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詩的起源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詩的起源范文第1篇

關鍵詞：自然觀；理想環境模式；生態啟示

中圖分類號：TU986，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08）36（c）-0040-02

從世界歷史發展的宏觀視角看，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重要轉折點。對中西方園林的研究，我們更應該站在生態文明的高度，去審視其發展繼承。

一、中西園林的比較

中西園林由于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和相對隔離的文化圈中產生、發展，其形式、風格差別還是十分鮮明的。

1、起源差異。西方園林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臘。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是西方文明的搖籃。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尼羅河沃土沖積，適宜于農業耕作，但因其每年泛濫，退水后需丈量耕地而發展了幾何學。古埃及人根據自己的需要靈活用之于園林設計，是為世界上最早的規則式園林。公元前五百年，以雅典為代表的自由民主政治帶來了園林的興盛，古希臘造園就如古希臘建筑一樣具有強烈的理性色彩，是通過整理自然，形成有序的和諧。古希臘被古羅馬征服后，造園藝術亦為古羅馬所繼承，并添加了西亞造園因素，發展成了大規模庭院。到此，西方園林雛形基本上形成了。萌芽時期的西方園林體現著人類為更好地生活而同自然界的惡劣環境進行斗爭的精神，它來自于農業生產者勇于開拓、進取的精神。“天人相勝”的觀念、理性的追求已體現在西方園林之中。中國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文化在幾千年長期發展的過程中，孕育出“中國園林”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的園林體系。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文王筑靈臺、靈沼、靈圃可以說是最早的皇家園林。春秋戰國到西漢時期，迅速發展的園林已具雛形。園林的功能由早先的狩獵、通神、求仙、生產為主，逐漸轉化為后期的游憩、觀賞為主。由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帝王的封禪活動，人們尚未建構完全自覺的審美意識。然而“師法自然”作為中國園林一脈繼承的基本思想已扎下了根，它以自然為審美對象而非斗爭對象。基于其地理環境不盡相同，對自然的態度和觀念的不同，中西方傳統園林發展產生了迥異的結果。西方園林從一開始就同秩序密不可分，從一開始就是與自然抗爭，并試圖征服自然來產生他們認為的和諧美。而中國園林一開始就建立在尊重自然的基礎上去模仿自然、再現自然，他們利用自然的可持續性在為自我服務的同時“創造”出自然式的園林，成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融的自然美的園林風格。人與自然在起源上是合一的，隨著時空的發展變化，人被動地從隨同自然向改造自然進化。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人和西方人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自然，又以不同的方式和態度去改造和征服自然，因此，中西園林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形態特征和風格。

2、風格差異。西方造園藝術的發展軌跡，雖然其風格是多變的，但總體風格一直是規則幾何型，崇尚理性主義。布局對稱、規則、嚴謹，園林中處處呈現出平面的、立體的幾何形，一切景物，無不方中矩，園中規，體現出精確的數的關系。這是西方古典園林的主流，傳達一種秩序與控制的意識，表現了以人為中心、以人力勝自然的思想理念。以與西方不同，中國的園林則大異其趣，中國園林既不求軸線對稱，也沒有任何規則可循，相反卻是山環水抱，曲折蜿蜒，不僅花草樹木任自然之原貌，即使人工建筑也盡量順應自然而參差錯落，力求與自然融合。“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工”，“雖由人作，宛自天開”，是中國古典園林的基本追求。總而言之，中國園林的精髓是追求“自然的本質”，西方幾何規則式園林則強調“秩序和控制”。

3、審美差異。由于對自然美的態度不同，反映在造園藝術上追求便各有側重。西方園林那種軸線對稱、均衡的布局，精美的幾何圖案構圖，強烈的韻律節奏感都明顯的體現出對形式美的刻意追求。西方人認為自然美有缺陷，為了克服這種缺陷而達到完美的境地，必須憑借某種理念去提升自然美，從而達到藝術美的高度。這也和西方美學的歷史傳統密切相關。從公元前六世紀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就試圖從數量的關系上來尋找美的因素，歐洲幾何圖案形式的園林風格正是這種“唯理”美學思想的影響下形成的。中國造園雖也重視形式，但傾心追求的卻是意境美。中國造園注重“景“和“情”，意境是要靠“悟”才能獲取，而“悟”是一種心智活動，“景無情不發，情無景不生”。因此造園的經營要旨就是追求意境，這顯然不同于西方造園追求的形式美，這種差異主要是因為中國造園的文化背景。古代中國沒有專門的造園家，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由于文人、畫家的介入使中國造園深受繪畫、詩詞和文學的影響。而詩和畫都十分注重于意境的追求，致使中國造園從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感彩。

二、自然觀與理想環境模式

任何一個民族、一種文化,都持有其獨特的理想環境模式。一般認為,中西方兩大古典園林風格之間之最大差異是自然和規則形式之間的異。實際上這種差異只是表面的、而非本質。兩者的根本差異在于文化追求差異導致的理想環境模式不同。“順應自然”與“征服自然”兩種截然的生存觀念，導致了中西方截然的理想環境模式。

