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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世界貿易組織有關全球貿易的多哈回合談判宣告破裂之際,有關貿易全球化的爭論仍在繼續。最近在美國華盛頓的記者俱樂部舉辦的一場討論會上,有關專家指出,貿易全球化推動了經濟的增長,使人們更加富裕,但是同時也使很多人失去工作,心理上受到傷害。
貿易全球化給美國帶來好處。華盛頓的經濟智囊機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所長伯格斯騰首先在討論會上發言。伯格斯騰指出,美國是世界上最全面地融入世界經濟的國家。50年來,美國的進口關稅從大約40%降低到3%。貿易全球化也給美國經濟帶來很多好處。由于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融合,今天的美國經濟每年所創造的財富多了1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10%;使每個家庭的年收入增加了1萬美元,過去幾十年人均收入的增長有20%來自美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融合。
財富通過三個渠道增加。伯格斯騰指出,這些財富的增加是通過三個渠道實(轉下頁)(接上頁)現的:廉價的消費品,商品的種類更加多樣化。還有就是隨著其他國家降低貿易壁壘以及技術的發展,美國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銷售額上升,增加了出口行業的就業機會。這些行業的工資水平也得到提高。第三個渠道是提高了生產率。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工人的生產率增長比較溫和,到了90年代,生產率呈爆炸性增長,以至在過去10年里,美國的生產率每年增長4%,而在那之前的25年里,年增長率只有2%。伯格斯騰認為,生產率的高速增長一半是由全球化帶動的,因為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迫使美國企業和工人力爭上游,進行技術革新。美2/3進口來自發展中國家。美國制造業協會的首席經濟學家戴維?休瑟在討論會上指出,自從1998年以來,美國制造業每年的增長率只有3%,而進口每年增長8%,導致貿易逆差急速攀升,從250O億美元激增到6000億美元。休瑟說,現在美國人消費的制造業產品有1/3來自進口,在1992年這個比例只有1/4,在1982年只有15%。自從1998年以來,進口產品中有2/3來自發展中國家,其中有一半來自中國。
斯巴夏特:全球化帶來痛苦。其他在討論會上發言的人談到全球化給美國企業和勞工隊伍帶來的痛苦。《華盛頓時報》記者斯巴夏特曾撰寫有關企業界對貿易全球化反應的系列報導。他提到他報導過的一家美國電視制造商。1989年,這家公司有3500名員工,而現在只剩下30人。這個公司現在已經不制造電視了,只提供電視維修服務。斯巴夏特還舉了波音的例子。他說,波音公司研發了一種新型的飛機,并把生產這種飛機的2/3的工作外包給美國和外國的公司。日本、法國和英國的公司都參與了制造工作。這個戰略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這之前有三四年的時間,波音落在它的主要競爭對手空中客車的后面;但是去年上半年,波音得到496架飛機的訂單,而空中客車只得到了117架飛機的訂單。與此同時,波音裁減了工作人員。在1998年6月,他們的民用飛機部門有11.9萬多名工人在工作,到去年6月只剩下了52698個工人。與此同時,整個飛機制造業的工人從57.8萬人減少到45.5萬人。
這些專家都同意,貿易全球化的大趨勢可能會繼續下去,但是有關方面需要采取措施,應付全球化帶來的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干事阿澤維多當地時間2月22日在瑞士日內瓦宣布,WTO《貿易便利化協定》正式生效。作為WTO成立以來達成并生效的首個多邊貿易協定,《協定》可謂是多哈回合談判啟動以來取得的最重要突破,對中國乃至世界經濟都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首個多邊貿易協定
2013年12月,WTO第九屆部長級會議達成該組織成立以來首份多邊貿易協定“巴厘一攬子協定”,其中貿易便利化對全球貿易的影響最為明顯。WTO各成員于2014年11月通過有關落實《協定》的議定書,此后該議定書交付WTO成員核準,三分之二成員核準接受后《協定》才能生效。
阿澤維多在當天舉行的新聞會上表示,通過核準該協定,WTO成員兌現了他們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承諾。
