附帶給我采購書籍的任務。可惜我一點目錄學知識也沒有，只會買一些一看書名就知其內容的書。經過比現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時間，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中國叢書綜錄》、北京、北大、上海、江蘇國學（今南京）圖書館等書目，才稍稍懂得點按目尋書的知識。為了在書店能隨時決斷應購何書，就必須熟記書名并知有幾種版本及版本優劣等等”（此信公開刊載于《藏書家》第4輯）。北京大學歷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學校自然可想而知。幾年前，有一位行將退休的老教授，也是畢業于著名學府且供職于著名的學術機構，曾私下向我咨詢，謂聽說有一部給古代傳世文獻做提要說明的書，如果書店有的話，讓我順便幫助買一本。——這位老教授想問的書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件事情完全可以證明類似情況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周清澍先生說現在的研究生上學時就能具備相關版本目錄基礎，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經歷了長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這些學問是入門的必備知識，于是開宗明義，就把它傳授給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這樣，只能說他自己的學生有幸，卻并不能說明現在的一般狀況。以我接觸到的情況來看，目前大學本科生、碩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學素養，與上世紀50年代相比，總體上并沒有多大變化。不然我們就不會經常看到有一些碩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導，在使用《西漢會要》、《十國春秋》、《續資治通鑒》、《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直至當今生人編纂的《清史編年》這樣一些根本沒有史料價值的著述來作為研究的依據了。

要在學習階段打好史料學基礎，需要有合適的入門書籍。過去有些人是依賴清代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但是它對于現在的初學者來說，顯然過于繁難，而且無法利用它來了解乾隆年間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適用。清末張之洞撰著的《書目答問》，是專門為指導初學而開列的基本書目，選書雖大體精當，但只列書名，沒有作者和內容的介紹，同樣不宜于現在的學生用于初學。

民國以來，出版過一些這方面的入門書籍，但是往往都是只側重某一個方面，如朱師轍《清代藝文略》，僅成經部，且只敘述清代經學書籍（對于了解清代經學著述，這是一部很好的導讀書，遺憾的是流傳甚為稀少，現在連專門做清代經學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呂思勉《經子解題》，僅敘述上古經書和諸子書；柴德賡著《史籍舉要》，王樹民著《史部要籍解題》，謝國楨著《史料學概論》，陳高華等著《中國古代史料學》，黃永年著《唐史史料學》等，都僅僅是從狹義的歷史學研究角度選擇典籍進行介紹，目前還沒有見到質量較高的全面介紹古代史料文獻的目錄書籍（朱自清《經典常談》見識通達且文筆流暢，最便初學，遺憾的是當時是為中學生撰寫，開列書籍太少，不敷學者入門之用）。最近鷺江出版社出版的黃永年先生著《古文獻學四講》，可以說是應從和滿足了學術界長期以來的迫切需要。

《古文獻學四講》是鷺江出版社《名師講義叢書》中的一種。顧名思義，都是用以教授過學生的講義。黃永年先生這“四講”，包括“目錄學”、“版本學”、“碑刻學”和“文史工具書簡介”四種講義。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隨史念海先生讀書時，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須去聽完黃永年先生開設的上述幾門課程。史念海先生當時特別講到，不聽好黃先生這些課程，就無法掌握讀書做學問的門徑。所以這本《古文獻學四講》都是我聽過的課程的講義，當年油印向學生發放過。黃永年先生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善于演講，授課神色生動，把這些一般人看來枯燥單調的課程講得妙趣橫生，牢牢吸引我如饑似渴地聽完了各門課程。后來我能夠在學術上嘗試著做出一點研究，首先就是依仗這些課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礎。由于自己基礎較差，許多授課內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記憶，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講義放在手邊，隨時翻檢查閱，不斷加深掌握和理解。現在讀到正式出版的講義，既親切，又興奮，引發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這是黃永年先生在授課和治學中一貫強調的基本看法，這也是他教授學生時首先要講授上述課程的原因。他曾針對時下學術界一些人毫無根基地胡亂著書立說的情況，舉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證，撰寫過幾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還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隨筆集《學苑零拾》）。學術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內容，在史料學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注重傳世文獻，強調讀常見書；二是要盡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內容和性質；三是要盡可能廣博地多了解各類史料的內容和價值。

談到重視文獻資料，在實際研究工作中存在兩種不同路數。一派特別強調尋找從未被人利用過的資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發現的史料。論者往往引據陳寅恪先生的話，謂“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甚者且謂學術之每一新進展，必定要仰賴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則是強調讀傳世基本文獻，當代著名代表性學者如顧頡剛、余嘉錫等均是如此。據先師史念海先生講，當年顧頡剛先生向他傳授的讀書門徑，就是以讀常見基本史料為正途，要把從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獻中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作為治學的基本功夫，顧頡剛先生稱此為“化腐朽為神奇”。

學術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數，所謂“各遵所聞”，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為其張目，卻未必盡合乎陳氏本意。看一看陳寅恪先生的主要學術貢獻全在于使用兩《唐書》、《通鑒》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陳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別依賴所謂新材料來做學問。陳垣先生有相當一部分研究，由于題目所需，是比較重視某些當時學術界相對生僻的史料的，陳寅恪先生的話出自他為陳垣《敦煌劫馀錄》撰寫的序言，是否帶有某些應酬的成分，恐怕還需要結合他自己的研究來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獻的基礎上重視新出土資料，讀常見書而知生僻書，這才是對待史料比較合理的態度。