1、順應自然與“自然化理想環境模式”。中國人的自然觀很獨特。在中國人的意識中,似乎很少把自然看作是一種需要人為改造的異己的存在。只是在關于洪荒時代的傳說中,保留了一些人以自然為征服對象的思想痕跡,如女媧煉石補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等。后來，自然在中國人的意識中便逐漸有了新的意義。自然與人之間開始建立起和諧的聯系，成了人親和的對象。“天人合一”這個淳樸的自然觀，反應了中國人特別的理想追求――天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孔子、孟子曾以山川之美喻人格之美,以山水比附人格特征。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老、莊一派的哲學思想更把自然存在與變化上升到“道”的高度。自然成了永恒法則的體現，成了人所效法、順應的對象，而不是改造、征服的對象。這比之孔孟的山水一一人格聯系更為深刻。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種自然意識對中國人的人生理想和藝術理想都有深遠的影響。這種道法自然、順從自然的思想,真正形成風氣,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這時期是自然美真正為人發現并自覺追求的時代。隨之而來的是士人自然山水園的興起。他們把荒山野嶺中的窮困隱居變成了人工經營的園林環境中的自娛自得。中國園林的理想環境模式“自然化模式”也得以顯現。

2、征服自然與“秩序化理想環境模式”。亞里士多德提出物競天澤；康德宣稱“理智的先天法則不是從自然界得來的，而是理智給自然界規定的”；而黑格爾索性宣稱“絕對理念”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界是人精神的“外化”，理性創造了自然界。在西方哲學傳統主流中，幾乎一邊倒的一直強調著人與自然的抗爭。在西方園林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園林經過古羅馬、文藝復興到十七世紀下半葉形成的法國古典園林藝術風格，一直強調一種秩序，都是人對于自然的強制性的約束。西方園林的理想環境模式是“秩序化模式”。

三、西方的歷史反思與東方的生態智慧

從牛頓的發明、發現開始，西方歷史進入了新的工業文明時代。在這三百年左右的歷史中，人們憑借著各種科技手段，來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使社會生產力突飛猛進地發展，創造了空前的物質文明，給人類生活不斷帶來了幸福歡樂，這首先是應予高度肯定的。但是，事物發展是復雜的，當人們還在高誦工業文明的凱歌的時候，生態環境危機已經悄然逼近。全球人口暴漲，資源短缺，能源匱乏，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嚴重的生態安全問題出現了，并且越演越烈。人們開始了深刻的反思，從傳統的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這是歷史的必然。近代西方世界用堅槍利炮打開了古老東方文明的大門，東西方文明發生了強烈的碰撞。從開始中國經歷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在這種強勢文明的攻擊下，我們的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文明產生了懷疑、自卑心理，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地放棄了自己的傳統思想文化，用全部的熱情投身到沒有根基的西方文化中去。殊不知我們對自己傳統思想文化的背叛，就是對中國幾千年歷史的背叛。回首歷史，恰恰是我們所放棄的傳統文化，順應了今天生態安全的需要。在新的生態文明時代，中國古典園林對當代和未來的意義，最主要的是應吸取其有益于生態安全的“綠色啟示”――“天人合一”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的、美學的思想淵源，否則，研究就必然會脫離優秀文化傳統，不能深層地發掘中國古典園林美真正的生態學價值乃至未來學價值。孔子有云：“欲去明日，問道昨天。”中國古典園林正是最具典范性，最能充分體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藝術。因此，對景觀、園林的研究，我們必須根據新的時代需求，更新理念，力求面向生態危機的世界，面向生態覺醒的現實，面向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作者單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學藝術學院

參考文獻：

[1]趙春林.園林美學概論.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2.6

[2]針之谷鐘吉.西方造園變遷史――從伊甸園到天然公園.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9.1

[3]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10

[4]金學智.中國園林美學史，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0.2

[5]陳志華.外國造園藝術.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1.1

[6]任曉紅,喻天舒.禪與園林藝術著.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12

詩的起源范文第2篇

我早就從書上讀到過有關秭歸的傳說。因屈原的姐姐聽說屈原流放而特地回來看望弟弟，因此這地方稱為“秭歸”。但我查過《辭海》，秭是數目字。《詩 周頌 豐年》中有句：“豐年……萬億及秭。”說的是谷數多、豐收。我想，可能“姊”與“秭”在古文中是相通的兩個字，也可能先是“姊歸”，后來才改成“秭歸”，這樣可以預祝豐收？

離秭歸縣城約一公里處，有個屈原沱，岸上有屈原廟。傳說屈原投汩羅江死后，他的姐姐夢見屈原駕龍舟而歸，第二天便在江邊等候弟弟。只見一條頭似艨艟、背鰭如帆的大紅魚溯江而上，游到這個沱灣里，向姐姐點頭三下，巨口一張，將屈原的尸體吐出浮在江面上，容貌如生。屈原的姐姐就和鄉親們一起把屈原埋在沱灣岸邊，筑墳建廟，以供祭祀，并把這個沱灣取名“屈原沱”。

