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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臺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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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臺布置

展臺布置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水源地;生態補償;機制;效益評估

中圖分類號 X17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10—008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13

目前,全球范圍內的水資源短缺和水源地水質惡化問題日益突出[1]。水源地的生態保護是確保水資源安全的重要措施,直接關系到人類健康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態補償作為一種水源地保護的經濟手段,其目的是調動水源地生態建設與保護者的積極性。國外水源地生態補償起步早、發展成熟,國內對水源地生態補償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始于90年代,隨著水源地生態環境的惡化與居民生態保護意識的增強,近年來,相關學者對水源地的生態補償研究逐漸增多,并且用來指導實踐。本文結合國內外研究成果及實踐案例,綜述了我國水源地生態補償機制的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為水源地生態補償機制的完善提出相關建議,指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這對于我國水源地生態補償機制的完善及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1 水源地生態補償基本概念與特征

水源地的生態保護是確保水資源安全的重要措施,直接關系到人類健康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水源地生態補償機制是一種調動水源地生態保護的經濟手段,能有效地調動水源地生態建設與保護者的積極性,解決水資源開發利用中存在的不公平問題,以期實現整個水源地生態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1.1 水源地生態補償概述

生態補償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主要表示生態環境加害者支付賠償的代名詞[2—3]。隨著生態補償研究的廣泛開展,生態補償的廣義內涵與狹義內涵逐漸達成了共識,而對生態補償的定義并未統一,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見解。國內各領域學者對于水源地生態補償的定義也有不同的理解,黃昌碩對于水源地生態補償定義較為深刻[1],其他學者也有各自不同的見解[4—7]。筆者認為水源地生態補償就是,依據“公正、公平”、“共建共享”和“誰受益、誰補償,誰破壞、誰治理”的原則,運用政策和法律手段, 通過資金、政策、制度、實物、技術、產業等補償方式,讓生態服務的受益者及破壞者對為保護和治理水源地生態系統而受到發展限制的受損者提供補償,使水源地生態保護的外部性問題內部化,從而維持和改善水源區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保證供水的水質水量,以期實現水源地經濟、社會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從經濟學視角來看,對水源地進行生態補償是一種卡爾多—希克斯(KaldorHicks)改進[8]。

1.2 目標與原則

生態補償的目標即是生態補償實施之后所要達到的預期結果,生態補償的原則即是為實現生態補償的預期目標而遵循的準則。

生態補償的主要目標是矯正外部性,使外部成本內部化,其機理在于將生態環境視為一種公共物品,并采用經濟激勵手段來促進生態環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9]。也就是調整水源地保護區與受水地區之間的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水資源是一種具有準公共物品特性的資源, 水資源市場配置可能影響水資源社會分配的公平, 因此堅持公平與公正的原則,才能保護弱者, 保護更多主體的利益[10]。同時應遵循“共享共建原則”及“誰受益、誰補償,誰破壞、誰付費”原則[11],即國外常用的名詞PGP (Provider Gets Principle) 和BPP (Beneficiary Pays Principle)[12—13]。

1.3 水源地生態補償的主體與客體分析

不同地區的水源地有著各自不同的地理特征,因此不同地區水源地的主體與客體也不盡相同,在具體實踐案例中也有所體現[14—15],但是補償的主體一定是受益者與破壞者,補償的客體是保護者和利益受損者。主體與客體的細分是較復雜的,有時可能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比如說水源地的企業,以其排污可以定為補償主體,在受到限制發展方面來講又是客體。因此,在確定某區域水源地生態補償的主體與客體時要具體分析確定,一般來講,補償的主體是受益地區的企業、居民、政府、發電廠,補償客體是一切為保障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做出貢獻的群體,如水源地的居民、企業、政府、水產養殖戶[16]。根據生態補償對象的利益相關程度可分為三類[17]:核心利益相關者、次要利益相關者、邊緣利益相關者,還有學者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對利益相關者進行了分類并對各利益相關者進行了影響程度分析[18]。筆者建議在確定水源地生態補償的主體與客體時,應先進行利益相關程度分析,然后明確補償主體與客體,在主客體難以確定時,應在比較其受益與受損的機會成本之后加以確定。

孟浩等:水源地生態補償機制研究進展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2年 第10期2 國內外歷程與現狀

展臺布置范文第2篇

如今,在“總部經濟”全國開花的形勢下,在全國率先倡導發展“總部經濟”的豐臺科技園提出,要打造富有生機和活力的高技術服務總部區,不但要把總部經濟做精做專,還要通過大力發展高技術服務業,邁上高端產業發展之路。

位于北京市豐臺區西南四環外的總部基地,五年前還是一片曾經沉寂的土地,而如今,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聚集了300余家國內知名企業,首創中國總部經濟概念的高科技園區已拔地而起。