黃永年先生在治學上是師承上述后一派傳統的，所以這部《古文獻學四講》，核心內容是傳世基本文獻的版本目錄。常用文史工具書是讀古書、做學問的一般工具，版本學、目錄學是講傳世文獻自不必說，所謂“碑刻學”，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樣是講述出土碑刻資料，而是講授宋代以來的碑刻學知識傳統，以便更好地利用這些疊經歷代摩挲已成為傳世文獻組成部分的碑刻資料。黃永年先生在序論中說，他是鑒于時下“碑刻之學中衰”，而“專設碑刻學課程者幾無所聞”的情形，才“為研究生開設此課，總結近半個世紀個人業余從事此學之所得，竊欲重振斯道，且使從學者開闊眼界，借免拘墟之誚而已”。可見其志趣與爭競觀睹新見石刻碑版資料者亦判然不同，從本質上是把碑刻看作傳統目錄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來加以闡釋的。

黃永年先生本人從青年時期起就收藏善本書籍和碑帖拓本，幾十年間所得甚豐，早已是蜚聲海內外的藏書名家，可是做學問卻極力主張以讀常見基本史籍為主。黃先生文史兼通，在歷史研究方面，更強調要首先花大力氣讀正史。《古文獻學四講》書后附收了他撰寫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詞>》和《讀唐劉?F墓志》，分別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實例；《我和唐史以及齊周隋史》則是其治學經歷的簡要敘述。在這篇自述性文章里，黃永年先生闡述自己對待史料的原則是，“撰寫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習見之書，要從習見書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問題”；他說：“習見書如紀傳體正史中未被發掘未見利用的實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幾輩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圖，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現，包括考古掘得新東西，豈非有點‘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書的“目錄學”講義部分，他也講到：“想研究我國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學，必須懂得歷史，讀點史書。而史書中最重要的可作為第一手文獻的，要首推這紀傳體的《二十四史》。”紀傳體的《二十四史》即傳統所謂正史，這是把讀正史置于整個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礎地位。重視基礎，是為了掌握精髓。讀書遵依主從次序，方可避免由終南捷徑而墮入旁門左道。這種治學態度，應該是貫穿這部《古文獻學四講》的內在主旨，“四講”內容的設置，都是服從于這一主張，讀者不應只看具體的文獻知識而忽略了它。

因為是強調讀常見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錄學。此“目錄學”既非研究圖書編目之書籍分類體系，亦非研究書目分類體系變遷之目錄學史，只是介紹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內容構成和史料價值。不過要想在短短十幾萬字篇幅內，開列出經史子集各類古籍的要目來（如果說可以把清人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作為選書的基本依據，那么撰寫這部“目錄學”講義需要考慮的范圍，不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間以后的大量著述，還多出小說戲曲一大門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書目，求全固然甚難，但那是難在花費時間和功夫；而拔萃之難，則需要更高的學術素養，特別是通貫的學識。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過去一直為學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學術眼光上。

《古文獻學四講》的“目錄學”部分，在繼承張氏神髓的基礎上，立足于當今的學術視野和“五四”以來大量全新的學術認識，精心別擇各領域內最基本的著述，選書比《書目答問》更精，分類更切合現代學術需要，敘述更注重學術發展的系統性，因此在很大范圍內完全可以取代《書目答問》，作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門書目。

由于是入門書籍，要想從每一門類的大量著述中，選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來，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門古代學術的發展脈絡。《古文獻學四講》最精彩的地方，是通過簡明扼要的敘述，闡明了相關的學術源流，在此基礎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的核心內容，而傳統的四部分類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詩、書、禮等經書的類別來劃分細目，以此準則來編纂著述總目固無不可，可是像《書目答問》這樣的經籍入門書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與其津逮初學的目的不盡相契合了。對此，黃永年先生認為，“我國所謂經學的時代性特別強，不講清楚各個時代的經學趨向，就無法使人理解為什么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經學著作”。所以他在講義中獨創一格，按照經學發展的起源、經今古文學、義疏之學、宋元經學、清人經學這樣幾個大的階段，分別舉述各個時期的經學名著。這樣不僅使學生擺脫了目錄學學習中孤立地死記書名、作者、內容的枯燥和艱澀，還可以通過目錄學的學習，初步了解各類著述背后所相關學術源流。

又如子部書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書目答問》單列“周秦諸子”的分類方法的基礎上，本書又將漢代以后的書籍分為“漢魏以下議論”、“理學”和“考證之學”三類，分別予以論列。具體每一類中講述的內容，也都能提綱挈領，舉重若輕。如講清人考證，先舉顧炎武《日知錄》發其端緒，以知一代學風之本源；次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讀書雜志》、俞正燮《癸巳類稿》與《癸巳存稿》，以見乾嘉漢學家考證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陳??《東塾讀書記》殿其尾，以反映考據學適應時代主流學風轉移所發生的變化（即陳氏“已不拘乾嘉漢學之傳統”）。

其實強調讀常見基本史籍的內在意義，正是為了全面、系統地掌握這些最基本的歷史知識，作為治學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較系統的講述安排之外，講義中隨處也都體現出這一思想。如集部講文章選本，僅列三部書籍，為姚鼐《古文辭類纂》、張惠言《七十家賦鈔》、李兆洛《駢體文鈔》。姚鼐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辭類纂》擷歷代散體之精粹，自然大多數人都會列舉這部書，可是張惠言的《七十家賦鈔》和李兆洛的《駢體文鈔》，卻一般不會被人想到。黃永年先生這樣選擇，是因為散文與駢文是古代文體的兩大類別，一直相輔并行，不能像現在一般古代文學教科書那樣，偏重散文而忽略駢文。事實上在清代桐城派最為盛行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能夠獨擅文壇，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間，也一直有陽湖派與之相頡頏。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對此清楚交待說：“陽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駢體使其文字更光輝充實。”由于張、李兩家與姚鼐一樣是采輯歷代代表性文辭，讀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領略駢體精華，窺得駢文的流變。初學者胸中蓄此常識，并品味一些經典駢體文章，至少可以免卻一談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體古文的陋略，進而還能夠明白唐宋以來的所謂古文運動，實際上在社會很大一個范圍內，始終沒有能夠撼動駢文固有的位置。

