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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許可法論文范文第1篇

行政機關違法實施行政行為必須承擔法律責任，這是依法行政原則的最基本要求，行政許可行為也不例外。行政機關違法實施行政許可行為的責任分為兩種：一是撤銷的責任，二是補救的責任。所謂撤銷的責任是指行政機關有義務撤銷違法的許可，恢復到許可以前的狀態。主要是針對行政機關違法發放、變更許可行為而言的。當行政機關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人給予許可后，申請人取得了不應當取得的許可，就可能會給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造成損害和威脅，如果不及時糾正，必定會違背許可的目的。所以，行政機關一旦發現行政許可行為違法，為了保障公共利益，應當撤銷該項違法的許可行為。當行政機關違法變更了一項合法的許可，導致他人利益遭受損失時，行政機關也有義務加以及時糾正。撤銷責任的理論依據來源于依法行政原則。根據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原則，對于違法的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必須承擔糾正的責任，使之恢復到許可之前的狀態。例如，行政機關對于不符合生產條件的申請人發放了藥品生產許可證，如果不加以糾正，許可證持有人就會根據許可的權利生產不符合條件的藥品，必然會給社會公共利益造成損害。所以，只要行政許可行為是違法實施的，不管是程序違法還是實體違法，不管是相對人違法還是行政機關違法導致的許可結果，許可機關都必須撤銷。如果許可機關不撤銷其違法行為，上級機關有權撤銷。作為許可行為利害關系人的第三人也有權要求行政機關撤銷違法的許可行為。如果在違法的行政許可行為沒有特定的受害人，那么，代表公益的其他國家機關，如檢察院也可以要求行政機關撤銷其違法的許可行為。撤銷的途徑可以是行政機關的自行撤銷，也可以通過行政復議予以撤銷，還可以通過行政訴訟途徑予以撤銷。撤銷的具體方式可以是：撤銷、許可證照，撤銷違法的變更、廢止、核準、備案、登記等行為，確認某項許可行為無效或者違法，收回已經發放的許可文件等。當然，并不是所有的違法行政許可行為都可以直接予以撤銷。因為撤銷的責任不僅受依法行政原則支配，同時也受信賴保護原則支配。特別是當撤銷涉及違法授益行為時，必然會給受益人造成一定財產損失，所以要求行政機關在“不違反信賴保護時，行政機關始得向后撤銷之。如果行政行為的受益人因信賴該行為已就其生活關系作成持續二無法更改之轉變時，向后之撤銷亦非所許。”因此，違法的許可行為是否必須全部撤銷要在權衡受益人的信賴利益是否值得保護以及不撤銷行政行為會給公共利益造成何種影響兩方面因素的基礎上確定。

行政機關違法實施許可的另外一項責任是補救責任，可以理解為補償受害者責任。該項責任受行政法上的信賴利益保護原則支配。如果行政機關違法實施行政許可行為，導致許可申請人或者利害關系第三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損害的，行政機關根據信賴利益保護的原則決定是否撤銷該行為，如果撤銷，必須對受益人由于信賴該行為的合法存在而產生的利益加以補償。那么，究竟由誰來承擔行政許可的補救責任呢？又如何承擔這種責任呢？通常情況下，誰實施行政許可行為就應當由誰承擔違法許可行為造成的損害。如果是城市建設管理部門實施的違法許可行為，導致行政相對人利益遭受不當損失的，當然應當由城建部門給予補償。行政機關承擔補償責任的標準則應根據違法的種類和過錯的程度以及相對人是否存在故意等具體情形判斷。為了進一步闡明行政機關違法許可的責任問題有必要對下列問題加以認真研究。

二、行政許可違法的形態

（一）行政機關無權限許可的責任

行政機關享有的許可權與其他權力一樣都必須來自法律的授予，未經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不得實施任何許可。但是，當行政機關對自身權限的認識發生偏差而實施了法律并未授權的許可行為時，行政機關應當承擔何種責任呢？首先，行政機關應當承擔糾正責任，即撤銷違法的許可行為或者確認該項許可為無權限的無效許可。其次，許可機關還應當承擔善后責任，即補償無過錯的申請人由于獲得許可或者失去無效許可遭受的損失。例如，城市市容監察大隊并無臨時建筑搭建的許可權，但是，當相對人對市容監察大隊提起申請后，監察大隊作出許可決定，允許申請人搭建臨時建筑。很顯然，按照職權法定原則，這是一項無效的許可行為，對政府機關并不應該產生任何約束力。但是，作為許可申請人或者第三人并不一定十分了解行政機關的職權分工，申請人本身并無過錯獲得許可而產生的利益應當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機關對自己實施的無權限許可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但不是全部責任。如果申請人對于許可權限有了解的情形下，即明知行政機關無許可權故意提出許可申請的，因此獲得許可的利益不受法律保護。例如，申請人明知開辦餐館應向食品衛生行政部門提出許可申請，但故意向當地基層政府如鄉政府提出，此種情形下獲得的許可屬于申請人有過錯的無權限許可，行政機關不承擔責任。

（二）行政機關越權許可的責任

行政機關實施許可行為還必須遵守職權法定原則和不得越權原則。任何行政許可機關都必須在自己的許可權限范圍內實施許可行為，對于不屬于自己職權范圍內的許可事項，不得實施許可行為。如果行政機關超越權限實施許可行為，那么，該越權行為當然屬于違法行為，應予撤銷或者宣告無效，這也是糾正違法越權行為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作為許可行為相對人的被許可人，在獲得許可的同時也獲得了某種利益，如果行政機關糾正其違法的許可行為必然給受益人造成損失。例如，受益人已經開始修建被許可的設施，已經從事受到許可的某種活動并且收取利益。當許可被撤銷后，受益人的這些利益必然受到影響，甚至未來的某種利益也將受到影響。所以，行政機關的越權許可雖然違法，但是否能夠就此承擔糾正責任，撤銷已經實施的許可，還必須考慮相對人的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和撤銷帶來的公共利益熟輕熟重，當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大于撤銷的公益時，許可不得撤銷。當信賴利益小于撤銷行政行為獲得的公益時，可以撤銷許可但應對收益人給予補償。如果受益人的信賴利益不值得保護時，行政機關可以撤銷許可，不必補償。

