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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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效率范文第1篇
【關鍵詞】行政效率；gdp虛高；綠色gdp
一、gdp的定義與核算方式
按照世界銀行的定義，gdp是按照購買者價格計算的一國居民生產者在經濟中的總增加值，加上所有稅收，減去不包括在產品增加值中的所有補貼的總值。在這里，增加值是一個部門的所有產出減去中間投入后的凈產值。按照我國的定義，gdp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1年）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即可供最終使用的產品或勞務的價值）。同時，gdp等于國內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之和。一方面它是一個宏觀經濟指標或總量指標，另一方面它是一個采取了價值形式的指標，因此，gdp所表現的是社會財富的總量，它不僅可以把完全不同的東西等同起來，或者加總在一起，而且是社會財富的價值表現形式。[1]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gdp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國家（或地區）之間經濟實力的比較提供了依據。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盡管gdp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二、行政效率低下導致gdp虛高
（一）行政效率的現狀
所謂行政效率，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從事行政管理活動所取得的工作成果、社會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的比率。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的核心問題，較高的行政效率是各級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標。行政學創始人威爾遜明確指出：“行政學研究的目標在于——盡可能高的效率。”[2]行政效率是政府能力的集中表現， 也是判定政府工作狀況的綜合指標。
政府是社會發展的必要保障，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是無疑的。然而，政府具有內在的低效率傾向，低效率問題一直是社會對政府揮之不去的遺憾。因此，政府干預的結果不是十全十美的，它的副作用主要是產生浪費和無效率。于是，就出現了“政府失靈”的情況?！罢ъ`”的主要現象就是行政低效率。行政低效率成為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
行政效率低下，造成政府機關龐大，職能交叉；政府對公眾服務意識差；辦事程序繁瑣，職責不清，互相扯皮；公共資源浪費嚴重；腐敗問題時有發生，公眾滿意度低。繁瑣復雜而又漫長的審批程序；金融、股市、國企改制、投資失誤以及公款吃喝和公車上的各種無效損耗。資源巨大浪費為代價的經濟發展，勞民傷財，降低了國民的生活水平，損害了政府的形象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妨礙了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二）行政效率低下導致gdp虛高的主要原因
發展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7年會上表示，2006年中國經濟增長10.7%，增速已連續四年保持在10%或者多一點。2006年，按現行匯率初步測算，中國gdp總量占世界的比重約5.5%。但是，經濟增長的強勁態勢并沒有贏得普遍的喝彩，分析表明，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勢之下，經濟層面尤其是政府行政效率層面上的隱憂更應引起關注。
1. 繁瑣復雜而又漫長的審批程序導致gdp虛高。審批事項過多過濫，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一方面妨礙了市場機制作用的有效發揮；另一方面導致行政審批事項無所不包，效率低下。
2. 經濟增長績效考核地方官員導致gdp虛高。首先，以gdp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機制，導致地方政府不可遏制的投資沖動。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為了獲得驕人的政績，千方百計地加速經濟增長，推動投資。其次，gdp至上的考核體制所造成的過度激勵是gdp數據失真的根本原因。最后，重復統計形成地方重報，最可能造成gdp注水。為了在gdp指標上占據相對優勢，不少地方政府不約而同地加入了gdp的“注水”行列。其結果是，處于信息劣勢的中央政府很難準確考察統計指標的真實性；即便認真起來，也是法不責眾。
3.不斷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長以及不顧社會和生態效益來片面強調gdp增長。一些政府為追求高速的經濟發展和驕人成績，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F在gdp并不計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造成的損失，采劃樹木時，gdp在增加；把污染排放到空氣和水中，gdp在增加。gdp反映增長，卻不反映資源耗減和環境損失。由于土地、資源的緊張，價格日益昂貴，從而使得gdp中資源成本日益提高。
三、提高行政效率，倡導健康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選擇
目前我國行政效率低下導致gdp虛高的種種弊端，與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很不適應，因此，樹立效率觀念，改革機構，提高行政效率是當務之急。
（一）提高政府部門自身的管理
對于政府來說，合理地確定其職能是政府管理社會的前提和依據。建立一套法治化、科學化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要加強行政法制建設。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的條件下，我國行政機關的設置與活動在很多方面不適應客觀形勢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加強政府自身的管理。政府管理職能（下轉第16頁）（上接第18頁）是指行政主體依法對國家政治和社會事務進行管理時應承擔的職責和所具有的功能作用。它本質上是一種“外向”的東西，主要涉及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為了更好地承擔行政管理職能， 權力運行走上正軌，使政府權力的總量與政府能力和政府職能的總量相匹配，這樣才能不斷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3]
（二） 提高行政人員的素質，改變干部評價考核制度
行政人員個人利益驅動是造成行政低效的原因之一。因此要使行政人員克服一己之私，除加強監督之外，還必須從根本上提高行政人員的素質。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提高行政領導者的素質。為了最大程度地減少統計注水現象，除了從技術上改進統計方法外，最根本的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切實改變現行的干部評價考核制度。有鑒于干部考核體系主要反映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缺乏反映全要素生產率、生態文明建設、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指標，在考核干部時，可以把上述內容囊括進去。進一步理順上下級政府的關系是更為徹底的措施。[4]
（三） 加強管理手段的科學化、現代化，實現綠色gdp
行政管理工作的特點是范圍廣，工作量大，沒有現代化的管理手段，就不可能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管理工作必須借助信息和網絡技術，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提升科學決策的水平。實行綠色gdp核算指標后，資源損耗部分和環境污染等外部效應部分將從gdp總量中扣除，鑒于資源成本在gdp總量中所占比重較大，預計綠色gdp核算體系的建立將可有效地遏制住地方政府投資沖動，進而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創造良好外部條件。[5]同時，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以后，地方政府將從追求投資、出口為主導手段的gdp拉動向以科技創新、服務增值等由勞動創造價值為主導手段的gdp增長方式轉變，進而真正地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實現社會和諧、環境友好的社會建設目標。 參考文獻
[1]陳文通.gdp的功能和局限性[j].學習月刊，2003.(11).