這個自WTO成立以來達成并生效的首個多邊貿易協定,其影響和意義不言而喻。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副主任何偉文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協定》正式生效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降低全球貿易成本,增加各成員額外收益。
根據WTO測算的數據,加入《協定》的成員貿易出口平均每年將增長3.5%,經濟產出增長0.9%,《協定》的全面實施可將全球貿易成本平均降低14.3%。到2030年,《協定》每年可以為世界貿易增長貢獻2.7個百分點,為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貢獻0.5個百分點以上。
歐盟在《協定》生效后不久便在其官方網站上表示歡迎。歐盟指出,《協定》將有助于提高跨境貿易的透明度,提高效率,減少腐敗,同時有助于中小型企業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之中。為此,歐盟有意斥資4億歐元用于幫助發展中國家開展相應的改革,以適應《協定》中的條款要求。
與此同時,在逆全球化思潮不斷涌現、WTO多邊貿易體制遭受質疑的情況下,專家普遍認為,《協定》生效會極大地提高WTO各成員對多邊貿易體制的信心。“《協定》的達成與生效表明,多邊談判仍然是能夠產生有效成果的談判方式,在提振人們對整個多邊貿易體制的信心方面意義重大。”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中國WTO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崔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
對中國影響幾何?
多哈回合談判自2001年啟動至今,以中國為代表的很多WTO成員對多邊談判給予了高度重視,一直在堅定地推動其取得進展。因此,《協定》正式生效對中國有何影響也備受國內關注。
在《協定》獲得通過之時,中國商務部世貿司負責人曾表示,《協定》實施對提升我國貿易便利化水平、改善主要出口成員貿易便利化環境、減少我國產品進出口障礙并營造便捷的通關環境、推動我國外貿健康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崔凡表示,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出口國,貿易便利化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作為一個加工貿易大國,中國的中間產品貿易相當活躍。考慮到當前國際貿易大量是中間產品貿易,貿易便利化對中國這樣的在全球價值鏈中嵌入程度較深的國家來說,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與此同時,崔凡表示:“當前世界經濟雖然遇到了困難,也產生了逆全球化的思潮,但是多邊貿易體制對貿易保護主義起到了很強的遏制作用。中國是多邊貿易體制堅定的維護者,應繼續支持并推動WTO多邊談判進程。”
[關鍵詞] 全球供應鏈 國際貿易 資源配置
一、引言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的主體主要是以國家為邊界,國際貿易分工和利潤分配都是以國家為基礎。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在20世紀中期才逐漸引起國際貿易理論學者的注意。楊小凱,張永生(2001) 指出,專業化經濟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所帶來的交易費用的增加,消費者、生產者和交易費用沖突的結果是最優分工水平。全球供應鏈的形成使消費者和生產者一體化,是專業化分工和交易費用博弈的結果。
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以及信息技術手段不斷完善,全球供應鏈網絡平臺對于國際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大。本文將運用國際貿易的供應鏈模型,來研究全球供應鏈形成前后的國際貿易資源配置變化,以找出全球供應鏈對于國際貿易的影響。
二、全球供應鏈形成之前的國際貿易資源配置
全球供應鏈形成之前的國際貿易流程主要是線性的(圖一)。從中國的基本貿易流程來看,首先外企買家進行設計研發、決定采購、發出訂單,進出口公司或外貿公司接到訂單后,向制造商提供外企買家的設計和要求等,然后制造商向供應商采購必要的原材料和零件。訂單產品完成后,進出口公司或外貿公司辦理外貿手續聯系國際國內物流,發貨給外企買家,外企買家在發貨給分銷商,分銷商發貨給零售商。一些大規模生產的制造商和原材料供應商本身就有進出口權,但是在本身直接經營進出口業務的同時,他們也通過外貿公司和進出口公司與國外商家聯系。