傳說屈原在農歷五月初五投江，人們聞訊后爭相駕舟飛馳去救，并用糯米包成粽子投入江中，讓蛟龍蝦吃了粽子不去吃屈原的身體。此習俗流傳至今，就有了五月初五龍舟競渡及包粽子的風俗習慣。

詩的起源范文第3篇

示波器：

是一種用途十分廣泛的電子測量儀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見的電信號變換成看得見的圖像，便于人們研究各種電現象的變化過程。示波器利用狹窄的、由高速電子組成的電子束，打在涂有熒光物質的屏面上，就可產生細小的光點。在被測信號的作用下，電子束就好像一支筆的筆尖，可以在屏面上描繪出被測信號的瞬時值的變化曲線。利用示波器能觀察各種不同信號幅度隨時間變化的波形曲線，還可以用它測試各種不同的電量，如電壓、電流、頻率、相位差、調幅度等等。

原理：

一個直流電壓加到一對偏轉板上時，將使光點在熒光屏上產生一個固定位移，該位移的大小與所加直流電壓成正比。如果分別將兩個直流電壓同時加到垂直和水平兩對偏轉板上，則熒光屏上的光點位置就由兩個方向的位移所共同決定。

（來源：文章屋網 ）

詩的起源范文第4篇

1．先秦時期的竹資源

1.1史前時期的竹林分布

根據考古發現，我國在舊石器時代就有大面積竹林的存在。長江三峽巫山猿人遺址有河貍、毛猬、竹鼠、兔、前中國熊等116種動物化石。[1]竹鼠是專門棲息在熱帶、亞熱帶竹林中一種穴居性小型嚙齒動物，主要以竹筍、竹根或竹林下的其它草木植物為食。表明距今200萬年左右，長江三峽地區森林茂密，有大量竹林分布。1998年安徽省繁昌縣人字洞早更新世早期（距今240萬—200萬年）遺址發掘出竹鼠、貘、劍齒虎等動物化石900多件，有動物67種。[2] 說明在距今距今240萬—200萬年的安徽長江下游地區為森林草原環境，有較大片竹林的存在。1980—1981年安徽和縣龍潭洞發現了距今28萬—24萬年的“和縣猿人”，伴存的動物化石有揚子鱷、大熊貓、中國貘等60余種。[2] 大熊貓是以竹為食物和竹林為生活環境的動物，表明該地區當時有竹林資源的存在。距今5萬年至2.5萬年的“資陽人”頭蓋骨化石的四川資陽黃鱔溪一帶更新世晚期地層中，發現不少竹鼠化石。[3] 這表明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該地就有竹林資源的分布，與古巴蜀人的遠祖朝夕相處。湖北長陽縣舊石器時代遺址“長陽人”的文化遺存中，也發現與長陽人伴生的動物中有以嫩竹為食的竹鼠、大熊貓，說明當時這一地區有大片的竹林資源分布。

新石器時代在黃河流域有大片竹林的分布。考古發現屬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遺址有竹鼠的骨骼遺跡[4]，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上還發現竹的符號和竹編織物的印跡。甘肅天水市渭水支流藉河北岸的師趙村新石器時代古文化遺址第五期文化（距今5400年——4700年）出土可鑒定動物遺存1606件，其中就有竹鼠[5]。竹鼠生活在渭水上游，表明當時生長著茂密的竹林，供竹鼠等動物生活。距今5000年的山東歷城龍山文化遺址發現有炭化竹節和外表形似竹節的陶器。[6] 由此說明，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黃河流域有大面積竹林的分布。河南淅川下王崗新石器時代的晚期遺址考古發掘也出土有竹鼠、大熊貓等動物遺骨，還有大量竹炭的發現。[6] 反映出下王崗地區除了有茂密的森林外，還有大片的竹林存在。陜西漢中地區新石器時代龍崗遺址中有不少野豬、野牛、華麗黑鹿、水牛及大量竹子殘骸[7]，說明距今7000—6500年間的漢中地區氣候十分溫暖，與西安半坡遺址的自然物候大致相當，有大片竹林的分布。新石器時代在南方地區也發現有大片竹林資源的分布。距今約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出土有竹席等竹制品。距今約6000年的湖南常德澧縣東溪鄉屈家嶺文化的城頭山古城遺址，發現有用竹作房屋建筑材料。距今5300年至4600年的浙江吳興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出土有籃、簍、竹席、簸箕等竹器物200多件。江蘇吳縣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草鞋山遺址發現有竹用做干欄式建筑的材料。廣東高要縣茅崗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也出土有竹編織物的殘片。這些均說明新石器時代我國南方地區有大片竹林資源的分布。