[2] 伍德羅·威爾遜.行政學之研究.[j]外國政治學.1987.6.
[3]楊奎.論公共行政低效率傾向及補救對策[j].今日中國論壇，2006.(8).
行政效率范文第2篇
【關鍵詞】行政效率；GDP虛高；綠色GDP
一、GDP的定義與核算方式
按照世界銀行的定義，GDP是按照購買者價格計算的一國居民生產者在經濟中的總增加值，加上所有稅收，減去不包括在產品增加值中的所有補貼的總值。在這里，增加值是一個部門的所有產出減去中間投入后的凈產值。按照我國的定義，GDP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1年）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即可供最終使用的產品或勞務的價值）。同時，GDP等于國內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之和。一方面它是一個宏觀經濟指標或總量指標，另一方面它是一個采取了價值形式的指標，因此，GDP所表現的是社會財富的總量，它不僅可以把完全不同的東西等同起來，或者加總在一起，而且是社會財富的價值表現形式。[1]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GDP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國家（或地區）之間經濟實力的比較提供了依據。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盡管GDP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二、行政效率低下導致GDP虛高
（一）行政效率的現狀
所謂行政效率，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從事行政管理活動所取得的工作成果、社會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的比率。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的核心問題，較高的行政效率是各級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標。行政學創始人威爾遜明確指出：“行政學研究的目標在于——盡可能高的效率?！盵2]行政效率是政府能力的集中表現，也是判定政府工作狀況的綜合指標。
政府是社會發展的必要保障，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是無疑的。然而，政府具有內在的低效率傾向，低效率問題一直是社會對政府揮之不去的遺憾。因此，政府干預的結果不是十全十美的，它的副作用主要是產生浪費和無效率。于是，就出現了“政府失靈”的情況。“政府失靈”的主要現象就是行政低效率。行政低效率成為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
行政效率低下，造成政府機關龐大，職能交叉；政府對公眾服務意識差；辦事程序繁瑣，職責不清，互相扯皮；公共資源浪費嚴重；腐敗問題時有發生，公眾滿意度低。繁瑣復雜而又漫長的審批程序；金融、股市、國企改制、投資失誤以及公款吃喝和公車上的各種無效損耗。資源巨大浪費為代價的經濟發展，勞民傷財，降低了國民的生活水平，損害了政府的形象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妨礙了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二）行政效率低下導致GDP虛高的主要原因
發展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7年會上表示，2006年中國經濟增長10.7%，增速已連續四年保持在10%或者多一點。2006年，按現行匯率初步測算，中國GDP總量占世界的比重約5.5%。但是，經濟增長的強勁態勢并沒有贏得普遍的喝彩，分析表明，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勢之下，經濟層面尤其是政府行政效率層面上的隱憂更應引起關注。
1.繁瑣復雜而又漫長的審批程序導致GDP虛高。審批事項過多過濫，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一方面妨礙了市場機制作用的有效發揮；另一方面導致行政審批事項無所不包，效率低下。
2.經濟增長績效考核地方官員導致GDP虛高。首先，以GDP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機制，導致地方政府不可遏制的投資沖動。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為了獲得驕人的政績，千方百計地加速經濟增長，推動投資。其次，GDP至上的考核體制所造成的過度激勵是GDP數據失真的根本原因。最后，重復統計形成地方重報，最可能造成GDP注水。為了在GDP指標上占據相對優勢，不少地方政府不約而同地加入了GDP的“注水”行列。其結果是，處于信息劣勢的中央政府很難準確考察統計指標的真實性；即便認真起來，也是法不責眾。
3.不斷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長以及不顧社會和生態效益來片面強調GDP增長。一些政府為追求高速的經濟發展和驕人成績，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F在GDP并不計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造成的損失，采劃樹木時，GDP在增加；把污染排放到空氣和水中，GDP在增加。GDP反映增長，卻不反映資源耗減和環境損失。由于土地、資源的緊張，價格日益昂貴，從而使得GDP中資源成本日益提高。
三、提高行政效率，倡導健康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選擇
目前我國行政效率低下導致GDP虛高的種種弊端，與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很不適應，因此，樹立效率觀念，改革機構，提高行政效率是當務之急。
（一）提高政府部門自身的管理
對于政府來說，合理地確定其職能是政府管理社會的前提和依據。建立一套法治化、科學化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要加強行政法制建設。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的條件下，我國行政機關的設置與活動在很多方面不適應客觀形勢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加強政府自身的管理。政府管理職能（下轉第16頁）（上接第18頁）是指行政主體依法對國家政治和社會事務進行管理時應承擔的職責和所具有的功能作用。它本質上是一種“外向”的東西，主要涉及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為了更好地承擔行政管理職能，權力運行走上正軌，使政府權力的總量與政府能力和政府職能的總量相匹配，這樣才能不斷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3]
（二）提高行政人員的素質，改變干部評價考核制度
行政人員個人利益驅動是造成行政低效的原因之一。因此要使行政人員克服一己之私，除加強監督之外，還必須從根本上提高行政人員的素質。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提高行政領導者的素質。為了最大程度地減少統計注水現象，除了從技術上改進統計方法外，最根本的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切實改變現行的干部評價考核制度。有鑒于干部考核體系主要反映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缺乏反映全要素生產率、生態文明建設、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指標，在考核干部時，可以把上述內容囊括進去。進一步理順上下級政府的關系是更為徹底的措施。[4]
（三）加強管理手段的科學化、現代化，實現綠色GDP
行政管理工作的特點是范圍廣，工作量大，沒有現代化的管理手段，就不可能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管理工作必須借助信息和網絡技術，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提升科學決策的水平。實行綠色GDP核算指標后，資源損耗部分和環境污染等外部效應部分將從GDP總量中扣除，鑒于資源成本在GDP總量中所占比重較大，預計綠色GDP核算體系的建立將可有效地遏制住地方政府投資沖動，進而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創造良好外部條件。[5]同時，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以后，地方政府將從追求投資、出口為主導手段的GDP拉動向以科技創新、服務增值等由勞動創造價值為主導手段的GDP增長方式轉變，進而真正地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實現社會和諧、環境友好的社會建設目標。
參考文獻
[1]陳文通.GDP的功能和局限性[J].學習月刊，2003.(11).