在學術發展的體系當中選擇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紹給學生，讓學生通過這些代表性著述來認識一個時代的學術風尚，在此基礎上去采摘利用具體文獻的史料價值，我體會這就是這部“目錄學”講義最大的特點和特別值得稱道的水平與眼界所在。

本書具體介紹每一種典籍所體現的學術深度，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書籍的類別歸屬，這是對于書籍基本內容和性質的認識。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冊府元龜》。傳統目錄一向著錄此書于類書當中，有人還把它與《太平御覽》等并列為宋代“四大類書”。黃永年先生認為它“其實體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會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書類當中。《冊府元龜》自是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特別是唐代歷史的重要資料，其價值不在《唐會要》及《通典》諸書之下，體例與分類編制政事的會要相同，而與采摘舊事軼聞辭章以供尋章摘句的類書卻有很大差別，只不過歷朝會要是匯集一代政事，而《冊府元龜》是貫穿歷代而已。舊時直至《書目答問》的目錄，把它劃歸類書，實在不當；而前述今人水平較高的史料入門書籍如柴德賡著《史籍舉要》，王樹民著《史部要籍解題》，也都未加深究，仍舊沿襲前人成例，在舉述政書要籍時未能列入此書。盡管后來居上，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黃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學術見識。類似的情況還有明人王圻《續文獻通考》，本是為接續南宋馬端臨《文獻通考》而作，保存有豐富的珍貴資料，自然應當一如《文獻通考》，列在政書類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庫全書》時卻無端貶斥其為“兔園之策”，降格打入子部類書之存目書籍當中，今此“目錄學”講義也恢復了它的政書地位。

其次是應當盡可能深入地介紹每一種典籍的具體情況，讓學生了解到最有價值的學術界研究進展，使其對于每一種文獻，都能夠獲取準確的認識，并從中體會到對待文獻典籍，不能簡單地人云亦云；明白我們對于古代典籍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因此要養成探究的習慣和態度，在使用過程中隨時對此予以關注。

在這一方面，黃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對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學者特別是五四以來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呂思勉、顧頡剛、陳垣、余嘉錫等人的研究，同時也在講義中講述了許多自己獨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說《西游記》的作者，自認定為吳承恩以來，早已成為通行的常識，近年雖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說法，但仍不為一般人所接受。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根據自己的研究，談到《西游記》最早的百回刻本應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時吳承恩年僅二十出頭，根本不可能寫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長篇巨制，從而從根本上了當年的觀點。

又如關于傳世今本《孫子》十三篇的作者問題，舊題為春秋時吳將孫武所作，而葉適、全祖望、姚鼐直至錢穆諸人皆懷疑實際出自戰國時人，或即出自齊將孫臏之手，而孫武可能是孫臏的本名。上個世紀70年代初，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同時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孫子》的殘簡，和另外一些未見于今本《孫子》卻明確涉及到齊將孫臏的《孫子》殘簡。今研究者普遍認為后者即《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齊孫子》，并定名為《孫臏兵法》；相應地推論，既然另有《孫臏兵法》，那么今本《孫子》就不可能再是孫臏所作，只能依傳統說法，認定為春秋時吳將孫武所作。對此，黃永年先生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戰國的諸子書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數是治其學者所為”。因此，所謂《孫臏兵法》“即使真是孫臏所作，何以能斷然說今本《孫子》便是孫武所作，難道不會是戰國時另一些兵家所作。何況從《孫臏兵法》內容看也不像是孫臏本人作，其水平也遠不如今本《孫子》。再則葉適、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孫子》多處與春秋時情況不符，主張今本為孫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無法否定），并未能翻掉葉適以來定的案”。所以“現在只能仍舊認為今本《孫子》是戰國時的書，作者可能是本名孫武的孫臏，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盡管這樣的看法還不能像上面講的《西游記》的作者一樣作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況下是一種比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種最合理的解釋。通過這樣的講授，學生可以學習到對待歷史文獻的綜合分析方法，擯棄簡單的純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

對于歷史文獻價值的評價，一般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作為一種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評價，一是我們今天的使用價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區分為閱讀價值和史料利用價值。過去的一些評價著述，往往將這幾層價值混為一談，不能切中實際情況。這部“目錄學”講義，在這幾個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區分和評價。

如題為清人畢沅所撰《續資治通鑒》，講義中評述說：“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較簡略，總的質量不算高。”這是對于撰著水平的評價；又說此書“可供閱讀而不宜引用”，這是對閱讀價值和史料利用價值的不同評價。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濟的《晉略》，水平較高，得要領，有見識，有較高閱讀價值，在后人重修的紀傳體史書中頗有代表性，所以“目錄學”講義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紀傳體史書中列舉了它，這樣做是著眼于它的著述和閱讀價值；但同時黃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書“只是據《晉書》改寫，并無史料價值，今天研究兩晉史事不宜引用”。