目前,總部基地西區已入駐近300多家大中型成熟企業;總部基地東區部分總部樓已開始招商;瑪雅大酒店、總部廣場、總部官邸、總部購物中心等各種配套與服務正在進一步建設當中。眾多上市公司、國資委企業和外地進京骨干企業聚集在總部基地,其中北京以外的企業約占40%以上,有許多企業是國內甚至國際同行業的佼佼者,被稱為是市場中的“隱形巨人”。

如今,在總部經濟的推動下,豐臺區原有的航天科技、軌道交通兩大傳統產業已成為科技園區的主要產業集群并被賦予了新的活力。電子信息、生物醫藥、先進制造業和新材料產業四大新型產業也日漸茁壯。

豐臺科技園已成功搭建起總部企業聚集的平臺,但是如何在浩如煙海的總部企業中甄別遴選到更有價值的企業?如何在“總部經濟”這一大的范疇中選擇更加適合自己的發展業態?深耕這塊肥沃的“土地”已是當務之急。

在11月4日召開的“奧運經濟――豐臺科技園項目專場推介會”上,豐臺科技園一舉推出了總部基地國際化新區、國美廣場、托普科技園、東區三期、西區五大重點項目,為投資人捧出了奧運后豐盛的商機大餐。

奧運落幕,卻拉開了奧運會后北京新發展的序幕,商機無限。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我市經濟總量將突破萬億大關,人均GDP將超過8000美元,提前實現翻番目標,北京的市場商機依然廣闊。

奧運之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堅持科學發展,建設“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的戰略取向和總體目標,北京將堅持走高端產業發展之路。

豐臺科技園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孔令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強調,豐臺科技園將在奧運之后著重發展高技術服務業,實現由總部基地到高技術服務業總部區的提升和轉變,高技術服務業將推動豐臺科技園邁上更高的臺階。

國家發展改革委的《高技術產業發展“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將高技術服務業作為未來產業發展的重點,并對高技術服務業的發展專門進行了部署。按照國家發展改革委預計,到2010年我國高技術服務業銷售收入將達到2.2萬億元。

高技術服務業將成為園區騰飛的翅膀。2007年上半年,中關村園區以“智造”為主的高技術服務業總收入首次超過制造業。今年1―5月,中關村高技術服務業總收入1834.6億元,同比增長36%;制造業總收入1522.7億元,同比增長9.1%。高技術服務業的增速遠遠高于制造業,總收入已超過制造業。高技術服務業的崛起標志著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正在向高端升級。

展臺布置范文第3篇

關鍵詞 能值分析;水足跡;流域生態外溢價值;流域生態補償

中圖分類號 F2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6)11-0069-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1.009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水資源過度開發、水環境污染、水資源短缺等問題頻發,水生態環境問題逐漸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為保護水生態環境和實現人水和諧,國家先后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如2012年1月,國務院的《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中,明確提出水資源開發利用控制紅線、用水效率控制紅線、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紅線三條紅線;2016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的《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中針對水資源保護明確提出,到2020年實現水流重要區域生態保護補償全覆蓋,補償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相適應,跨流域補償試點示范取得明顯進展。流域作為提供人類可使用淡水資源的最大來源,其水生態環境保護及水資源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流域通常具有跨越多個行政區域的屬性,流域上、下游地區間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常常圍繞水資源的開采、分配和利用發生利益沖突,導致跨行政區域的水生態環境污染和破壞問題加劇。流域上游為保護水生態環境和保證水質,需要付出高昂的環境保護成本,而流域下游在無償享有上游提供的良好生態環境的同時還不斷發展社會經濟,這必將導致流域上下游區域間的矛盾。為保證流域整體發展的公平與效率,下游地區給予上游地區適當的經濟補償已成為解決我國流域經濟發展失衡、實現流域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

1 文獻回顧

如何開展流域生態補償已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典型流域的補償方式確定和補償標準測算上[1-3],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生態補償模式探討和標準測算上[4-6],鮮有學者從供給與消費的視角研究流域生態補償。伏潤民和繆小林認為基于供給與消費的視角,若生態環境供給主體在剔除自身消費后,還可向其他地區提供其剩余生態價值,也即某地區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扣除該地區自身消費的生態價值后還存在剩余,那么該地區就存在正的生態外溢價值,理應獲得補償,生態外溢價值的數值即為補償標準[7]。

國內外鮮有學者測算生態外溢價值,大多數研究都是圍繞生態服務價值評估展開,但尚未形成統一的評估方法。Costanza等[8]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定量評估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研究推向。此后內學者開始廣泛定量評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主要采用市場化評估法、顯示偏好法和狀態偏好法三類方法[9],其中市場化評估法包括市場價值法、機會成本法、生產成本法、收入因子法等方法,如肖強等采用市場價值法和生產成本法定量評估重慶市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得到總生態服務價值為2 579.91億元[10]。雖然這類方法的估值相對準確,但容易受到市場不完全和政府干預導致市場價格扭曲的影響,還容易出現重復估算的問題。顯示偏好法包括旅行成本法和內涵價格法,如楊懷宇等利用旅行成本法評估池塘養殖的娛樂休憩服務價值,得到總娛樂價值為1.90億元[11]。但這類方法對消費者行為有嚴格的假定,評估結果對選用的統計方法非常敏感。狀態偏好法包括條件價值法和選擇實驗法,其中又以條件價值法的應用最為廣泛和成熟,如俞h與何秉宇采用條件價值法對新疆天池濕地的生態服務功能非使用價值進行估算,得到新疆天池濕地每年可提供0.52億元的生態服務功能非使用價值[12]。但這類方法從調查實施到結果處理的過程中容易產生誤差。