1.2 夏代的竹林分布

禹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尚書禹貢》記載了九州的劃分，山川方位走向，物產貢賦交通的情況，是我國古代最早最有價值的地理學著作。[8]《禹貢》則記載了我國夏代竹林資源的分布。禹分中國為九州，設九牧。九州之中，豫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等六個州都有竹子及其產品的進貢，說明這六個州都是當時的竹子產區。而揚州和荊州則是重點產區。揚州包括現在的江蘇、安徽中南部與浙江、江西，相當于現在的淮河以南及東南沿海地區。《禹貢》記載揚州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下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苞桔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這里的“彭蠡”為今鄱陽湖，“震澤”為今太湖。“篠”為小竹子，“簜”為大竹子，“苞”為冬筍，“篚”為竹器。說明揚州有大面積的竹林分布，所以才有竹材、竹筍的進貢。“荊及衡陽惟荊州”，相當于現在的湖南、湖北一帶，《禹貢》載荊州的貢品是“惟箘簵楛”，“簵”是一種美竹，“箘”是竹筍加工的筍干。濟水和黃河之間是兗州，相當于今河北、山東間。渤海與泰山之間是青州，相當于今山東半島。黃河、泰山、淮河之間是徐州，相當于現今的江蘇、安徽北部和山東南部。荊山至黃河之間為豫州，相當于今河南全部和湖北北部。以上四州雖不進貢竹材及制品，但進貢的貢品是通過竹器來盛裝的，說明這四州也是竹子的分布區域。

1.3 商代的竹林分布

殷墟是殷商故都，位于今河南安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那里發掘出大量的古生物遺骸，其中有同西安半坡遺址相同的竹鼠等亞熱帶動物。殷商甲骨卜辭中有：“王用竹，若”（《乙》六三五）、“叀竹先用”（《后》下二一二）、“貞，其用竹……羌，叀酒肜用”（《存》二二六六）等記載，[6] 還有“竹”、“筍”、“箕”、“筐”、“笰”、“箙”、“簟”等竹部文字的出現，說明竹在當時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況，表明河南及安陽地區的黃河流域當時有竹林資源的分布。從考古發掘資料可知長江流域有竹林的大量分布。四川廣漢三星堆文化遺址晚期（屬第二期文化，相當于夏商文化）房址發現有用竹作居民建筑材料。江西九江商代文化遺址發現有用竹子作打井的材料。湖北大冶銅綠山商代銅礦遺址發掘有用竹作采礦的工具。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江西文物考古所與德安縣博物館對江西省德安縣陳家墩商周遺址聯合進行了發掘，清理了8口水井，出土了大量商周時期的石器、陶器、竹編器、木器等。[9] 這些均可佐證，商代長江流域有竹林資源的大面積分布。

1.4 周代的竹林分布

周朝是我國第三個奴隸制王朝。中國的許多方塊文字，用會意象形來表示，在那時已形成。方塊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書籍、家具、運動資料、建筑部分以及樂器等名稱，都以“竹”為頭，表示這些東西最初都是用竹做成的。由此可以想象到當時竹類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曾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推測，在周朝初期氣候溫暖，可使竹類在黃河流域的陜西地區廣泛生長。周代的歷史文獻對竹資源的記載甚多。《詩秦風小戎》中云“竹閉緄縢”，反映了渭河與千河上游，今天水、隴縣一帶有竹林分布。到西、東周之交有竹制弓箭的記載。《詩小雅斯干》曰：“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足見當時鎬京附近終南山（今秦嶺）北坡一帶，有不少竹林的分布。《詩衛風淇澳》：“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瞻彼淇澳，綠竹青青。……瞻彼淇澳，綠竹如簀。”是對淇園竹林之茂盛程度的描述。《詩衛風竹竿》也有“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句描寫淇園之竹。《戰國策燕策》載燕國樂毅破齊之事，有“薊丘之植，植于汶篁”之句，是說將山東汶水流域的竹子移植到北京。《左傳襄三年》中有“晉伐齊，……焚申池竹林”之說，申池在齊國都地臨淄城內，均說明山東有大量竹林資源的分布。春秋時期董安修建晉陽城（今山西太原南）時，就使用了當地所產的大批竹材。說明山西中部的黃河流域有較大面積的竹林資源分布。《爾雅釋地》稱：“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這是有關浙江竹資源的描寫。關于周代竹林資源分布的記載較為詳盡的則是《山海經》一書。如《山海經西山經》載：“英山其陽多箭篃”、“竹山其陽多竹箭”、“羭次之山其下多竹箭”、“嶓冢之山其山多桃枝、鉤端”、“黃山多竹箭”、“翠山其下多竹箭”、“高山其草多竹”等；《山海經北山經》載：“京山多竹”、“蟲尾之山其下多竹”、“泰頭之山其下多竹箭”、“軒轅之山其下多竹”等；《山海經中山經》載：“渠豬之山其山多竹”、“蔓渠之山其下多竹箭”、“牡山其下多竹箭竹篃”、“長石之山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夸父之山其木多竹箭”、“荊山其草多竹”、“驕山其木多桃枝鉤端”、“綸山其木多桃枝”、“大堯之山其草多竹”、“龍山其草多桃枝鉤端”、“師每之山其草多竹”、“高梁之山其木多桃枝鉤端”、“騩山其木多桃枝”、“從山其下多竹”、“求山其木多篃”、“云山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龜山其下多扶竹”、“丙山多筀竹”、“夫夫之山其草多竹”、“暴山其木多竹箭篃箘”等。[10] 從《山海經》的這些記載大致可見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竹林資源的分布。上世紀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的楚國文化遺址，發掘出土了數萬件竹器物品，也可以佐證春秋戰國時期長江、淮河流域有大面積的竹林資源分布。