與此相反，有些書從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對于今天的研究確很有史料價值。如《永樂大典》，盡管四庫館臣早已指出其“割裂龐雜，漫無條理”，但現在還是有許多人非要稱頌它是中國古代偉大的百科全書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實《永樂大典》從著述角度看是無比荒唐的，純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風雅的產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來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們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價值問題，與《大典》編得好壞，根本不是一個范疇里的事情。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用很幽默的語言，評價了《永樂大典》的著述價值，說它“是一種將作詩用的每個字注有故實的韻書，加以無限制地擴大而產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編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絕無閱讀價值可言，現在“唯一的用處就是可以用來輯佚和校勘”。

“目錄學”講義中對于史籍精彩的評價有許多，初學者要想很好地領略這些看法，閱讀時胸中首先要區分開這些不同的評價角度。這也是對待所有歷史典籍所需要具備的一種眼光。

每一位學者都有自己比較擅長和熟悉的領域，在撰寫這類文獻入門書籍時，如何避免個人的專業色彩，跳開一步，盡可能從一個廣博的視角來選擇和介紹各種典籍，均衡地體現古代文獻自身的內在體系，這對于作者學術視野的寬度是一個考驗。而從讀者角度來看，只有使用這樣的講義，才能打下寬厚而不是偏狹的文獻學基礎。

黃永年先生雖然以治史為主業，但是對于古典文學也有很深的造詣，做過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記》的作者問題，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還廣泛涉獵了經、史、子、集四部以及釋、道要籍，所以這部“目錄學”講義并沒有過分濃重的歷史學色彩，有時甚至會為了整體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歷史典籍。例如詩文總集部分講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經世文編》，這是從文學史角度所作的抉擇。因為《明文在》之編選著眼于文辭而《明經世文編》著眼于社會事務。作為初學的入門書籍，整個講義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顧的情況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閱讀這部“目錄學”講義，足以使讀者打下廣博的文獻學基礎，獲得豐富的文獻學素養。——其實這種廣度正是學術素養深度的先決條件和它的一個側面。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不斷有人呼喚學術界要出大師，古代文史學界甚至有人想通過聚集青年精英辦培訓班的方式來造就養成大師，實際效果卻不甚理想。大師的評判標準，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領域，只知道自己特別關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獻史料而缺乏廣博的文獻學素養，恐怕是很難稱為大師的。

黃永年先生是當今頂尖的古籍版本學家，所以能夠在這部篇幅有限的“目錄學”講義中，根據需要，信手拈來，三言兩語地講述出關系到文獻實質內容的重要版本問題，這既是本書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學術水平和深度的一個重要側面。如經部清人郝義行的《爾雅義疏》，謂此書“最初刻入《皇清經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陸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孫刪定的本子，咸豐六年楊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聯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學識優于郝，所刪定之本實勝過足本”。這與咸豐足本優于道光刪定本的通行說法大不相同，這絕不是懾于王念孫大名所做的輕率推斷，而是認真比較二者異同后（并撰寫過研究文章）得出的結論。講義中所有的版本講述，都是這樣有特別的考慮和需要，讀來精義紛呈，俾益實用。

從以上例證中可以看出，讀書需講究版本恰如選擇書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應手地選用得當的版本，還應當具備一定的版本學知識。《古文獻學四講》中的“版本學”講義，就是這方面最好的入門書籍。

版本學包括版本鑒別與版本史、“版本目錄”這兩大部分內容。前者講版刻特點及其變遷，后者講某一種古籍曾有過哪些版本以及這些版本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為給初學者開設的課程，前者可以系統講，而后者則只能開列一些基本書籍，供使用者檢閱，沒辦法也根本沒有必要逐一講解。我過去聽黃先生講課，前后見過繁簡程度不同的三個版本的油印講義，這次收入的是最簡單的簡本。從目前的實際需要情況來看，選擇這個簡本作通行的講義應該是比較合適的。因為大多數人只要通過這個講義的學習，能夠對于版本學知識有個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達不到，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個別人若想對于版本學知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黃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學》一書即將出版面世，是在當年的繁本講義基礎上又做了新的增訂。

這部“版本學”講義雖然比較簡單，卻很系統。其中很多問題都是黃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統梳理。如謂明代文學上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現了仿宋浙本字體而又因印刷技術進展而呈規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體，同時由于倡導其事的都是蘇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現了地域上以蘇州為中心向外傳播，刻書者以家刻為主導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輻射的傳播擴散方式。又如謂明萬歷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隨著徽商的活動而向南京、杭州等地傳播，徽商刻書又常請蘇州文人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風行江浙并影響全國。等等。凡此，都是融匯各方面的歷史知識來揭示版本學這門看似純經驗學科的內在發展因素。從中可以看出，較諸前人只是一一羅列版刻現象的著述，黃永年先生通過這些緊密結合當時社會歷史狀況的規律性認識，自然已經建立起科學的版本學學科體系。