一些學者認為能值分析法可以改進或彌補上述測算方法存在的價值判斷標準差異的不足[7],該方法由美國著名生態學家Odum創立,他提出以能值為基準,利用能量守恒定律將生態系統中不同質量、不同種類和不可比較的能量轉換為同一標準的能值進行比較分析[13]。由于能值分析法采用一致的能值標準,使生態系統中的物質流、貨幣流和能量流具有可加性和可比性,是測算生態服務價值的一種有效方法[14]。該方法被廣泛應用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測算,如席宏正和康文星應用能值分析法估算洞庭湖濕地的生態服務功能價值,發現洞庭湖濕地每年約可提供2 599.55億元的生態服務價值[15];李麗鋒等將該方法應用于評價盤錦雙臺河口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得到供給服務價值、調解服務價值、文化服務價值分別為116.65億元、890.65億元和12.21億元,總生態服務價值為1 019.51億元[16]。但能值分析法測算得到的生態服務價值并不等同于生態外溢價值,其測算的是一個地區的總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沒有考慮本地區自身消費的生態價值。

因此,本文在能值分析法的基礎上構建拓展的能值模型測算流域生態外溢價值,將能值分析法與水足跡法有效結合,通過利用能值分析法測算流域生態系統服務能值,有效避免簡單列舉生態服務功能存在的局限性,并利用水足跡法確定并剔除流域自身消費的生態能值,得到流域的生態外溢能值,判斷流域的生態盈虧狀態,進一步利用能值-貨幣比率將生態外溢能值轉化為生態外溢價值,得到公平與客觀的補償標準。

2 流域生態外溢價值測算:拓展的能值模型構建

在測算流域生態外溢價值過程中,要充分體現生態補償的依據合理、方法科學和客觀可比等原則,具體表現為:一、以現有的相關政策和文獻為依據,認為流域生態外溢價值是在流域生態系統服務能值扣減自身消費的生態能值進而得到生態外溢能值的基礎上,根據能值-貨幣比率轉換而得;二、科學的方法是測算生態外溢價值的核心,選取的能值模型和水足跡模型可科學測算流域生態外溢價值;三、流域生態外溢價值要具有客觀性和可比性,從能量投入和能級轉化的角度,以能值的形式反映流域客觀存在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的功能服務價值,避免忽視或遺漏流域生態系統功能導致的不可比較。基于以上原則,構建拓展的能值模型測算流域生態外溢價值①,以此作為對流域開展生態補償的依據,詳見式(1)。

式中,i=1,2分別代表流域上游區域和下游區域,Vi代表各區域的生態外溢價值,λi代表各區域的能值-貨幣比率②,OEi代表各區域的生態外溢能值,FEi代表各區域的生態系統服務能值,CEi代表各區域自身消費的生態能值。當OEi>0時,說明該區域在扣除自身對生態能值的消費后還為其他區域提供生態服務,處于生態盈余的狀態,應獲得生態補償資金,獲取的金額為Vi;反之,當OEi≤0時,說明該區域的生態服務能值不足以或正好彌補自身對生態服務的消費,處于生態虧欠或生態平衡狀態,應支付生態補償資金,支付的金額為Vi。

2.1 流域生態系統服務能值:能值分析法

流域生態系統服務能值是流域生態系統為人類社會提供各種服務的能值體現,本文采用能值分析法進行測算。利用能值分析法測算流域生態系統服務能值,需要考慮流域生態系統的環境投入能量和人類投入能量,其中環境投入能量包括太陽能、雨水化學能、雨水勢能和表土層損失能,人類投入能量包括林業建設、水土流失治理和工業廢水治理。通過能量循環和能級轉換為太陽能能值,為流域生態系統的社會生產和經濟發展提供服務,以此體現流域生態系統的服務能值。根據能值分析的原理,構建基于能值分析的生態系統服務能值模型,詳見式(2)。

式中,j=1,2,3,4分別代表流域生態系統自然環境投入的太陽能、雨水化學能、雨水勢能和表土層損失能,FBij代表流域自然環境各類投入的相應能量,FKj代表流域各類投入的能值轉化率,k=1,2,3代表流域生態系統人類投入的林業建設、水土流失治理和工業廢水治理,FLk代表人類各類投入的相應能量,具體指標參數見表1。