[2]伍德羅·威爾遜.行政學之研究.[J]外國政治學.1987.6.
[3]楊奎.論公共行政低效率傾向及補救對策[J].今日中國論壇，2006.(8).
行政效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公共支出規模 行政效率 短期與長期
引言
公共支出，即公共財政的支出，是政府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所安排的支出，公共支出可以確保國家職能的履行和政府發揮經濟作用。一般按照與市場關系的分類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本文研究的角度是從政府行政效率的角度來考慮，故采用政府職能分類方式，側重于國家行政管理職能方面的支出。
現有的關于公共支出的影響的研究，直接從支出效率著手，考查不同指標、運用不同模型測算支出效率。主要的測度角度有產出角度：公平產出（劉窮志，2007）經濟增長（劉勇政，馮海波，2011）；橫向對比的角度：區域經濟之間（汪博興，2009），區域競爭機制（鄧毅，2001）主要研究方法有：DEA超效率模型（劉彥軍，2013；王德祥，張權，2013），隨機前沿模型（張權，王德祥，2013），兩階段數據包絡模型（郭小東，章力，2009）。這些研究的核心是公共支出的結構、方向、是否有效地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這樣一個測度角度本身就忽略了一個成本的問題，如果經濟的確增長了，但是卻是利用巨額的財政支出換來的，那么這樣的結果本身就不符合經濟學中最小的產出獲得最大的利益的要求。因此，我們試圖尋找到公共支出規模與行政效率之間的一個對應關系，測度出達到某一最優行政效率需要且僅僅需要的政府公共支出規模。即為了保證行政效率，我們所需要的最優規模的公共支出。
現有的研究并沒有關于公共支出與行政效率的關系的研究，因此提出這樣一個倒U型關系的猜想。這一猜想來自拉弗曲線的想法，即政府取得同樣規模的財政收入可以從兩個不同的稅率水平獲得，一個是輕稅負型：較低的稅率和較寬的稅基；另外一個則是重稅負型：較高的稅率和較窄的稅基。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達到某一行政職能目標需要公共支出，而這一公共支出的水平也存在兩種狀況：一種是較小規模的支出和較高的行政效率組合；另外一種則是較高的公共支出規模和較低的行政效率組合。公共支出是政府行為，而行為的結果則通過行政效率體現出來。政府行為的強弱表現為公共支出的規模，行政效率的高低與公共支出規模是否存在相關關系，進一步分析是否存在倒U型關系。關于行政效率的研究，并沒有一個比較權威和系統的指標，本文則通過不同角度的闡釋力圖找到一個較為合意的指標來衡量行政效率。最終通過構建的指標，運用計量模型檢驗二者倒U型關系是否存在，進一步模擬測算出倒U型拐點的出現條件。
我國公共支出概述
一般意義上的合理的財政支出規模大致有以下一些觀點，亞當?斯密從“廉價政府”的角度出發，認為國家經費具有非生產性，應當限制公共支出規模。瓦格納則認為一個國家政府的財政支出規模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具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凱恩斯認為達到充分就業的滿足有效需求的公共支出規模是合理的，薩繆爾森的規范分析方法從邊際替代率的角度分析了合理的公共品供給，間接地分析了合理的公共支出規模由居民消費偏好來確定。馬克思的理論并未專門分析合理的公共支出規模，但是從其思想中可以體現出合理的公共支出規模與社會再生產擁有相適應的比例。
現有的關于合理公共支出規模的研究大致分為生產角度分析，研究公共支出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孫錦，2012）需求角度分析，研究公共支出增長的驅動與制約（郭錦繡，高希武，2010）；國家職能角度分析，研究公共支出規模的“瓦格納法則”適用性（郭希林，2005）。因為公共支出的效率具有不確定性，各個國家之間也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因此沒有一個比較合意的公共支出規模的判斷標準，而事實上這樣一個標準是否具有實際意義也受到國家預算政策的影響。
首先我們對中國的公共支出規模的現狀進行簡單的統計分析。從絕對規模，增長趨勢，增長速度（同比增長），相對規模（占GDP比重），橫向對比（美國）。見圖1、圖2、圖3、圖4、圖5。
在不考慮物價變動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可以看到公共支出規模呈現出指數函數的增長趨勢（見圖1）。直觀地表明公共支出的規模呈現出加速增長的趨勢。在1990-2000年10年間的增長比較平穩，2002年以后的增長速度則呈現出加快增長的趨勢，2008-2012年的增長速度則出現加速趨勢，并且這一趨勢并沒有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這一背景的影響，或者說影響的表現在這里看不出來。
結合1990-2012年間的物價變動情況，以實際公共支出/（1+物價變動）得到調整后的公共支出增長趨勢（見圖2）。從剔除了物價因素的增長趨勢上來看依然是符合加速增長的趨勢。不考慮物價變動影響時GDP在1994年和2003年都有一個較快幅度的增長，2010年開始增長速度變快。但是公共支出的增長趨勢則存在一個相對的滯后反應，即公共支出的效應具有短期滯后于GDP的特點，長期則保持基本一致的增長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直觀地應證了合理公共支出規模的生產角度的分析。同時相對于GDP的增長，公共支出增長趨勢要相對緩慢。
1990-2012年國家財政決算支出以上一年為參照的增長速度呈現出不確定的變化趨勢呈現出較大的波動性（見圖3），最高的增長速度在1994年達到24%以上，2008年達到25.7%，這與1994年分稅制改革和2007年的統計方法變更有直接聯系。在2008年以后一直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這與亞當?斯密自由主義經濟發展要求“廉價政府”的發展趨勢具有一致性。
再橫向比較，同一時期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公共支出規模，見圖4、圖5。
相對于美國的公共支出規模，中國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偏大，并且增長速度波動較大。這與國家結構形式有關系同時也反應出與美國相比，我國的公共支出結構和規模并不是很合理。