由于黃永年先生已有數十年的古籍收藏經驗，所以他的這部“版本學”講義，不僅有很好的學科理論建樹，還有許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獨到見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統，在版刻的字體上各有特點。浙本字體以歐體為主，這一點沒有什么分歧。其余兩個系統，前人普遍說建本多為柳體，蜀本多為顏體，其實多是陳陳相因，似乎并沒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黃永年先生則憑借自己的書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體會，指出建本多為顏體，蜀本是以顏體為主而撇捺長、利帶有柳公權的筆意。——第一次講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體特征。講義中類似的精彩見解還有許多，如清代前期的寫刻本，過去講版本的人往往稱之為軟體字，黃永年先生則將其劃分為兩類，一類如《全唐詩》、《楝亭十二種》，類似法帖中之晉唐人小楷，確實可以稱之為軟體；另一類如《通志堂經解》、《澤存堂五種》，字體不僅絲毫不軟，而且點劃方勁，與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處，絕對不能用“軟體”來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來越少。學生想學習，老師也不一定會講。因此印行這部簡明扼要且科學系統的講義，已經是一種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學習文史的學生，能夠充分吸收了這部“版本學”講義所提供的版本學知識，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前引述古籍標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亂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學”視作對目錄學中石刻史料的特別講述。講義分設“緒論”、“分類”、“拓本”、“史料”、“書法”五個專題，進行講述。“緒論”講碑刻學發展史、研究對象和領域，以及主要參考書籍和學習方法，其“參考書”部分擇取審慎且多精到評語，不僅對于初學者最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時時取以參考。“分類”和“拓本”兩個專題是關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識，最俾益實用。其“書法”部分以碑刻為主論述書法淵源流變，發自累年揣摩，故融通暢達，勝義疊出。

“碑刻學”講義中直接關系到利用碑刻史料從事研究的內容，為其“史料”部分。除論述碑刻記郡望、世系不盡可信，職官、地理對于史書多有訂正增補，以及利用碑刻資料抉隱發微最有價值之外，黃永年先生在這一專題下，還針對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書”的“偏見”，特別強調指出：“據碑刻治史事者貴有通識。欲具通識，則非熟于史書，且受史學研究之嚴格訓練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書亦高于零星之碑刻萬萬，治史者自當以史書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為輔，不宜媚俗趨時，顛倒主次。”其實治史者之通識，首先應當建立在對于史料的通識的基礎上，若非熟悉各種史料，豈能做到像黃永年先生這樣具有如此清醒的頭腦？反過來看，我們不妨胡亂猜想，那些過分強調出土文獻資料如金文、簡帛、敦煌吐魯番文書等史料價值的學者，會不會是因為對傳世基本史料熟悉得還不夠十分透徹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學確實中衰已久，不惟國內，海外也久已無人董理，有日本學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將其譯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學生學習碑刻學的入門書籍。相比之下，此前這份講義在國內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術》上公開發表過，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響還不及日本廣泛。相信這次收入《古文獻學四講》，能夠很快使它發揮應有的作用。

現代詩四年級范文第2篇

一、激發童趣，創設詩化意境。

“創設情境，就在于為學生精神生活提供基礎，讓學生全身心地進入情境，以促進語言形象和語言情感的深入感悟。”詩歌教學中，應該重點創設情境進行朗讀，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讓孩子們在學習中獲得愉悅的情感體驗。

如，教學作家金波寫的兒童詩《春的消息》（四年級下冊），我是這樣激趣的：“春雷滾滾，帶來了春的消息。在同學們的眼中，春天帶來了什么樣的訊息給你呢？”學生紛紛發言：“小草綠了！”“樹枝萌芽了！”“草長鶯飛！”…… 由此，教師帶領學生進入《春的消息》描寫的意境，反復朗讀，細細品味，把學生不懂的地方提出來討論。這首詩寓情于景，寫出了童心童趣，與孩子們的生命體驗非常接近，半節課的工夫多數學生就已經熟讀成誦了。記得于永正老師說過：“語文課堂教學的亮點在于朗讀。”所以，作為語文課，朗讀是最平常、也是最有效的學習手段。

二、發現童心，體驗詩意課堂。

《語文課程標準》提出要重視學生獨特的感受、體驗和理解。生活體驗是語文教學的沃土，新課標重視語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提倡要在生活中學習語文，運用語文。

一張中國地圖張貼在黑板中央，我帶領學生學習《我站在祖國地圖前》（四年級下冊）這首現代詩歌。“金黃的是沙漠，深褐的是高山，碧藍的是湖泊…… ”學生在地圖上尋找著不同顏色所代表的不同地域，我在旁邊適時點撥。一個學生贊嘆：“祖國真大啊！”“說得對，還可以用什么詞語形容祖國大呢？”“幅員遼闊！”“地大物博！”……孩子們在詩歌中深切領略了祖國山河的雄偉壯麗，激發了熱愛祖國的情感。這首詩的第四小節只有短短的兩行：“我站在祖國地圖前，像依偎在媽媽身邊…… ”省略號留白的內容給人留下豐富的想象空間，此時培養學生的想象力也成為發現童心之旅。

三、捕獲童言，發掘創作靈感。

“讓學生在生動具體的情境中學習”是新課程倡導的重要理念之一，通過創設行之有效的教學情境，不僅可以使學生容易掌握知識和技能，而且可以使學生更好地體驗教學內容中的情感，使原來枯燥抽象的知識變得生動形象。

《大自然的語言》（五年級上冊）這首詩分為三部分，用詩的語言告訴孩子們怎樣看懂自然現象，啟發思維，增長見識。教學中教師要讓學生明白，鳥語花香、鶯歌燕舞，抑或黃葉凋零、冰天雪地，都是大自然的語言。課后拓展題布置學生觀察大自然的景物變化，學著去發現大自然的語言，然后仿照課文的寫法寫一小節。

教師示范《秋》：

落葉在空中飄落，

就像那彩蝶翩翩。

大自然的語言寫著：

秋天已來到人間。

學生創作《春》：

小草伸了伸懶腰，

使勁地頂開了泥土。

大自然的語言寫著：

春天已經來到大地。

這樣的詩歌課堂，孩子的創造力和想象力是超乎我們成人所能想象的。

又如，《小草之歌》（四年級上冊）這首詩歌采用擬人寫法，抓住小草的特點，贊美了小草的奉獻精神。全詩押ao韻，讀來朗朗上口。在充分理解詩歌內容的基礎上，引導學生展開想象，采用第一人稱進行即興創作。學生作品摘錄如下：