2.2 流域生態能值自身消費:水足跡模型

流域生態外溢能值是由流域生態系統服務能值扣減自身消費的生態能值所得到,本文采用水足跡模型測算流域水資源消費系數,將其作用于流域生態系統服務能值,得到流域自身消費的生態能值。水足跡理論最早由Hoekstra[18]在Allan[19]虛擬水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認為水足跡是指某個已知人口的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間內消耗的所有產品與服務所需要的水資源數量,它從消費的角度反應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者一個人真實占用水資源的情況。水足跡理論將水資源相關問題與人類社會經濟活動聯系起來,反映人類對流域生態系統的消費程度。

構建基于水足跡的生態能值自身消費模型,通過將流域水資源需求(水足跡)和水資源供給(水資源可利用量)相比較得到生態服務消費系數,定量評價人類對水生態系統的利用程度,將其作用于流域生態系統服務能值,得到自身消費的流域生態能值,詳式(3)。

CEi=FEi×WDiWSi(3)

式中,WDi代表流域水資源需求,即水足跡,WSi代表流域水資源供給,即水資源可利用量。

2.2.1 水資源需求測算

人類通常通過消費由水資源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等間接方式進行水資源消費,這些產品和服務在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水資源即為虛擬水[20]。虛擬水以“看不見”的形式蘊含在產品和服務中,由于人類生活直接利用的實體水資源量一般較少,因此產品形式的虛擬水消費是水足跡的主要組成部分[21]。水足跡需求的計算公式見式(4)。

WDi=CVWi+AVWi+RWi+ENVi+NVWIi(4)

式中,CVWi代表農業產品消費的虛擬水含量,AVWi代表工業產品消費的虛擬水含量,RWi代表居民生活用水量,ENVi代表生態環境用水量,NVWIi代表凈進口虛擬水含量(在實際應用中,由于凈進口虛擬水含量的計算困難和需水量較小,計算過程中可忽略不計)。

其中,農業產品消費的虛擬水含量是目前虛擬水計算的最重要部分,主要包括農作物產品的虛擬水含量測算和動物產品的虛擬水含量測算。

(1)農作物產品虛擬水含量測算。農作物的類型、灌溉條件、生長區域及管理方式等決定了農作物產品生產需要的水資源,因此農作物產品的虛擬水含量通常只是特點地點下的一種估算。假設農作物自身包含的水分忽略不計,農作物實際需水量即為其在生長期間的累積蒸發蒸騰所消耗的水資源量,農作物產品的虛擬水含量通常采用世界糧農組織推薦的標準彭曼公式進行計算[18],見式(5)。

ETc=Kc×ET0(5)

式中,ETc代表農作物產品c的虛擬水含量,Kc代表農作物系數,用以修正實際農作物與參考農作物間生理及物理特征的差異,ET0代表參考農作物蒸發蒸騰消耗的水資源量。

(2)動物產品虛擬水含量測算。動物產品的虛擬水含量依賴于動物類型、動物成長的自然環境和動物的飼養結構,其計算公式見式(6)。

WC=WCF+WCD+WCS+WCP(6)

式中,WC代表游鋝品的虛擬水含量,WCF代表動物成長和加工飼料需水量,WCD代表動物飲用水量,WCS代表清潔圈舍等服務需水量,WCP代表產品加工需水量。

2.2.2 水資源供給測算

水資源供給是指一個地區在統籌考慮生產、生活和生態用水基礎上的水資源可利用最大水量,包括地表水可利用量和地下水可利用量。水資源供給的計算公式見式(7)。

WSi=Wai+Wbi-Wci(7)

式中,Wai代表地表水資源可利用量,Wbi代表地下水資源可利用量,Wci代表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間的重復量。

3 渭河流域上游生態外溢價值實證測算

3.1 背景描述

渭河流域發源于甘肅省渭源縣的鳥鼠山,由陜西省潼關匯入黃河。渭河全長818 km,流域流經甘肅、寧夏、陜西三省區,分為上、中、下游三段,其中寶雞峽以上為上游,寶雞峽至咸陽為中游,咸陽至入黃口為下游。渭河流域總面積達134 766 km2,其中甘肅占44.1%、寧夏占5.8%、陜西占50.1%。渭河流域是“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的基礎性水源,水資源對于干旱地區的“關中-天水經濟區”顯得尤為重要,但隨著流域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渭河流域出現了水資源短缺、水污染加劇和水土流失治理緩慢等生態環境惡化問題,已嚴重制約渭河流域的可持續發展。

由于我國生態補償機制的不完善,使渭河流域上游保護生態環境和發展區域經濟的矛盾日益嚴重,雖然流域中下游(陜西的西安、寶雞、咸陽、渭南和楊凌示范區)聯合流域上游(甘肅天水、定西)針對甘肅省提供的水質狀況簽訂生態補償協議,提出流域中下游對上游天水市和定西市各補償300萬元、總計600萬元的補償方案,專項用于支持流域上游水污染治理工程、水質監測能力提升和水源地生態建設工程項目,但根據調研組對陜西省水利廳的調研,發現此金額遠無法滿足流域上游為保護生態環境所付出成本的補償。