此時,國際貿易系統的特點就是每一個環節都只同上家和下家有聯系,其盈利和風險均值涉及到自身。其缺點在于: 第一,對于市場來講,時間太長。由于國際貿易涉及的方面比較多,信息傳播和物流的時間格外的長,當產品最終到達消費者時,距離設計完成和做出采購決策時已經至少有三個月的時間,距離設計構思的時間則多達半年。第二,供應環節的費用和損耗極大。產品從供應鏈乙方向另一方的運輸,中間的存儲,各方面之間的信息交流等,占消費者支付價格的很大一部分。第三,由于國際貿易涉及各方之間僅對直接的上下家負責,各方忽視了自己暫時涉及不到的問題,如原材料供應方的過度開采、制造企業的環境污染、進出口方增加的利潤和對制造商的剝削、幾年后的產品質量、品牌忠誠度等等。第四,國際貿易各方獨自面臨來自自己同行的競爭,供應鏈上的企業不關心其供應鏈上其他企業的成本和生產效率,如果對方不能在競爭中提供最優產品,則直接被其他廠商替換。
整個國際貿易流程中的資源配置是分散的。雖然企業能過通過規模效益、勞動力成本、專業化來降低成本,實現高于國內生產的利潤,但是,其利潤并非來源于資源的最佳配置。首先,供應鏈上各方之間的信息、物流、倉儲環節所產生的費用很大。國際貿易中在發展中和落后國家中供應環節的費用還要更大。其次,由于供應鏈上企業之間的相關性較差,彼此之間不是合作互惠的關系,而是壓榨的關系。因此,生產效率高的企業沒有幫助相關企業提高其生產效率和管理水平。因此,資源配置在落后國家仍然存在著大量的浪費。如中國企業流動資產周轉率僅為1.62次/年,而美國、德國企業流動資產周轉率為8次/年,日本企業流動資產周轉率為7次/年以上。發達國家庫存商品總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僅為1%,而中國這一比值高達37% 。
三、全球供應鏈形成之后的國際貿易資源配置
全球供應鏈又稱全球網絡供應鏈,供應鏈的成員遍及全球,生產資料的獲得、產品生產的組織、貨物的流動和銷售、信息的獲取都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和實現的(陳兵兵2004) 。全球供應鏈的最大特點就是有一個核心企業。全球供應鏈形成之后,全球采購、配送和全球市場使國際貿易結構更加接近于網狀的(圖二)。
核心企業通過投資、控股、或簽訂長期互惠合同等方式與全球的供應鏈節點企業結為長期供應鏈合作伙伴,共同使用統一的供應鏈管理平臺。物流、資金和信息都以標準化條碼的形式傳入管理平臺,通過數據交換(EDI)技術的支持,來實現快速響應市場需求,及時補貨,和最小量生產。零售商采用銷售試點信息系統(POS)直接讀取銷售信息輸入至相關部門加以分析,零售端根據分析采用電子訂貨系統(EOS)向分銷商訂貨。設計和研發部門得到銷售數據分析后進行前瞻性或實時性的設計和研發,并通過產品數據管理系統(PDM)將各個不同計算機設計系統的信息集成,上傳新的設計給平臺。制造商和供應商從平臺得到設計和采購訂單后準備材料生產。分銷商從平臺上獲得新產品設計信息后,準備市場營銷、上架計劃,同時,零售商得到分銷商的上架計劃。因此,整個國際貿易的物流、資金和信息都由供應鏈管理平臺協同管理。
全球供應鏈形成之后,國際貿易中的規模經濟和分工細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成本和信息障礙加大。但是通過全球供應鏈系統的應用,消費者和生產者一體化,資源的利用率提高,交易費用降低,因而能夠實現最佳資源配置。
四、結語
全球供應鏈形成之后,核心企業可以將其國際貿易相關企業的資源都集中到實時性供應鏈網絡信息平臺上。因為信息的流暢,庫存、物流、資金浪費被減少到最低點。同時由于資源共享和長期的供應鏈伙伴關系,核心企業統一協調國際貿易中所有資源,因此,全球整體的資源利用得以提高。
參考文獻
[1]陳兵兵: 供應鏈管理-策略、技術與實務[M]. 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04:451
輪胎特保案開了個壞頭
9月1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決定從當月的26日起,對從中國進口的輪胎實施為期3年的特保制裁,即在4%的原有關稅基礎上,分別加征35%、30%和25%的附加關稅。這是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發起的首例特保調查,也是案值最大的一起。此舉一出,迅速遭到中國政府以及中美業界的廣泛反對,不少輿論認為,這將帶來“兩敗俱傷”的結果。
一方面,對于出口利潤本已相當微薄的中國輪胎業而言,是沉重的打擊。一旦特保措施啟動,由于無法承受懲罰性的稅率帶來的成本壓力,中國產小轎車和輕型卡車輪胎很可能在未來3年里全面退出美國市場,預計這將造成中國20多家輪胎企業倒閉,10萬工人失業。
另一方面,美國輪胎業也未必是該項關稅政策的獲益者。據悉,美方在中國有4家合資的輪胎生產企業,特保政策一出,他們的利益將受到直接損失。同時,在美國從事中國輪胎進口、經銷、運輸等行業的10萬人也面臨失去工作的風險。這對美國就業市場其實是雪上加霜。