樹種子的夢

我是一顆樹種子，

閃著烏黑發亮的光澤；

渴望投入泥土，

生根發芽是我的夢想。

……

聆聽春燕的呢喃，

感受夏雨的清涼；

我舒展開手臂，

撐起一柄綠色的大傘。

現代詩四年級范文第3篇

教材對詩歌的安排，一般是每冊一首現代詩、兩首古詩。這樣的詩歌教學量，在教材中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而且僅通過幾個課時的學習也滿足不了學生對詩歌學習的需求。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歌浩如煙海，從開拓眼界來說，國外的很多詩歌也非常值得學習。課堂教學時間有限，我們可以在不加重學生學習負擔的情況下，把目光投向課外，以詩歌小課程的形式進行教學。小學一般在早晨安排40分鐘左右的時間晨讀，我們可以利用其中的20分鐘進行詩歌誦讀。

課程標準提倡“與黎明共舞”的晨誦項目是以適合學生的兒歌、優美的兒童詩及古典詩詞為主的復合課程。晨誦詩歌教學的目的是讓詩歌與學生建立起關系，豐富學生的心靈，使學生在晨誦的過程中與詩歌交融，沉浸其中，玩味其間，充分體驗詩歌的豐富性。晨誦不提倡機械的背誦，而是將詩歌與學生聯系起來，讓詩歌真正成為潤澤學生心靈的營養品。作為晨誦教學的內容，我們有很多合適的詩歌，但在小學階段，還是應以兒歌、優美的兒童詩以及古典詩詞為主。

晨誦，作為課內詩歌教學的有力延伸，選擇什么樣的晨誦課程內容很重要。兒歌、優美的兒童詩作為晨誦課程的重要內容，老師要對此有一定的了解。關于兒童詩，人們這樣定義：以兒童為主體接受對象，適合兒童聽賞、吟誦、閱讀的詩歌。兒童詩應符合兒童的心理和審美特點，既包括成人詩人為兒童創作的詩，也包括兒童為抒懷而創作的詩。我們帶給學生的兒童詩應總是帶有飽滿的情感、豐富的想象、巧妙的構思，以及天真的想象。這樣的兒童詩是學生所喜歡的，符合兒童的心理和審美特點。如這首《落葉》：藍天中的美人魚/跳著優美的舞蹈/在偌大的海洋中/打著旋兒，伴著風兒，瀟瀟灑灑/悄然無聲地落下來/悠閑地靜聽著/大雁的別離歌。秋天是美麗的，片片落葉像彩蝶，像小舟，在詩人羅英的筆下，卻又成了美人魚，在藍天這“大海”中跳著優美的舞蹈。多么奇特瑰麗的想象！作者把秋天的美寫得酣暢淋漓，怪不得秋天被評為“萬美之中秋為最”。這樣的詩歌既有獨特的想象，讀起來又特別優美，作為晨誦的內容尤其受學生的歡迎。如果要設計以秋天為主題的晨誦課程，這首詩是很好的選擇。

在兒童心理學中，兒童的年齡段很長，從初生至十七八歲都屬于兒童。讓小學高段的學生也像七八歲的孩子一樣讀相同的詩歌是不太合適的。在詩歌教學中，我們除了要帶給學生快樂之外，還應該給學生帶來思考，帶來更多關于生活的啟示，讓學生明白，生活不僅有甜這種味道，還有很多其他的味道。因此，通過晨誦進行詩歌教學時，我們要分階段進行。

新教育兒童階梯閱讀研究通過“毛蟲和蝴蝶”閱讀項目組，對兒童的閱讀心理進行了精彩的闡述：童年不是一個靜止的房間，它是一段由浪漫到精確，由粉紅到天藍的彩色階梯，二年級和四年級，不是相近的兩個教室，而是隔了幾重天地的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因此，學生每一年的閱讀，應該符合他們各自的不同特點。這段闡釋與兒童的閱讀心理相近，詩歌的閱讀教學也是如此。在小學低年級，我們可以以這樣的兒童詩作為教學和閱讀的重點，如金波先生的《云》：藍天藍，像大海/白云白，像帆船/云在天上走，好像海里漂帆船/帆船，帆船，你裝的是什么？走得這樣慢/不裝魚，不裝蝦，裝的都是小雨點/雨點，雨點，請你快下來，幫我澆菜園。這樣的詩歌淺顯易懂，由一連串的想象構成，讀起來朗朗上口，很有節奏感，洋溢著生機盎然的童趣。而到了中年級，我們可以以這樣的兒童詩作為教學和閱讀的重點：如賈尼·羅大里的《月亮海》：月亮海里，沒人跳水嬉戲/那里沒有一滴水/一條魚兒也沒有/不會游泳的人們/這是多么美好的海！這樣的兒童詩除了語言非常優美之外，也很有意境，能給人更多的想象空間。到了高年級，學生對詩歌內容的把握就更深入了。特別是到了六年級，老師完全可以把更多的不同的詩歌推薦給學生。如金子美玲的《雪》：上面的雪/一定覺得很冷/輕盈地依偎著冰冷的月光/底部的雪/一定覺得沉重/負荷成百人的重量/中間的雪/一定覺得孤單/它既看不見天，也看不見地。這樣的兒童詩和中低年級的兒童詩比起來就多了很多可以思考的內容，讀起來意味深長。只要符合兒童的心理和審美特點，像泰戈爾的《飛鳥集》、狄金森的詩歌等，老師完全可以推薦給學生。