3.2 實證測算

根據構建的能值拓展模型測算渭河流域上游生態外溢價值所需指標,從《甘肅發展年鑒2014》《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14》《2013年甘肅省水資源公報》、FAO的CLIMATE數據庫和CROP數據庫等相關統計資料中獲取相關數據,對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態外溢價值進行實證測算。

3.2.1 生態系統服務能值測算

由于流域生態系統各類投入轉化形成太陽能能值的函數關系已確定,根據式(2)可測算得到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態系統服務能值。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態系統服務能值為2.07×1022sej,其中自然環境投入和人類投入通過能量循環和轉換形成分別形成太陽能1.16×1022sej和0.91×1022sej,為渭河流域上游的社會發展和居民生活提供服務,具體如表2所示。

3.2.2 生態能值自身消費測算

渭河流域上游地區包括甘肅省的定西市和天水市,由公式(3)可知上游地區水資源消費系數為上游水足跡與水資源可利用量的比值。根據渭河流域上游地區的實際情況和數據的可得性,從以下4個方面測算渭河流域上游地區的水足跡:①農業用水量,包括農作物產品生產用水量和動物產品生產用水量;②工業用水量,主要包括工業生產、建筑等用水量;③居民生活用水量,包括居民日常做飯、洗衣等用水量;④生態環境用水量,包括灌溉綠植、清潔環境衛生等用水量。

單位產品虛擬水含量的確定是測算流域上游地區水足跡的關鍵。由于工業產品種類紛雜,且虛擬水實際消耗的水量較小,因此常常忽略不計工業產品的虛擬水含量,只計算工業產品的實際用水量[22]。農業是世界上最大的水資源利用部門,用水量占全球總用水量的比例高達80%,各類農產品實際蘊含了大量的虛擬水[19]。單位產品虛擬水含量的計算一般采用世界糧農組織(FAO)推薦的標準彭曼公式和CROPWAT模型獲得[18],單位產品虛擬水含量與產品消費量的乘積為虛擬水量[23,24]。渭河流域上游地區2013年的水足跡結果見表3。

由表3可知,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地區的水足跡為31.17億m3,同時根據《2013年甘肅省水資源公報》可計算得到上游地區的水資源可利用量為71.20億m3(定西市32.53億m3,天水市38.67億m3)。得到渭河流域上游的水資源消費系數為0.44,將其作用于流域生態系統服務能值,得到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自身消費的生態能值為0.91×1022sej。

3.2.3 生態外溢價值測算

根據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態系統服務能值和生態能值自身消費的測算結果,將其帶入公式(1),計算得到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態外溢能值為1.16×1022sej,可知上游在扣除自身消費的生態能值后還為下游提供生態服務,處于生態盈余的狀態,理應獲得補償。

采用能值-貨幣比率將生態外溢能值轉化為生態外溢價值,以定西市的能值-貨幣比率4.41×1013sej/US$計算[25],得到生態外溢價值為2.63億美元,由《2014中國統計年鑒》可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為6.20,因此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態外溢價值為16.31億元。進一步確定上游各市應獲得的補償量,一般根據水資源可利用量進行分攤[24],得到定西市應獲得補償7.50億元,天水市應獲得補償8.81億元,具體如表4所示。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將能值分析法與水足跡法有效結合,構建一個基于能值拓展的流域生態外溢價值補償模型,以渭河流域上游為例,根據能值分析法和水足跡法計算得到的生態系統服務能值和生態能值自身消費判斷上游地區的生態盈虧狀態。結果表明,渭河流域上游地區呈生態盈余狀態,在扣除自身消費的生態能值后還為下游地區提供生態服務。為激勵上游地區加大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力度,同時也為實現區域發展的公平與效率和流域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下游地區應對上游地區支付水資源生態環境補償。然后采用能值-貨幣比率將生態外溢能值轉化為生態外溢價值,得到上游地區應獲得的補償金額,并根據水資源可利用量,進一步分配上游各市應獲得的補償金額。本文構建的拓展的能值模型利用能值分析法測算流域生態系統服務能值與利用水足跡法確定并剔除流域自身消費的生態能值,從能量投入和能級轉化的角度,以能值的形式反映流域客觀存在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的功能服務價值,避免忽視或遺漏流域生態系統功能導致的不可比較,得到相對客觀和穩健的補償標準,該方法對流域生態外溢價值補償研究具有一定的實用性和可行性。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首先,U大對流域上游地區的轉移支付。流域上游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往往落后于下游地區,而中央對水源地水環境保護的重視又進一步限制了當地政府的財政稅收。因此,一方面中央政府應加大對流域上游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提高上游地區的財政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下游地區無償享有上游地區提供的生態外溢價值,應提供橫向轉移支付分攤上游流域生態環境保護成本。2016年5月,《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中明確提出在江河源頭區以及具有重要飲用水源或重要生態功能的湖泊,全面開展生態保護補償,適當提高補償標準。通過擴大中央政府的縱向轉移支付和流域地方政府間的橫向轉移支付提高流域上游地區的一般性均等化財政水平,提高上游地區地方政府的生態保護努力水平。