行政效率概述
行政效率屬于公共管理學的概念，一般理解為，有形和無形的社會效果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等綜合消耗之比（徐雙敏，2008）。
對這一概念的內涵可以分為4個層面，分別為政府內部管理的維度、政府職能的維度、政府服務對象的維度、行政權力來源與行使的維度；對應這些不同的表現形式，我們稱之為“內部效率”（政府內部管理效率）、“外部效率”（基于政府為實現其職能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社會效率”（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政府需要把公眾利益放在首位）、“綜合效率”。我國的政府管理制度堅持黨的領導，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垂直管理的可能性，故政令的傳達效率，決策程序效率比較高，因此本文不做討論。第四個維度的權力來源和行使屬于政治學研究范疇，本文也不做討論。本文著重于政府職能實現所需要的合理公共支出規模及相應的配套的行政效率。因此我們關注的是外部效率和社會效率。如何將二者結合統一起來，以構建一個綜合行政效率指標，是本文的關鍵。
借鑒世界統計年鑒中關于城市管理效率綜合排名的統計中包含綜合效率，經濟效率，結構效率，社會效率，人員效率，發展效率，環境效率7個指標。經濟效率以人均GDP計算，結構效率以服務業占GDP比重（%）計算，社會效率以登記失業率（%）計算，人員效率以政府人數/總人口（%）計算，發展效率以人均教育支出（元）計算，環境指數以百萬元GDP工業廢水排放量（萬噸/百萬GDP）和百萬元GDP工業煙塵排放量（噸/百萬元GDP）的指標平均計算。
這些指標都是簡單的比例化的指標，受到絕對量的影響很大，并且評判的角度具有很強的領域性限制。因此我們選取經濟效率、結構效率、社會效率、人員效率、發展效率5個指標，按照加權重置理想法（龔峰，2010）計算得出行政效率的綜合效率指標。
計算方法：
這里的關鍵是確定各個指標之間的權重各個指標權重有多種處理方法，一種是賦予它們均等的權重，另外一種則是通過數據擬合得到一個最優權重。
根據2009年83個中小型城市（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型城市對數據結構的平穩性具有較大影響，數據可得性）的數據，進行實驗性測算，我們發現，均等權重的方法即每一個指標賦予其1/5的權重，按照加權重置理想法計算出的綜合效率指標如表1所示。
利用回歸方程思想求解出各自的權重，權重模擬計算，經濟效率，結構效率，社會效率，人員效率，發展效率權重，經測算依次賦予權重分別為：0.1，0.3，0.15，0.05，0.15.然后利用這一權重組合再次進行計算，獲得綜合效率指標，如表2所示。
經過SPSS差異的顯著性檢驗，發現兩種權重選擇下計算出的結果沒有顯著的差異。故而為了計算的可區分性，后面的計算采用均加權重重置理想法計算綜合行政效率得到1990-2012年各年全國綜合行政效率。其中，人均教育支出考慮到我國人口狀況，采用教育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來測度，政府人數采用寬口徑的統計標準即包含公職人員以外的事業單位人數。
短期與長期影響―倒U型關系猜想
發展經濟學家庫茲涅茨于1955年首次提出的關于收入分配狀況隨著經濟發展過程而變化的曲線，認為經濟未充分發展的階段，收入分配將隨著經濟發展而趨于不平等，其后收入分配差距將隨著經濟充分發展而縮小。
這一理論提出之后，人們對其適用性進行了廣泛的探討與證明，實證分析，但是分析結果并沒有完全吻合其理論狀況。后人的研究也擴展到了第二產業產值比重與GDP的增加之間的倒U型關系，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隨經濟發展水平的倒U型關系，環境污染的倒U型曲線（梁星等，2004）。
國內的研究主要在收入分配、投資、環保等領域。經濟發展過程與居民收入差距、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表現出的倒U型關系。考察FDI（對外直接投資）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是否存在倒U型關系（何楓、徐桂林，2009）；FDI流入對我國工資差距的影響（范言慧，鄭建明，李哲，2009）；FDI占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變動的倒U型特征與決定因素實證分析（田素華，2012）；我國收入分配發展是否符合倒U型趨勢（岳翠云，2007）；城鄉收入差距收斂性及倒U型檢驗（劉田，2013）；城市環境與城市經濟增長（梁星，2004）。
這一系列的研究都保留了庫茲涅茨曲線提出的初衷―研究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而研究的結果大多數為數理證明曲線的合理性，但實證的結果很少完全吻合庫茲涅茨曲線，這與經濟發展階段可能存在著重要關系，即長期來看可能會滿足這一曲線，但是短期來看經濟發展還并未到達足夠讓庫茲涅茨曲線出現拐點的條件。短期的公共支出規模擴張對行政效率的積極作用容易得到驗證，而長期的公共支出規模的擴張對行政效率的影響則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我們需要經過計量的方法來分析這一影響。
模型、變量與數據
參考一般模型的設置，行政效率設為R_S，研究公共支出規模對行政效率的影響，考慮倒U型模型設置，加入公共支出規模和其2次項，其他變量依次為經濟效率、結構效率、社會效率、人員效率，發展效率。
R=b0+β1exp1+β2 exp2+ b1r_eco+ b2r_str+ b3r_soc+ b4r_num+ b5r_edu+ε
關于方程的形式，經過不同的方程形式對比測算（表3），我們選擇了相對擬合優度更好的含有2次項的方程結構。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我們選取2009年83個地級市的人均GDP，公共支出規模，第三產業比重，城市登記失業率，公務人員人口數量比，人均教育支出等6個方面的指標的截面數據進行分析。
表4擬合結果顯示，其他各項指標對于總的行政效率具有顯著影響，我們試圖證明的猜想―行政效率與政府支出規模具有倒U型關系的猜想得到了驗證，2次項系數為負，說明了倒U型關系的存在，但是其顯著性卻不明顯，即存在這種倒U型關系的概率很小。但是至少證明了這樣的一種倒U型的非線性關系的存在。