現代詩四年級范文第4篇

關鍵詞：詩歌；詩意；詩教

詩歌教學是小學語文的優勢，《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指出：“誦讀兒歌、兒童詩和淺近的古詩，展開想象，獲得初步的情感體驗，感受語言的優美。”

《大地的話》是北師版小學四年級第一單元的首篇主體課文。這是一首現代詩，生字也不多，要求會認的三個，會認、會寫的五個。認識了生字，完全會讀，理解也不困難。如果要說難一點的話，就是練習題要求“依照課文前四節，試著再寫一節”。

《英才教程》講解更是詳盡無遺。分為五大部分：學前導引（閱讀提示、學習目標、知識鏈接）、字詞全解（生字掃描、讀寫易錯提示、多音字辨別、詞語解釋、反義詞、近義詞辨析、多義詞辨析）、句段解析（逐段逐句解析、總述概括）、篇章點撥（文章結構、中心思想、寫法借鑒、品讀感悟、語言積累、課后題解）、課業設計（字、詞、句、段、篇）。

這樣一番從頭到腳、從外到內全面包抄、分割、解析，真是該用到的都說了，例如生字、筆順、字義、詞性、結構、形近字辨析、造句等，暫時不用的也說了，如繁體字、英語等。知識點、測驗點全部理出來了，考試測驗該提的問題全部提到了，哪怕一個細小的答案都有了。總之，一切都是現成的，不需猶豫，不需思考，不需質疑，不需探索，一切只需背誦，一切只需記憶。一切都是確定好了的。

學生有這樣的寶貝，還需要教師教嗎？

但是，我覺得，這樣完美的設計，真有點像古代兵書中的“美人計”，讓學生在“享受”中走向滅亡之路。這樣完美的設計，如果再遇上拙劣的教師，學生的創造性幾近于毀滅。

遇上這樣的教輔書，教師該怎么辦？

上課先撇開《英才教程》，按自己的“朗讀”思路走。

第一步，在用較少的時間克服生字生詞障礙后，引導學生讀好課文。首先是讀出童趣。出示標題主語“話”，啟發學生想象理解：這是誰的話？你的？我的？他的？爸爸的？媽媽的？爺爺的？奶奶的？……都不是，這是“大地的話”。讀出重音“大地”。

讀第一節。充分發揮擬人的優勢，引導學生邊想象、做動作，邊形象地讀。指空中，讀“假如你是種子”；轉向懷里，讀“請到我的懷里睡”；指自己的懷，讀“這里有新鮮的空氣，軟綿綿的被”。稍停，指讀“你可以發芽、生根，開花、吐蕊。”更形象一點，指向空中的“枝頭”，讀“讓枝頭的果子”，夸張地，做出接的動作，讀“一嘟嚕一嘟嚕往下墜”。

全詩都這樣想象，邊做動作邊讀。一個人讀了，還可以兩個人對讀，也可以小組內互相做這樣的動作讀。

第二步，讀出每一節內部的層次。以第二節為例。如一二句為第一層次，確定誰，干什么。三四五句為第二層次，天空、大樹、湖水，棲息的地方。六七句是第三層次，在哪里干什么。八九句是第三層次，我的態度和感情。其他幾節都可以這樣讀出層次。多讀幾遍，層次有了，課文也背下來了。

第三步，讀出每一節中的“我”，找出每一節中的“我”，把前四節中的“我”和后四節中的“我”聯系起來，完整地讀。然后提問：“我”是誰？“我”對種子的態度怎么樣，“我”對飛鳥的態度怎么樣，“我”對小魚、小草呢？假如還有其他“人”――事物，后面我們可能會寫到，你想“我”是什么態度呢？這說明什么？教師稍一點撥，本詩的中心思想也就有意會的可能了。

第四步，檢查，前四節都寫成“假如”行不行，都換成“即使”行不行，為什么。

第五步，仿寫。當學生讀熟了，背下來了，閉上眼睛冥想，回味全詩的內容。然后再仿照前四節中的某一節仿寫。如果有時間，最好仿照一二節寫一節，三四節寫一節，再有時間，還可以仿寫整首詩。

學生雖然讀熟了，能背下來了，但寫作還是有困難，因此，在仿寫整節詩前要做些鋪墊。如用“假如……”“這里有……”“你可以……”“不論……也……”“不論……但……”造句。這些句子造熟了，再確定一個事物，寫一節，或兩節，或一首詩。

現代詩四年級范文第5篇

我最近發現自己內心充滿了嫉妒。

和我一起來臺灣讀交換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就住我宿舍樓上，她寫詩、彈琴，學習好，用的是公費來臺灣（我卻要花多一萬學費，因為甄選考試沒她好）。每次我見到她，總是淡淡的，其實卻特別關注她，想找到她的缺點，好讓我自己內心平衡一點。

那天我聽見她在樓梯間講電話，笑得特別甜。我假裝出去裝水，順勢貼著墻壁偷聽。我很怕聽出，電話那頭是我喜歡的男生。她和他在一個詩社，微信有互動，他也曾經向我提起她。我想，只要他們互相了解，一定會欣賞甚至喜歡對方的。后來聽出電話那頭是女生，我才放心。

這樣偷偷的、隱秘的情緒實在讓我不舒服，也覺得很不應該，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面對它，只好掩飾著，逃避著。