其次,完善水資源市場構建。構建反應市場供求和水資源稀缺程度的水資源市場,明確水資源產權。2015年9月,《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提出“推行水權交易制度,合理劃定和分配水權,探索地區間、流域間、流域上、下游等水權交易方法。研究制定水權交易管理措施,明確可交易水權的范圍和類型、交易主體和期限、交易價格形成機制、交易平臺運作規則等。開展水權交易平臺建設。”在保證水資源為國家所有的前提下,構建有序的環境產權市場開展水資源產品的交易,使水資源的價格機制在水資源市場上充分發揮作用,最終實現水資源的優化配置。

最后,健全流域生態補償立法。雖然我國目前關于資源和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制定取得一定進展,但缺乏專門針對流域生態補償立法的法律法規。流域生態補償缺乏最基礎的法律保障,使許多條款之間可能重疊、交叉,或由于只是原則性的規定,缺少具體的實施細則,使這些與流域生態補償相關的法律條文失去可操作性。我國應盡快出臺具有較強針對性的流域生態補償法律法規,例如《流域生態補償法》或《流域生態補償條例》,保障流域上、下游間生態補償的具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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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臺布置范文第4篇

一、生態移民是西部地區擺脫貧困、制止生態環境惡化的有效途徑

我國西部地區面臨嚴重的貧困問題和生態環境問題。這里經濟水平低下,人口壓力大,生態系統十分脆弱,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居住在此地區大部分人的貧困屬于生態貧困,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因缺乏必要的客觀物質條件而處于的貧困狀態。要促使生態貧困者脫貧,主要的途徑是使他們從生態惡化的自然環境中脫離出來,即進行生態移民。

生態移民是指為了保護貧困生態環境,將生態脆弱地區的生態超載人口(生態難民)遷到生態承載能力高的農(牧)業區或城鎮郊區從事農、牧、農畜產品加工業,但不應該破壞潛入地的生態環境。生態移民的對象是“生態難民”,即由于生態環境變化而導致的土地或草原退化、自然災害頻繁、各種生存條件惡劣,無法在原住地正常生活,不得不遷移到其他地方生活的農牧民,生態難民基本上是貧困者,所以,也可以稱其為“生態貧民”。這種貧困者的獨特性在于,他們不僅溫飽問題難以解決,還缺乏基本的生存環境條件。

二、生態移民中存在的問題

在我國西部生態環境脆弱的農村牧區,生存和生態是一對難以化解的矛盾,生態惡化和貧窮落后如一對孿生兄弟困擾著西部許多地區的農牧民。經濟發展的長期落后,工業化、城鎮化、第三產業發展相對緩慢以及人口增長較快,使得居住于西部生態惡劣地區的居民,出于解決溫飽問題的目的,不得不大肆開發環境,造成當地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生態移民工程的實施,使部分人脫貧了,也使許多人看到了西部生態環境恢復的曙光。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生態移民的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諸多問題。

(一)缺乏科學規劃

移民工程是一項系統工程,不是簡單的人口搬遷過程。但是在移民過程中缺乏科學規劃。表現為:第一,在移民過程中,往往把便于“五通”(通路、通水、通電、通電話、通有線電視)的地方確定為移民點,至于地下水的儲量以及是否符合未來的城鎮化布局則欠考慮。如內蒙古首批生態移民扶貧開發試點項目--巴彥淖爾市磴口縣淘井、溝心廟移民開發區,位居烏蘭布和沙漠東南緣的荒漠地帶,2002年前搬遷安置移民1000余戶。但是目前這里早已被連綿的活化沙丘包圍,村內的道路上、院落旁,堆積著厚厚一層隨風而來的沙子。而村里不少房子都門窗緊鎖,空無一人。其實,烏蘭布和沙漠東南緣這片荒漠地的生態系統原本已經相對穩定,但是在移民過程中沒有考慮水資源的承載力,大批移民搬遷進去以后,大量抽取有限的地下水墾荒種地,放牧牛羊破壞稀疏的植被,致使固定沙丘重新活化淪為流沙地。而遷來的移民大部分又回遷走了。第二,有的地方政府對生態移民的認識不足,認為只要完成上級領導下達的任務即可,于是搞“過場式”的生態移民,把移民從生態環境非常惡劣的甲地遷往條件稍好但依然惡劣的乙地,結果非但沒有達到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目的,反而使遷入地的生態環境也迅速惡化了。