2．先秦時期竹林資源的利用

我國是何時開始利用栽培竹類資源的，目前尚無確切的定論。但根據專家考證，在距今一萬年前的長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原始人類就已開始利用栽培竹類。[11] 前述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出土有竹席等竹制品，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竹編織物的印跡，龍山文化的陶器上的籃紋，浙江湖州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大量竹編織器物，等等。都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竹類就與古代中國人的生活密切相關聯，開發利用竹類植物，制造竹器物，用于改善生產和社會生活條件。我國先秦時期人對竹類資源的利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2.1 生活用竹

竹在先秦時期就與人們的衣食住行用密切相關，是不可缺少的材料。

2.1.1 竹與房屋建筑 在新石器時代，竹就是古代先民的建筑材料之一。距今約6000年的湖南常德澧縣東溪鄉屈家嶺文化的城頭山古城遺址，發現有用竹作房屋建筑材料，房屋建筑采用編竹夾泥的方式。[12] 江蘇吳縣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草鞋山遺址發現有竹用做干欄式建筑的材料。四川廣漢三星堆二期文化遺址的房址出土的木棍和有竹片痕跡的紅燒土塊，說明是竹編木骨泥墻的建筑遺存。[3] 當時巴蜀居民就地取材，用木棍和竹片編成籬笆，再在里、外兩面涂草抹泥，頂部以竹、茅覆蓋，長背短檐，底架也采用木或竹架構。考古人員在四川成都西門十二橋發現有商周大型干欄式宮殿建筑遺址，在西勝街軍區三招待所發現有春秋戰國時期的木柱、竹編、藤編建筑遺址，在距王建墓大門西約80米處發現有竹編干欄式建筑遺址。[3] 這些都有力說明先秦時期竹被廣泛地應用于居民建筑。

2.1.2 竹筍的食用 中國古代人食

2.1.2 竹筍的食用 中國古代人食用竹筍的歷史悠久。據歷史文獻記載在大禹治水時代就被食用。《尚書禹貢》中記載古代揚州和荊州的貢品中有“苞”、“箘”，注家認為是竹筍或其干制品。可見，早在4000年前的夏禹時代，古代人就把竹筍作為貢品，成為供王侯貴族們享用的美味珍饌。《尚書顧命》中還說，周成王臨終時，命召公、畢公率文武諸侯擁戴康王登基即位，是日以筍席款待，因有“敷重筍席”之說。《詩大雅韓奕》中有“其蔌維何，惟筍及蒲”詩句。竹筍還成為先秦時期祭祀鬼神的祭品。竹筍是《周禮》規定的“七菹”之一，《周禮天官醢人》有“加豆之實，筍菹魚醢” 之載，即是說在豆籩（竹制禮器）中盛放“筍菹”、“魚醢”來“薦鬼神”。“筍菹”就是用菹法加工制成的竹筍食品。由于竹筍不易保存，考古發掘出土先秦時期的實物很難見到。

2.1.3 竹與交通 在先秦時期的交通工具和交通設施的使用中，竹就得到了廣泛地應用。春秋戰國時期車上的許多設施是取竹制成的，如“箱”是“大車牝服”，取竹編成。“篚”是車笭，是車軾下縱橫交錯的竹木條。“簚”是車軾上的覆蓋物，是竹編的簾。“簟笰”是車上的竹編席蓬。“簈篂”是竹編的車幡。先秦時期的轎子也是取竹制成的。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大墓出土的肩輿（古代的轎子），欄桿的上半部有用扁竹條圍繞四周，扁竹條和立桿相接處還用竹絲纏縛。[13] 竹筏是先秦時期的重要水上交通工具，《拾遺記》稱是軒轅黃帝制造發明的。先秦文獻中就有竹筏的記載。《詩國風邶谷風》言：“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方就是竹木筏。《越絕書》有“方船設洑，乘桴洛河”之載，桴、泭皆是用竹木制的筏。

2.1.4 日用竹器物 我國在新石器時代日用竹器物就得到廣泛地使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成為廣大民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養生送死”的物品。先秦時期得到廣泛使用的日用生活竹器主要有炊飲具竹釜、竹箄、竹簞、竹簋、竹簠、竹籩、竹筒、竹筷、竹鼎蓋、竹夾等，盛物的竹籃、竹笥等，臥具竹床、竹枕、竹席等，消暑避雨具竹扇、竹笠、竹傘等，清潔具竹篲，用于裝飾的竹簾，扶持具竹杖，服飾具竹簪、竹笄、竹篦、竹冠、竹箴，等等。這些同一器物也有多種用途。如竹簋、竹簠、竹籩、竹鼎蓋、竹簾、竹杖等，在先秦時還被作為禮器使用。竹席除了作生活用具外，經常被放置于棺底板或雕花板上及用于裹尸的喪葬用具。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墓葬中就出土此類竹席一百多件。竹笥則是用途最多的日用生活竹器，其形制有圓形、方形、長方形等三類，主要用途有六：一是放置食物的，二是放置銅鏡、帶鉤和梳篦等服飾用具，三是放置文書工具與度量衡器等物，四是放置衣服，五是放置樂器構件等，六是放置竹簡。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墓已發現竹笥達一百余件，有的編織工藝和裝飾極為精美。此外，湖北當陽金家山9號楚墓出土了一雙春秋戰國之際的竹筷，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和湖北荊門包山楚墓分別出土有竹制床屜，湖北江陵馬山1號楚墓和湖南湘鄉牛形山1號楚墓各出土一件竹枕，馬山1號楚墓還出土了我國最早的一件竹編扇，湖北江陵拍馬山19號、11號、2號楚墓各出土酒器竹卮1件，四川青川縣戰國古墓出土了竹簪4件、竹笄18件，等等。這些都有力的說明了先秦時期竹制日用生活制品的廣泛使用情況。