（三）行政機關違反程序實施許可的責任

行政機關違法實施許可的行為有多種，除了以上涉及的無權限和越權許可之外，還存在一種程序違法的許可。程序違法的許可是指違反了法律規定的程序要件，如違反法定時限實施的許可、省略、顛倒行政步驟的許可、形式要件不足的許可、缺少程序要求的許可等等。由于程序違法的許可對行政行為的實體結果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所以，行政機關對此類違法許可承擔的責任也有所不同。如果程序違法對實體結果不產生實質性影響，也就是程序可以補正和治愈的，那么，并不發生行政機關糾正的責任。收益人獲得的許可也并不因此撤銷，故也不存在善后補償的責任。“補正和治愈內容上限于特定的程序違法，即申請手續、說明行政行為的理由、參加人聽證、委員會或者其他行政機關的參與等”。如果程序嚴重違法足以導致實體違法的，行政機關必須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則糾正違法實施的許可行為，即撤銷違法的許可行為。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所有的許可決定都必須撤銷，許可的受益人是否能夠對許可被撤銷后產生的損害要求補償，仍然要視受益人的信賴利益與撤銷許可后的公共利益的輕重而定。

（四）違法許可行為的撤銷期限

對于違法的許可行為，行政機關有權隨時予以撤銷。但是，考慮到行政行為作出之后即刻產生行政法效力，對相對人和其他人都有約束力，為了避免使相對人的法律地位長期處于不安狀況，作出許可行為的行政機關或者其上級機關應當在一定期限內撤銷違法的行政許可行為。按照德國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項的規定，行政機關知道有構成撤銷的理由的事實后，應在1年內撤銷之。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也應于行政機關告知后1年內提出。如果違法行政行為是由于當事人的詐欺、脅迫或者賄賂作出的，行政機關的撤銷不受1年期限的限制。

三、撤銷許可情形下的補償請求權

（一）被許可人的補償請求權

如前所述，行政機關撤銷違法實施的行政許可行為后，因此遭受損害的行政許可的受領人即被許可人是否有權獲得補償呢？按照信賴保護原則的要求，收益人當然享有補償請求權。但是，如果受益人在違法行政許可行為的作成負有責任的話，即行政許可的違法性，在客觀上可歸責于受益人，或受益人知道且預見到該項許可將被撤銷的話，他將喪失補償請求權。如果被許可人以詐欺、脅迫或者賄賂的方法使得行政機關實施許可行為的，該許可被撤銷后，遭受損害的被許可人無權請求行政機關給予補償。如果被許可人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者進行了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照該資料或者陳述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被許可人也沒有補償請求權。但是，如果被許可人的行為是行政機關促成的，例如申請表格有錯誤，對問題有錯誤的誘導，致使被許可人作出錯誤說明的，被申請人仍然享有補償請求權。如果被許可人明知行政行為違法，或者因重大過失而不知道的，也不享有補償請求權。例如，房產證持有人在申請辦理房產證時弄虛作假，偽造了有關文件，致使房產管理機關向其頒發了房產證，房產管理機關發現后撤銷了該房產證，此時，作為行政許可行為的受益人雖然遭受了損害，但由于許可行為的違法性歸責于被許可人本人，所以他不享有補償請求權。

（二）第三人的補償請求權

許可行為中，存在一種特殊的行政行為，即“有第三人效力之行政處分”，此種行為的“規制內容，不僅對相對人產生授益或加負擔之效果，并且同時對第三人之法律地位產生影響”。此類行為涉及行政機關、相對人及第三人之間“三極”的法律關系，故行政機關實施此類許可行為時，不僅要對被許可人負責，而且還要對第三人負責。例如，行政機關核法建筑許可時，建設許可證的申請人是相對人，相鄰人就是該許可行為的第三人。如果行政機關應相對人的申請核發變更該許可，雖然相對人因此收益，但第三人的的合法利益可能受損，此種情形下，第三人可以通過行政和司法救濟撤銷該許可。但是，如果因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相對人的個人利益，該許可未能被撤銷，那么就應當由行政機關根據信賴保護原則對第三人遭受的損失給予補償。又如，公安交通管理機關對車輛交易行為負責審批和登記，如果車輛交易的賣方通過偽造相關文件的方式取得汽車交易的核準文件并把其盜竊來的臟車賣給另外一方，那么，作為買主的一方雖然不是汽車交易過戶登記的申請人，但應當享有撤銷登記后損失的補償請求權。依據擔保法規定，債務人以土地使用權、廠房、林木、運輸工具及企業設備和其他動產抵押的，必須辦理抵押物登記。抵押人是登記行為的申請人，登記機關是實施登記行為的行政機關，如果登記機關撤銷其違法登記行為，有可能損害第三人即抵押權人的合法權益，所以，也應當賦予登記行為的第三人即抵押權人以補償請求權。在抵押登記行為中，登記部門的違法過錯類型通常有以下幾種：強行為抵押合同的當事人設定抵押期限；登記內容出現差錯；抵押人與登記部門的工作人員互相串通，進行欺詐或者虛假登記等。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則，對于違法和錯誤的登記行為必須予以撤銷，但是，撤銷或者變更該登記行為只能糾正該違法行為，并不能彌補第三人（抵押權人）的損失。所以，應當給予抵押權人一定的補償。有人認為，如果錯誤或者違法的抵押登記行為歸責于行政行為的相對人即抵押人，那么，抵押權人的損失應當由抵押人承擔，而非登記部門承擔。事實上，登記部門與抵押人、抵押權人之間的關系是行政法律關系，而抵押人與抵押權人之間是民事法律關系，二者是不同的。許可登記部門實施許可登記行為時負有注意的義務，如果未盡到該義務而許可了不該許可的事項，當然要對因此遭受損害的受益人或者第三人承擔責任。特別對沒有過錯的第三人而言，撤銷登記的行為必然使其遭受損失。這種損失不是抵押人直接造成的，而是由于抵押權人因為相信了登記部門行為的合法性造成的，所以，應當由登記部門承擔抵押權人的損失。當然，抵押人并不需要直接就登記的合法性向抵押權人承擔責任，但應當就其在抵押中的詐欺、偽造行為向登記部門承擔責任，并且因此喪失信賴保護請求權。