這是從短期的角度來看，我們選取的截面數據分析，結果并不像我們設想的那樣與事實呈現顯著的影響，因此我們繼續考慮長期的影響，將這一結構擴展到長期視角下公共支出規模對行政效率的影響中來，但是在這之前，我們有必要進行一下雙向因果分析―即行政效率是否對公共支出有反向的影響，如果存在，則會造成內生性問題，我們采用簡單的置換變量回歸分析進行這一檢驗。
其實反觀我們的問題的出發點會發現，我們默認為，共支出結構對行政效率有影響，認為隨著公共支出規模的擴大，行政效率有一個提高的過程，邊際遞減的速度提高，當達到一定程度之后，提高幅度會減小，然后再擴大公共支出規模時，行政效率會呈現下降趨勢，并且以邊際遞增的速度減少。
那么反過來想，公共支出的規模是否受到行政效率的影響？即剛開始時，因為支出規模小，行政激勵不足，因此形成了逆向選擇。行政效率的低下便又帶來了新的支出規模的擴張，在公共支出規模擴張的過程中，隨著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支出是否會減少呢？是否也存在著遞減的行政支出效率影響呢？這樣由于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互為因果的影響導致模型的內生性。我們變換變量與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見表5），發現逆向回歸的結果并不顯著。即行政效率對公共支出的反向影響不明顯。
在此基礎上，我們考慮長期情況，采用加權重置理想法計算出新的外生變量―綜合效率R_S。再構建22年間各個地級市綜合行政效率指標的時間序列數據，利用這一數據，力圖找到短期內行政效率隨公共支出規模上升而增加，長期內則隨支出規模增加而減緩提高，甚至出現效率的下降。
其中（按照前文計算的權重進行計算）
=[（0.1*r_gdp）2+（0.3*r_ser）2+（0.15*r_ job）2+（0.05*r_num）2+（0.15*edu_exp）2]1/2
結合1990-2012年相關數據的測算，我們得到了一系列的綜合行政效率指標。將這一行政效率指標按照之前的模型設定，進行新的穩健性回歸分析。結果匯報如表6。
在綜合測算得到的行政效率與公共支出的穩健回歸分析中得到了人均GDP，人均教育支出，第三產業比重，公共支出規模的2次項的5%的顯著性水平下的顯著結果。
可以得到擬合方程如下：
R_S=-325515.2+332719.7r_gdp+ 82755.47r_edu+ 186721.1r_str+ 9843143exp -7374649pub_exp2
結果顯示人均GDP增長速度的增加，人均教育支出增長速度的增加，社會經濟結構第三產業比例的優化都會對行政效率的提高產生顯著的正的效應的影響，而公共支出規模增長速度對行政效率的提高的影響表現出非線性形式。短期內，隨著公共支出規模增長速度增加，行政效率首先是增加的；從長期來看，當公共支出規模增長速度過度增加時，行政效率會呈現下降的趨勢。這一下降趨勢出現在拐點處，即公共支出增長速度達到或者超過66.74%時。
（微積分等于0求解出其拐點。拐點：d（R_S）/d（exp）=9843143-14749298* exp）
結論
對庫茲涅茨曲線對于行政效率與中國公共支出關系的猜想，在多種擬合方法下表現出不同的擬合效果。我們選取了擬合優度最佳的多項式的方程結構。在截面分析時，我們利用2009年83個地級市的數據構建了回歸模型，模型驗證了倒U型關系的存在，但是結果不顯著。因此，我們又在1990-2012年全國數據基礎上利用“加權重置理想算法”重新計算得到每一年的綜合行政效率，并利用這一結果進行新的穩健性回歸，結果顯示，人均GDP增長率，人均教育支出增長率，社會經濟結構優化率（第三產業所占比重）等對行政效率具有顯著的正效應的影響。經濟機理上解釋，人均GDP的增長反應了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這通過行政人員生活水平的激勵形成提高行政效率的機制；人均教育支出的增長則反應出公職人員的素質的提高對行政效率的影響；社會經濟結構的優化表明經濟發展更加協調，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職能更加明確，因此行政效率提高。
最終，我們通過擬合的方程測算出倒U型關系的存在。即公共支出規模剛開始擴張時，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當公共支出規模達到一定量時，行政效率的增長變緩，甚至降低。我們根據擬合方程計算出的這一變化的拐點大約在公共支出規模相對前一年增加大于或者約等于66.74%時，行政效率開始變得低下（見圖6）。
給我們的政策啟示：公共支出規模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投資，增加就業，提高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但是，規模過大的公共支出必然會對經濟增長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本文論證了公共支出與行政效率之間的倒U型關系，最終要指出的是：公共支出的規模并非越大越好。而是應該越有效率越好。本文從猜想出發，找到了相對合理的解釋方法，對后面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借鑒作用。
本文也還存在許多不足，一方面是相關的數學經濟理論不足，另外一方面數據可得性與處理過多過于煩雜，對于行政效率與公共支出規模的短期與長期效率―倒U型關系還有待廣大學者進一步的共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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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效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行政效率；電子政務；“BTOPP”系統
[作者簡介]徐成武，三明學院政治法律系2006級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學生；吳細玲，三明學院政治法律系副教授，福建三明365004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9)05-0016-03