2.2 生產用竹

在我國先秦時期的生產活動中，竹就被制作為生產工具而得到廣泛地應用。

2.2.1 竹與農業 原始時代的人類在采集和狩獵食物的過程中，發明了石塊、竹木棒等人類最早的生產工具，繼而又發明了弓箭用于狩獵。隨著原始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竹制農業生產工具的不斷進步。通過對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鋤耕農業”的考察發現，原始農業生產活動中的播種工具是尖頭竹木棒、竹木鋤，中耕工具是竹絆刀、竹鶴嘴鋤，收割工具是竹木夾，看護工具是竹吊。春秋戰國時期產生的竹制農具有竹連枷、竹耙、竹箕、竹篩、竹筐、竹籮等。先秦時的文獻中有記載，如《詩采蘋》有“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之句提及竹筐。《詩小雅大東》有“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詩句，《說文解字》解：“簸，揚米去糠也”，“箕，所以簸者也”。浙江吳興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出土有竹編織的竹箕。竹井是古代灌溉農田的設施，1985年江西九江新合鄉神墩發現商代有水井遺址，出土有竹棍、竹席編織物。1974年至1976年湖北江陵楚都故地紀南城遺址上發掘5座竹圈井，1979年又在紀南城發掘高矮竹圈井4座，井圈均系竹編織而成的。[13]

2.2.2 竹與漁業 我國先秦時期的捕漁業工具很多是取竹制成的。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遺址發現有竹制的捕魚工具“倒梢”。周代文獻中提及周代的竹制捕魚工具有笱、罶、罩、筌、簎、釣竿等。《詩齊風敝笱》有“敝笱在梁，其魚魴鱮”，《詩邶風谷風》也有“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詩小雅魚麗》有“魚麗于罶”，《爾雅釋器》曰：“嫠婦之笱謂之罶”，《詩小雅南有嘉魚》曰：“南有嘉魚，蒸然罩罩”，《爾雅釋器》稱：“籗謂之罩”，郭璞注：“捕魚籠也”。《詩衛風竹竿》有“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句，等等，都是對當時竹制捕魚具的真實描述。

2.2.3 竹與手工業 我國在先秦時期就有手工業生產活動，如礦產的開采、編織、紡織等。竹就被作為生產工具和對象而得到了廣泛使用。我國在商代就開始了對銅的開采。湖北大冶市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是我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古銅礦遺址，年代為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遺址中發現大量的竹木材料用于當時的開采設施和工具，出土了多件作為裝載與提運的竹箢箕、竹筐、竹提簍等。[14] 先秦時期就利用竹制作紡織工具，江西貴溪戰國崖墓發掘有許多竹制紡織工具，有整經具竹制齒耙3件、竹制杼2件、竹制導經管1件、竹制繞線框1件、竹制引緯桿1件、竹制紡縛1件。[15] 先秦時期還產生了以竹子為生產加工對象的竹器手工制造業，生產了數以萬計的竹器物品。