（三）補償的標準

行政機關撤銷或者不撤銷違法的許可行為，都有可能造成相關人的財產損失。對于這類損失，行政機關應當按照信賴保護利益的原則決定是否給予補償。至于按照何種標準給予補償則取決于損害的程度和法定的標準。按照臺灣行政程序法的規定，撤銷給付裁決以外的其他授益行政行為時，所應給予的補償，是用于填補當事人因信任該行政行為的存在，而發生的財產上的不利益損失。對當事人的補償，不得超過因行政行為的存續所能有的利益。因此，只補償所謂的“消極利益”或“信賴利益”，至于“積極利益”或“履行利益”，則構成補償的最高限額。例如，城建部門向房地產開發公司核法了建筑許可證，后因該證違法而予以撤銷。如果稀客證持有人對該行為具有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則應當給予補償。補償的范圍，則應視房地產開發公司是否已經開始建設或者已經完工，以及支付的規劃費、與客戶解約的費用和建設費用而定。但開發公司不得要求補償該項目完成后可得的利益。又如，抵押人以500萬元的自有設備為抵押物向銀行申請貸款，并通過抵押登記部門登記，如果抵押登記部門的工作人員與抵押人惡意串通，將他人的財產作為抵押物登記在抵押人名下，后登記部門撤銷登記，最終導致銀行無法收回貸款又難以實現抵押權時，登記部門應當承擔何種損失？我們認為，抵押登記部門應當承擔共同賠償責任，即抵押人應當與登記部門共同對抵押權人的損失予以補償。如果登記部門的錯誤登記行為完全是由登記部門自己的過錯造成的，那么，登記部門應當承擔全部責任。如果錯誤登記完全歸責于抵押人，那么，登記部門應當承擔補充賠償責任。

行政許可法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行政許可法的正式實施，是中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使得道路貨物運輸許可有了立法基礎，交通部令中規定實施的《道路貨物運輸及站場管理規定》、《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管理規定》對從事道路貨物運輸經營包括危險貨物運輸和使用自備車輛從事為本單位服務的非經營性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的許可也以法的形式確定了下來，這為規范道路貨物運輸市場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護環境，維護道路貨物運輸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提供了法的依據。同時在新法的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已由2003年8月27日通過，自2007年7月1日起開始施行。縱觀中國行政許可法出臺的前后歷程，行政許可數量這多屬中國之最，事無巨細都要設置行政許可，審批事項太多，許可程序太繁，如何找到能夠解決我們許可領域的諸多問題的方法，使得許可以法的形式出現，各個領域的許可程序都以法來加以確定，那么所有涉及到許可的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樣交通運輸業各項工作的開展也離不開諸多方面的行政許可，《交通行政許可實施程序規定》于2005年1月1日起已施行。道路貨物運輸中涉及到的行政許可法為貨物運輸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行之有效的審批途徑，使行政許可的過程更有效率，更便捷，以法的形式確定行使部門權力的嚴肅性，以法的形式來保護群眾的合法利益。

一、交通部令規定的運輸業中的行政許可以法的高度出現。以更嚴肅的態度來調解和規范道路貨運市場

《道路貨物運輸及站場管理規定》、《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管理規定》對道路運輸行政許可的出臺和實施進行了全方位的設定，使審批和管理工作納入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有力地推進和保證了執法部門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突顯了執法部門的嚴肅性，嚴謹性。更能有效地規范貨運市場的秩序，使之有條不紊地向前發展。

1．快速增長的交通道路貨運量，需要對貨物運輸經營者加強嚴格的規范管理。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完善，運輸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也取得了進展，但是，道路貨物運輸業在發展過程中仍存在著諸多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是運輸基礎設施不足，特別是與公路快運相配套的站點，倉儲堆場、通訊、裝卸設備等基礎設施較差；二是道路貨運業信息化程度低，信息技術的運用水平較低；三是運輸企業規模小，經營分散，社會化、組織化、專業化程度低。加快物流業發展，加強大型物流站場的建設，是當前物流業發展的目標。中國有句古諺，云：人盡其才，物盡其流。這很好地道出了快捷高效的物資流動對國計民生的重要性。大型的物流站場的建設需要嚴格的審批程序，《道路貨物運輸及站場管理規定》的出臺，對貨物運輸站場從經營申請到行政許可再到貨運站場的經營管理，最后到違反許可法規定范圍經營的站場處以的責任追究給出了嚴格的法律的規范。

2．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對危險品的需求迅猛增長，以滄州市為例，滄州市地處渤海之濱，南鄰勝利油田，北接大港油田，華北油田坐落在轄區腹地，是全國重點化工城市。多年來以石油化工為龍頭的支柱產業的崛起，帶動了危貨運輸業的迅速發展。危貨運輸業戶逐年增多，年運量達1600多萬噸，全市具有經營資質的危貨運輸業戶160多家，危貨運輸車輛達7000多輛，占河北省危貨車輛總數的1／2。中國公路危險貨物運輸業保持著較快的增長勢頭，道路危險貨物運輸不容忽視，如此大的道路危險貨物運市場的有序運轉和行政許可審批程序的嚴謹、高效快捷需要法的定義。交通部令中的《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管理規定》對于貨物運輸經營者的行政許可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進行了規定，此項規定把保障運輸安全作為首要出發點，從嚴格市場準人、嚴防違規車輛進入、建立分類管理制度、引入“車輛損害管制”概念、加強非經營性道路危貨運輸管理、統一《從業資格證》、完善安全管理規定、明晰法律責任方面都進行了嚴格的規定。通過嚴把市場準人關，堅決杜絕不具備安全條件的企業從事危險貨物運輸；對危險貨物運輸實行分類管理，要求運管機構根據被許可人的車輛和其他條件，明確其可承運危險貨物的類別、項別，這樣更有利于管理和一旦發生危險時可采取相應的施救措施等等，這些都是以法律的形式對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經營者的規范，對維護危貨市場秩序，構建和諧的交通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交通部令中的行政許可規定，以法的形式來維護各方利益

《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管理規定》對車輛、運輸、托運、裝卸、倉儲等各個環節加以規范，對從業人員做了嚴格的規定。在審批材料中有一條規定是從事危險貨物運輸車輛要配備行使記錄儀或定位系統。2005年的“3·29”事故也許人們至今還記憶猶新，由于肇事的槽罐車駕駛員逃逸，京滬高速公路上發生的氯氣泄漏毒倒300人的慘痛事件讓人們付出了血的代價。就連附近的莊稼和牲畜都不能幸免于難。現在對從業人員有了嚴格的法律規定，對構成犯罪盼，要追究刑事責任，這就使得從業人員對自己的一[作定位、認識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在事故發生時會考慮到自己會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時承運人責任險為事故發生所帶來的財產賠償給予了一定的風險保障，提高道路危險貨物運輸企業抗風險能力如果“3·29”事故中的肇事車輛中裝有定位系統，那么在第一時間內相關的人員就會得到報警信息而采取有效的施救措施，減少損失。雖然這些許可規定都是強制性的，但卻也是人性化的一種體現，它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運輸企業和運輸者的利益，這也體現了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對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高度重視，體現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要求。