提高行政效率既是行政主體實行行政管理的出發點，也是衡量其行政管理水平和效果的重要標志，更是公眾對其進行評價的重要指標。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了“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式、推進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的目標。為此，各地都把建設電子政務作為政府工作的一個重要工作內容來抓。紛紛啟動了電子政務項目。各地政府紛紛運用電子政務這種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手段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許多專家學者及團體公眾都對電子政務寄予了重望，認為電子政務可以改善政府工作作風，優化政府管理水平，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業績和效益，實現既可節約行政成本又可享受優質服務的行政目標，從而建立起一個大小適中而又高效的政府。而人們對電子政務的期望值與實際值之間存有較大的差距。現實的電子政務其行政效率并沒有人們設想的那么高。有人甚至對新興的電子政務下了否定的判斷。本文希冀以“BTOPP”系統為視角，進一步澄清電子政務與行政效率之間的關系，呼吁構建一個更為科學有效的電子政務系統以提高行政效率。
一、行政效率、電子政務及其關系的創新解釋
(一)內涵和意義的探索。從某種意義上說，行政效率是一個政府運轉是否順暢的直接體現，是政府的生命線。古今中外的一系列政府改革、變動都是為更快、更好地實現統治階級或者公共政策的目的、利益，用現在的術語就是行政效率的自覺追求。但是，在人類歷史的不同階段，行政效率的實現方式、手段受到不同因素的局限，因而行政效率的自覺追求受到了種種限制。而在高科技發達的信息化新時代，電子政務技術為行政效率的實現提供了另一種可能。行政效率及電子政務的內涵和意義可以作以下幾方面的創新探索。
1 電子政務的生長性。傳統的政府政務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現實性的、紙質化的、人與人的政務。只有很少部分的或者很不正式的形式，如廣播信息、報紙文字、電視新聞等，且都是處于政務處理的、告知階段。而電子政務的出現，使得政府的行政事務得以在新的環境、新的形式及新的介質下得以高效、快速地執行。當然，實現由人與人的行政關系轉變為人與機器的行政關系的過程是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盡管電子政務實現的還是人與人之間行政關系問題的解決，但如何實現行政主體與行政客體之間關系的完美銜接，并提升這種主客體解決問題的效率，是其發展的動力，也是其存在的基礎和必要。因此，電子政務在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空間。
2 行政效率的非目的性。通常所指的行政效率，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從事行政管理活動所取得的工作成果、社會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的比率。在傳統思維中，行政效率是行政產值與行政成本投入的比率關系，而行政主體在行政成本有限或是行政資源受到限制的時候，會對行政效率的自覺追求形成主體障礙。從行政效率研究的本質來看，行政政策執行的效果如何，必須充分考慮對所有行政客體的不同影響，即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不能以行政政策的執行效果如何來界定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而是以行政主體和客體對行政政策執行過程的綜合反應程度、多重反映結果來體現行政效率。進行行政效率的非目的性解釋，是為了防止行政主體單純追求高行政產值與行政成本之比值，而減少行政投入或者根本不投入；同時，加入了行政客體這一評價因子，可以更客觀、公正地體現行政效率，也可以促進行政主體切實提高行政效率。通過對行政效率的創新解釋，可以使我們對服務型政府的構建有新的認識，改變政府唯“率”是圖的公共機構形象。當然，這并不是說政府不再需要追求行政效率了，相反，政府更應該追求一種更全面的行政效率。
(二)二者的相互關系。自覺追求，是對電子政務環境下行政效率的回歸性意見。傳統的政務處理環境是行政主體占有主動地位，行政客體處于被動地位，行政事務是行政主體的獨有資源，行政客體只能處于被動接受的狀態。而在電子政務的新環境下，打破了原來的相互關系。在“G2G”“G2B”“G2C”行政事務處理關系中，行政主體(G)都將以電子數字的形式出現，而行政客體G(另一政府)、B(企業)、c(市民)也都以同樣的形式辦理行政事務。如此，行政事務的處理過程及結果，都將成為G、B和c對行政主體的行政效率的反應。通過電子政務，行政主體與行政客體的地位被自然撫平，而行政效率將成為二者的自覺追求。也就是說，行政主體單方面的行政效率將受到行政客體的監督和約束，這種經過監督和約束的行政效率才是真正的行政效率。這便是行政效率通過電子政務得到的真實回歸。
二、“BTOPP”評價系統中的行政效率
電子政務與行政效率的關系，盡管可以在自覺追求中實現真實回歸，但它們之間需要一個框架來牽線搭橋?！癇TOPP”系統是美國學者邁克爾?斯科特?莫頓(Michael Scott Morton)在其著作《90年代的公司(The Coporation of the 1990s)》一書中提出關于績效評估的測評系統。邁克爾?斯科特?莫頓的"BTOPP"系統如圖1所見：
在“BTOPP”這個系統中，各字母代表的意思是：
B――經營
跟所有的技術一樣，新信息技術也要符合政府服務和管理的需要，至少它們應該滿足內部對信息的需要，才能加強那條最終通向公眾的服務價值鏈。任何IT的應用計劃都必須跟經營戰略緊密相關。
T――術
一旦安裝好硬件設施，軟件就應該開始工作。系統必須和其他經營系統一起被構造，并能夠聯網工作，以確保正確的信息在適當的時間傳遞給適當的人。
O――組織
組織構建和重建的目的是實現大部分信息技術。但并不僅限于此，工作組的配置、辦公室和顧客服務設施都要受到影響。新技術的調整要花幾個月時間，甚至幾年。
P――過程
促使經營過程注重端對端的服務，看清并綜合II新的發展潛力。之后繼續不斷調整過程，以反映不斷變化的情況。管理實踐和工作程序很廣泛，要把它們調整到與重要經營過程相協調的地步。
P――人員
領導、公務員和公眾(包括企業、事業單位、公
民)必須學會如何使用信息系統。他們不僅要對軟件滿意，還要知道使用的技巧、動機和根據。他們必須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干什么的，技術是如何改變這些工作的。