此外,中國產輪胎在美國的平均售價為每個50至60美元,而美國高級輪胎價格達200美元,無法買到物美價廉的中國輪胎,對處在低迷經濟環境下的美國消費者也不是件好事。在特保措施出臺后,美國低價輪胎的價格急劇上漲,漲幅已達10%至28%。
特保案造成的惡劣影響還不止于此。《華爾街日報》9月15日的報道稱,美國聯合鋼鐵工人工會暗示,特保舉措可能會令美國更多的行業發起抵制中國制造的行動。
而就在美國出臺特保措施前后,阿根廷和巴西也表示將聯合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展開反傾銷調查;10月6日,歐盟部長理事會公告,裁定中國輸歐無縫鋼管對歐盟產業構成損害威脅,決定征收17.7%至39.2%的最終反傾銷稅。此外,印度對中國乘用車輪胎的特保調查也已展開。
中國反擊并非形式主義
輪胎特保案被認為是奧巴馬時代中美貿易摩擦第一案,不僅僅是因為它是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發起的第一例特保調查,也因為中國政府對此事作出的迅速回應,表現出了“針鋒相對”的意味。中國商務部宣布,將依照中國法律和世貿組織規則,對原產于美國的進口肉雞產品啟動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審查程序。
中國政府在此事上表現出的激烈姿態,很快引起了美國禽肉行業的不安。美國禽肉和雞蛋出口協會負責人表示,理解中國方面的憤怒,他們為奧巴馬政府的處理方式感到不安,同時呼吁中方撤銷對進口美國肉雞的相關指控。
開打全面貿易戰可能性不大
中國早已淪為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截至2008年,中國已連續14年“榮登”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冠軍寶座”,并連續3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筆者從10月底第六屆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論壇上了解到,2009年1至9月,共有19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88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反傾銷57起,反補貼9起,保障措施15起,涉案總額約有102億美元,涉案金額在1億美元以上的貿易救濟調查就有17起。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國出口同比減少1448.6億美元,其中僅“兩反兩保”調查直接影響出口的金額就達82.76億美元,占同期出口減少總額的5.7%。若再加上各種貿易壁壘,受影響的出口金額就更大了。
[關鍵詞]貿易格局;國際分工;經濟危機
[中圖分類號]F74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7)05-0026-02
[作者簡介]孫緒鑫,男,漢族,經濟師,碩士,研究方向:戰略研究、戰略規劃。
伴隨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產過程的全球化,現代生產的分工過程越來越細化。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國際分工表現為以技術差距為基礎的分工和以要素稟賦為基礎的分工,在國際分工深化到產品不同生產階段的背景下,以上兩種分工形式的結合即表現為垂直專業化。20世紀90 年代以后,以垂直專業化為核心的制造業新型國際分工格局逐漸形成,并呈現以下主要特征:1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加速增長,其速度遠遠超過同期世界GDP的增長,但也呈現日益擴大的波動性;2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作用迅速上升,傳統發達國家的全球貿易份額趨于下降;3進入21世紀以后,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多邊貿易體制日益為其局限性所困擾,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遭遇挫折,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多數國家參與全球競爭的替代選擇,使得區域內貿易成為全球貿易增長的重要動力;4全球貿易失衡不斷加劇,形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核心逆差國和以東亞經濟體以及海灣國家為代表的貿易順差國兩個極端;5最近一輪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沖擊刺激了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為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增長增添了更多不確定性。上述全球貿易格局發展的特征實質上可以理解為全球生產分工形態調整導致的結果。