三、增強執法人員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創新工作理念，宣傳到位

執法人員就要注重法制法規素質、業務素質、思想道德品質的培養，這樣更有利于工作的正常開展。執法人員要轉變工作作風，在新舊執法程序的更替過程中找到定位標準，要有創新意識，要有服務意識，要把政策的宣傳做到位。《道路貨物運輸及站場管理規定》、《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管理規定》中有很多新增的強制性的條款，對此執法人員的宣傳工作尤為重要，“遠行的船只在出航前做好萬全的準備，才能抵御暴風雨的侵襲”，規定的最終日的還是為運輸者的利益著想．是為了道路貨物運輸市場能夠健康有序的向前發展。

四、提高貨物運輸企業和運輸者的法律意識

許可法巾對運輸企業和運輸者違法行為處罰的條條框框將觸使他們法律意識的提高。沒有法律的約束，運輸企業和經營肯就會打擦邊球；沒有法律的制裁，運輸企業和經營者就會無視法律的存在，尤其是危險貨物運輸，其風險是很大的，它危及到人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以法的形式對他們進行的強制性的管理和規范，違反規定的給予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讓其在接受處罰的同時，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從而提高法律意識。

五、法律是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完善的

任何一部法律的出臺都有它有待完善之處，《行政許可法》的出臺可以說是中國在法律方面的一個創新，她的出臺沒有一部國內外的法律可以借鑒，一部嚴謹的法律是在其實施的進程中逐步完整、完善起來的。

1．加強對托運人的管理，切實抓好化學危險品托運行為。《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管理規定》第四章第27條中明確規定，“通過公路運輸危險化學品的，托運人只能委托有危險化學品運輸資質的運輸企業承運。”在第六章違法責任中卻沒有明確違反了應如何處理的問題。落實托運人的法律責任，并落實有關部門對托運方的監管責任，從源頭上把好危險貨物運輸的托運工作。

2．隨著經濟發展，道路貨物運輸和站(場)經營以及危險品運輸企業數量增長很快，兩個“規定”對貨運經營企業、站(場)、危貨運輸經營的審批都作了明確規定，對經營的車輛審驗、年審也在許可規定當中，卻對站(場)、各運輸企業的年審未給出更細的條文說明。

3．在兩個“規定”中對企業中的擬購置車輛給出規定，企業形成后隨著業務的增加，資產的不斷豐厚，會新購置車輛，對此“許可”中未做出明確說明。

行政許可法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城市房屋拆遷既涉及到被拆遷人、拆遷人、社會公共等諸多利益，又牽涉到民事、行政、刑事法律關系等諸多領域，也影響到被拆遷人憲法上的基木權利、民事財產權利等許多方而權利。而長期以來，有關拆遷的行政法規的缺陷和小足已嚴重影響到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合法權益，究其原因主要是行政立法、行政救濟和司法審查的缺失，但史重要的是缺失公民財產權利優先于國家行政權力的法治理念。

長期以來，拆房遷屋工作是城市建設中的一個重要方而和環節，為推動城市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改善城市環境和被拆遷人的居住條件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隨著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房屋拆遷量的增大，因拆遷引起的糾紛、上訪和訴訟不斷增加。城市房屋拆遷既涉及到被拆遷人、拆遷人、社會公共等諸多利益，又牽涉到民事、行政、刑事法律關系等諸多領域，也影響到被拆遷人的憲法上的基木權利、民事則產權利等許多方而權利。由此必然訴求權利的救濟，從而引發了關于拆遷的諸多思考，木文擬主要從行政法角度來考察城市房屋拆遷所涉及的問題。

    一、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行政立法之缺陷

    現行規范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主要包括，國務院頒布粼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下簡訓拆遷條例》)《城市房地產開發經營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經營條例)、建設部頒布粼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司法部頒布的《房屋拆遷證據保全公證細則》、最高人民法院粼關于受理房屋拆遷、補償、安置等案件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等。這些規范性法律文件對我國的城市房屋拆遷工作的規范化、法制化，對于規范房屋拆遷行為，加強對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規制，維護拆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證城市建設的順利進行，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有關拆遷的不少法規已經明顯不適應當前的客觀實際。例如，近年來頒布了一大批經濟、民事、行政方而的法律、法規，而規范城市房屋拆遷的行政法規大多頒布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兩者之間存在相當大的不一致甚至是矛盾，急待修改和銜接。還有就是我國城市房屋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城鎮房屋以公有制為主逐漸轉化為非公有制為主。這些因素造成了目前有關城市房屋拆遷的行政法規存在相當大的缺陷，法律法規賦子被拆遷人的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實現和保障。

    涉及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法律規范所表現出來的缺陷，在行政法方而可概括為:

    (一)依法行政制約的缺失

    根據依法行政原則，從事任何行政活動都必須嚴格地依照憲法、法律和有關法規進行，不允許超越法定權限范圍，也不允許有任何法外特權。可在現行的有關拆遷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中，存在許多與上位法相沖突問題，甚至在執法中以行政命令代替民主決策、以行政強制手段代替法律手段、濫用行政許可的行為。

    例如《拆遷條例》第17條規定，“被拆遷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決規定的搬遷期限內未搬遷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縣人民政府責成有關部門強制拆遷，或者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遷”。這一規定明顯與憲法第13條規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則產不受侵犯”和第39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相違背。上試拆遷條例》第7條規定是在同一土地上設定了兩個不同的所有權，明顯與我國民法通則所規定的‘一物一權”的基本原則相矛盾，缺乏民事法律上合法依據。