可見，“BTOPP”系統其實是政府復雜的行政操作執行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在政府政策執行過程的引入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和行政操作執行系統的各部分相互協調才能發揮其作用。國外關于政府再造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在BTOPP系統這個全視角下進行的。該系統亦可適用于電子政務，有助于我們理解復雜的政府電子政務運營系統。通過電子政務績效評估標準――“BTOPP”系統的構建，對電子政務經營、組織、技術、過程和人員等五個方面進行詳細的效率分析。一些政府在電子政務項目的投資建設過程中，通常僅僅把它作為一個IT項目來看待，認為電子政務就是一套信息技術系統，只要交給一家專業的IT技術公司就可以開發出一套完美的電子政務操作系統。忽視復雜的操作執行系統、缺乏整體的協調運轉能力是導致現有電子政務系統的行政效率不高的深層原因。在電子政務實施過程中，我們必須思考這樣的兩個問題：一是電子政務除了信息技術問題。還需要考慮哪些方面；二是電子政務應該如何適應政府復雜的操作執行系統。這兩個問題在“BTOPP”系統的理論框架下都可以得到解決。
三、執行“BTOPP”系統，提高行政效率
邁克爾?斯科特?莫頓的“BTOPP”系統要求我們重視其復雜的操作執行系統的梳理和整體協調能力的開發，從而體現電子政務的“行政效率”。
(一)實行電子政務的市場化運作。以“經營”的理念發展電子政務項目。電子政務技術是以IT技術為基礎發展起來的。IT技術作為一項技術產品，其發展離不開市場運作這只無形的“手”的調控。電子政務技術也有同樣的需要。但我們省視一下現實發現，很多的電子政務項目建設依然是依靠傳統的行政手段運行起來的?！癇――經營”部分的兩個問題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的延伸。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當政府掌握著整個社會近80％的信息資源時，電子政務社會信息的作用能順利實現嗎?所以，在政府建設電子政務系統時應引入市場化運作，把這一項目當作市場業務來做，以提高電子政務的效率。
(二)實現IT技術從信息技術到行政執行方式、行政操作手段的轉化。電子政務在我國興起發展的時間并不長，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才是短短幾十年的發展時間。要想用這短短的幾十年時間所發展的技術取代已經被認識且熟用幾千年的政務過程，要有過硬的技術支持。行政事務本來就不是單一部門能夠獨立解決的，它需要多程序、多步驟甚至多部門的互相配合才能完成。所以，電子政務技術的發展程度，會影響到行政效率的高低。政府必須加大電子政務建設的財政投入，來促進電子政務技術的發展及轉化。
(三)深化政府改革，以滿足電子政務的建設需求。傳統的政府組織形式是按“人”來分配的，其行政執行程序也是根據人的操作步驟來完成的。而電子政務的技術將改變這種行政事務的完成形式。因此，適時適度地改革政府的行政流程，將是提高電子政務的行政效率的重要環節。根據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通過深化政府改革來適應電子政府的發展趨勢是順應時展要求的。
行政效率范文第5篇
關鍵詞：需求層次理論；行政管理；激勵；績效
一、中國行政管理中的激勵問題
1.約束不對稱、重監督而輕激勵
加強監督，對公職人員無疑是一種有效的、必要的約束。但監督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并通常具有滯后性和對公務員激勵的被動性，激勵成效有限。因此，除了加強監督以外，還應該強化內在激勵機制，從積極方面引導廣大公職人員敬業務實，拒腐防貪，從源頭上減少公務員的失職行為，并進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2.考核激勵的作用難以得到體現
考核激勵的作用機制主要通過將考核結果與公務員的獎懲、職務升降、級別和工資的調整等掛起鉤來，促使公務員積極工作，盡職盡責。而公務員考核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易產生考核誤差，影響對公務員德才表現的準確評定，影響考核對激勵功能的發揮。我國目前對公務員只進行定性考核，如某鄉鎮機關2007年年終考核，有48名公務員參加考核，除了4名公務員為優秀外，其余44名公務員均為合格，“不合格”一檔形同虛設。這種考核無疑有失全面和客觀公正，甚至沒有體現出考核的意義。
3.干部選拔機制中缺少激勵
中國的干部選拔機制中公平、競爭、擇優原則體現不夠，科學的具體的操作規范也不夠健全，干部選拔過程中缺少激勵，缺乏活力，必然導致利益分配激勵功能減弱。由于工資基本固定，收入與努力無關，與組織目標完成情況無關，其結果是、無所作為、消極怠工等“搭便車”現象反復出現。這從根本上說，不是某個人的過失和責任，而是在組織制度中缺乏競爭激勵機制所必然導致的結果。
二、需要層次理論及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1.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
美國行為科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H.Maslow）于1943年出版的《動機激發論》中提出了“需要層次理論”。馬斯洛認為，人的價值體系中存在著兩類不同的需要，一類是沿著生物譜系上升方向逐漸變弱的本能或沖動，稱為生理需要，另一類是隨生物進化而逐漸顯現的潛能或需要，稱為高級需要。據此，馬斯洛把人類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產生次序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1]。
行為學家們依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說，將需要的層次、激勵的因素以管理的策略對應成表，為管理的實踐提供指南[1]：（1）生理需要方面的激勵因素為工資和獎金、福利、工作環境，管理策略可表現為完善的工資和獎金制度、貸款制度、醫療保健制度、工作時間（休息），創造健康工作環境，住宅和福利設施。（2）安全需要方面的激勵因素為職位保障，意外事故防止，管理策略為安全生產生活條件、危險工種的營養福利制度、合理的用工制度、離退休養老金制度、健康和意外保險制度、失業金制度等。（3）隸屬與愛的需要方面的激勵因素為良好人際關系、組織的認同，其管理策略為和諧工作小組和良好人際關系、協商和對話制度、互助金制度、工會及其他團體活動、娛樂制度、教育訓練制度。（4）尊重需要方面的激勵因素為名譽、地位、權力與責任、被人尊重與自尊、與他人工資獎金之比較，管理策略為人事考核制度、工作職稱晉升制度、選拔擇優的進修制度、委員會參與制度與提合理化建設制度。（5）自我實現的需要方面的激勵因素有能發揮自己特長的組織環境、承擔有挑戰性的工作，管理策略為決策參與制度、建立攻關小組、提倡創造性工作、發動職工研究發展規劃、交給職工挑戰性工作和破格晉升制度。