2.3 文化用竹

竹對傳承中國先秦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主要是竹制文具和竹制樂器。

2.3.1 竹制文具 先秦時期的竹制文具主要有竹簡、竹質毛筆、竹算籌等。竹簡是先秦時期記錄文字的主要載體。在商代就得到了使用，西周中期成為書寫的主要材料，開始了竹簡文化時代，直至南朝時止，竹簡作為書寫材料流行了二千余年。春秋時期鄭國的刑法刻在竹簡上稱“竹刑”。《左傳定九年》載：“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史記孔子世家》中提孔子讀《周易》而“韋編三絕”，是說三次把竹簡上的絲繩磨斷了。先秦諸子百家著書立說，都是書寫于竹簡上的。自1899年在新疆出土了竹簡以來，到目前為止，全國發現有數萬枚竹簡。現發掘出土為先秦時期的竹簡20多批，主要是春秋戰國時代楚國的竹簡，主要出自于湖北、湖南、安徽、河南4個省份的楚墓和楚王墓葬。目前考古發掘出土最早的竹簡是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擂鼓墩1號墓），出土竹簡240余枚，總字數達6600余字，是春秋末或戰國初期的遺物。簡文記載了楚曾兩國的音樂、天文、葬儀、車馬、兵器、官職，以及曾楚兩國關系等內容，同時具有文字學史料價值，對研究當時的曾楚國文化具有很重要的作用。[15] 河南信陽長臺關1號楚墓出土的竹簡是我們目前發現最早的原本書籍竹書。1954年湖南長沙左家公山15號楚墓還出土25枚空白竹片，并用絲線貫穿，當是供書寫的空白簡。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1號楚墓出土大批竹簡，共804枚，計有墨書文字13000余字，保存完好，內容非常豐富，包括道家與儒家的著作18種，是我國考古史上楚簡的一次重大發現。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收購了1200余枚楚國竹簡，3萬余字，主要內容是先秦古籍，涉及哲學、文學、 歷史、政論等內容。[13] 因此，大量先秦竹簡的發現，其內容涉及當時社會生活各方面，主要有關于楚國當時的社會狀況、官職名稱、司法制度、土地制度、戶籍管理、埋葬制度、生活習俗，以及大量先秦古籍的重要發現，對中國先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竹質毛筆是起源于史前時期的竹挺（用小竹棍削尖而成），殷商時期伴隨著甲骨和竹簡書寫材料的大量使用而產生了竹質毛筆，西周時成為書寫的主要工具。先秦時期竹質毛筆實物有兩支，是楚國墓葬出土的。一為1954年湖南長沙左家公山15號楚墓出土的兔毫竹管筆，筆桿是實心圓竹制成。另一為河南信陽長臺關1號楚墓出土，形制相似于前支竹質毛筆。

竹算籌是我國歷史上使用最早的計算工具，是取用一些竹簽或小竹棍制成。殷商時期已經得到使用，先秦時期的文獻中均有提及。如老子《道德經》有“善數者不用籌策”之載，是說計算能力強的人不用算籌計算。1954年湖南長沙左家公山15號楚墓出土了竹籌40余根。

2.3.2 竹制樂器 我國先秦時期許多樂器是竹制成的。先秦文獻《呂氏春秋仲夏記古樂》載：“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為阮隃（昆侖）之陰，取竹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薄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雖是傳說，但反映了竹質樂器的史實。最早的竹樂器是籥，傳說人們為頌揚大禹治水功德，舉行樂舞《大夏》，用籥伴奏。甲骨文中有籥字的象形，形似編管，說明其是編管竹樂器。籥是商周時期排簫的前身，所以《尚書益稷》有“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之句追述舜時的“簫韶”樂舞。周代樂器被分成八類：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史稱“八音”，竹樂器已成為其中之一類。《詩經》中記載周代樂器有29種，其中竹樂器有籥、簫、管、篪、笙。春秋戰國時出現的竹質樂器還有竽、筑、箏、篴等。先秦的文獻多有述說。如《周禮春官》載，笙師“掌教龢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詩有瞽》有“簫管備舉，喤喤厥聲”之句，《詩小雅何人斯》也有“伯氏吹塤，仲氏吹篪”之載，《韓非子》書中有“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等等，都是對先秦時期竹制樂器的描述。我國考古發掘出不少先秦時的竹質樂器，主要有竹排簫、竹篪、笙、竹相等。1978年湖北隨縣擂鼓墩1號墓（曾侯乙墓）葬出土了數件竹質樂器，制作精美絕倫。[15] 其中出土2件形制相同的竹排簫，是用13根長短大小依次遞減的細竹管排列，再用剖開細竹管分3道纏縛而成。兩件簫管長短不一，說明音階各異；其中出土時尚能吹出聲音。器表飾以黑漆為地，用紅色、金黃色繪陶紋和三角形紋。出土了2件竹篪（竹笛前身），由天然細竹管加工制成，其長短和粗細相異，兩端有竹節，側面的中部鏤5個指孔，正面的頭尾兩端各有一吹孔與出音孔，正側面的孔為90°角。竹篪外表有彩繪花紋，用其仿制品測音結果，可吹出12個半音，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竹篪實物。還出土了笙5件，笙斗用葫蘆、笙管用細竹制成，有12、14和18管3種，還有調節音高的點簧物竹簧片。湖北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還出土6件笙，湖南長沙瀏城橋一號墓也出土2件笙。河南光山寶相寺發掘春秋早期的黃君孟夫婦墓葬出土竹排簫1件，根據竹管粗細及竹節尺寸，參照同形器物復原為4組，每組11根，共用44根竹管。[15] 湖北省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和江陵藤店一號楚墓分別出土竹相各1件。[13]