    (二)以法行政制約的缺失

    根據以法行政原則，各級行政機關應運用行政法手段來管理經濟和各項社會事物，以法的強制性和穩定性，維護行政權威，提高行政效能。

    然而，在當前的城市房屋拆遷活動中，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和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往往片而地強調行政相對人即被拆遷人的義務，以行政管理來代替行政法制手段。例如2001年實施粼北京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第9條對申請核發房屋拆遷許可證的條件有7條之多，但與拆遷行為息息相關的第三方——被拆遷人的利益訴求卻完全沒有體現。這明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以下簡稱《行政許可法》)第6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許可，享有陳述權、申辯權;有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的規定相抵觸，造成了城市房屋拆遷行為中的以法行政制約的缺失.直接的后果就是使隨意拆遷、非法拆遷等行為有了“合法”的依據。

    (三)行政相對人參與行政的缺失

    參與行政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在具體行政行為中應注重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基本權利，它是基本權利保護原則在行政法中的體現。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野蠻拆遷、強行拆遷等現象時有發生。例如，江蘇南京玄武區有的拆遷辦組成“拆遷先鋒隊”，以砸玻璃、扔糞便、掀屋頂等野蠻行為肆意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有的趁戶主不在突擊拆房，使其則物埋于瓦礫之下，有的彩電、空調、家具等則產不翼而飛，連12歲的孩子問一句‘你們來干什么”，竟遭一頓攀打。拆遷辦之所以如此

‘理直氣壯”，是因為根據《南京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第20條、21條的規定，只要拆遷人依照裁決已給子被拆遷人貨幣補償或者提權調換房屋、周轉用房的，如果被拆遷人在裁決決定的搬遷期間內未搬遷的，那么，所在區的人民政府可以責令有關部門強制執行，或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四)適當行政原則的缺失

    適當行政原則是指行政活動應該按照公平、合理的要求進行，保障依法行政原則和以法行政原則得以全而準確地實施.保障行政相對人參與行政原則得以全面準確地貫徹。它要求行政機關在實施行政行為時，可以自山裁量，采取其認為合乎情理的行政行為，但必須全而權衡有關的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采取對公民權益造成限制或者損害最小的行政行為。

    然而在實踐中各地拆遷管理部門和有關拆遷中位并沒有考慮到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也沒有采取木來可以造成較小損失的拆遷行為。例如，2003年9月19日，北京海淀區長春橋的拆遷戶XX因與拆遷單位就拆遷安置補償金額問題達不成共識而沒有搬走，大約晚11點到12點之間進入夢鄉的XX一家人，突然被沖進屋里的五六個手持長木棒的大漢摁倒在地，然后拳打腳踢，最后用毛巾捆住了他們的手腳，并蒙上眼睛，嘴里也塞上毛巾，把他們抬到外面扔在了大門口。黑暗中，轟轟隆隆不到四十分鐘，他們的家頃刻間被鏟車夷為平地。這起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拆遷行為性質非常惡劣，是多年來野蠻拆遷行為中登峰造極之作。

    二、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行政救濟之缺陷

    法律法規雖然不完善，若有相應行政部門之監督和救濟，恐怕于民眾也未必有大虞。然而現實是除了城市房屋拆遷行為存在行政立法上的缺陷之外，對于拆遷行為的行政法救濟途徑，現行的法律法規也缺乏合法、合理和有效的規定。在拆遷的利益博弈中，其關鍵的環節是公權的優越性和公權的強制力，拆遷是一種公權力，往往是政府的行為，何況有些地方打著社會公共利益需要的招牌，置被拆遷人的合法權利于不顧，被拆遷人通常也無法得到有效和有力的行政救濟，而現行的法律法規對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行政救濟僅僅局限于申請行政裁決，既沒有行政聽證，也沒有行政復議，甘無救濟即無權利”的行政法原則相悖。

    例如《拆遷條例》第16條規定，“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或者拆遷人、被拆遷人與房屋承租人達不成拆遷補償協議的，經當事人申請，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裁決。……當事人對裁決不服的，可以自裁決書送達之日起3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訴訟期間不停止拆遷的執行”。然而無論是人民政府或者拆遷管理部門，在涉及公共利益和社會公益事業的房屋拆遷行為中，都不具有中立性，它們與拆遷行為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如果賦子它們對該類拆遷補償協議有行政裁決的權力，明顯違反了“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的法律格言，如此何以能保證房屋拆遷補償協議裁決的公正性、公平性?

    三、城市房屋拆遷決定的司法審查之缺失

    對于城市房屋拆遷中的拆遷、補償、安置等問題的行政裁決行為的司法救濟，國務院的《拆遷條例》第16條、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建設部《規定》第18條等都規定可以作為行政案件立案、受理。但對于拆遷行為本身的合法性卻沒有任何司法審查的途徑，現實中部分地方政府不顧經濟實力，盲目擴大城建和拆遷規模，造成拆遷補償、安置方案不落實;一些地方政府沒有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盲目擴大拆遷范圍;城市房屋拆遷中存在急功近利、攀比成風等大拆大建現象;許多地方大肆圈地或濫建工業園區，嚴重剝奪居民的房屋所有權和居住權……，這些都直接導致了拆遷糾紛、上訪持續不斷的出現日‘愈演愈烈，僅建設部2002年1至8月份，受理來信共4820件、上訪1730批次、集體上訪123批次，其中反映拆遷的分別占28% , 70% , 83.7% 。

    假借滿足公共利益而大量地用于商業目的，是拆遷過程中使用得非常普遍的手法，通過大量租用行政權力來謀取個人、小團體的私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的規定，公民應該對城市規劃建設項目有拆遷知情權和異議權，或者設立代表否決程序，也可以采用聽證制度使公權力與私權利達到一定的平衡，防止政府行政行為過多介入私權。司法權不應當為行政權服務，如果司法權為實現行政權的利益而保駕護航，就會使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從而起不到社會平衡器的作用。司法權的行使應該導致對私權的保護，“法官不得以法律無規定或者法律不明確為理山而拒絕裁判，否則構成不作為”，法院不能將民眾應該得到的救濟推給行政權去解決。

    四、城市房屋拆遷行為的行政法之重建

(一)設立城市拆遷規劃建設項目的聽證程序

根據《行政許可法》第46,47條的規定，“行政許可直接涉及申請人與他人之間重大利益關系的，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前，應當告知申請人、利害關系人享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同時根據《立法法》第8條的規定，涉及民事基本權利即則產權利的只能由法律調整，因此城市房屋拆遷的規劃、建設、實施等只能山國家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并建立相應的聽證和監督程序。