2.基于需求層次理論的薪酬制度和靈活的福利機制
薪酬在人力資源管理激勵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薪酬因素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已經超出了物質激勵的范圍，成為兼具物質和精神雙重激勵的重要因素。美國管理學家孔茨曾指出：“金錢對那些撫養一個家庭的人來說要比那些已經功成名就、在金錢的需要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迫切的人，就重要得多?！盵2]
在中國公共部門傳統的人事管理中，公職人員的薪酬一直實行等級工資制，一般工資水平是社會平均工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實行高薪金的公務員制度，一位高級行政官員的年俸可以與首相相比。鑒于中國的國情，目前不可能實行高薪金公務員制，但近年來公務員待遇的提高體現了決策者們對薪酬因素的重視。目前，中國公務員薪酬提高的趨勢使得公共部門在與企業及其他行業爭奪人才的競爭中增加了優勢。但是，要使金錢成為一種真正有效的激勵因素，必須保證“在各種職位上的人們，即使級別相當，但給予他們的薪酬也必須能反映出他們個人的工作業績”。也就是說，薪酬應當與績效掛鉤，才能真正起到激勵的作用。目前，在西方一些國家，以往刻板的工資報酬制度正逐漸被以工作成績來確定工資級別的制度所取代。以工作成績來確定工資級別的制度是基于這樣的論點，即“公務人員的工資收入應該符合經濟市場的工資水平，并且不論公務人員之間可能存在何種差異，他們工資報酬的多少應該取決于其工作成績的好壞，工作成績越好，所得到的報酬就應該越多。這一論點意味著傳統的、強調統一的公務員制度應該被取代。盡管公務員無疑也會受到經濟利益的誘惑，但在以前，公務員作為一個整體有著強烈的服務意識，并將為公眾服務作為他們努力的目標。然而，金錢獎賞正逐漸取代這些無形的、但卻是真實的價值觀和激勵因素而成為招聘人員和提高其積極性的主要手段?！盵3]
3.權力激勵——公務員自我實現的需要
國家公共部門的公職人員掌握著人民賦予的公共權力，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對社會公共資源進行管理和盡可能合理地配置，以實現公共資源的效益最大化。在公共部門這個龐大的機器不停地運轉，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公共服務產品的過程中，權力始終都在對支配和使用公共資源的公職人員起著不容忽視的激勵作用。
公職人員處于何種行政職位，就擁有相應的行政權限，職位越高，所享有的權力就越大。公職人員在行使權力，滿足對物和人的支配欲望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中的最高層級——自我實現的需要，使自己越來越成為受人矚目和舉足輕重的人物。因此，建立并完善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中的權力激勵體制，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權力對于各級公務員的激勵作用集中體現在，為了能夠支配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必須在法律和制度規定的范圍內勤奮工作，取得顯著的成績，得以受到提拔，從而能夠行使更高職位上更大范圍的權限。
在建立權力激勵體制過程中，必須在廣大公職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中樹立起正確的權力觀，避免出現“為了掌權而掌權”的不良傾向。要明確公共權力是人們賦予的，是用來更好地合理配置社會資源，為社會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產品。合理的運用權力激勵，不僅能夠激發公職人員的工作熱情，進一步提高公共部門的行政效率，而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少權力腐化和腐敗現象的產生。
三、豐富激勵手段，完善公務員激勵機制
1.拓寬激勵渠道，注重加薪、休假等激勵方式
有時將公務員晉升到一個其無法很好發揮才能的崗位，不僅不是獎勵，反而使公務員無法很好發揮才能。在晉升中，并不一定是業績最好的人得到晉升就是公平。業績優秀者應該得到獎勵與表彰，但是否晉升到高一級的職位則更主要地取決于他們的工作能力與個性特點。這一點應在晉升標準與要求中明確說明，并在晉升人選決定之后加以解釋。對未能晉升的優秀公務員應有足夠的表彰與補償，以體現他們應有的地位與價值。激勵渠道多樣化有利于公務員合理地自我定位，從而可以不必將職務晉升作為自己的唯一目標，找一個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崗位好好發揮自己的專長。
2.在工作設計方面，盡量豐富工作內容
可以根據工作性質、內容，采取工作輪換、工作豐富化等工作設計方法，盡量豐富工作內容。對公務員工作內容的改善及對其工作行為的認同和獎勵，可以使公務員對自己的工作產生滿足感、成就感，從而促使工作不斷創新。如因人而異地安排工作，由于每個公務員個性特征、興趣愛好、職業生涯規劃不同，對崗位的要求也不盡一致，因而須建立崗位流動機制，使公務員能感到工作的樂趣。
3.打造和諧有序的行政組織文化
良好的行政文化凝聚了公務員行政智慧和行政實踐經驗。行政文化諸要素對于激勵機制的制定、激勵手段的確定、激勵機制的實施和激勵結果的兌現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4]。健全激勵機制的建立和作用的發揮以良好的行政文化為基礎，促進行政文化的建設，要鼓勵公務員樹立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意識，成為協調政府與民眾關系的主體，促進公務員對政府工作的主動參與，有效維護國家和集體的利益。如果能做到公務員都相信：職位只是分工,薪酬體現貢獻,那公務員就不會去追求層級的發展,而轉向關注工作的內容,這樣才會提高效率。隨著公務員整體素質的提高，群眾之間、干群之間溝通會更容易，健康和諧的人際關系氛圍會為和諧公務員隊伍建設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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