(二)移民安置補償費用低

資金投入是生態移民能否成功的重要保障,移民搬遷、遷入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土地資源開發等都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同時,為了動員和幫助移民搬遷,往往還要付給移民一定的安置補償費。但是這些費用普遍偏低。如內蒙古涼城縣在移民搬遷過程中,除給每戶人家配備兩間房子和部分耕地以外,每個人的安置補償費只有5000元。這點錢在移民安家落戶后已所剩無幾,無力再拿出充裕的資金來發展生產,不能及時擺脫貧困。

此外,生態移民的過程往往也是退耕還林(草)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生態環境得到了改善,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但與此同時,農牧民的個人收益遭受了損失,個人的邊際收益小于社會的邊際收益,但是得到的相應的補償較少。

(三)移民搬遷后增收困難

穩定和逐步提高移民的收入是生態移民工程最終成功與否的關鍵。雖然移民搬遷以后生存環境有了極大的改善,但是如果不能迅速提高他們的收入,就會加重他們離開故土的痛苦和對未來生活的困惑。移民遷入區一般人口相對集中,可分配的土地資源相對較少,尤其是我國從2005年開始免征農業稅,而且每種一畝地國家都要付給一定的補助,如內蒙古涼城縣每畝地國家補貼15元。如此一來,農民把原來不愿種的地又都重新種上了,在移民村勢必會出現土地緊張,這樣就會有一部分閑置勞動力,將其轉移到鄰近城鎮也不失為較好的措施。但是這部分人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無法在城鎮中生活下去。如何增加移民的收入成為一個難題。部分移民就偷偷的回原住地繼續種地或放牧,更有甚者,終日游手好閑,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分子。

(四)對遷出區的環境缺乏有效治理

生態移民工程的目的一是解決處于生態貧困區的農牧民的脫貧問題,二是阻止生態脆弱地區的生態環境繼續惡化,改善生態,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是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卻把生態移民看作是單純的人口搬遷過程,忽視了對遷出區生態環境的治理。如從內蒙古烏海市實施禁牧移民工程來看,全市共有203.96萬畝草場,退化面積占96%。為了有效的防治沙化和水土流失,從2002年12月起全市實施禁牧移民。然而,在牧民搬遷后空出的草場上又出現了新的破壞,到處是正在施工的小煉焦廠,小陶瓷廠和小硅鐵廠。只有將移民與治理相結合,對移民后的土地及時進行治理,才能恢復生態,才能達到搬遷一方群眾,致富一方群眾,恢復一方生態的目的。

(五)對移民缺乏人文關懷

移民在搬遷過程中,是作為“少數人”進入到一個特定的環境中,而這個特定的遷入區有自己穩定的文化。移民只能慢慢適應這里的既定文化,很難在短時間內將自己的文化融入。據《北京青年報》2004年8月15日報道,我國最后的狩獵民族--鄂溫克人下山后,一天就返回了大山。在進行移民過程中,除生產狀況、衣食住行等物質條件外,還應該充分考慮民族、文化、宗教、社會、傳統、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尤其西部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在移民過程中更應該充分考慮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此次鄂溫克人下山后又重返山林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此對移民要進行多方面的關懷,幫助移民度過在初期的經濟、文化、社會心理等諸多方面面臨的貧窮和一系列的不適應問題。

(六)移民過程中法制不健全

生態移民過程中,法律是有效的保障。生態移民工程關系到廣大移民的切身利益,只有在移民過程中有法可依,才能保證移民利益不受損失,工程順利進行。但是在移民過程中,法律制度還不健全。如移民安置補償費的確定,沒有法律依據,沒有統一標準,全國各地確定的安置補償費普遍偏低。

三、有效實施生態移民的政策建議

(一)科學規劃,統籌管理

移民工程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及千秋的偉大工程,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科學合理的規劃是移民工程順利進行的前提條件。首先,生態移民要統籌規劃。移民點的確定,不僅要考慮通路、通水、通電、通電話、通有線電視等基礎設施建設,而且要考慮當地環境容量特別是水資源承載力的大小。如果移民遷入區的水利灌溉設施容載量小,很可能會造成移民遷入區新的生態破壞。其次,移民村要科學定位,不僅便于搬遷,而且符合未來城市化布局。最后,在移民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上,不僅要保證移民村水、電、暖、道路橋梁等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的高質量,還要花大力氣在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部門的建設上。

(二)調整經濟結構,加快脫貧步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糧食增產并不意味著農民增收。單一的農業種植業或糧食生產結構無法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收入。因而,應該追求移民收入的多元化渠道,積極調整農牧區的經濟結構,發展本地的特色農業,通過特色農業帶動第三產業等的發展,吸收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達到快速致富的目的。如內蒙古商都縣在實施移民工程中,注重產業結構調整,依托當地的蔬菜種植業優勢,為移民另辟生路:每人4500元補貼,每戶29平方米住房,一間標準化畜棚和0.6畝蔬菜大棚。并發動全縣干部進行一對一包扶,幫助移民盡快脫貧致富。他們種植從北京引進的具有反季節的硬質番茄等。產品還遠銷廣州、北京等地。2001年移民第一年落戶,人均收入就達2220元,三分之一的移民自己又蓋了新房子。