    (二)設立被拆遷人有

效參與拆遷許可審批的程序

    公權力的神秘化，其結果只能是公權力被異化為對法律制度和人民利益的破壞力，而對其進行有效制約的措施之一，就是進行民主監督。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拆遷涉及方方面面的重大利益，只有當被拆遷人真正介入行政許可的審批過程，才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政府作為拆遷人與公民作為被拆遷人的絕對不均衡、不合理的局而，從而使被拆遷人在拆遷審批之初即獲得法律的強有力保障。

    (三)設立規范、合理、有效的拆遷行為的行政救濟途徑

    拆遷行為是否合法，首先應通過賦予行政相對人即被拆遷人行政救濟權利來子以監督。這種救濟不僅體現在拆遷補償協議的訂立上、而且還應當包括拆遷安置、拆遷補償的價格的確定、強制拆遷行為的禁止等諸方面;不僅應當賦子被拆遷人申請行政裁決的權利，而日‘應當規定被拆遷人有向上一級行政機關或者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的權利。非如此，不足以防止城市房屋拆遷行為中的行政不作為、行政違法或者行政越權等行為的出現。

    (四)完善城市規劃、拆遷等行為的司法審查程序

行政許可法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聽證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程序制度，已成為現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聽證制度在我國確立并有了較大發展，但其適用范圍狹窄且沒有明確統一的適用標準。故有必要確立其適用范圍的標準：行為標準和利益標準，并不斷完善行政聽證程序。

回顧行政聽證制度在《行政處罰法》中第一次出現至今20年間，它以較強的生命力在不斷發展壯大著。隨著行政程序價值在依法行政過程的凸顯，作為行政程序核心制度的行政聽證仍將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回顧行政聽證的適用在我國的發展歷程，分析其不足，使其不斷得到完善具有積極意義。

一、我國行政聽證適用范圍的現狀

從理論上講，聽證可分為正式聽證和非正式聽證。我們關注較多的則是借鑒了司法程序的正式聽證。行政聽證的適用范圍是指行政法上影響當事人哪些權利的行政行為必須經過聽證。我國對行政聽證的規定散見于相關法律法規，從中可以了解我國行政聽證的現狀。

(一)對行政聽證適用范圍的現行規定

1.行政聽證在行政處罰領域中的適用。1996年審議通過的《行政處罰法》中確立了聽證制度，并且是現代意義上的聽證制度第一次在我國出現。該法明確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或執照、較大數額的罰款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舉行聽證。聽證程序在行政處罰中適用，促使行政案件公開、公正地處理，有利于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這在我國行政程序法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2.行政聽證在政府定價中的適用。199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又使聽證制度的適用從具體行政行為向抽象行政行為方面邁進了一步。價格法規定，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共事業價格、公益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由政府價格指導部門主持，征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要性、可行性。正式聽證程序在價格法中的適用，改變了過去政府定價程序上的單向性，注意發揮經營者、消費者在政府價格行為中的積極性，將調查聽取有關方面的意見作為政府定價中的重要程序，從而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權益。

3.行政聽證在行政立法中的適用。2000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中規定了行政立法聽證，該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國務院公布的《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亦明確規定行政法規審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切身利益的，國務院法制機關可以舉行聽證會，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事前的聽證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抽象行政行為缺乏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的不足。

4.行政聽證在行政許可領域中的適用。2004年實施的《行政許可法》順應時代需要亦引入了聽證制度。該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實施行政許可應當聽證的事項，或者行政機關認為需要聽證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許可事項，行政機關應當向社會公告，并舉行聽證”。盡管之前理論界一直對行政許可是否適用聽證存有爭議，但隨著社會經濟和行政法治的發展，我國對行政許可聽證給予了肯定，這可謂在行政法治化、民主化上又邁進了一步。

5．行政聽證在其他領域的適用。除了以上主要領域適用行政聽證程序外，一些部門規章還就行政復議過程中的聽證程序作了規定，如海關行政復議聽證程序，城市規劃、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中的聽證程序，國土資源部的國土資源聽證規定。此外，我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作為成員國，WTO協議要求我國在涉外行政管理領域注重程序公開、透明，行政聽證制度也因此在相關領域得以適用。實踐中行政聽證適用范圍的擴大，既是理論推演的結果，更是現實的迫切需要。

(二)現行規定中存在的問題

從行政聽證的現行規定中不難發現其適用范圍呈擴大趨勢。但我國在行政聽證的適用范圍這方面確也有明顯的不足之處。

1.行政聽證在行政處罰領域中適用范圍狹窄。行政處罰法僅規定“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較大數額的罰款等”這三類行政處罰適用聽證程序，而把限制人身自由這一最嚴厲的行政處罰排除在聽證范圍之外。人身自由利益價值高于從事特許行業進行勞動的利益和財產利益，位階更高的利益卻得不到聽證這一公正程序的保障，這顯然既不合理也不公正。

2.行政聽證在其他行政管理領域中的適用范圍狹窄。在行政處罰法中確立聽證制度后不久就有學者預測了行政聽證適用范圍的發展趨勢：從現定的三種行政處罰種類向其他行政處罰種類拓寬；從行政處罰向其他具體行政行為拓寬；從具體行政行為向抽象行政行為拓寬。[1]而近年來我國行政領域內的立法也恰恰體現了這一趨勢。在行政管理領域對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可能造成影響的不僅僅限于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指導、行政收費和行政強制措施等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同樣會對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故從全面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出發，行政聽證適用范圍的擴大不僅是行政民主化的要求，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3.行政聽證程序適用范圍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我國對于行政聽證的規定散見于相關法律法規中，比較零散，沒有統一明確規定。這種狀況影響了行政程序的權威性，而且不便于具體操作，可能使行政機關對行政聽證的適用流于形式。隨著實踐發展的需要，更多的行政管理領域要求適用聽證程序，但由于缺乏關于適用范圍的明確統一的標準，有些行政行為是否該適用行政聽證程序一時難以下結論。而且我國行政聽證程序往往是在實踐的迫切要求下才得以適用的，談不上對其適用范圍有科學合理的規定。

二、確立完善行政聽證適用范圍的標準

聽證程序作為正當法律程序的核心，就其作用而言應適用于所有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但考慮到采用聽證的成本消耗，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平衡，行政過程中效率與公正的平衡，所有行政行為都適用聽證程序是不現實的，所以要有科學的標準來界定行政聽證的適用范圍。借鑒國外相關經驗，界定行政聽證范圍一般涉及兩類標準，即行為標準，或者利益標準。