2.4 兵器用竹

兵器是人類保護自身安全的武器，竹作為冷兵器時代的制作材料得到了廣泛應用。傳說黃帝時能工巧匠垂最先用竹制作箭矢，“羿射日”的神話傳說表明遠古時代已使用竹弓箭。古老的民歌《彈歌》中唱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描述了原始人用竹制造弓箭獵獲動物的過程。進入奴隸社會的夏商周時期，弓箭被視為戰爭的主要兵器。當時產生了弓箭制造業，《周禮考工記》中記載制造弓箭的工匠名“弓人”。殷墟甲骨文中有“笰”、“箙”字出現，“笰”是削竹而成的箭，“箙”是用竹筒制成的盛矢器。根據考古資料先秦時期用竹制作的兵器及構件主要有竹弓、竹箭桿、竹矢箙、積竹柄等。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了450件兵器，其中弓箭最多，弓背為毛竹片，箭桿為箬竹莖；竹弓背有單層和雙層，并分為長弓和短弓，有漆扎、細畫，極為精致。[15] 此外湖南長沙瀏城橋一號楚墓出土3件竹弓、長沙掃帚塘138號楚墓出土1件竹弓、湖北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出土5件竹弓、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出土2件竹弓，[13] 都是用2—4根竹片迭合而成，形成中部寬且厚，兩端窄且薄，通體由麻布包裹，絲線纏繞捆扎，髹黑漆。湖北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出土了50件竹箭桿，其中有4件殘長60厘米，20件殘長52厘米，26件殘長僅30厘米。[13] 竹矢箙有有圓筒狀和兩半邊合成兩種，長沙瀏城橋一號楚墓和江陵藤店一號楚墓出土的竹矢箙就是兩半圓形竹片合成的，矢箙里還放有帶箭桿的箭數支。“積竹柄”是青銅戈、矛、戟、殳等長兵器的柄，一般是用一根木棒外包1—2層細長的竹片，并用絲線纏緊，再涂黑漆和紅黑相間漆。由于竹子具有彈性和堅韌性，就比木柄不易折斷。長沙瀏城橋一號楚墓出土2件“積竹”戈柄、1件“積竹”矛柄，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出土“積竹”戟柄1件。

主要參考文獻

1. 藍 勇. 長江三峽歷史地理[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2. 張海鵬， 等. 安徽文化史上[M].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3. 屈小強， 等. 三星堆文化[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4. 竺可楨. 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學報， 1972， (1).

5. 徐日新. 新石器時期渭水上游的生態變化[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2002， (3).

6. 文煥然. 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M]. 重慶: 重慶出版社， 1995.

7. 馬 強. 歷史時期漢中盆地的生態環境及變遷[J]. 漢中師范學院學報社， 1998， (3).

8. 顧寶田， 等. 尚書譯注[M].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9. 張鈞成. 中國古代林業史先秦卷[M]. 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5.

10. 袁 珂. 山海經校注[M]. 成都: 巴蜀書社， 1996.

11. 張之恒. 中國原始農業的產生和發展[J]. 農業考古， 1984， (2).

12. 趙世龍， 等. 六千年古城橫空出世[N]. 廣州: 南方周末. 1997—01—31， (2).

13. 陳振裕. 楚文化與漆器研究[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03.

14. 張正明. 楚文化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15. 關傳友. 中華竹文化[M]. 北京: 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0.

A Study On Bamboo Resources and Their Utilization

in Xin Qin Period of China

詩的起源范文第5篇

Pruitt lgoe的建造背景是美國政府1949年發起“住房運動”,提供聯邦資金用于城市更新和掃除貧民窟。1951年山崎實接到了這單為2800戶低收入人群建筑居民房的任務,他顯然有樹立一個建筑創意和社會福利相結合的范本的理想。

在風格上,他把簡約、洗練的現代主義發揮到極致:功能上,更為將來的住戶操碎了心:不是說高層樓房會失去社區交流空間,人與人之間會變得冷漠而陌生嗎?于是他設計了幾層樓共用一個電梯口,使人們繞路的時候多出了交流的空間和機會,樓道寬闊的回廊,可供居民們喝喝咖啡,聊聊家常;樓與樓之間大片空曠綠地,山崎實曾想象那些貧困但同樣有幸福權利的人們和孩童在那里玩耍。

Pruin lgee項目在1951年獲得了美國建筑師論壇雜志“年度最佳高層建筑獎”。1958年,33棟11層的平頂公寓樓完全竣工的時候,人們看到“陽光、空地、綠化”的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貫徹。不過當人們享受這片高層廉價福利房的喜悅不久,它很快變成了令人絕望的高犯罪率危險街區,大批的最初住戶便開始搬離。1972年3月,圣路易斯市政府在花費500萬美元整治無效之后,不得不將已成“不宜居住項目”的Pruingoe住宅區全部炸毀,山崎實和千萬美國民眾一起在電視中見到了自己的心血頃刻成了廢墟。

最早這片住宅區規劃2/3為黑人低收入家庭居住區,另外1/3給白人居住,但帶有種族隔離色彩的設計方案后來被要求做一定的修改。而要求黑人和白人混居的結果是不再有白人愿意遷人居住區,更致命的是項目的資金也跟著萎縮了。而設計之初的定位是住戶至少應該是丈夫有固定工作的低收入家庭,但實際上住進來的大多數成年人都沒有固定職業,而且很多是不完整的家庭。這一切導致山崎實所有精心設計的細節全被用作意想不到的他途:兩層共用電梯口的長長樓道,原為鄰居們增加見面機會之用,現在方便了犯罪分子搶劫住戶,而那條體現設計師人文關懷的空中走廊,成了交易碰頭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