一、全球分工調整動因
垂直專業化的基本尺度是:擁有技術和相應要素優勢的國家生產附加價值最高的產品,或者從事附加值最高階段的生產;技術落后或缺乏先進行業發展要素的國家則從事技術含量低的產品生產或部分階段的生產加工。
對于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這些國家技術落后和要素稟賦適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而被迫參與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的生產,或者從事某種產品特定階段的加工。發展中國家從事加工生產和貿易的地位被內外兩方面的因素固定化。從內因方面看,發展中國家既缺乏技術創新的要素,也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對于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企業而言,盡管單位產品生產加工階段所獲得的收益較少,但“薄利多銷”策略也可使得廠商在大規模加工生產的條件下獲得可觀的絕對收益,以致技術落后國廠商失去吸收和改進技術的動力。從外部原因看,在當前技術生命周期日益縮短而技術傳播速度日益加快的背景下,技術發明者可以通過直接投資的形式將標準化技術向發展中國家擴展來實現技術生命的延伸。這種延伸的一種可能結果是,技術發明者憑借相對先進的生產技術在東道國市場上占據優勢地位,甚至將當地競爭對手淘汰出局。因此對東道國而言,跨國企業對東道國企業的兼并重組可能消除發展中國家“干中學”的產業源泉,迫使技術落后國專注于產品特定生產階段的加工。
伴隨技術發明、產品設計與產品加工制造在地點上的分離,技術先進國不斷從發明和產品設計中獲得經驗累積,強化這些國家在技術發明和產品設計方面的優勢。而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專注于產品加工(或是某個階段產品的加工)積累加工經驗,因而能夠強化其加工高質量產品的能力。這樣,傳統的“干中學”在發展中國家演化成“從加工中學”,這種演化導致的結果是制造業國際分工的日趨專業化。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信息技術革命為基礎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使以上機制具備了發生作用的條件。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本土公司依據其比較優勢,逐步退出全程制造,將勞動密集型工序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或者外包的方式轉移到中國等國家,其自身則更多地致力于研發、品牌塑造和推介,以及全球I銷等高附加值環節。但全球分工格局的演變并不僅限于制造業。隨著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本土制造活動趨于減少,這些國家將更多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源轉入以現代金融業為代表的價值增殖程度更高的服務業部門,從而逐漸形成和強化了發達國家專業化于以現代金融為代表的服務業和高附加值的制造業環節,而新興發展中國家日益專注于制造業加工組裝的不平衡國際宏觀分工格局。
二、全球分工調整對世界貿易格局的影響機制
垂直專業化的分工基礎決定了各國的貿易結構。技術先進國出口技術含量較高、附加價值較大的產品,這些國家通常在產品設計、試驗和經營管理等方面積累了經驗的豐富,因而通常也致力于從事設計和產品推介活動。而技術落后國則生產和出口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價值相對較小的產品。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和東盟等東亞國家憑借不斷增強的制造業基礎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步發展為“世界加工廠”。以產品內分工為特征的垂直專業化生產成為推動東亞地區分工模式演進的主要動力,在東亞地區形成了世界上最為復雜和完善的垂直專業化分工網絡。在這樣一個網絡內部,零部件貿易迅速發展,而制成品則源源不斷地輸往發達國家市場。