轉貼于

(一)行為標準

所謂行為標準，就是指根據行政行為的性質和種類規定適用聽證程序的范圍。大陸法系國家大多在其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采用行為標準來規定聽證范圍。從行政行為的范圍看，聽證在美國、韓國、葡萄牙、澳門地區和臺灣地區等既適用于具體行政行為也適用于抽象行政行為。以聽證制度非常發達的美國為例，在美國法律上，聽證包括在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中。根據具體案件的性質，聽證的形式可以從正式的聽證到非正式的會談，以及合于兩者之間的各種形式。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靈活適用的程序，只要求某種形式的聽證，不要求固定形式的聽證。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規定了行政機關制定行政法規的聽證范圍，適用正式聽證程序的法規由法律明確規定，其他法規不適用正式聽證程序而適用非正式聽證程序。同時規定了行政機關裁決具體事項的聽證范圍。對哪些行政行為可以適用聽證程序各國規定不一，從宏觀上看，美國的聽證適用范圍最廣，既適用于法規制定，又適用于具體案件的裁決。德國適用于行政行為，即相當于對具體案件進行裁決的行為。根據聯邦德國行政程序法的規定，涉及當事人權利的行政行為公布前，應當給予當事人陳述影響裁決的重要事實的機會。因此，當事人原則上在一切具體行政案件中享有聽證的權利，但該法也規定了例外情形。有些國家的法律規定聽證程序限于對當事人不利的行政行為中，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規定正式聽證程序僅限于撤消許認可、直接剝奪相對人資格或地位、對董監事等做出解職這三種不利處分。

我國適用聽證的事項，基本可以將其歸為兩大類：第一類，決定類：聽證會的結果影響特定人的權利義務，包括行政處罰、行政許可、城市房屋拆遷許可等；第二類，決策類：聽證會的結果影響不特定人的權利義務，包括行政立法、政府價格決策、城市規劃等。兩者的性質和對聽證的需要是不一樣的，適用的規則也應當有所不同。

決策類相當于抽象行政行為。抽象行政行為由其性質和特點決定了一旦其不公正合理，以后將產生普遍而長遠的危害，即使將來能通過事后的法律程序得到救濟也會造成一定的損失。因此，需要通過事前的聽證程序來彌補這種不足。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中對行政機關制定行政法規的聽證范圍作了規定，把抽象行政行為納入了聽證的范圍，這一點值得借鑒。我國著名學者應松年教授介紹說，美國對抽象行政行為的聽證有一定的標準要求：第一，抽象行政行為必須聽證，如果涉及老百姓的利益，沒有聽證的抽象行政行為成為規范后，法院對這規范可以不采納；第二，所征求的意見必須記錄在案；第三，作出規范時，必須表明確實已考慮過這個意見。[2]

(二)利益標準

所謂利益標準，就是根據行政相對人在行政程序中的不同利益確定聽證程序的適用范圍。從世界范圍來看，適用聽證程序保護的權利范圍也在擴大。以美國為例，根據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剝奪公民自由、財產權必須舉行聽證，法院后來又通過判例將正式聽證的適用范圍擴大到所謂的特權領域。并且“合法期待”也適用聽證程序，合法期待即可期待的利益，包括已經擁有并希望繼續擁有某種合法權利，及行政機關承諾或延續給予某種利益。基于合法期待，如果某人已經擁有某項許可證，當他申請更換許可證時就享有繼續擁有該許可證的合理期待，如果行政機關拒絕其更換申請，就應該履行聽證的義務。或許是基于這樣的理論或是行政管理領域的迫切需求或兩者兼有之，我國2004年實施的《行政許可法》就規定了聽證程序。

在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由憲法規定并由其它法律予以具體化而受保護，公民直接受到行政權影響的權利主要有：(1)人身自由權，行政處罰法中的行政拘留就是對公民該權利的限制。(2)財產權，公民的財產是公民生存的物質基礎，而在行政管理領域公民、組織的財產權受行政權的影響最大且范圍最廣。財產權包括通常意義上的財產所有權，還包括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企業經營執照的申請權、特種行業的經營許可權、知識產權等(3)社會經濟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就業權、勞動權、休息權、獲得社會救濟社會保障、社會補助的權利。(4)社會文化權利，包括受教育權、升學權、從事科學文化藝術創作及其它文化活動的權利，這些權利都是人類文明發展所必不可少的。有權利必有救濟，故對行政行為可能侵犯的權利有必要進行事前的聽證，以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此外，確立行政聽證適用范圍時也應遵循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均衡原則和成本不大于收益原則。任何制度程序的設置都要盡可能作周全的考慮，在確立行政聽證適用范圍的標準時，也該對聽證的免除事項作規定。我國在規定行政聽證免除事項時，應考慮以下因素：第一，決定對個人利益的影響程度；第二，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第三，公正與效率的協調以及給財政和行政帶來的負擔。同時借鑒各國的規定，免除聽證的事項應包括：(1)對當事人有利的決定以及對當事人權利影響輕微，無聽證的必要；(2)涉及國家安全的決定；(3)緊急情況；(4)可以通過計算、實驗等方式解決事實爭議的；(5)根據行政決定依法作出的行政執行行為；(6)涉及人數眾多或作出大量相同種類行政行為的。對行政聽證適用范圍的標準作出界定并對排除事項作出規定是我國今后立法過程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環節。

參考文獻：

行政許可法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 自然資源 特許經營 特許經營權

一、關于特許經營權

近代特許經營（Franchise）制度最早產生于英國，在其誕生之初，動因在于維護作為統治者的英國王室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因此，在早期，特許經營是以行政特許為主要形式，但是發展到當今，商業領域的特許經營已經發展為最主要的形態，各種企業以特許經營為載體，大大提升了其企業的影響力和輻射面。