前不久，我參加了學校的現代詩比賽，卻沒有入選終審。她入選了。旁聽終審會的下午，在詩稿中我認出了她的詩，寫得太好了，我當時便明白，那首詩至少可以得前三名，甚至第一。果然，一位評審非常青睞她的詩，連說幾乎十個“我很喜歡它的……”。每聽到評審冒出一句，就像把我一只手指放進火里燒，一只，兩只，三只，燒了十只。我只好暗暗祈禱，其他評審不要喜歡，不能喜歡。最后，她得了第二名，幾乎和第一名同分。

我背著書包灰溜溜地離場了。有種想哭的渴望，被我努力壓抑著。想起她每天七點半在樓梯間朗讀詩文，我卻在被窩里睡大覺。這個結果是我應得的。其實，這一切情緒都與她無關，是我不敢面對這樣的自己。

有天晚上，她來敲我宿舍門，進門就問：“要是一個和你心心相印的男生每周和你通信，可他有了女朋友，你還會繼續和他保持關系嗎？”我馬上問：“是在臺灣認識的男生？”我問。“不，是我一個高中同學，我喜歡他。”頓時，我長長地松了一口氣，她和我喜歡的男生是無關的。那晚，是一個敞開的她，與一個封閉的我在對話。我說：“我也不知道誒……聽說你現代詩比賽拿了第二名對不對？恭喜啊！”

前天我們在圖書館遇見，我內心掙扎后，告訴她《聯合報》有個老師很推崇的專題報道。她便跟我一起看同一份報紙。我原本擔心自己讀得太慢，結果發現她也很慢，甚至要嘴里念出來，我這才放下心來。之后，她主動聊起關于專題的一些故事，說著說著哭了起來。這是個真性情的女子呀。我對她的好感爆棚，覺得自己對她敞得很開。

接著她問我去臺大學探戈的事。這是她之前便感興趣的，但我不愿分享給她。這次，我跟她講了學舞的一些體驗，講到一次跳得像飛的感覺時，她也進入了我的想象之中。之前我以為，這樣的感覺不會有人懂了。她的懂得讓我分外快樂，覺得自己得到了意外之喜。

我跟她說，“我可以帶你去舞會看看，感受一下！”她很開心地答應了。

但幾乎話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萬一舞會里她很受歡迎，我被她比下去了，怎么辦？她這么漂亮，還是不要帶她去吧……我又開始關上自己世界的那扇門。

到這里，我已經發現之前的敞開是有條件的，條件是我和她沒有利益沖突。先是知道她不會“搶走”我喜歡的男生，然后發現她閱讀速度慢，后來聊天過程中感覺她的知識面不如我寬，思考問題也比較淺，也就是說，發現了她的短處，才心生愉悅。所以這樣并不是真正的敞開吧？如何才能不嫉妒呢？這個課題好難。

女兒

女兒：

看完你的這封信，我想起自己的經歷。我高中時候非常嫉妒我的同桌，她跟我一樣，學習也不見得特別用功，卻總能考全年級第一名，后來她上的又是北大。

這樣的女孩子讓人嫉妒得要死吧。可是，前兩年我與她聯系上，聊起那段時光，她說她可嫉妒我了，因為我收到過幾個男生的情書，而她整個學生年代從來都沒有收到過。

看，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我們常常不知不覺地，只看見別人比自己強的地方，忽略了自己的優點與美好。

《花樣盛年》雜志吐秘密的欄目里曾做過一回關于嫉妒的小調查中，關于嫉妒有一些有趣的現象：嫉妒自己身邊人的人多過嫉妒明星的人，你也在這個多數人內。更有63%的女性認為嫉妒是有用的，說嫉妒可以讓自己發奮圖強。

我也認為嫉妒有用。早在高中時，我嫉妒我的同桌成績特別好，所以我時不時偷窺她的學習方法，玩命兒似地讀書，結果本考不上大學的我，考上了大學。這是一種飛躍。

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也贊成嫉妒有用的說法，他說在難免產生嫉妒的地方，就用它去刺激自己的努力而不阻撓對方的努力。

說了這么多，其實是想告訴你，想要完全不嫉妒沒必要也不可能。這世間，每一種情緒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之處。嫉妒除了讓個人更努力之外，何嘗不是讓人類更進步？難道萊特兄弟不是因為嫉妒鳥兒可以自由地飛翔而制造出了飛機嗎？

不過，我也想起了電影《東邪西毒》里的一句臺詞：任何人都可能變得狠毒，只要你嘗試過什么叫嫉妒。王家衛總是極精準地抓住人性的幽微，事實上，關于嫉妒而令人狠毒的例子，社會新聞每天都有好多宗。

宇宙萬物都存在利弊的兩面。你強大，嫉妒成就你。你脆弱，嫉妒便毀滅你。

其實我反而很奇怪你為什么現在才聊起自己的嫉妒？嫉妒這種情緒幾乎是人人自帶。我記得自己小時候就嫉妒我奶奶對弟弟比對我好。你是獨生子女，雖然不能體會到兄弟姐妹間的嫉妒，但你不記得你八歲時嫉妒過鄰居家小女孩的裙子比你更漂亮嗎？四年級時，你嫉妒過班上新轉學來的同學，成績比你好，長得比你漂亮？

你還記得你當時是怎么做的？

你給家里倒了一個學期垃圾，我給你買了一條你覺得更漂亮的裙子；而那個轉學的同學，你與她成了最好的朋友，取長補短。到現在，你們對彼此的優點與缺點都極了解，默契十足。

從那時候起，你已經形成了將嫉妒變成了動力的行為模式，所以你才能成為今天的樣子，好到我為你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