由于垂直專業化分工實現了產品不同生產階段的空間分離,在制成品進入最終組裝階段以前,中間產品多次跨越國境流動。與傳統的產業間或產業內分工相比,垂直專業化分工會帶來更多貿易流量。隨著垂直專業化分工逐漸成為全球制造業,甚至服務業分工的重要形式,必然導致全球貿易增長遠遠快于GDP增長的結果,同時強化了垂直專業化分工貿易與參與國GDP之間的關聯性,進而導致全球貿易更容易受GDP波動影響的結果。
由于美國等發達國家逐步退出全程制造,其經濟結構日益向現代服務業部門傾斜,導致多數發達國家實體產業逐漸空心化。來自發達國家的商品出口份額相對下降,而中國等依靠全球化機遇推進工業化進程的經濟體則源源不斷地將制成品輸往發達國家市場。這種貿易模式的轉變導致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貿易體系中作用不斷加強,而發達國家地位相對下降的結果。
在不平衡的新型國際分工背景下,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就出現了貿易失衡的必然性:多數發達國家本土的生產活動逐漸由制造業部門向服務部門集中,本國的制成品生產無法滿足本國需求,同時,這些國家國際分工獲得的大份額收益使其國內需求維持在較高水平;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通過承接外包和長期的高投資率獲得了“世界加工廠”的巨大生產能力,這種產能的增長遠遠超過國內需求的增長速度。貿易成為彌補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之間產出和需求缺口的自然途徑,從而內在地決定了二者之間商品貿易收支的不平衡。只要二者之間這種不平衡的分工模式得以延續,上述貿易不平衡就必然得以維持。總體來看,1990年至今的20多年間,美國和部分歐盟成員國的商品貿易收支逆差已經成為難以扭轉的頑疾,只有在嚴重的經濟衰退沖擊下才出現短暫的收窄。這一現象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這一時期內(特別是2000年以后),全球經濟和分工結構的失衡持續加劇。東亞制造業的不斷發展和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形成的對石油等大宗初級產品的巨大需求,則是推動海灣等國家貿易盈余的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三、結語
在不平衡的新型國際分工背景下,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出現貿易失衡的必然性。從長期看,最近一輪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經濟失衡長期積累的結果,因而當前不平衡的全球分工和貿易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對于中國而言,在后危機時代已經顯現的全球經濟調整中,中國經濟的增長仍然離不開世界市場。盡管中國已經出現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勢頭,但中國仍將在較長的時期內保持勞動成本優勢,同時還擁有工業化中期巨大的工業發展潛力與大國優勢。在新一輪全球經濟調整中,中國仍然具備制造業發展的潛力與成本優勢。發達國家掌控全球價值鏈對中國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約束將日益突出,因此中國迫切需要強化自主的技術研發和應用能力,推進產業升級,同時致力于擴大內需,減輕對國外市場的依賴。為應對新一輪的國際保護主義,中國應當對本國的進出口政策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在倡Ш屯平雙邊和多邊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同時,完善對外貿易預警機制。在WTO規則允許的框架內對本國市場予以適度的保護,對我國對外貿易限制的國家和地區予以及時有效的反制。此外,中國還應當利用經濟危機恢復期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重新調整的契機,積極適當地參與各類雙邊和多邊協調,增強對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話語權。
[參考文獻]
[1]James Bryant Can The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urvive in The Years to Come? [EB/OL] http://bizmologyhooverscom,2011-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