因此，可以認為，現代商業上的特許經營主要是指一方許可另一方使用自己的商標、商號或經營模式等經營資源，由另一方支付相應特許經營費的合同關系。

作為特許經營的核心內容，特許經營權具有非絕對排他性、權利內容的開放性、權利行使的依賴性以及權利轉讓的非自由行等特征。簡單來說，就是特許權人可以將特許權再授予除特許經營人之外的經營主體，任何一個特許經營人都不具備對特許經營的真正專有權；而權利內容的開放性是指特許經營人經授權，獲得的是一種概括的經營資格，是包括運營、管理、人員服務等內容在內的一整套經營體系，當特許權人的這一體系中的任一內容發生變動時，特許經營人將根據特許協議，自動獲得對變更后經營模式的使用權；權利行使的依賴性與非絕對排他性緊密聯系，特許經營人必須按照特許權人的質量標準出售商品或服務，遵從特許權人關于經營的各種標準或模式，而不具有完全的自主經營權；由于特許經營權是特許權人經過認真選擇，基于特許合同而授予特許經營人的權利，因此，一般情況下，特許經營人單方面轉讓特許經營權是不被許可的，但是在經過雙方充分協商或其他情況下，特許經營權時可以有條件轉讓的。

二、關于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是指客觀存在于自然界中一切能夠為人類所利用作為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來源的自然因素，包括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等。

在中國，根據《憲法》、《民法通則》及《物權法》的規定，礦藏、水流、海域、城市的土地，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之外的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屬于國家所有。

我國法律對自然資源的保護，主要涉及自然資源權屬、流轉、使用、管理及其他相關關系等方面。在我國，自然資源大部分屬于國家所有，為國有財產，其所有權無法轉移，因此，法律對自然資源的規定，大部分都是涉及自然資源的使用和管理方面。

三、關于自然資源特許經營權

自然資源特許經營是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和管理，是實現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為自然資源的市場化創設基礎的手段。自然資源的市場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出讓市場和轉讓市場。出讓市場是作為自然所有者的國家和取得自然資源特許經營權的經營者之間的縱向法律關系，轉讓市場則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流轉自然資源特許經營權的橫向法律關系，前者一般涉及公法，而后者則由私法解決。

商業特許經營權源于經營者之間基于協商而形成的契約，屬于平等主體間的民事關系所產生的民事權利；而自然資源特許經營則因為其客體所有權的特殊屬性，授予主體為政府，而帶有行政公權力的性質，并不屬于完全意義的平等民事主體間的關系，從而區別于商業特許經營活動。但是，與此同時，不管是商業型的特許經營，還是帶有行政型的特許經營，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兩者都以使特定企業獲得經營特種商品或服務的資格為目的；在兩者經營過程中，特許權人須自主安排、自負盈虧，并不具有國家特權的色彩。

《物權法》第119條規定，我國實行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而第122、123條的規定，則將海域使用權、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和使用水灘、灘涂從事養殖、捕撈的權利歸為了物權中的用益物權一類，并賦予其法律保障。

《行政許可法》第12條的規定，可以設定行政許可的事項包括：直接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宏觀調控、生態環境保護以及直接關系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等特定活動，需要按照法定條件予以批準的事項；有限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公共資源配置以及直接安息公共利益的特定行業的市場準入等，需要賦予特定權利的事項等，同時第53條規定：實施本法第12條第2項所列事項的行政許可，行政機關應當通過招標、拍賣等公平競爭的方式作出決定，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而第66條：被許可人未依法履行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義務或者未依法履行利用公共資源義務的，行政機關應當責令限期改正，被許可人在規定期限內不改正的，行政機關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予以處理。

由此可見，自然資源特許經營權的獲得須受行政許可法調整，其取得源于行政主管部門的許可授權，且須經申請-審批-登記發證等法定程序方能獲得，具有公法性質，但是，從權利內容上看，自然資源特許經營權是一種具有物質內容或直接體現為經濟利益的權利，具有私權的效力，因此，可以這樣認為，自然資源特許經營權是一種具有公法性質的私權。

四、國內保護區特許經營制度的案例研究

2004年，貴州首例特許經營權轉讓項目——“馬嶺河峽谷棗萬峰湖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在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興義市簽約，將該市唯一的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整體轉讓給浙鳥集團。該景區由萬峰林、萬峰湖、馬嶺河峽谷三部分組成，屬于喀斯特地貌區，具有很高的旅游價值和可靠價值，為保護景區的資源、改善基礎設施等，政府對該景區的投資累計達到3200萬元買，其中還包括二期國債2300萬元。

根據當地市政府與青鳥集團簽訂的協議，青鳥集團將獲得50年的景區特許經營權，而資源有償使用費的支付標準為：馬嶺河峽谷、萬峰景區分別按照當年實際門票收入的10%和8%繳納；馬嶺河漂流項目按當年實際收入的16%繳納，但該協議中沒有涉及景區債務的處理問題，對于風景區自然資源的如何保護、怎樣保護的問題，也沒有涉及。

協議簽訂后，主要還有三個遺留問題待解決，一是關于景區的債務問題，首先就引發了來自景區債主-銀行的爭議，后以青鳥集團提前支付三年基礎設施有償使用費150萬元，使景區管理處得以清償預期的貸款，至此，債務問題解決；二是關于景區的自然資源保護及管理的問題，景區每年樹木病蟲害防治、護林等費用至少需10-20萬元，將景區經營權轉讓后，景區管理處已無經費開展資源保護和景區綜合整治方面的工作，只能依靠每年青鳥集團交付的資源有償使用費來履行其管理職能，導致景區管理處的工作經費將會隨著景區門票收入而不斷處于變動狀態，不利于景區管理和保護工作的開展。同時第三個問題也隨之產生，根據協議，青鳥集團支付的有償使用費是按照當年實際門票收入的定額百分比來計算的，門票的價格與銷量直接影響到有償使用費，因此，門票如何定價，由誰來決定門票定價就成為了重要的問題，門票定的高，將會直接影響旅客流量，定的低，則有刻意流失國有資產的嫌疑。

門票、特許經營使用費、管理費，是自然資源特許經營中的關鍵問題，直接關系到保護區的經營與管理。自然資源特許經營一方面需要滿足特許經營人的盈利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做到對自然資源的保護，不能過度開發，因此，如何維持經營與管理的平衡，成為目前需要探索的重點。

由此可見，資源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礎，自然資源也是。景區特許經營，應將對自然資源的保護放在第一位，首先要保證保護區內保護經費，同時，要建立對景區環境破壞的責任追究制度，對無序或不按規劃開發的企業追究法律責任，至于景區特許經營的方式，除了通常的年限制以外，還可以采取股份制開發的模式，政府以自然資源出資為國有股占一定比例，同時引入公司進行經營。此外，加強保護區特許經營立法，用法律來規范特許經營，保障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