(三)加強教育,提高移民自身的素質

移民大都來自貧困地區,在這些地區普遍存在著貧困制約教育的發展,教育落后又阻礙脫貧的惡性循環,其直接后果是人口素質低下。治貧必先治愚,扶貧必先扶教。因此教育是移民村工作中的重點。對于成年人,他們最迫切的是掌握必要的生存技能,因此要有針對性地對移民進行技術和知識培訓,讓他們比較系統地掌握生產和生活技能。對于未成年人,一定要保證他們全部享受義務教育,以確保移民新生代的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

(四)加強計劃生育,控制移民數量

通過教育提高了移民的素質,但同時也不能忽視對移民數量的控制。我國西部地區長期以來生態環境惡劣,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西部人口多,而且增速非常快。因此,要繼續大力宣傳計劃生育政策,使移民樹立正確的婚育觀,擺脫過去“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惡性循環,使廣大移民群眾能夠少生、優生、致富、奔小康。

(五)把生態移民和城鎮化進程緊密結合起來

城鎮化是一國或地區,實現人口聚集、財富聚集、技術聚集、服務聚集的過程,其突出強調的是農業人口功能的轉變。把生態移民和城鎮化結合起來,通過城鎮化的建設,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促使移民從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迅速脫貧致富;同時,移民遷移到城鎮定居,也可以加速城鎮化的進程。

(六)建立移民社會保障制度

移民是一個非常脆弱的群體,搬遷后他們的生活、生產將面臨巨大的風險和困難。因此要讓移民安居樂業,必須從制度上為移民提供安全保障,即建立移民社會保障制度,讓移民搬遷后沒有后顧之憂。除了在制度層面對移民生活進行保障外,還要在文化、宗教、社會、傳統、心理等多方面對移民進行人文關懷。

(七)將生態移民納入法制化軌道

把生態移民的規劃、建設、補償和驗收統統都納入到法制化的軌道中,這樣才能保證生態移民工程的順利進行。如在移民補償費的確定中,全國制定統一的標準,各地再根據本地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適當的調整即可。

展臺布置范文第5篇

具體來說,所有參與我們這個產業的公司都在進行升級――跨境電商希望將貨物賣到更多的國家,進口電商則想要給終端的消費者更好的體驗。

這就對我們電商平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要幫助客戶從供應鏈到需求鏈的所有環節做升級,包括IT、物流、資金流、海關退稅等環節都要進行相應的協調。這種大環境的改變給產業帶來了挑戰,當然也給我們帶來了更多成長的動機。

以前中國的供應商大部分都在做低價位的產品,而現在大家都希望做高價值的商品,希望建立自有的品牌。現在中國還有很多海外還不知道的品牌,因為歐美不是制造大國,也不像我們有這么多的創業公司,所以eBay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扶植這些優質的供貨廠商做大自己的品牌。實際上中國的品類非常多,其中很多品牌有成長機會和空間。但很多制造商不懂怎么經營電商,更不懂怎么做品牌,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利用電商平臺,一方面教他們做電商,另一方面教他們做品牌。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國內的賣家要做出口生意,以前可能只是對美國銷售商品,而現在隨著品牌升級,他們會希望打開英國市場,而這就涉及到各種新的安全認證、繳稅、物流等等問題。如果再將這個市場擴大到非英語國家,這對賣家來說又是一次考驗。這不僅僅是產業的升級,同時還是市場的擴大。eBay需要教會這些品牌商如何管理公司、管理人員,如何對接IT系統,去建立自己的倉儲,如何去將美元、英鎊快速方便地轉換成人民幣。

為了解決這樣的困難,我們會引入第三方的供應商,幫助賣家在價值鏈里特制化他們的產品。比如商戶有推廣品牌的需求,那么我們會讓第三方的IT供應商和他們對接,這是一個三方互動的過程,而這些工作都需要我們以平臺的身份對接完成。

第三方供應商將會提供IT服務、物流服務、品管服務等,然后我們將這些服務集成起來,交給10個大的賣家去嘗試應用。如果這一套解決方案在部分商戶中試驗有效,那么我們會進一步地推廣擴大。

身處電商這個產業,今天我們遇到的挑戰只是一個升級競爭的挑戰,而不是被淘汰的生死之戰,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是幸運的。

Q:你2016年得到的最佳建議是什么?

A:自知之明很重要。每個人要知道自己的定位,了解自己喜歡及擅長的事物。

每次做選擇的時候可以暗暗地做一個坐標系,用既喜歡又擅長、喜歡卻不擅長、擅長卻不喜歡、不喜歡又不擅長四個象限來衡量自己是否適合做某件事情或者從事某個行業。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建議,這個坐標能非常好地幫助人們認識自己。

Q:結合你所在的行業,你對2017年中國經濟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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